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学习江泽民同志十五大报告的体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江泽民同志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准确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五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大会，会议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五大结束后，中央办公厅有个通知，要求学好十五大文件，特别是学好十五大的报告。《通知》里讲了三个问题，一是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十五大精神，二是要理论联系实际，三是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领导，把学习组织好。我根据这样一个精神，也结合江泽民同志5月29 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报告，主要想从理论上讲一下全面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问题，副标题叫做学习江泽民同志十五大报告的体会。
十五大报告的内容十分丰富，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国防、政权、党的建设各个方面。要把握这个理论，就要求全面、准确。
第一个问题，讲一下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十五大召开之前，人们很关注十五大的召开，所谓关注是关注两件事情，一个是走什么道路，第二个就是人事的安排。十五大报告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举什么旗帜呢？举邓小平理论这个伟大的旗帜，邓小平理论既继承了前人、又突破了前人的某些论述，把认识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说，可以说有三块里程碑。第一块里程碑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这块里程碑上写的是“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不可避免的矛盾，讲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就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第二块里程碑是以列宁和毛泽东为代表的，这块里程碑上写的是“社会主义如何胜利”。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就形成了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就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第三块里程碑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这块里程碑上写的是社会主义胜利之后如何巩固和发展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邓小平理论的实质就是初步地、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建立之后如何巩固和发展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因此我们党和国家才可能在苏联东欧巨变的情况下立得住，这就表明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所以十五大的中心议题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而且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又写入了新的党章，这也是十五大的重要成果。所以学习十五大报告首先要把握旗帜问题，把握邓小平理论问题，把握这个理论的实质。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际环境论。十五大政治报告指出，邓小平同志以更加宽阔的马克思主义眼光，冷静地分析世界，对世界的时代发展、国际形势的总体做了一个新的概括。总的来讲，就是当苏联解体之后，当今世界和平发展是主流，或者叫做和平发展的时代，世界战争暂时打不起来，这对我们发展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我们的任务就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还面临着严峻的压力和挑战，是讲的机遇和挑战并存。讲我们这个时代是和平发展的时代，讲国际形势和平发展是主题、主流，这是从哪个角度来讲的呢？是从苏联解体之后，冷战体系瓦解了，世界开始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来讲的。多极化讲的是什么问题呢？它讲的是当今世界的各种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在重新组合，各类矛盾在重新调整，由于力量的这种重新组合，多极化的这种发展，它与两极对峙相比，就叫做力量分散。两极对峙，讲的是两大力量集团，那是最容易打仗的，两次世界大战相继暴发，都是两极对峙的结果。现在两极对峙瓦解了，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力量分散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其中的哪一极，包括最强大的美国这一极，也无力独立挑起世界战争。所以小平同志说，国际将出现一个相对缓和的形势，和平发展是主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发展的机遇。那么讲和平发展是主流，除了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之外，还要判断我们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现在我们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从总体上说，叫全方位的和平友好，这是建国以来最良好的历史时期了。在这之前，我们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大体上就是和一部分国家的关系非常之紧密，和另一部分国家的关系非常之紧张，而就和某一个国家的关系而论，也往往是紧张了缓和，缓和了紧张。断断续续地和周边国家处于一种交战状态。而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个全方位的和平友好的周边环境，叫邻里关系。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发展的机遇。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讲到，能否抓住机遇，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我们党在以往的历史过程中，也曾抓住过某些重要机遇，可也丧失过某些机遇。比如建国之后，我们就连续丧失两次极好的历史机遇，一次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二战之后世界经济大调整，日本、德国抓住机遇，经济就迅速起飞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正在搞人民公社化，正在抓阶级斗争。第二次机遇就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亚洲四小龙抓住了这个机遇，迅速地实现了现代化，而我们这个时候正在如火如荼地搞“文化大革命”。我们连续两次错过了极好的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就进一步拉开。可以说，我们的经济发展落后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那么现在机遇又出现了，我们抓住抓不住，这对我们无疑是个十分严峻的考验，这次我们抓住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接着提出改革开放；由于抓住了机遇，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了当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我国的生产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抓住机遇这样一种思想，也并不是说一直是坚定不移的，有的时候也难免出现某些动摇，特别是当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出现某些动摇。