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中国论文,安全隐患论文,对策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的非典危机、2004年的禽流感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但是，它们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诸多安全隐患，但确保社会安全的准备并不充分，从而加大了风险威胁。关注社会安全，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已经成为转型社会的重要议题。
一、社会安全的界定
社会安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安全是指整个社会系统能够保持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而把妨碍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因素及其作用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安全主要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环境因素，二是系统内部因素。
从环境因素看，影响社会安全的具体因素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环境因素，二是社会环境因素。一方面，自然环境的衰退和生态系统的崩溃可能对基于此种环境生态条件的社会系统造成沉重打击，甚至导致系统崩溃；另一方面，外部社会的冲击、竞争、打压、颠覆甚至直接入侵，也会导致社会紧张和混乱，严重时，可能会瓦解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一个社会的安全状况也会影响到其他社会的安全状况。
从系统内部因素看，一个社会系统的安全取决于社会内部经济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社会生活子系统和思想文化子系统的正常运行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协调。以上各个子系统的失调，也会引发社会危机，导致社会混乱。
对狭义的社会安全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把社会安全等同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其重要前提是假定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如果得不到有效保障，将会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另一种理解是在划分社会子系统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所谓社会安全主要是相对于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而言的，是指除经济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之外其他社会领域的安全。
一般而言，经济安全主要受经济制度、市场环境和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经济不安全体现为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等环节的失调，比如说商品短缺或过剩、金融危机、市场秩序混乱等等。由于经济子系统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所以，经济安全在古今中外都是备受关注的。政治安全主要受政治制度、政府政策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政治不安全直接体现为政权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受到威胁甚至面临挑战，比如政治动乱、政变、战争和政权更迭等。由于政治安全状况直接关系到统治集团的利益，所以它在古今中外也是备受关注的。
相比较而言，社会安全的影响因素更为广泛。一方面，社会安全直接受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的影响，没有必要的经济基础，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是谈不上社会安全的；另一方面，社会安全还受到许多更为具体的社会与环境因素的影响，如自然灾害、失业、贫富差距、犯罪、宗教信仰、生产事故、传染病、劳资冲突、恐怖主义、人口结构、社会信任等。社会不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社会矛盾的积累、社会关系的失调以及社会冲突、社会失序。相对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而言，社会安全由于对整个社会系统及统治集团的威胁具有非直接性和模糊性的特点，所以，往往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社会安全状况的持续恶化，最终也会导致经济、政治的不安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社会子系统发展较快，社会安全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密切。很多社会性风险会加剧经济、政治系统的压力，导致经济危机和政治不稳定，如疯牛病及公众的核恐惧。
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的复杂关系大体如图1所示。一个社会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它们对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都会造成影响。在一个社会系统内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也是相互影响的。
图1 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的复杂关系
本文侧重分析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并不是认为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不重要，而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历来备受关注，已经有大量文献论述，相对而言，社会安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笔者基于社会学的立场，自然更为关注社会安全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使用的社会安全概念与个体安全概念是有区别的。社会个体可能遭遇财产损失、失业乃至丧失生命等风险。如果这些风险主要是由于个人自身原因造成的，那么，它们就属于个体安全问题，不能等同于社会安全状况。当然，社会安全与个体安全又是密切相关的。当个体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社会原因时，个体安全问题反映的实际上就是社会安全问题。换句话说，社会安全会直接影响到个体安全，而个体的安全状况并不一定直接反映社会安全状况。
