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辨伪略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略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汉代的辨伪是中国考据学的源头，对以后各个朝代的考据学尤其是清代的朴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汉代的辨伪作较为系统、综合的探讨。重点有四个方面。一是描述了汉代造伪的情况，揭示作伪的主客观因素及作伪者的目的；二是简要地阐述了汉代辨伪学的发展过程，揭示东、西两汉辨伪的特点；三是专门讨论辨伪学家刘向、刘歆的贡献；四是对汉代辨伪学的影响作大略的叙述。辨伪大体分“辨伪书”与“辨伪事”两种，本文的讨论范围限于汉代“辨伪书”方面。
一、引言
清代考据学家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卷十七中说：
或谓曰：“子于《尚书》之学，信汉而疑晋疑唐，犹之可也；乃信史传而疑经，其可乎哉！”余曰：“何经，何史，何传，亦惟其真者而已。经真而史传伪，则据经以正史传可也。史传真而经伪，犹不可据史传以正经乎！”辨伪的目的在于求真，求真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宗旨。古代学者在辨伪方面用力颇深，也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与宝贵的经验，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总结。
辨伪之事，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孟子就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孟子·尽心下》）战国泰汉之间，辨伪就形成了一种风气。司马迁在编写《史记》的时候，就下过一番“整齐百家杂语”，“厥协《六经》要旨”的功夫。刘向、刘歆父子受诏校书时，在古籍的校勘、编纂、考辨、编目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奠定了古籍考辨学的基础。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是辨伪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到了东汉，班固以《七略》为基础，删去浮冗，取其指要，而成《汉书·艺文志》。之后，辨伪之学日趋繁盛。王充的《论衡》，是辨证伪事、考订伪书的重要著作。马融、何休、临硕、包周、郑玄等人也加入了辨伪的行列，郑玄的成就尤为卓著。
汉代的辨伪之风对后世影响很大。六朝时期，造伪的人很多，辨伪的风气也日盛一日，范围更日广一日，几乎对经、史、子集都可以怀疑。如《颜氏家训·书证篇》说：
或问：“《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如此郡县不少，以为何也？”答曰：“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譬犹《本草》，神农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名，出诸药物；《尔雅》，周公所作，而云‘张仲孝友’；仲尼书《春秋》，而经书‘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书，而有燕王喜、汉高祖；《汲冢琐语》乃载秦望碑；《苍颉篇》，李斯所造，而云‘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豨黥韩覆，畔讨灭残’；《列仙传》，刘向所造，而造云‘七十四人出佛经’；《列女传》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颂，终于赵悼后，而传有更始韩夫人、明德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
到了唐代，在国家颁布的《五经正义》中，对于《诗经》、《尚书》、《周礼》、《周易》等经文都有所怀疑。影响到私人著述的辨伪力量就更大了。也产生了辨伪大家颜师古、刘知几、啖助、赵匡等人。降及宋代，辨伪之学，欧阳修、程颐倡之于前，程大昌、朱熹、王应麟继之于后，他们在古书范围内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考据学也进一步成立起来。但宋儒的辨伪并未能彻底解决问题。所以，辨伪收获最大的还是清代。清代是朴学的极盛时期，考据辨伪极为发达。这时不仅提出问题，大多解决了问题。如阎若璩用了毕生的精力写出了《尚书古文疏证》，把晚出的《古文尚书》来源一一寻出，又把作伪者抄错古书的地方一一揭破，暴露了它种种内在的矛盾，使千百年的疑案大白于天下。
本文试图对汉代辨伪的历史作初步的检讨。比起后代来，汉代辨伪的人很少，所辨的伪书也不很多，但对后代的影响至巨，在辨伪学史上，可称是源头。因此加以探讨和总结，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曾作《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史学年报》二卷二期，收入《古史辨》第七册），对汉人的辨伪情况作了严密的考证，凡顾文中已得到较详说明者，本文不再详述，有所取资处，亦不一一指出。辨伪可分辨伪书与辨伪事两个方面，为避免扩散，本文仅就汉人辨伪书方面加以论述。
二、汉代的造伪
梁启超在《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中说：
文化发达愈久，好古的心事愈强，代远年湮，自然有许多伪造古书以应当时的需要。这种情形，各国都有，尤其是在中国，造假的本领特别发达！可见造伪是文化发展中的必然、普遍的现象。上古之时，由于条件所限，只有官家法令方得书于简册，私人著述只能寄于口耳，时代愈久，传说愈异。致使后世所记，真伪莫辨。此时虽有伪书，然并非有意作伪。战国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弃周室典章制度于不顾，士人又多假借古人以自重，于是有意造伪之事始兴。至秦焚书后，载籍横遭劫难，汉初求书，古籍出现很多，然真伪杂糅。此时造伪者盖迎合当时需要以扩大献书者的影响。其作伪方法大多是拼凑战国以前的书籍而成。此为汉人有意作伪之始。如《荀子》各篇，有的是荀卿自著，有的是荀卿门人所记荀卿语。而《大略篇》则属汉初人伪造。因《大略篇》所引为晚出之《公羊传》诸书，故不会作于秦以前。而刘向校书时即将《大略篇》纳入《荀子》，故其造伪必在刘向以前。其征引诸书，据金德建《古籍丛考》所述，约有四端。