针对这样一种情况，1992年初，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又再一次地强调，现在我们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主要是发展经济，接着他又讲了两句话，说我最担心的是丧失机遇。机遇一丧失，几年就过去了。这种发展的机遇对我们来说也并不多得，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讲的是我们还面临着严峻的压力和挑战。这种压力和挑战包括了经济和科技的压力和挑战，政治的压力和挑战。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高于我国，使我们在竞争中面临着沉重的压力和挑战。另外，在政治上，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之后，加紧对社会主义中国搞分化和西化，力图搞垮我们的党，搞垮我们的国家，这个压力也是很沉重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讲了三大历史课题，其中第三个历史课题讲的就是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之下如何抵御西方国家文化垃圾的侵蚀，如何抵制西方国家分化、西化我国的图谋。所谓分化就是要分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国家的发展轨道，共产党下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西方国家分化和西化我国的阴谋得逞，对我们就是一个亡党、亡社会主义、亡国的问题。所以江泽民同志前几年在讲话中还多次讲到忧国忧民忧党。这样一种压力就是严重的政治压力，尖锐的政治挑战，这是我们不可以低估的。所以现在讲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讲国际环境，我们就处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我们既有机遇，又存在着严重的压力和挑战。
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本身也面临着严峻的压力和挑战。苏联解体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急剧地处于低潮，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军对垒当中，总的战略态势是敌强我弱，敌进我退。敌强我弱讲的是资本主义强，社会主义弱，讲的是力量对比。敌进我退，讲的是战略态势，资本主义现在是采取战略进取的态势，社会主义采取战略保守的态势。大家知道，小平同志讲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善于守拙，有所作为”，讲的就是战略防御、战略退却方针。在帝国主义战略进攻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阵地丢了一块又一块的情况之下，小平同志强调要冷静冷静再冷静。讲沉着应付，再沉着它属于应付，不是大踏步前进；稳住阵脚，不是抢占敌人阵地，而是自己这块阵地别丢了；韬光养晦，就是“刘备在曹营”的策略。决不当头，话讲得很死。一当头，矛盾全引到我们身上来了，我们自身力量也不够。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决不当头，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管不了那么多事情了，管好自己就行了。至于讲“有所作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敢讲大有作为，什么叫“有所作为”？稳住中国这块阵地，用小平同志的话说，只要中国还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就是有前途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下，特别需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全党，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这是具有全局性的问题，是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信念动摇，弄不好就全局皆输，而在这种情况下，又极易动摇，因为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前不久中央领导在中央党校的结业典礼上，讲到一个地方对后备干部特别是准备将来提拔的后备干部搞了一次调查，结果相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不到50%。这就是咱们的危险所在，也就是我们的任务沉重之所在。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就某一个党员、党的领导干部来讲，如果不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你就不称其为一个党员，也不配做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如果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又不相信社会主义，我看也活得别别扭扭，这种情况现在也不在少数。如果经过教育仍然不能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我倒主张这部分同志离开中国共产党。怕就怕又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又不相信社会主义，还不得不喊社会主义，这就变成了两面派，我们国家将来如果出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全面把握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要立到这样一个高度。
第三个问题，讲一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论，或叫发展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就提出了改革的任务和要求。要吸收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科学技术成果，就必须开放，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今天讲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观，也就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而推导出来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观的基本要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作的政治报告标题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讲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时候，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也是讲的全面的。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往往容易出现偏颇，一讲全面发展，就丢了经济建设为中心，一讲经济建设是中心，就忽略了全面发展。所以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才批评一手软一手硬，坚持两手都要硬，就是全面发展。党的基本路线简单地概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如果是在对党的基本路线总体表述和全面把握的情况之下，这样简单概括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对党的基本路线缺乏总体把握，仅仅就讲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往往就偏颇了。党的基本路线完整表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和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群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富强是讲经济发展，民主是讲政治发展，文明是讲文化发展，也是讲全面发展的。把握这种发展观，才能避免我们工作走向偏颇。