二、转型期社会安全的突出隐患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多重风险（不安全因素）共生，社会自身在保障安全方面具有脆弱性，社会应对风险的思维具有极化倾向。
1.社会转型期的风险共生
当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rlich Beck)曾经区分了三类风险，即前工业时代的灾难、古典工业社会的风险和晚期工业社会的大规模灾难。具体来说，它们分别体现为地震、飓风等外部风险，职业事故风险，以及大规模的生态、核、化学和基因风险。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形态既不是纯粹传统的，也不是纯粹现代的，而是一种混合形态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历时性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共时态地存在，从风险分析的角度看，也就表现为历时性的风险类型共时态地存在，即所谓风险共生现象。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在中国现阶段，传统类型的风险，如传染病、自然灾害等依然构成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全的威胁，而在以工业化、城镇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还不断涌现和加剧一些需要面对的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劳资冲突和刑事犯罪等社会风险。此外，从局部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也出现了晚期工业社会或现代化晚期的社会形态，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初露端倪，高新技术日益发展，预示着新型社会风险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威胁都在不断积聚、加大，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来。
社会转型期的风险共生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中国的社会转型表现为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同步启动，即在实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的同时，还要完成从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的转变。这样一种转变过程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到现在还远未结束，但其基本趋势是市场化、非集中化、流动化和多元化。正因为这样一种转型过程还没有结束，旧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控制机制、整合机制正在趋于解体，而新的体系与机制尚未完善并充分发挥作用，所以诱发和加剧了一些特殊类型的风险，如贫富差距过大、社会越轨乃至犯罪激增、传染病控制难度加大、族群冲突加剧、道德失范、信任危机和控制失灵等。
2.转型社会自身具有脆弱性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自身存在着一些重要缺陷，这些缺陷在弱化转型期风险控制的效果的同时，却放大了各种风险对于社会安全的威胁。甚至可以说，转型社会缺陷本身即是重要的风险源之一。
从大的方面讲，转型社会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均衡转型所导致的社会多个层面的结构性断裂，二是与体制转轨和文化堕距相关的社会失控。
首先来看中国社会存在的结构性断裂。通常人们关注的是以下几个方面问题[1]：第一，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并且在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第二，在地区之间，断裂社会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第三，社会的断裂还表现在文化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事实上，从管理与控制的角度看，行政集团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疏远、断裂，这种断裂主要是由行政系统和民主社会不对称发展造成的。特别是在基层，规模庞大的行政集团越来越内卷化，并有着很强的“自肥”倾向，越来越脱离群众，由此导致通常所说的干群关系紧张、对立和冲突。
在存在着结构性断裂的社会，很难发现共同的利益基础，从而导致各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确立社会共识、进行广泛社会动员及实施有效社会控制的困境。不仅如此，由于断裂所造成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猜忌与隔阂，极大地妨碍着社会信任的确立，刺激着各种纯粹自利的短期行为。很明显，这种情形是非常不利于防范社会风险或控制风险危害的。
其次来看中国社会的失控现象。这种失控主要是由两个客观进程导致的。一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多元社会的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多元社会主体并没有形成有效的自律，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也缺乏调适，因而社会运行常常出现冲突和失序。二是文化变迁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堕距[2]，进而导致控制滞后。在文化变迁过程中，文化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变迁速度并不一致。通常来讲，物质技术层面变化最快，制度层面次之，最后观念层面才真正发生变化，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个部分之间的差距与错位，进而诱发各种社会控制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定程度的失控是转型社会的必然现象。
转型社会的失控还表现在没有一种能够发挥主导作用的控制手段。在传统社会，依靠礼治和道德可以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法制可以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而在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与法制不但各自的效用受到限制，很多时候甚至相互掣肘。
3.转型社会中应对风险的思维具有极化倾向