一是征引《公羊传》。《大略篇》：“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此引《公羊传》文公十二年：“秦伯使遂来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无大夫，此何以书？贤穆公也。何贤乎穆公？公以为能变也。”《公羊传》为汉景帝时胡毋生始著于竹帛，是《大略篇》必伪作于其后。
二是征引《谷梁传》。《大略篇》：“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此皆引《谷梁传》隐公八年文。又《大略篇》：“货财曰赙，舆马曰赗赠，衣服曰禭，玩好曰赠，玉贝曰唅。”皆引《谷梁传》隐公元年文。
三是征引《大戴礼记》。《大略篇》：“诸侯相见卿为介，以其教出毕行。”此引《大戴礼记·虞德篇》文。又《大略篇》云：“流言灭之，货色远之，祸之所由生也，生自纤纤也，是故君子蚤绝之。”“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立，道远日益矣，多智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不与。”“无益而厚受之，窃也。”“赐予其宫室，犹用庆赏于国家也；忿怒其臣妾，犹用刑罚于万民也。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导之以道而勿强。”此皆引《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文。又《大略篇》：“流言止焉，恶言死焉。”此引《大戴礼记·曾子本孝篇》文。
四是征引《诗传》。《大略篇》：“《国风》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所引《诗传》，今本《毛诗传》、《韩诗外传》均无。而传诗者齐鲁韩毛四家均在汉初，则《大略篇》作于西汉初殆无可疑。
造伪的另一种目的是功名利禄的引诱。张霸伪造《尚书百两篇》就是典型的例证。王充《论衡》卷二十《佚文篇》说：“
孝成皇帝读百篇《尚书》，博士、郎吏莫能晓知，征天下能为《尚书》者，东海张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训诂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书》以考校之，无一字相应者，成帝下霸于吏，吏当器辜大不谨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灭其经。故百二《尚书》传在民间。据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诏求遗书于天下，四年（前25年），张霸上百两篇《尚书》。可见，张霸献百两篇《尚书》主要原因是成帝的诏求。张霸受名利的引诱，才做出这样的事。可惜他殚精竭虑所作的伪书不久就被发现了。
造伪的第三种目的是政治的需要。据《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记载，王莽篡汉建新后，遣武威将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符命言井石金匮之属，福应言雌鸡化为雄之属，其文尔雅依托，皆作为说。”师古注曰：“尔雅近正也，谓近于正经，依古义而为之说。”王莽每发号施令，均要以经典为据，于是伪造篡改经典的风气很盛。著名校雠辨伪学家刘歆，王莽时被封为国师、嘉新公，其时“校理秘书”，出于政治需要，迎合王莽的口味，伪造篡改了不少书籍。据后人所考，《周官》、《仪礼》、《礼记》、《史记》等书中的部分篇章，都经过了刘歆的改窜。此说可参考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刘歆王莽传辨伪》。刘歆也是造伪的罪魁。
造伪的第四种目的是要在学术上战胜对方。王肃伪造《孔子家语》及《圣证论》就是典型的例征。《孔子家语》不但是一部伪书，而且是一部杂凑的书。在东汉末期，郑玄的学说极为昌盛，然王肃发现了其中不少错误，但郑玄被当时学者奉为宗师，王肃为了战胜对方，只好假托圣言以造此一书。作此书后，又作《圣证论》，以伪造圣人的证据来压倒郑玄。这是王肃以造伪的方法达到辨伪目的一种手段。据《三国志·魏志·王肃传》，王肃东汉末期年十八从宋衷读《太玄》并为之解，曹魏代汉，王肃二十六岁。入魏后为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崇文观祭酒、广平太守、太常等。因其为汉末入魏之人，故置于此一并述之。
三、汉代的辨伪学
有造伪必定有辨伪，辨伪的目的在于求真，如果读古书不辨真伪，就会是非混淆，无所适从，如果是搞学问，更是费时而少实效。因为真伪定了以后，才可谈古书的价值及资料可采的程度，否则就是劳而无功。
汉代的辨伪是从对伪书产生缘由的认识开始的。汉初，淮安王刘安与其门客阅读大量古籍，著了一部《淮南子》，其中有不少是对古书真伪的看法。《淮南子·修务训》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闇主高远其所从来，相与危坐而听之，正领而诵之。又《汜论训》说：
今夫画工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马可日见也。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而道先称古，虽愚有余。这是因为人们有贵古贱今的普遍心理，作伪者正迎合这种心理需要。好古的风气愈盛，伪书出来就愈多。另外，称说古代，由于年代久远，难于对证，故伪书颇能欺骗一部分人。其作伪的方法，就是以托古而作伪。《淮南子·修务训》说：
今取新圣人书，名之孔墨，则弟子句指而受者必众矣。明明是汉人新写的文章，为了赢得读者，就冒充孔墨所作，以此震动学术界以扩大其书的影响。