仅就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论，严格地说，这是个马克思主义常识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来都是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毛泽东同志也是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只不过后来有所偏颇。延安时期是以战争为中心，夺取政权为中心，即使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毛泽东也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也得搞经济建设。在民主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讲到我们长期以农村为中心，夺取政权为中心，这个任务即将完成，我们将进城了，将以城市工作为中心了，城市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其它工作，党的工作，工会的工作，政权的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转动，而且谆谆告诫全党，我们其它工作切不可以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乱碰乱闯。建国初期的头三年，叫三年恢复时期。恢复时期的基本方针、基本口号是为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八大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针，所以八大路线是正确的，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从56年下半年起，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再加上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对形势的判断出现失误，结果把党的方针逐渐转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上来了，放弃了经济建设为中心。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达到高峰，造成了全局性的错误，严重地破坏了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全局失误的情况下，毛泽东思想同志还是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把工作重心再一次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是个历史的否定之否定。邓小平同志讲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扭住”这两上字讲得再形象不过了，那么就是将来打起仗来的时候，一方面打仗，一方面搞经济建设，打完仗，还是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永远都不要动摇。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分析我们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为什么缓慢呢？体制不合理，有弊端。这就提出了改革的任务，逐渐地形成了党的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要牢牢把握住党的基本路线，不然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就很可能出现偏颇。
第四个问题，讲一下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观，或叫改革理论。
我们的改革，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其它阶段的改革，而是初级阶段的改革，这是改革的大环境。在改革深入发展、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今天，我们认真地学习和全面准确地把握邓小平关于改革的理论，是极端重要的，既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邓小平改革理论的要点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邓小平讲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是巨大的社会变革；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讲到，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通过改革来推动的，讲的都是这个问题。第二，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第三，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和完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第四，改革是有风险的，这风险有大风险，有小风险，小风险是社会矛盾激荡，人民群众游行示威，出现政治风波等等，大风险就是整个社会主义翻车，共产党下台。把握邓小平的改革理论，最低限度是把握住这四点，而我们有的时候只把握住一点，一讲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就忘了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一讲改革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忘了改革是有风险的，所以要全面把握邓小平改革理论。
我们纵观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这个问题上，大体有三类情况，一类是根本不改革，象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均属此类。根本不改的结果是共产党下台，资本主义复辟，天下大乱。这种情况说明了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不改革不行、不改革死路一条。第二类情况是苏联和东欧的某些国家，进行了改革，提出了改革的任务和要求，甚至可以称为激进的改革，但是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结果改革失败了。改革失败之后，就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导致国家分裂，导致天下大乱。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失败证明了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也不行，也是死路一条。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两种倾向都曾有过，所以我们要借鉴苏联东欧的教训。第三类情况就是中国，既提出了改革的任务和要求，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共产党的领导，结果我们的改革取得了成功。因为我们改革取得了成功，我们就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就增强了综合国力，就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才可能在苏联东欧巨变的情况下岿然不动，这是改革之功。它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能力，社会主义是有优越性的。如果没有改革，我们的经济仍然处于很落后的状态，人民生活仍然很困苦，我看在89年那场风波中我们也可能跟着就下了台。我们没下台，关键就是我们改革成功，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这三类情况，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走偏方向也是死路一条；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华民族所从事的改革事业，只准成功，不准失败。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面临着改革这种抉择，以改革求生存，以改革求发展。
