从另一种视角看远程教育质量提升的突破口问题——兼与蒋国珍、匡贵秋商榷抑或补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突破口论文,视角论文,教育质量论文,匡贵秋论文,蒋国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458x(2008)05—0027—04
《中国远程教育》杂志2007年第5期上，蒋国珍、匡贵秋两位同志在《远程教育质量管理：阶段性与突破口》一文中，立足于广播电视大学系统，探讨了远程教育质量提升的突破口问题。这一选题直奔远程开放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是紧要的研究课题。但文章几乎局限在远程开放教育系统之内，收窄了视野，忽略了大系统的影响，降低了文章的说服力和现实环境下的有效性。或许，我们将视野拓宽至远程高等教育，特别是独具特色的广播电视大学生存的空间，探索更多的影响因素，远程教育质量工程的建设便会多一些参考，解决问题的方案也会多些新意。
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大众对文化教育的需求，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加快发展进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与之同步进行，也同样走到了自身发展规模的高峰。“远程”的空间与“开放”的形态将广播电视大学改造为一个子系统，质量问题更多来自大系统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只不过这个固有的特点在今天显现得更为复杂了。
一、中国高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贝塔朗菲会指认远程开放高等教育为一个子系统，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甚至更大系统的各种因素会对这个子系统产生影响，总体压力会有相当大的比例落在我们肩上。
1.回望百年，中国高等教育今已处在极高峰并同时承受对应的压力
截至2006年底，我国高等教育各类在读生已达2500万人，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高点。这一数字意味什么？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受制于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水平，虽曾经多次兴盛，但没有今天的规模和内涵。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高等教育已有百余年历史，虽处在世界飞速发展时期，但中国社会理顺各种关系而安心发展的时间应在改革开放之后，高等教育依其起落，故而今日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是这独一的大发展阶段中的现象，还将延续。纵向说，中国普高招生，1953年8.2万人(董明传、毕诚、张世平，2002)，1977年恢复高考时招生27.3万人，2007年计划为567万人，这最新的普高招生规模，今日大略是30年前的21倍，54年前的70倍。横向说，世界高等教育进入高峰前期的1960年，全球学生总量为1200万人，1975年增加至3400万人(吴忠魁、张俊洪，1988)，后者只比我国今日高等教育各类在读生总量多一些。今天，我国有3000多所各种类型的高等院校，已是世界高等教育大国。回望历史，今日有巨大的培养压力；几十年后再回视，我们现今也许处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唯一的超高压力时期。
2.后看40年，规模或许稳定、或许一定程度上升，但压力会因经验而减小
《2002年中国教育绿皮书》提供了一组数据：若不考虑其他因素，我国高教学龄人口的变动可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2008年，学龄人口从9800万增加到1.17亿人的第一高峰；第二阶段是2009-2022年，学龄人口将持续下降到9300万人的低谷；第三阶段是2023-2033年，学龄人口不断上升，达到1.01亿人的第二次高峰；第四阶段是2034-2050年，学龄人口再次减至9000万人以下(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2)。
这一组数据说明，40年中虽有两个高峰和两个低谷，但对中国高等教育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即使低谷阶段，毛入学率的提升也不会使我国高等教育在读生总量降低，甚至会提高。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在读生将维持一个较稳定的高数量，因为高等教育已成为国家发展的主流成分，同时也是大众需求的热点内容之一。
不容乐观的是，扩招八年带来的诸多问题中质量问题较为显眼，对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划时代的，它将21世纪与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区分开来，开启出新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中国高等教育这一次重要变局的奠基人，负有历史的使命，将会长期处在高位的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要从我们这里接受经验和教训。
3.面对压力，谁接住了最艰巨的任务
中国的普通高考虽说今日有许多争议，国家也在探索改革的路子，但在今天它仍是我们各层各类高校选拔学生的有效工具。由于扩招，从高分至低分的金字塔录取模式下，录取成绩大幅下移，加大了不同院校培养压力的不均衡分布，培养压力过多地集中在取分偏后的高校身上。不从普通高考录取学生的成人高等教育体系，也要从就学历教育来说相对低端的社会“存量”中去获得生源，这使扩招后产生的影响更为复杂化。如果教育目标不作到位的分层分类的结构调整，巨大的质量工程压力将以过多的比例，加诸处在“边缘化”地位的成人高等教育系统或相类的成分上。
