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逻辑论文,现实论文,方式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5)10-0001-07 在高等教育领域，发展方式问题缘起于现代化进程中对教育发展路径选择的思考，它既是对高等教育发展本质与意义的最基本的认知和体悟，也是对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具体问题的一种理解和反应。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发展方式已发展成为一种解释力很强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需要转型，已成为各界公认的命题。 一、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型的历史逻辑 任何概念的出现，必然承载着某种历史过程和历史内容。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实际上是基于高等教育孕生与演变的历史长河以及高等教育多图式发展的历史事实而生成的人们对于高等教育发展路径的认识。每个重要发展阶段的背后都蕴藏着一种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它不仅连接过去与未来，也将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标注上独特的时代印记。对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进行本然逻辑的追溯，阐明高等教育诸种发展方式的发生背景，把脉高等教育转变的深层次问题，是自觉导航本次发展方式转型的迫切需要。 1.制度认同：萌芽期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 关于人类高等教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得很远，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直接渊源于欧洲中世纪。作为一种典型的制度机构，萌芽期的高等教育体现了把精神生活制度化的特点。正如拉斯达尔指出的：大学代表了一种将观念具体化为制度而实现理念生活的具体形式。与现代大学稳定、巨型的结构不同，欧洲中世纪大学是在组织制度的基础架构之上而发展起来的、由学生团体与教师团体形成的结构极为简单的组合。通过中世纪特殊的制度建构的力量和机制，将非正式、弥散性的高等教育活动具体化为高等教育制度，是此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式。尽管中世纪早期的高等教育还未形成独立的组织实体，但依靠“行会”这一有效的制度已经具备了大学的雏形，成为学者名流游学研习、传递并发展学识之地，可以说，中世纪大学就是借助“行会”这个制度外壳得以诞生的，并在此基础上创设了学士(Baccalauteate)、硕士(Master)、博士(Doctor)等各种资格称谓，逐渐发展为一套比较完善的学位制度。此外，中世纪大学还创建了大学基本的组织形式，形成了学科制度、学院制度、教学组织方式、考试制度等基本的组织架构，这些制度体系是中世纪留给现代社会最有价值和最丰富的遗产，也成为当时中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力。 2.职能拓展：成型期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世纪大学这个传统的高等教育形态与高度发达的现代高等教育形态之间存在着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这种过渡体现在时间意义的变化上、组织结构的变化上、精神文化的变化上，更体现在大学职能的变化上。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高等教育需要新的活力，新的活力来源于高等教育自身基因式的变革，也来源于高等教育体系外部的系统性压力，这种内部自组织变革和外部的系统性压力使高等教育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变革就是在坚守本质与适应不同时代的期盼和不同社会情境需要的过程中，使高等教育的职能、结构经历再构思、再表达、再变换的过程，进而实现高等教育的转型升级。中世纪第一批大学扎根于宗教神学，以培养有学问的僧侣为首要使命。随着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转型，在经过柏林大学改革、《莫雷尔法案》与赠地学院、“威斯康星思想”和“斯坦福—硅谷模式”等标志性事件之后，高等教育通过职能的拓展实现了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过程。纵观整个高等教育演化的历史，大学职能的拓展虽然经常表现为以一些偶然事件为结点，如柏林大学的建立，拓展了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职能，“威斯康星思想”和“斯坦福—硅谷模式”的出现将世界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个基本职能连接在一起，但这些偶然事件也包含了一种必然的规律。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大学职能的每一次演进，都会在高等教育领域引起连锁反应，特别是引发了各职能的重新定位及新老职能的协调适应。[1]高等教育机构根据不同时代的期盼和不同社会情境的需要，通过职能的拓展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意义大学的转型。职能拓展的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是外部环境变迁对高等教育观念和实践发生的作用，也是高等教育在渐进式的演化过程中依据自身逻辑完成的价值、理念、功能、模式等方面的继承与超越。 3.外延扩张：成熟期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 高等教育潜存着一种能力，即能够不断适应永恒变化的社会环境，调整自身的规模、结构和功能，从而开拓发展思路，实现进一步发展。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一方面，高等教育概念的外延在不断拓展，如二战以后，在正规的“大学教育”和“学院教育”之外，又勃然兴起了社区学院、短期大学、远距离高等教育等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使高等教育的层次、类型更加多样化。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本身在满足社会需求的时候也具有一种追求规模化的倾向，期望为更多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通过教育投资为更多的人提供平等发展的可能性。大学追求规模化的结果是世界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模式”开始向“大众化”迈进。1961年10月16日至20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华盛顿召开经济发展与教育投资大会，对西方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其中包括增加教育投入、扩大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到1975年，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65年的不到15％，提高到20％-30％。[2]我国于1999年宣布高等学校扩招和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经过十几年的超常规发展，在校大学生人数从1998年的780万人增加到了2013年的3460万人，毛入学率由9.76％提高到34.5％，规模跃居世界第一，成为高等教育领域变化最大的国家之一。 