以改革求生存，以改革求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不是特殊规律，古今中外一概如此。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到一定时候，都必须改革，不改革就不能生存，不改革就不能发展。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秦国进行了改革，而且成功了，它就统一了六国，六国不改革，结果就失败了，也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基本在东方：中国、印度、埃及、两河流域。那时西方是很落后的，东方国家是走在人类文明前面的，但是中世纪之后，西方却走在前面了，后来居上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进行了改革。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就东方国家而论，也力图通过改革求得发展。日本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改革，而且成功了，日本就走向了富国强兵之路，成了列强之一，中国也进行了改革，戊戌变法，但改革失败了，就衰败下去了。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相差没几年，造成的历史差距却如此之大，一个成了现代化国家，一个在封建社会徘徊。就西方国家而论，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巨大社会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了，但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也随着发展起来了：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国家之间的矛盾，国内阶级矛盾等等。国家之间的矛盾，连续暴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国内的阶级矛盾不断地出现工人武装起义；国内的经济矛盾，不断地暴发危机，29年的大危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在大危机的袭击下，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下降40%，4000多万工人被抛向街头，成为失业大军。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也求生存、求发展，也被迫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改革，最有典型意义的就是1933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它属于资产阶级改革，而且是成功的。罗斯福新政强调国家宏观调控，这恰恰借鉴了当时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的经验，也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结果稳定了整个国家大局。罗斯福新政之后西方国家纷纷效仿，资产阶级改革基本还是成功的，再加上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二次大战后的半个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五十年，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发展，这和资产阶级改革成功直接相关，和科学技术革命直接相关。
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发展也面临着改革这种抉择，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改革，没有其它路可走。改革的伟大历史地位，伟大历史意义就在这里。改不改，改革成功与否，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决定社会主义命运。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改革失败之后，若想再从头来，没有这个历史的机遇了。这就确立了我们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对改革坚定不移，同时要牢牢把握改革的大方向，改革走偏方向也将失败，这就是我们改革的难点、要点所在。改革取得成功谈何容易，小平同志讲，改革是有风险的，别低估了这件事情。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讲，开放也是有风险的。所以邓小平同志讲，出了问题要尽快解决，可别积攒成堆，就是讲要避免大的风险。
为什么说改革取得成功是很不容易的，改革是有风险的呢？就是因为改革是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的调整，不是浅层次的。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论，它要彻底地打破旧的经济关系，是根本经济制度的变革。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的调整，打破原来既定的利益格局，建立新的利益格局，简言之，是经济利益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权力关系、权力结构的一种大的调整，要打破旧的权力机制，建立新的权力机制。简言之，就是权力问题。一个经济利益，一个政治权力，这是两个最敏感的问题了，两根社会神经末梢，捅到哪里哪里跳。所以改革是个艰巨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矛盾用不着大惊小怪。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论，改革的矛头、锋芒所向必然就指向原来的利益格局，我们原来的利益格局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形成的平均主义的格局，在这样一种利益格局之下，干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最后是谁都不大愿意干。所以这种体制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都没有积极性，生产力还能发展吗？所以必须改革。怎么改革？如何打破这种利益机制？就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现在的问题是，一部分人先富、中富、晚富，还有不富的，这就形成了新的利益差别，也就是利益格局差别就是矛盾，这种差别包括地区之间的差别，部门之间的差别，行业之间的差别，人群之间的差别。就地区差别来讲，改革起步早的、地缘环境好的，发展得很快。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就越来越大。所以现在还要赶快解决这个矛盾，不能差别过大，因为差别过大会引起社会动荡。这就必须帮助西部地区发展，经济战略重点开始向西部转换，就必须改革财政税收体制。94年搞分税制，就是为了调整这种利益关系的。实行分税制，发达地区多交税，把钱进到中央财政来，变成预算，往落后地区一投，先富不就帮后富了嘛。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先富帮后富就是空话。因为有利益差别了，对改革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你掏了他的腰包，所以一开始实行分税制的时候发达地区基本都不赞成，这个理由那个理由说了一大堆，最后，还算做了让步，提高了93年的基数。落后地区呢？就非常赞成。态度如此不一样，主要是利益问题。分税制实行的结果，效果很好，证明这个改革是成功的。但也有风险，就是不赞成的风险，这叫做小风险。此外，行业之间、人群之间也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出现了新的矛盾，改革越深入，矛盾就越多。不断地解决矛盾，就叫改革的深入。这还是正常的。另外一些人呢？没有什么本事、奸懒馋滑，还想过好日子，那怎么办呢？烧杀劫掠、坑蒙拐骗就出来了，社会治安问题就严重了。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的十几年，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几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十几年，也是社会治安最不好的十几年，这是客观事实。我们所以要严打，是因为社会治安严重。现在一般世界上形成一种共识，就是当一个国家很穷的时候社会治安一般都比较好；一个国家很富的时候，一般社会治安也比较好，要抢就抢银行了，小偷小摸就少了。就是由穷到富的转化时期，一千美金左右，是最不好的时候，咱们国家恰恰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所以也不奇怪，改革就是不断地解决矛盾，有朝一日建立了新的经济体制，改革才算完成。所以改革既要坚定不移，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没有回头路可走；同时在具体的操作上确实要慎之又慎，避免大的风险出现。