西汉时，能综合运用上古史料进行全面辨伪工作的是司马迁。他的辨伪成就无疑体现在他的巨著《史记》里。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可见其搜集资料之勤。又说：“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其运用古书时下过很大辨伪的功夫。但因司马迁不是把辨伪作为目的，而是在写作《史记》中，作为整理资料的一种手段，所以他的辨伪成就融化在《史记》中，而很少专门辨伪之语留下来。但从《史记》中，我们也可以约略窥见他的辨伪标准、方法以及成就等。《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此以《尚书》及百家言比较，指出百家言不可尽信。又《史记》卷六一《伯夷列传》：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论，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司马迁辨伪的主要标准是“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凡说到上古而又《六经》不载的事情，司马迁都说“尚矣”、“不可记”、“不可考”、“吾不知”或“余不敢言”了。可见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对古代材料的取舍辨伪，是极为审慎的。
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是辨伪学的大功臣。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是中国辨伪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此二书虽佚，但大部分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实际上是根据《七略》删削而成。关于刘向、刘歆，我们将在下文专门论述。
东汉时期，与班固同时的王充，是在辨伪方面具有很高成就的人。他的学说大多保存在其所著的《论衡》中。其中《书虚篇》、《语增篇》、《儒增篇》、《艺增篇》、《佚文篇》、《正说篇》、《案书篇》都是辨伪文字。但他所辨的伪以事伪为主，书伪较少，事伪的范围很大，材料也很多。有关辨伪书者，如《书虚篇》说：
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不可信用。这是论伪书之所以产生与得以流传的背景。对各种书的辨伪文字亦不少，如辨《五经》的，“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正说篇》）；辨《尚书》的，“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莱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正说篇》）；辨《论语》的，“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正说篇》）；辨《史记》的，“太史公两纪，世人疑惑，不知所从”（《案书篇》）。
东汉时，辨伪的方法也日趋缜密，有的是针对专书或专篇，提出有力的证据，考定它确系伪品。如马融否定《尚书·泰誓》就是典型的例证。据孔颖达《尚书正义》卷十一引马融《尚书序》：
《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至五，以谷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之于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战国时的《尚书》，本来有《泰誓》一篇，所以诸子及历史书中经常征引，但秦火之后，书遭厄运，汉初伏生的《尚书》并没有这一篇，直到武帝时才说在河内发现。当时的儒生把伏生的二十八篇配上二十八宿，把《泰誓》一篇当成了北斗，可见此篇地位之高。有关此事，可参《论衡·正说篇》。马融这段简短的考证，很有力量。在马融以前，似乎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辨伪工作。这段考证《泰誓》的文字，有力地举出古书中所引《泰誓》，都不见于此篇，足证其为伪作。这种辨伪方法，对后世辨伪的学者启发很大，以至直接影响到清人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
到了东汉末期，今古文经学之争异常剧烈，把学术界搞得乌烟瘴气。就在这种环境气氛中，辨伪学还在继续发展。从事辨伪的人很多，郑玄、蔡邕、贾逵等都是著名的辨伪学家。其中以经学家郑玄成就最大。郑玄曾遍注《五经》，今尚存《毛诗笺》，《周礼》、《仪礼》、《礼记》注。其所著书中辨伪文字不少，今略录数则，以见一斑。《礼记正义·月今篇》引郑玄《三礼目录》：
《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钞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又《礼记·孟夏》“命太尉”下注：
三王之官，有司马，无太尉。秦官则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
四、辨伪学家刘向、刘歆
刘向、刘歆是汉代最著名的文献学家，他们在辨伪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汉书艺文志》记载：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据《汉书·成帝纪》记载，此事在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这是由国家组织人力大规模校理天下群书，这时刘向之子刘歆也受诏参校，这次大规模校书，以刘向、刘歆父子总其成，先后达二十余年。二十余年中，刘向父子在文献的校勘、编篡、考辨诸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创造了可贵的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仅就辨伪方面加以论述。