4.内涵发展：变革期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 内涵式发展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基本发展趋势，也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正在进行时”。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相对于规模发展的质量发展，是相对于粗放发展的精细化发展，是相对于同质发展的特色发展，是相对于模仿发展的创新发展。回顾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历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质量、结构、公平以及制度”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改革主题贯穿其中，说明内涵式发展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我国高等教育在经历一段时间超越常规的扩招之后，积累的结构、质量、体制、效率、公平等诸多矛盾与问题已逐渐显现，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质量诟病与质疑的声音逐渐高涨。可以说，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又一次站在了发展方式选择的十字路口，党的十八大因此明确提出了“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要实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必须把“加快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作为我国今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历史告诉我们，大学之所以能延续千年不衰，正是通过适时地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了在适应社会需求与尊重自身逻辑之间的平衡。显著的外部驱动与教育内部纷繁复杂的问题同期并存，往往是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时机。高等教育作为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一方面在与外部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中改变着固有的思维定式，另一方面又在遵循自身运动逻辑与内部驱动力量的作用下摆脱因袭的教育发展方式。在内外部两种动力的张力作用下，实现从低级向高级、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可以说，一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就是高等教育在社会需求的交互作用下，并依附于自身的内在逻辑与运动规律而不断调整发展方式、不断探寻先进理念的引领、践行新的改革范式的历史。只有全面深入地把握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演变的历史逻辑，才能超越模式化的简单模仿，从而把握自身，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有机结合。 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型的现实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重点和阶段性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规模增长动力趋于弱化，高等教育向形态更高级、格局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新常态。近年来，高等教育在取得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滋生和显露了诸多问题。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实质上是大学发展空间的困扰；高等教育改革出现的困境实质上是大学发展方向的迷茫；高等教育积累性的改革难题实质上是根源于大学改革和发展内生动力的缺失。当前，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外部因素和重大关系正在发生着系统性的深刻调整，提醒并强化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方式问题的关注。 1.处于历史拐点的高等教育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高等教育以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方式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特别是人口基数和人口结构基础上的。随着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的持续减少，以及适龄生源教育需求结构的改变，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增长赖以存在的条件已经变化。一方面，高考报名人数随着适龄人口的减少而相对减少；另一方面，每年又有数以十万计的应届考生因就业、家庭经济条件和高昂的学费压力等外界原因而选择理性弃考；另外，随着个人发展路径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高考生放弃国内高考，而选择出国留学。这些新变化必然引发部分高校的生源危机，使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空间受到限制。此外，在质量方面，因创新能力不强、就业质量不高，政府、社会、企业、家长、学生对高等教育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满意；在教育经费方面，财力补充不足与资源市场化配置趋势相互作用，使大学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正面临挑战；在管理层面，因管理粗放导致招生、采购、基建、科研等领域的问题迭出。潜在的或已经发生的生源危机、质量危机、财政危机与粗放的管理交织在一起，使防范大学发展风险成为不容忽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实践证明，高等教育的外延式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和建设高人力资本竞争力国家新目标的确立，强烈要求高等教育更加重视质量提升、更加重视结构优化、更加重视改革驱动。传统的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动力将逐渐弱化，因应社会需求的高等教育质量空间开始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新的增长点。当前，高等教育正处于一个由量变向质变的关键时点，这不仅预示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处于一个新的发展格局中，也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将迎来发展方式的阶段性转变。 2.后重点学科时代高等学校需要重新明确发展方向 在传统的相对集权的管理模式中，大学已习惯于依照教育行政部门的文件精神及指令办学，导致发展方向、发展重心和发展轨迹的锁定，使大学迷失在一条固定的演进路径中，形成了遵循教育行政部门所倡导的价值去发展的路径依赖。