政治体制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说比经济体制改革还复杂还困难。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权力关系、权力结构的调整。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起点是比较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指出，为了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关系，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那么改变上层建筑，就属于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小平同志有篇报告叫做《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这里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而且讲了我们当时政治体制存在的三大弊端，叫官僚主义严重，权力过分集中，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政治体制改革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国家出现了两次政治风波，第一次是86年底87年初，第二次是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又导致两个总书记相继下台，这之后，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一度不提了，领导人讲话不提政治体制改革了，报刊杂志也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字样了，而强调民主法制建设。今年春天小平同志逝世，江泽民同志在悼词中又重提政治体制改革，说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它方面的体制改革。在今年5月29 日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中，讲了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稳步推进；在十五大报告中又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深入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又再一次提了出来。这反映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发展过程中从总体上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发展到今天，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和政治体制改革同时进行，仅就经济体制改革孤军深入，我看也就很难取得新的突破。发展到今天本身就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同时推进，相配合发展。但是尽管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展比较缓慢，或者叫步履蹒跚，但也有很大发展，取得了某些成效，这一点也要肯定。比如精简机构，实行干部四化的方针，这都属于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我们不断地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这也属于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讲精减机构，裁减人员。这次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又提出这个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精减机构、裁减冗员，提高效能。现在人太多，机构重叠、庞杂，效益低下，这是很大的弊端，必须改。但是精简机构受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沉重这个大条件、大环境制约，也受权力机制调整的制约，所以改起来肯定是很困难的。机构要精减，但是人往哪里去，最核心就是这个问题要解决，难就难在这里。同时精简机构还受权力机制的制约。精简机构要扒庙，那么庙里的一大堆菩萨到哪里去呢？马上就出来这个问题了。我们国家是个官本位制度，还往往庙小菩萨多。我曾经到一个县去考察过，一个县的农业局14个编制，12个局长，那上班怎么干工作，还不是两干事指挥12个局长嘛，一上班张局长开会去，李局长调查研究去，王局长书记找你谈话，剩下2个干事值班呗，就这么回事。 最近我在内参选编上看到一个材料，一个镇29位副镇长，你说把机构一减，这么多镇长安排到哪里去？中国干部说是能上能下，多时能上能下了？大不了平级移动。这是很尖锐、客观的矛盾。所以我们讲改革的信念要坚定不移，非改不可，但是一定要看到改革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要稳步前进。这稳步前进的改革基础在哪里？还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造成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精减机构的前提。所以精简机构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它又和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生产力紧密结合到一块了。没有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那么实行干部四化方针呢？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应该说干部制度的改革也叫吏制改革，其实质是权力的直接调整。比如年轻化，就是针对干部老化来谈的，老干部得下来一批，年轻干部才能上去，这不是权力的直接调整吗？它难也就难在这个地方。严格来说，象年轻化这样的方针，它属于政策性口号，很难叫作体制性口号。小平同志讲20岁做大官，在那个时候你提不提年轻化呢？没必要提，二十几岁就当了大官了，还咋年轻？延安时期有“五老”，五老多大年纪？50刚冒头。今天50刚冒头谁敢说老？还说是跨世纪呢。所以那时候不用提年轻化。那么为什么我们后来改革中提出年轻化呢？就是因为干部老化了。所以干部年轻化是政策性口号，要解决干部老化问题，这就是年轻干部和老干部最直接的权力交接。那么不同的人往往就说不同的话，年轻干部就翘首以望了，说你看你们台上都老态龙钟，早就该下台了，该我们上台了；老同志怎么讲的呢？经验丰富，立场坚定，89风波中老同志是中流砥柱。中流砥柱还能下吗？实际就是你要上他不下你就上不去。但是中央年轻化的决心很大，所以省里、市里、县里报班子，平均年龄不超过多少岁，它必须有30多岁的、40多岁的，不然不批你这班子，这逼着你年轻化嘛。但有的地方呢，也有另外一些对策就出来了，提出口号，叫做“把年轻干部扶上马，然后再送一程”。这类口号从表面上看是堂而皇之的，老同志多关心年轻干部？怕他磕着，怕他碰着，还得把他扶上去，扶上去还不放心，还得再送一程。但是你要细细地琢磨起来，啼笑皆非。那年轻干部连马都上不去，还能打仗吗？还得你扶上去，自古以来“扶上的天子立不住”；可扶上马也就罢了吧，还得送一程。这叫什么体制呀！那就是年轻干部坐在马上，老同志牵着马走嘛，那可不是你往哪里牵，马往哪里走，你走多快，马走多快。年轻干部敢跃马扬鞭吗？马跑得快，不就把牵马的老同志摔倒了吗？那能行吗？所以这种体制肯定是贻误工作的。什么问题呢？就是权力问题。一个县就一个县委书记嘛，老同志不下，年轻同志上不来，不就是这个矛盾嘛。所以“年轻化”说起来三个字，但做起来很难。我们对改革的艰巨性切不可以低估。提干部“知识化”不也是这个问题吗？它是针对知识层次低的。如果咱们的干部都是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了，那还提什么知识化？都知识化了嘛。现在既然没达到，但又需要，所以才提这个口号。提这个口号呢，大学生们就高兴了，翘首以望，说该我们上台了，你们台上全是“土八路”；那么台上“土八路”怎么讲呢？说我们经验丰富，我们过得桥比你们走得路还多呢，然后就引经据典，说马克思和毛泽东都讲过，经验也是知识。这不也知识化了吗？谁也不能否认经验是知识呀。后来提出还得要文凭，要硬件。不是又出了一阵文凭热吗？我看一个材料，一个县委书记，一个月搞了两张大学毕业文凭。那有啥难的？现在官都可以买，江西、山西两个县委书记不是因为卖官的问题被抓了起来，报纸上不都登了吗？文凭照样可以买。华东一个很著名的大学，卖博士文凭，一个博士文凭50万，买个大学本科文凭更便宜一点呗，所以有啥难的。这是什么问题？就是那把椅子，权力的最直接的调整，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所以也不可把政治体制改革估计的很简单。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就是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我们真正建立这样一个体制还有一个过程。越改革形势越严酷。对这一点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今天也到了改革的攻坚阶段，到我们实行新的体制的时候才算改革真正完成。