远程开放高等教育，以这样的视角分析则面临很大压力，电大系统的压力又远较67所普通高校网络学院大得多。在特殊的现实状态下，将发展的构想落于一个客观的定位作持久的努力，怕是必然的考虑。
二、我们必须针对远程学习者的现状思考培养问题
如果我们脱离远程学习者的现状思考培养问题，那是在研究犁铧而忽略了土地；如果我们以现阶段远程学习者的特点来考虑问题，笔者认为暂且不能希冀有大的成就，而会明智地求取小的作为，以稳实的进取来取得培养模式的最终成熟。
1.我们别无选择地承接了基础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的“未了作业”
《2005年中国教育绿皮书》就“十一五”期间我国教育发展与展望作了如下阐述：保证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应继续成为“十一五”期间教育发展的重点……，“十一五”期间，需要积极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尤其是要发挥其高中阶段教育“立交桥”功能，在规模和质量上适应和匹配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5)。这一阐述已经点明我国基础教育在近期仍存在不足，包括会给高中后教育带来一些特殊问题。
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扩容以来，从外部给广播电视大学生源质量带来了较复杂的影响。其一，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站在普遍高校的角度这么说：以普通高考录取率为例，高考录取率曾经长期稳定在30％左右，近两年来则大幅飙升，1998年才36％，1999年骤升至49％，2000年则更进一步达到56％左右，京、津、沪、辽、苏等若干省、市则已达到70％左右或更多。……由此带来的新问题是，新生录取分数线大幅下移，生源的质量也就明显地低于过去了(纪宝成，2002)。从那时至今，普通高考招生规模都很大，至2007年普高报考人数首次超过1000万人，录取率56％，不少省区录取成绩已达总分对折以下。这使得流入社会“存量”的非普高系统潜在生源质量低端化。但是，对远程高等教育来说，这不是高中教育阶段留下的关键性问题。其二，南京师范大学的杨启亮就高考指挥棒下产生的高中教育评价系统的弊端作了分析，他指出：我国基础教育评价的选拔性评价(下称“顶线评价”)几乎替代了底线评价，它过多关注顶线而忽视底线，许多考试胜出者的产生是以牺牲底线合格为代价的。他还指出：顶线评价实际上是在基础教育中演绎高等教育特征，所以异化了基础教育的基础性(杨启亮，2006)。笔者认为，中国高中教育的这一普遍现象，将原来能争取的“底线合格”作了一定程度的放弃，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学生成为我们的潜在生源。“基础教育的基础性”缺失给我们带来了三项作业：一是基础知识不足与高等教育相关学科对接产生了困难；二是高中阶段放松的成分中有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的培养；三是免不了学习精神的养成也过多地集中于中等线以上的学生。这三个问题都得由后续的教育阶段来思考对策。
2.远程学习者的远程学习能力问题
中国远程高等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是包括中央电大在内的68所高校，就目前看，所面对的学习者的远程学习能力状况是差不多的。南京大学的桑新民等认为：该系统中的学习者大多数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或不适合普通高校学习。在国外，这一群体多数是在职人员，其中有的还是学习能力较强，尤其是自主学习能力较强的学习者；而在我国，情况则大不一样，近几年我国远程教育学习者的队伍增长很快，其中很多学生难以适应自主学习要求比较高的远程学习环境(桑新民、李淑霞、孟红娟，2007)。远程学习者至此有了双重压力，一是学力不足加大了远程学习的难度，二是因之带来远程学习效能较低而容易挫伤学习热情。
3.从远程学习者基础的提升或培养目标的合理调整来解题
我们可以问计于历史，或者求诸逻辑，也许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其一，当今远程学习者的主体成分补上基础知识课程，由此跟进高等教育的内容，这起码是可研究也可实行的方法。开设预科，这在国内外高等教育的部分单元中都有先例，从教育规律上说是极其一般的道理。不过，这个逻辑上能通的道理，在现实中有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既是必做之事而又困难重重，这直接考验我们的应对能力。
其二，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研究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的多样化是完全必要的(纪宝成，2002)。许多专家都就这一问题发表了相近的看法，中国高等院校已形成各层各类的多元状态，在教育教学目标设置上划一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也是不科学的，分出层次已是当急的课题。但作为一个“工程”，其建立起完善的操作系统并接受实践的验证也不是局部的力量可以一举而成的。
三、时代特征下的社会影响要作研判
我们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远程开放教育摆脱不了时代特征。在当下的社会大系统中，诸多因素会累及我们，不知我们能否有化解之力。
1.经济体制转轨形态下的中国高等教育