当前，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就是重点学科制度调整对大学的冲击。重点学科制度是特定时期我国大学学科建设的权宜之计，但由于行政权力的深度介入以及制度安排本身所固有的路径依赖[3]，重点学科制度最终成为引导我国大学发展的一项根本制度，它将资金、资源、权力等内嵌其中，成为长期以来高等学校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挥棒”。随着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变革，取消国家重点学科的审批，成为教育核心行政权力下放的新切口。但在后重点学科时代，新的教育问题“接踵而来”，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高等学校处于“迷茫期”。一方面，原有的围绕重点学科建设所设计的战略、规划、方案无法适应新形势，导致学校发展目标模糊；另一方面，学校在重新整合各项目和平台资源的过程中，因资源流向和资源流量的盲目性使资源配置格局有所偏失；同时，国家重点学科是凝聚人才的重要平台，取消国家重点学科这个“指挥棒”之后，学校在人才建设机制方面也出现问题。这些问题是后重点学科时代学校整体发展路径、发展重点和发展目标缺失的结果。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放和办学自主权的扩大，给高校带来了机遇以及无法回避的挑战。解决后重点学科时代高等学校发展的“迷茫”，要从深层次的战略转型来实现。要进一步凝聚价值信念，明确内涵发展的着力点，形成学科优势和办学特色，同时，努力提升战略管理能力和办学水平，重新规划和整合教育资源的配置，使学校办学自主权与治理水平同步提升，使我国高等教育走出范式迷茫并实现新的可持续发展。 3.社会转型大背景要求解决高等学校的发展动力缺失问题 受体制、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中，一直存在着因利益而生的外驱力比较强劲、因责任而生的内驱力明显不足的问题。内生动力不足是困扰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根源性问题。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外部，行政部门的政策驱动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和方向。无论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启动，还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以及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都是在政府的顶层设计下推动的教育改革。大学改革和发展依附于外部动力机制的强力推进，相关政府部门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而大学的主体理性难以得到彰显，大学的自主权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高校主动争取社会办学资源的能力和自我提升质量的能力。[4]另外，在制度环境方面，由于与传统计划经济相配套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还发挥着作用，而与现代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尚未健全，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动力在本质上依旧是由政府行政性推动的“诱致性发展”占主导地位，由高等学校内生力量主导的“自主性发展”还远没有在我国高等学校中扎下根来，内生动力仍然处于“无根”的飘浮状态。随着高等教育管理方式的变革，政府将逐渐退出对高等教育的全面管控，现代大学治理模式以“管、办、评分离”为特征，形成政府、社会和大学三个主体共同参与的基本治理格局。在新的体制框架下，牵引高校发展的外源性动力将逐渐弱化，增强内生动力是新时期我国高等学校发展的一个重要价值选择。内在驱动而非外部驱使成为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卓越化发展的精神根基，也是国家推动一批大学最终走向学术繁荣的深层动力基础。 总之，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型，既是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逻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理性选择，也是高等教育纠正发展偏差、解决现实问题、回归教育本质、实现高水平发展的内在需要。 三、新一轮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内蕴结构 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实践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也不是某一局部或某一领域的简单调整，而是涉及理念、战略、制度、模式重构的系统工程。其中，理念的转型是成功转型的前提，指导着整个高等教育的运行；战略的转型是成功转型的实体，仅有理念而没有行动的落实是空洞和苍白的；模式的转型是成功转型的核心，是对高等教育发展动力的一种顶层设计；制度的转型是成功转型的保障，只有科学的制度才能确保高等教育的规范运行。 1.理念变迁是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前置性因素 教育理念对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影响是深层次和全方位的，历史上每一次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都意味着以新的理念和视角来重新审视教育发展，以新的范式来认识和重构教育体系，以新的方式来重组教育活动。当前，围绕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目标定位，应进一步强化教育理念在教育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引领作用，使新的教育理念成为大学、政府与社会的一种共识，成为思考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型的出发点与价值追求。在这一总体目标下，卓越的理念无疑成为高等教育最重要、最关键的教育命题之一，具体而言，我国高等教育要形成一个宏观上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微观上实现学生全面自由发展的多样化的发展格局；要把公平的理念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范，以保证我国高等教育满足多元主体的需求，为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提供平等的权利和机会，采取“连续的国家行动”推进高等教育逐步从浅层的“机会公平”到深层的“质量公平”的提升；要把效率的理念作为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则，强化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促进办学效率的提升和发展新动力的形成；要把协同的理念作为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导向，打破不同主体之间的各种边界和壁垒，建立“主体要素”的协同机制，形成发展合力；要把以人为本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终极追求，努力实现教育本质的回归，让“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 2.