尽管风险本身可能同时意味着机遇与危害，但是一般人都倾向于规避风险的发生，因此风险管理与控制就成为保障社会安全的重要手段。然而，中国社会面临高风险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我们在应对风险时存在极化思维。这种极化思维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简单化的技术思维倾向。这种思维倾向把自然科学技术视为理所当然的，甚至惟一的风险规避和应对措施，忽视人文的、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手段。事实上，不同的风险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是有不同的应对策略的，简单地采取一种控制思路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风险问题，甚至会诱发新的风险。20世纪50年代，在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洲，当地许多达雅克人身患疟疾，世界卫生组织采取喷射DDT的办法，杀死了蚊子，控制了疟疾的传播。但是，没过多久，就出现了大范围的后遗症。原因在于，DDT在杀死蚊子的同时也杀死了寄生的小黄蜂，而这种黄蜂是寄居在屋顶茅草中的毛虫的天敌。黄蜂的死亡导致很多家庭的屋顶坍塌。与此同时，死于DDT的蚊子成为壁虎的食物，家猫又吃壁虎，通过这条食物链，DDT不断传输、富集，并对猫产生杀伤力，致使猫的数量减少。猫的减少导致老鼠大量繁殖，继而造成大规模爆发斑疹伤寒和森林鼠疫的风险。为此，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向婆罗洲空降1.4万只活猫。这个故事启示人们：生态系统自身具有复杂性，简单的技术手段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一样，也具有复杂性，同样是不能靠简单的技术思维来操纵的。如此操纵，只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其次，只看到风险的危害，没看到风险内在的机遇，从而把风险管理变成单纯的消极防御，仅限于防止风险发生或减轻风险的危害，未考虑积极利用风险的内在机遇，促进社会变革以及人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从成本一效益分析的角度看，这样的风险管理是不经济的，而且可能使人类始终处于被动应付的境地。
三、走向更加安全社会的对策建议
面对转型期的高风险，我们不能悲观，也不能寄希望于找到一揽子的技术解决方案。我们认为，采取下述行动，至少可以加强风险防范，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社会安全。
1.充分认识社会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社会安全被认为决定于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所以人们更多地关注各种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而有意无意地把社会安全置于次要地位，或者看做是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的自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安全确实受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影响，比如说经济危机会导致失业，影响一些人的生计；政治动乱则可能引发全局性的混乱甚至战争。但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对于社会安全的忽视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和中国2003年的“非典”危机都造成了广泛的政治、经济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前，政治安全是受到高度关注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子保障政治安全。当时的意识形态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奉行斗争哲学。然而，对于政治安全的过度反应，逐渐滋生出经济风险。到改革开放前夕，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各种社会矛盾也积累很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发生转移，经济安全和经济建设受到高度重视。可以说，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市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防止经济过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增长，防范经济风险。这种努力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经济保持二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并成功地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等外部风险的冲击。
然而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进步并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一些早就存在的社会风险继续累积，一些新的社会风险在陆续显现，可以说，目前防范和治理社会风险，确保社会安全，已经是必须重视的问题了。当然，我们说重视社会安全问题，并不是否认关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的重要性。我们深知，现阶段中国的经济、政治领域也同样存在很多结构性的风险。我们强调关注社会安全的出发点在于：社会安全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关注社会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关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
2.尽快完善社会风险管理体系
首先，要建立健全各种风险管理制度，消除现有各项制度之间的冲突。大体上说，风险管理的制度体系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和四个层次。所谓两大类型，是指预防风险发生和减轻风险发生后的危害。例如，社会保险制度、传染病预防制度就可以看做是预防风险发生的制度类型；而社会救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则可看做是减轻风险发生后的危害的制度类型。所谓四个层次，是指全面的风险管理规划与战略、风险管理法律、风险管理的行政条例以及各个管理部门的具体规章。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在识别主要社会风险的基础上，拟订全面的风险管理规划，并依照这个规划清理、协调现有的一些法律、条例和规章，补充完善一些缺失的管理制度。