在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是长期的，故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并非短期能够确立，这为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事业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教育质量受到冲击。连围墙中的那些知名大学都受到影响，何况广播电视大学的开放形态下的远程教育。开放教育试点才几年时间，虽然我们在招生方面一改上个世纪规模上裹足不前的状态，但是对持续性发展却没有信心，因为我们捉摸不透社会环境的演变，也估计不足政策保障的有效度。
2.关注社会人才识别系统的成长，那是对我们的教育成就鉴定的反馈系统
中国的用人单位和各种类别的人力资源中介，到了很成熟的时候会成为高等教育质量的验收器，会对高等教育的良性运行起到促进作用。但是，今天仍未达到这样的状态。人才识别系统的成熟也是受到很多困扰的，即使我们的培养成就有了一些积累，要得到社会的认可也是不容易并且大为滞后的。
社会人才识别系统不仅仅是用人系统，还包括社会民众的口碑，这些都基于我们的教育成果。所以，我们的质量提升工作，包括关注社会人才识别系统，成功与否得由他们来评判。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出来了，社会不一定能透彻洞察扩招以后生源质量的影响，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定位为大众所接受，即我们不是精英教育，而应该是符合客观层次的精良教育，这已是近期的很有难度的目标。
3.以边缘化身份接受超比例的高压力责任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成分之外，一直都有着起辅助作用的边缘成分，这是一种自在的成分，本不必引起讨论。在朗格朗提出终身教育论之前，成人教育早就是一个久远的存在，高等教育的成人成分也是如此。在现代意义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前80年中，成人走进高等教育或建立成人高等教育机构的事例并不少见，但规模都不大，影响较小。如前文提及1953年普高招生8.2万人，其中由工农速成中学考入大学的成人学生仅1500人；另一事例为文革中的“七二一大学”，规模很大，但那是不可认证的成分。
文革结束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急需大批人才，但12年的人才断层需要高等教育的大力发展。1977年恢复高考，普通高等教育步入正途；1979年广播电视大学建立，随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也开展起来，原有的和新建的成人高校合成为与普通高校对应的成人高等教育系统。高等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优质的人力资源保障。由于成人高等教育系统的招生规模有时很大，故而为社会培养人才的责任也增大，边缘化问题会对其产生直接影响。2006年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在读生达到700多万，已是1999年扩招前的一倍以上，培养压力是巨大。
广播电视大学以边缘化身份承担跨时空的远程教育重任，这早有学者提到其艰难之处。我们应该明白，只有做出很好的成绩才会被社会认可，这样的质量工程不是小工程。
四、远程教育质量工程的建设切忌步入“毕其功于一役”的误区
英国的“大学推广运动”已130多年，英国开放大学建校也有30多年，积淀的理论和经验经过了实践的长期考验。我们的开放教育项目做了8年，研究与实践并进，其成果有一些书斋味，实践的结果因此增加了一些困难。对比思考，或许我们理想化的构思不宜坚持，应该退一步考虑适宜而有效的发展方案。
为什么要采取低调的退守的态度呢？可以通过两个版本的“远程教育质量三角”的比较研究看问题。决定远程教育质量的要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先看一看“蒋匡版”的质量三角图示，如图1。
图1 “蒋匡版”质量三角图
若无误读的话，远程学习者或是隐含于过程性质量中了；或是远程教育的背景不作考虑，该图示是针对施教一方的子系统而言的。以前者说，那么人力资源质量也可隐含至过程性质量中，因为人力资源与远程学习者同为过程中的两个行为主体，以后者说，仅立足于施教方的子系统来考虑质量问题，那么“远程教育质量三角”便需要另一图示来做补充。所以，笔者提出另一种远程教育质量三角图(图2)。
图2 新的远程教育质量三角图
如图2所示，进入远程教育的行为主体不缺位(人力资源并入教学系统之中)，我们研究的最基本的系统结构完整了。钱学森说过：把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称为系统，即由相互作用的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的具体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钱学森，1985)。在完整的系统结构中寻找解决质量问题的突破口，视点的准确度也就高了。
以图1思考问题，在电大系统之内考虑提升质量，干扰因素要少得多，把握也要大得多。但是，在新的质量三角之中，“远程学习者”是负载了诸多社会干扰的要素，故而附于其上的广义的质量问题会给我们留下重重障碍，这在本文中已有分析。
解决“远程学习者质量”问题的困难极大，但不是没有作为点。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还得有诸多外在因素的配合，所以我们要有研究，要抓时机，要直面问题，问题会慢慢消解。
两个版本的“远程教育质量三角”，或有商榷之处，或可互为补充，都可作为远程开放教育的参考。远程开放教育时逢中国高等教育培养工作的高压力时期；我们要将对远程学习者的深切了解上升至帮助和提升，使之与远程教育更好对接；开放教育的特性指令我们应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研判；至此，我们方能作艰辛的努力，以使远程开放教育走向成熟。
本刊责任编辑注：文中提到的蒋国珍、匡贵秋同志的《远程教育质量管理：阶级性与突破口》一文，被我刊2007年第10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