战略转型是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实体性变量 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型必须从战略层面进行谋划，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学校发展状态的交汇点上寻找战略转型的着力点与重大主题。通过发展战略的调整，寻找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愿景，探寻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路径。通过更优化的战略设计，提升发展的方向性、科学性与针对性，协调各环节的关系，有条不紊地推进。既要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整体性思考、综合性设计与系统性规划，又要注重提升大学自身的战略管理能力，使学校成为教育改革发生的策源地。具体来说，当前高等教育战略结构体现为三个基本逻辑向度：一是卓越化发展战略，重点是改革推动与顶层设计，转变现有的资源配置模式，引入绩效评价的理念，促进高等教育内部的合理竞争和大学发展范式的转型，提升大学战略发展能力，激活高等教育活力；二是教育结构的再优化战略，重点是优化普通本科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结构关系，打通职业教育、普通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之间的纵向通道，满足经济新常态、教育新常态的发展要求；三是创新驱动战略，重点是增强创新意识，培育创新文化，使创新成为大学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习惯，通过自主创新、产学研合作创新、大学—政府—社会的协同创新，实现大学的高水平发展。总之，我们需要用战略转型的方式解决新时期高等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特别是依靠资金、要素投入驱动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依赖等问题，通过提高战略把控力、政策支撑力、制度凝聚力、风险应对力，防止高等教育改革被碎片化和表象化。 3.模式转型是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要素 选择什么动力驱动的发展模式，是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问题。现今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着许多问题，其根本原因不是教育资源匮乏、教育力量不足、教育人口众多，而是系统性的理念、制度、体系的创新和建构不足。立足于某种单向度的、外部动力为主的改革路线，必然造成改革主体的身份错位和教育的要素性、价值性与机能性流失，使教育改革陷入一种持续未完成的状态，难以实现永续发展。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内生需求”被各种“外部压力情境”全面替代，这种完全由政府设计转型目标、方式、方法和时间节点的转型模式，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言，其实是不太有利的。要探索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型的深层进路，就必须回到大学发展动力的这个基本问题上。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处于承前启后的转型期，通过重启高等教育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政府集权管理的体制惯性，不断完善制度体系、推进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激发和凝聚学校改革与发展的内生动力，这是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具有全局性、突破性的重大问题。就此意义而言，在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价值取向或许并非是过多的外在强化、功利诱导与正向刺激，而是如何营造一个呵护每一所大学内生动力、自主选择与自我发展的制度环境。因此，要重新审视高等教育改革的逻辑与力度，深入推进全面综合改革，超越传统的外生动力为主的教育发展模式，不断催生高等教育的内生力和内部驱力。高等教育的新一轮发展应以强调大学内在潜力、内在禀赋、内在资源和内在创造力为重点，使大学真正成为转型的主体，使转型成为每一所大学的自觉行为，这也应成为未来高等教育一种实实在在的发展常态。唯有在这样一种常态化的教育发展方式中，每一所大学才有可能按其所能在各自领域将潜能、优势与特色最大限度地发挥，这才是保证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只要各方面工作到位，内生动力就能在高等学校释放强大的能量，推动高等教育走向转型发展的快车道。 4.制度创新是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保障 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型需要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要不断走向新的高度、新境界，就必须站在制度理性的高度，着力解决制度环境中凸显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从创新制度环境的角度思考我国大学的整体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在国家层面，要强化顶层设计，注重综合改革，以健全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制为目标，全面发挥现代教育制度体系的集成效应和综合效应，释放制度改革活力，打造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引擎和新动力。在区域层面，要体现省域高等教育的整体性思考、综合性设计与系统性规划，建构一个开放、多元、包容的结构体系，通过区域整体规划、分类评价、分类管理等管理体系和新机制的构建，促进每一所大学的特色向整体结构优势的转化，即只有每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大学凝结成有机整体，才能增强高等教育的整体适应性和区域竞争力。在学校层面，要通过系统调整实现现代大学制度体系的建构，提高运用制度有效治理现代大学的能力，特别是战略发展、科学决策、有效执行、民主监督等现代大学治理的核心能力，通过不断改革创新释放大学发展的动力，维系教育发展质量，推动高等教育的有效发展。 四、推进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需要重视的三个现实问题 为进一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型，不仅要从理念、战略、制度、模式等不同维度持续深化改革，还要解决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 1.建构双赢的教育转型范式与协同的发展机制 作为镶嵌于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可以通过协同作用产生一种共振效应，从而形成双赢的发展格局。从理想的状态来讲，高等教育发展应是大学内在发展逻辑和社会需求在协同发展中寻求共赢的过程。