其次，要健全风险管理机构，并增强这些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在美国，联邦和各州有着规模庞大的风险管理机构，如劳工部职业安全和卫生管理局、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环境保护局、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核管理委员会、联邦紧急措施署等。围绕这些管理机构，还有很多外围的信息服务和分析组织，如全国工程科学院、疾病控制中心、全国职业安全及保健研究所、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等[3]。在中国，直接涉及社会安全的国务院部委包括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国务院直属机构包括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宗教事务局等；国家部委管理国家局包括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包括中国地震局、中国气象局等。这些担当着社会风险管理与控制的部门及其人员，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是需要不断加强能力建设的。
再次，要加强风险监测和评估，这是准确控制风险并提高风险管理效率的前提。一般而言，对中国社会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的难度在于：(1)很难有具普遍共识的监测指标体系；(2)现行统计系统很难提供必需的规范化的时间序列数据；(3)评估风险的严重程度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重视风险监测与评估。一些技术上的困难，可以通过一些程序和办法，尽量克服或减小。例如，我们可以鼓励采用多种指标体系进行监测和评估，以便互相比较；还可以改进统计部门有关社会指标的搜集工作，确保数据来源的持续性和可靠性；也可以通过广泛协商，对风险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估，并运用成本一效益分析方法，确立适当的风险管理水准。
3.应当正视转型期社会风险的复合性特征，积极采取多元化的风险管理策略
转型期社会风险共生现象的存在，给风险防范与管理带来很大的难度，使得单一策略很难奏效。
在前工业化时期，人们对于自然灾害等外部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面对风险，往往是束手无策，或者只能是通过一些宗教仪式甚至迷信活动来缓解内心的紧张，增进群体内部的团结，激发平安度过风险的希望。现在，我国虽然还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但我们对许多外部风险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科学技术和社会管理手段的进步已经为防范和控制这些风险提供了可能。人们基本上已不再相信依靠各种宗教和迷信手段能够抵御风险。相反，如果继续采取传统的应对风险策略，很可能加大风险的危害。不过，传统的风险应对策略也确实还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说讲究天人和谐，敬畏自然和生命，主动约束人类欲望和行为，这种策略甚至与目前比较前卫的风险管理思想还有相通之处。
进入工业化时期，随着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方面的能力显著增强，从而强化了人们对于社会风险的控制能力，相信通过适当的技术手段和制度安排能够控制风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各种工程技术（例如防洪工程）、保险业及福利国家的迅速发展，这样确实能够缓解一些浅层的社会风险，在一定时期为公众提供一定的安全感，维护社会的稳定。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经验甚至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然而，一些著名思想家已经对工业社会的风险控制逻辑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正是工业社会风险控制逻辑自身加剧了晚期工业社会的风险。贝克认为，在工业社会前期行之有效的保险已经无法为晚期工业社会提供安全[4]；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指出，现代社会的安全保障制度——福利国家也已出现严重危机，其表现并不单纯是财政上的，更是一种在人为风险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出现的风险管理危机。在某种意义上，福利国家自身已经成了风险之源。[5]
因此，在工业社会前期适用的风险管理策略并不一定适用于晚期工业社会的风险控制。一些专家指出，在晚期工业社会，推动反思性现代化，重塑社会体制，着眼于社会动员和全球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才是风险管理的出路。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当前阶段，恰恰是既有前工业化时期的传统成分，又有工业化前期的现代成分，还在局部意义上有晚期工业化社会的成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风险也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历时性的，因此，管理和控制现阶段社会风险的策略也注定是多元化的、灵活的，而不能局限于一种思路、一种策略。对于一些类型的风险，我们还要继续借鉴传统中的积极成分进行管理，对于另外一些类型的风险，我们依然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充分利用那些行之有效的知识、技术与制度，把风险的危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保持高度清晰的头脑，正确判断中国社会风险形势的变化，及时反思、调整和改造整个社会体系。
4.重新认识国家在风险防范与管理中的作用
首先是要正确认识国家在防范和控制社会风险中的主体地位。随着传统社会的淡出，世俗国家替代传统社会的“上帝”成为民众安全的保护神。现代国家努力做出相应的制度、组织与文化的安排，以控制社会风险。然而，随着社会的变化，社会风险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很多风险并不是外在于现代国家并可以经由国家采取一些手段进行控制的。在很多时候，国家控制风险的逻辑本身就导致了巨大的风险。
有鉴于此，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投资国家”概念，希望以此取代“福利国家”概念。在“社会投资国家”，政府、企业和劳动者都对风险控制负有责任。国家对于风险的控制并不局限于降低风险或者保护人们免受风险的影响，而是包括利用风险之积极的一面，并为风险承担者提供必要的资源。国家的主要作用是尽量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并进一步把福利供给与发展公民社会结合起来，促进公民社会的自律和自治。
毫无疑问，吉登斯等人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风险管理是有启发意义的。在控制社会风险方面，我们不能全部指望国家，国家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控制风险。在一个更加现代的社会，社会成员、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团体和国家都是控制风险的主体，有责任参与风险控制。激发和培育风险控制的多元主体，对于保障我们社会的安全非常重要。