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相配合地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也离不开经济体制改革，这从理论上讲叫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一致，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必然变，上层建筑变是为了保护经济基础。这只能是滚动、同时地向前发展。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论，现在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中心，国有企业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不和国有企业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仅就国有企业改革本身往前走，是很困难的，甚至很难取得突破。所以江泽民同志讲，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除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寻找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之外，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突破的着眼点、切入点在哪里呢？班子问题，干部问题。如果我们这个问题不解决，再好的制度搞起来，也会给你搞个一踏糊涂。大家知道92年美国王安电子公司破产，王安是美籍华人，博士，很有才华，创跨国电脑公司，他在的时候，公司兴旺发达；死了，换他儿子，破产保护，完了。现在又换新人，又复苏了。那么王安在与不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一点变化也没有，现代企业制度也没变，可他在与不在就不一样，这不也是说明关键问题在人吗？那么改革为什么不从这个地方突破呢？要从这个地方解决问题。咱们现在好多企业搞得不好，很重要的问题是班子问题。特别是有些企业变成穷庙富方丈，这个问题比较普遍了，而且很严重了。搞得很好的企业，班子很坚强，又很廉洁。什么制度不是靠人运转的？人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关键在这里。最近中央党校、中组部、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联合组成一个课题组，到大庆等石油单位搞些调查，调查“三干法”，这是企业制度改革的重要突破，也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的。“三干”是哪三干呢？本人要求干，群众选举干，组织批准干。这就是“三干法”。它的完整的提法就是，三干决定上岗，三关决定去留，干部有上有下，保持班子最优。首先，三干决定上岗。有些企业效益不好，公开招聘厂长、党委书记。把条件摆出来：谁来干这个企业厂长？干，什么条件？最后达到什么目标？一报名就是二三十人，都想干，就是本人要求干，公开要官。二三十人报怎么办？竟选呗，发表竞选演说，你有啥能耐？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实践能力，管理能力？你用什么施政纲领？然后又要考核，考核委员会是专家、领导、工人联合组成的。考核之后，又下去一些人，剩几个人之后，工人投票选举，选谁谁干，而且规定选票必须达到60%以上。选举的时候，工人就真正当家作主了，所以工人的积极性很高，因为他知道他这一票决定了谁来当厂长，能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能不能把企业搞好，搞好了，大家都受益，搞坏了，大家都倒霉。所以当家作主有深厚的物质基础，积极性都来了，跟一般地选代表可不一样。选上之后，组织下个令，聘他当厂长。上任之后就有考核，“三关决定去留”。第一关，三个月考核一次，你上来后有什么施政纲领，企业改变了没有？第二关，半年又考核一次，你没达到指标，说明你这个干部不称职，亮黄牌了；第三关是年终考核，年终考核没达到规定的效益指标的，就地免职。而且三年之内不准再当干部。那是很严格的。这样，干部是自己要来的官，工人是自己把人选上去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双方都有积极性。凡是这样做的，绝大多数都改变了企业面貌。这种制度是成功的，效果是很好的。这属于经济体制改革，又属于吏制改革，也就是干部制度改革。吏制问题，是选人用人、监督和淘汰人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古今中外一些合理的吏制，合理的经验，包括古代的。咱们古代叫封建专制，皇帝家天下，但是它后来也搞起了科举制。搞科举制，就否定了门阀制度，为中小地主阶级分子，贫寒知识分子放开仕途之门，也确实从中选了很多优秀人才。咱们现在搞“三干法”，包括现在许多地方公开选拔副厅局长，也可以说是借鉴了古代某些合理的吏制、合理的经验。另外古代讲回避制，易地做官制度等等，咱们现在是干部交流，就是易地做官。在自己家乡长时间做官，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很容易导致腐败。另外古代的告老还乡制，也是很先进的制度。所谓告老还乡制，就是你在北京当宰相，退下来之后，回到老家当员外去，不能留在北京。这个制度是很重要的，不然你当了宰相退下来之后，你还在北京呆着，那个尚书、部长都是你提拔的，都是你的弟子，你不干政也干政，所以你得离得远一点。这些制度都是一些很合理的制度。咱们现在许多干部退下来之前先选好自己的接班人，然后老太爷往哪儿一坐，那是很难办的。西方的制度也有可取之点，总的来说，西方的制度叫作民主共和制，在吏制上的表现是竞选制。“竞”就是本人要求干，所以西方都是公开要官的；跟着就是选。这个制度能够保证把优秀的人才选到领导岗位上去。而且谁上台谁下台无碍这个国家的根本制度，这也叫做资本主义国家吏制的完备性。咱们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你象苏联，整来整去整到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一上台就把共产党给搞下台了，把整苏联给搞垮了，反映了这种政治制度的脆弱性。这在西方国家是不可能的。西方国家的监督也很厉害的，你要不当议长，不当议员、总统、首相之类的，你的个人品质没人管，什么“桃色”绯闻，红色“绯闻”的，没人管你；你要当议员、总统、首相，那绝对不行。前几年日本不是有个首相叫宇野中佑吗？当首相72天，突然揭发他一个“桃色”绯闻出来，下台了。田中角荣不是没贡献的首相吧，偷税，那也得下去。尼克松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总统，弄了个水门事件，违反选举法，不也弹劾下台吗？那些都是完备的监督机制，你上台后不能乱来，乱来就得下去。而且你下，别人跟着就上，美国制度不变。这就算比较巩固比较完善了。而我们的制度应该向这个方向前进，通过改革形成一个合理的政治体制，而且这个体制能够保证最优秀者上台，又对他有所监督，有所淘汰。而且无论谁上台，谁下台，碍不了共产党执政，碍不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才算比较完善了。这可是个相当长期的过程。江泽民同志讲，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深入发展，而且要把两者结合起来。特别是讲国有企业改革，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才能取得突破。
第五个问题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产党执政观，或叫共产党的执政理论，或叫党的建设理论。