[5]但受市场与利益驱动等因素的影响，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已经出现了偏差和错位，大学“存在着把社会欲求混同为社会需要的迷失”[6]；“大学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汇、融通与较量中，已有的大学理性不足以引领社会而起主导作用，不得不退居从属乃至附庸的地位”[7]。一些大学存在着变成一个权力主导的行政机关、一个利润驱动的企业、一个纯粹的科研机构的危险。因此，破除高等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单一适应论”，树立“双向协同”的理念，确立双赢的发展格局，实现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所谓“双向协同”，其实质是高等教育双重属性的一种延伸，高等教育要兼具适应性与超越性，并在二者之间维持一种平衡。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新型关系是一种双向建构的过程，二者互为动力。也就是说，高等教育要适应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社会也要尊重高等教育在适应性之外还存在的超越性使命。一方面，高等教育要主动融入和服务“四个全面”战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引擎”；要强化知识的生产、创新和应用，构建立体的大学网络，使各大学所代表的“点”，及其与企业研发机构、科研院所交流合作、服务区域时所构成的“面”，能够相互结合，形成分层次、网络状、动态性和开放式的组织结构体系。[8]另一方面，社会要为大学的超越性留有空间，营造有利于大学超越性发展的外部环境。大学自身必须在保持弹性与保持距离间找准位置；必须处理好与社会的三种状态，即在体制改革等层面保持好跟随关系，在人才培养等领域处理好伴生关系，在文化建设和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好引领作用；必须努力实现适应社会与坚守大学本质的平衡、适应需求与适度超前的平衡、服务与引领的平衡。 2.以治理和善治为方向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有学者认为，推动高等教育在发展方式与治理方式上的双重转型，是新常态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最为关键的两大任务。[9]本文认为，治理方式转型是发展方式转型的题中之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建设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当前，应重视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实现赋权幅度与履权能力的平衡。在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逻辑框架下，政府放权与大学有效履行权力之间是双向互动、互促共进的动态过程。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如何防止出现管理权限“放乱收死”的恶性循环，提供行政性分权理性化、制度化的保障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制度体系上设计出保证扩权的幅度、节奏与履权的能力相平衡的途径与方法。不断提升大学战略管理能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其次，构建责任约束与利益驱动两个支点。既要为高等教育扩权、扩容搭建制度框架，明确各主体的责任边界，强化责任约束力；又要建构科学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调动各责任主体想为、敢为、有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三，实现完善制度与优化制度伦理的和谐统一。按照依法治教的要求，切实加强法律、规章和制度体系建设，在制度体系建设中突出公平、高效、民主、和谐等理念，提高教育管理过程中的参与度、回应性与透明度，发挥制度伦理在制度建设中的指引和导向作用。 3.重视国际化与信息化的双轮驱动和催化作用 国际化和信息化对传统高等教育的冲击进而引发高等教育变革和新的教育形态的出现，已成为高等教育正在经历或即将面临的现实。在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型的进程中，我们要深入分析全球化和信息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探讨教育国际化和信息化的发展逻辑，寻找国际化和信息化在基因层面的匹配性及其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影响，进而确定高等教育转型的方向和发展目标。一方面，面对高等教育新形势和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我们要重视国际化与信息化的双轮驱动和催化作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信息化为教育活动创造了无边界平台，克服了传统高等教育活动的物理空间、局域和时间约束，以一种悄然无息而又不可逆转的趋势颠覆传统的高等教育组织结构，重构新的高等教育存在形式，进而在结构层面彻底改变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我们要将国际化和信息化融合在高等学校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决策中，寻找国际化与信息化的结合点，实现双轮驱动、两翼共振、协同前行、相映益彰，改变高等教育现有的格局，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发展。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和信息化的趋势下，我国高等教育要加强“引进”和“输出”的双向型国际化战略，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注重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推动高等教育治理方式、教学模式、教育理念的变革，树立国际化观念，培育国际化课程，打造中国高等教育品牌。还要因地制宜，注重根据不同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教育国际化和信息化发展的不同模式。以慕课(MOOCs)为例，作为一种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形势，慕课将高等教育从工业时代带入到数字时代。大学要把握慕课浪潮所带来的历史机遇，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做好全面的市场分析，找准自身定位；凸显自身特色和比较优势，避免消减优势；拓展发展空间，创新发展模式；扩大服务领域，加快推动服务模式变革；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积极培养复合型人才；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积极推进智慧校园建设。通过信息化与国际化的双向路径，创造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新空间，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系统优化、质量提升和全球发展。 收稿日期：2015-09-16标签：现代大学制度论文; 大学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质量理念论文; 过程能力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高等学校论文; 逻辑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