其次，要积极促进国家风险控制角色的转换。在一个更趋现代的社会，很多社会风险并不是被动存在、可以预见并可以控制其范围的，因此，这个时期的社会安全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形。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全球化时代的社会风险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迅速扩散性等特征，事实上还具有建构性特征。这样，依靠传统的风险控制理念和手段，已经很难实施风险控制了，就像打仗一样，传统上我们可以明确定位敌人所在，而现在我们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我们何时会遭到袭击。
因此，风险社会理论提出，如果说为了应付传统类型的风险和社会危机，人类设计了“警察型国家”，那么，为了应对现代社会风险，国家的角色应该转变为“警戒型国家”，这样一个国家的目标实际上并不在于控制某种确定的风险，而是在于保持对各种风险发生的警戒能力，包括对国家自身行为危险的自觉。在一个警戒型国家，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建设、政府社会动员能力的保持、科技学术支撑系统建设等是非常重要的。通俗地讲，一个警戒型国家是一个注重保持活力和灵敏性的国家，而一个警察型国家则是注重实力和打击力度的国家。
再次，我们要关注国家在调整风险分配方面的作用，特别是要关注其在支持弱势群体规避社会风险方面的作用。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以及现代社会的前期，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是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在一个更加现代化的阶段，国家应当积极介入对于风险分配的调整。从某种意义说，当代中国社会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是不对称的，那些占有财富越多的人，不仅可以有更强的能力规避风险，而且可以借助风险攫取更多的财富；而那些占有财富越少的人不仅难以规避风险，而且占有财富的份额还将继续减少，从而遭受双重的残酷打击。
有鉴于此，现代国家在谋求财富合理分配的同时，还应当谋求风险的合理分配，对于那些风险的始作俑者及受益者，应当要求其为控制风险尽更大的责任。比如说，社会上的富人、高能耗者，就应当有机制促使他们对于环境衰退负起更大的责任。
最后，在一个知识、信息、技术、经济、政治乃至风险都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还应该高度关注民族国家自身的局限性。事实上，仅靠民族国家的单一治理，是很难抗拒日益全球化的风险的。在正在来临的现代风险社会，抗御风险需要更为广泛、更多层次的国际合作，包括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各国企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等等。例如，美国的反恐战争，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控制非典以及禽流感等传染病的行动，全球环境保护等等，都一再证明，有效的国际合作对于成功控制风险、保障社会安全是极端重要的。
5.加强对公众的社会风险教育，提高公众的风险意识水平
首先，风险教育有助于扩大公众对于风险的认知，从而克服两种极端的情形，一是对于风险的存在完全无知，二是过于自信，漠视风险的客观存在。这两种极端情形对于风险控制都是非常不利的。而事实上，中国社会恰恰面临这样的双重威胁。一些人盲目乐观，过于乐观地憧憬着未来，尤其是一些领导者和技术专家；另外一些人则对这个社会面临的诸多风险缺乏认识，尤其是一些普通民众。
其次，风险教育有助于改进公众的心理素质，提高公众抗御风险的心理承受力，从而避免或减轻风险来临时的社会恐慌，降低风险的危害。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人们面临陌生的情景时，容易出现心理紧张和恐慌。如果公众不了解风险，在风险来临时，就会盲目相信谣言，盲目从众，从而造成社会恐慌，妨碍有秩序地控制风险，加大社会风险的危害。2003年非典危机中公众恐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对于新型传染病的无知，而亲身经历过这场危机之后，公众面对2004年初爆发的禽流感，其心理反应就要平静得多。
再次，风险教育有助于使公众关注转型社会中的各种风险，并对一些潜在的风险保持警觉，而这样一种状态正是有效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前提，特别是有利于政府在危机时期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同时，公众对于风险的关注和警觉，也有助于其自身的行为约束，有助于公众自身防范风险，有助于促进公众对于风险控制的参与，而这种积极的参与又会成为政府和社会改进风险管理的直接动力。
最后，加强风险教育可以促进整个社会对于当前社会进程的自觉反思，这种反思的缺乏在目前正是中国社会面临高风险的一个原因。任何一种社会进程都有可能带来福音，也有可能造成灾难。同样一种社会进程，对于一些社会群体可能是福音，对于另外一些社会群体则有可能是灾难。风险教育可以使公众更客观、更全面地认识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
此外，当风险教育成为一种正式的社会机制时，将会刺激有关风险的知识与信息的增加，推动风险信息的搜集、分析及风险识别工作。无疑，这些方面工作的改进，将会有助于完善一个社会的风险管理体系。
6.以新型发展观统筹中国目前以及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努力从战略层面、结构层面化解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6]。这些宣言代表着一种新型发展观，明显区别于以往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
如果以上新型发展观能够落实到实践中去，首先是可以缓解中国社会正在出现的结构性断裂，如城乡之间的断裂，促进社会整合，从而增强社会系统抗拒风险的能力。其次，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从深层结构和体制上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再次，坚持以人为本，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放在发展的核心位置，可以减少社会风险因子，同时谋求更多的社会共识，促进社会稳定。最后，充分考虑发展的可持续性，有利于保障未来时代的社会安全。此外，新的发展观把中国的发展置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也拓宽了社会安全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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