这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邓小平在92年初的南巡谈话，六个部分，其中第五个部分是着重讲共产党的执政问题的。今年5月 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讲了四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是专门讲党的建设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讲十个部分，最后一部分是“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还是讲党的建设问题的，可见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所以我们要全面地准确地把握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建设的理论。
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要点是，第一，中国的关键在于我们党。这就讲了我们党的历史地位，我们的发展，我们的改革，我们的现代化成功、失败，我们的国家的统一、分裂，都系于共产党一身。也就是在我们中国，有共产党在，有共产党执政，就有国家的统一，就有民族的繁荣昌盛；没有共产党在，就是国家的分裂，就是民族的衰败。讲这话并不是危言耸听，大家看一下苏联东欧的变化，不就证明了这个结论吗？苏联共产党一下台，一个国家变成15个国家，分裂了。其中俄罗斯是个最大的国家，俄罗斯还有个小小的车臣自治共和国，还闹独立，然后就打仗，打了5年，打死了6万多人，到现在还没解决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下台，一个国家变成两个国家。南斯拉夫共产党一下台，一个国家变成5个国家，硝烟风起，战火连天，一打就打了5年，打死30多万人，200多万难民，整个国家倒退20年，现在是派维和部队大兵压境， 才出现短暂的和平。那是脆弱的和平。苏联和东欧这些国家，从总体民族素质来讲，文化素质是高于我们民族的，咱们还是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即使这样，这些国家一旦共产党下台，就分崩离析，天下大乱，如果把这种情况放在中国，我敢说：中国比南斯拉夫还严重。你看我们国家的历史，一个封建王朝一结束，接着就是五胡十六国，魏晋南北朝，一打就是一个世纪。近现代史何尝不是如此呢？满清王朝一结束，各省督军纷纷独立，每一个省的督军都是土皇帝、土军阀，背后找帝国主义作靠山，然后争地盘打天下，北方打来打去，打成三大军阀。为了打倒北洋军阀，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发动北伐战争，北伐军总司令是蒋介石，27年打到上海，蒋介石又叛变革命。北伐战争是为了打倒老军阀的，老军阀尚未打倒，又冒出个新军阀蒋介石。30年还暴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还有共产党根据地、所以蒋介石从来就没有真正统一中国。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把蒋介石打跑了，才真正统一了。大陆之所以统一，是因为有共产党为核心，没有这个核心，能统一得了吗？现在香港回归了，澳门99年就回来了。就在我们大陆统一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还出了个达赖，分裂国家，台独势力也在增长，这是不可以低估的。文化大革命是场内战，你试试共产党下了台，谁来收拾这种局面？那只能出现诸侯割据，军阀混战，那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灾难。现在世界各国和平发展，发展是主流，我们打起内战来，那才是彻底的失败。所以我们讲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建设问题，那可不是一己私利，而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要求的。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系于共产党一身。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对于中华民族的统一来说，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来说，是成也共产党，败也共产党。这就是我们党的历史地位，我们要特别地看重这一点，这是小平同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产党执政观的第一个要点。第二，讲的是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讲了危险所在。中国只要共产党不出问题，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假如共产党出了问题，那就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了，不但解决不了，还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国家分裂、民族衰败。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出现的问题也不算少了，86年底87年初的政治风波，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不都是党内问题吗？包括十五大之前开除陈希同党籍，陈希同、王宝森问题，不都是党内问题吗？这些问题好在还出现在局部，如果变成整体或者绝大多数，就坏了，所以，小平同志讲，中国要出问题，就出在共产党内部，严格的说，那两次风波，也是党内问题，党内思想不统一，组织乏力，作风不端正，脱离人民群众。所以在外部势力的煽动之下，出现了那么严重的政治风波。如果我们党内思想是统一的，是很有战斗力的，是廉洁的，是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它搞得起来吗？搞不起来。所以小平同志总结经验教训，说根本失误在教育。这抓住问题要害了。取消政治课，大学生考试不考政治，不都是我们自己定的吗？这就是教训。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既然党的地位如此重要，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所以我们现在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十五大报告讲了党的历史地位，然后讲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败斗争，增强党的战斗力，提高我们党执政的水平，维护我们党的团结和统一，使我们党成为更加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加强党的建设的路线、方针都提了出来。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我们党。特别是在目前出现腐败现象的情况下如何看待我们党，也就是估量我们党的现状。如果对党的现状估量不正确，我们党的建设可能就走偏方向。如果估计得过分乐观，觉得好不错了，那还建设什么呢？就掉以轻心了。如果反过来估计得非常悲观，共产党一无是处，那就丧失信心了。自由化泛滥期间，89年风波期间，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不正是这样估计我们党的吗？说我们党漆黑一团，结论是共产党下台。89年风波之后，邓小平同志讲，我们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他是立足于抓，就是看到问题严重，要抓；那么我们当时党内一些同志怎么讲呢？说“抓也不行了”。小平同志说不抓不行了，是立足于抓，是充满信心的，相信党能建设好的；说“抓也不行了”，是立足于不抓了，丧失信心了。这就是个对我们党的形势估量问题，前提在这儿。
那么怎么正确估量？两句话：第一，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第二，存在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我这里没有用“一般”，“比较”等词儿，我认为相当严重。主流是好的怎么讲？也就是说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开展了反腐败斗争，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路线，就是我们党确立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党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邓小平理论，回答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反映了我们党政治上的成熟，理论上的成熟，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判断一个党要判断它的旗帜，同时要判断它的队伍。我们党5千8百万党员，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分子的绝大多数，无论哪个党派，哪个人群，它所集中的优秀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是无法与共产党相比。这就是我们党的优势，我们要客观评价。第二句话是讲党内存在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讲问题严重是针对执政党的地位和历史作用与要求来讲的。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党，有你半斤无你八两，我看问题再严重都不算严重，大不了你解散下台就完了。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执政的大党，问题与你的地位相比，不严重都是严重的，况且还是严重的。这些严重问题包括思想不统一，组织乏力，作风不端正，特别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已经比较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一点我们要特别自觉。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实质是扬长避短。我们党的优势继续发扬光大，存在的问题加以克服。这就是党的建设的任务。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讲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之后，又特别讲了反腐败斗争。讲反腐败的问题，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小平同志在92年南巡谈话，也讲了这个问题，讲廉政要作为大事来抓。这一点反映了我们党的决心。江泽民同志讲，这个问题是个严肃的政治斗争，要坚决彻底地搞下去。所以加强党的建设是一种全面的党的建设。核心问题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党是干什么的？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除了这个唯一宗旨，我们党是没有一己私利的。而且为人民服务既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也是我们党存身立命的根本。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是对抗的关系，是服务的关系，是水乳交融的关系，但是现在我们有些地方是自己破坏了这个关系，要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才能长治久安。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讲了这个问题，预见到我们进城之后，地位发生变化，很可能出现腐败问题，讲到我们有些干部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面前不愧是英雄，但是在糖衣裹着的炮弹面前将败下阵来。所以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当时确实有些人败下阵来了，五二年不是杀了张子善、刘青山吗？全党为之一震。那么我们今天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象北京的陈希同、王宝森，比当时严重一百倍。这种情况不在少数，我们对这种形势要有个客观的冷静的分析和正确的把握，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切不可以回避矛盾，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然后真正开展反腐败斗争，全面地加强党的建设，使我们党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党，团结一致的党，很有战斗力的党，就无往而不胜。我们这个党，已经被历史证明靠外力是无可能征服的，立住立不住全看你自己。象苏联东欧国家那么快地垮下去，美国派一兵一卒了没有？没有，都是共产党自身出了问题，脱离人民群众，到关键时候人民群众不选择你了。讲到这里，我建议同志们读一篇古文，是唐朝人杜牧写的《阿房宫赋》，写得非常好。讲六国和秦王朝的兴衰及其教训，讲君主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后面有三个结论性意见是相当精彩的。第一个是讲六国和秦王朝到底是谁灭了谁，都是自己灭了自己，“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诛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第二个结论是讲灭亡的原因，就是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他说，“使六国爱其民，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民，则递三世而万世而君，何人得以诛灭也？”讲君王要爱护老百姓，别横征暴敛，老百姓就拥护你，最低不起来造反。讲国家兴衰在于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叫历史唯物论。第三个结论性意见讲的是历史的教训，讲不借鉴历史的教训，不借鉴前人亡国的教训，就会一代一代地亡国。“秦人无暇自哀，后人哀之，哀之而不鉴之，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哀”就是总结教训，“自哀”，就是自己总结教训。我们现在总结苏联东欧垮台的教训，就叫“哀之”，总结我们出现两次政治风波的教训，这也叫“哀之”，总结党内出现腐败的教训，这也叫“哀”之，“哀之”的目的是为了鉴之。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魏征死了之后，唐太宗大哭，讲了“以征为鉴，可正是非，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见兴衰。”“鉴”就是镜子。苏联东欧垮台包括我们自己出现问题，那就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要认真地总结，然后加以借鉴，避免重犯苏联的错误，避免重演苏联的悲剧，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任务。
总的来说，我们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既要坚定信心、方向明确，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道路是艰辛的。一旦遇到了某些困难，不能灰心丧气，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所以江泽民同志讲“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从这个角度讲的。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最后讲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小平同志说三卷文选是我的政治交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最后一句话讲，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是个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用这样一句话收了全篇之尾。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是个什么时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有机遇有挑战的时期，是个改革开放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工作搞好了，就可以取得改革开放的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搞不好，也很可能败下阵来，重演苏联东欧的悲剧。所以讲“要紧”就要紧在这个地方。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惦量惦量我们肩膀上的份量之重，看重我们的历史责任，为我们党的兴旺发达，为中华民族繁荣昌盛而竭诚努力。
注释：
*这是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科研部主任王瑞璞教授在铁道部党校举办的全国铁路系统学习党的十五大精神骨干培训班上的辅导报告。本刊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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