刘向（前77─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宣帝时任散骑谏大夫。元帝时，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被捕下狱。成帝时，更名向，任光禄大夫，校阅经传诸子诗赋等书籍，写成《别录》一书。还著有《新序》、《说苑》、《列女传》、《洪范五行传论》等书。其子歆(?-23)，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河平中，与父向总校群书。向卒，歆为中垒校尉，继父业，整理六艺群书，编成《七略》。还著有《三统历谱》。
刘向在校书过程中，颇为重视辨伪工作，而且与校书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明确记载的刘向的辨伪工作，首先是对于《尚书》百两篇的辨别，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汉书·儒林传》云：
《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刘向校之，非是。又《汉书艺文志》有“《黄帝泰素》二十篇”，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又有“《神农》二十篇”，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疑李悝及商君所说。”后来，刘向的儿子刘歆删改《别录》，写成《七略》，里面就有不少辨伪的文字。《七略》虽佚，但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主要是根据《七略》删改而成的。《汉书艺文志叙论》云：
会（刘）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由此可知，《汉书艺文志》所辨伪书，均本自刘歆《七略》，计有十九条：诸子略道家：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
《文子》九篇。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
《黄帝君臣》十篇。注：“赵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
《杂黄帝》五十八篇。注：“六国时贤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黄帝相。”
诸子略阴阳家：
《黄帝泰素》二十篇。注：“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
诸子略杂家：
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注：“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阶，似皆非。”
《大禹》三十七篇。注：“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
诸子略农家：
《神农》二十篇。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
诸子略小说家：
《伊伊说》二十七篇。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注：“后世所加。”
《师旷》六篇。注：“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注：“称尧问，非古语。”
《天乙》三篇。注：“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注：“迂诞依托。”
兵书略兵阴阳：
《封胡》五篇。注：“黄帝臣，依托也。”
《风后》十三篇。注：“图二卷。黄帝臣，依托也。”
《力牧》十五篇。注：“图二卷。黄帝臣，依托也。”
《鬼谷区》三篇。注：“黄帝臣，依托。”
以上注文均为《汉志》原注。张舜徽先生著《校雠广略》一书，将刘向辨伪之法归纳为六种，颇能反映其辨伪的成就：
（一）明定某书为依托，但未能确指为某人；
（二）从文辞方面，审定系后人依托；
（三）从事实方面，审定系后人依托；
（四）明确指出依托之时代；
（五）明确指出系后世增加；
（六）不能肯定的，暂时存疑。
刘向父子之辨伪所以能有这样大的成就，主要是他们在中秘读书，能兼备众本，并且能判明学术源流，分析篇目。读书多了，不由得而比较并生判断，于是许多书籍就被判定为伪书。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七略》剖判艺文，综百家之绪”。自班固删《七略》而入《汉书》之后，《汉书艺文志》就成为后代学者极为尊崇的著作。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二《汉书艺文志考证》说：
歙县金修撰榜语予曰：“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修撰经术甚深，故能为此言，予深叹服。
自刘向、刘歆以后，凡从事目录、校雠学者，无一不在辨伪上下功夫。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序》说：“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故佛经目录中，专门有“疑经录”一类。后代史书中的《艺文志》也或多或少地载有辨伪文字，而目录学的专著如《郡斋读书志》等，辨伪之语就很多。
五、汉代辨伪学的影响
汉代的辨伪是中国考据学的创始时期，它对后代的辨伪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后代的辨伪无论从方法、手段还是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几乎无不可以在汉代找到其源头。故本节对魏晋以后的辨伪作简要的描述，以说明汉代辨伪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人们普遍重视诗赋骈文等辞章之学，同时又有清谈的社会风气，因而对于辨伪不很注意，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当时的古籍中找出一些辨伪的文字。所辨的范围却又比汉代广泛。如傅玄说“《国语》非丘明所作”（《左传》哀十三年疏引）；刘勰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类而推，两汉之作乎？”（《文心雕龙·明诗篇》）到了北朝颜之推撰《颜氏家训》，则集南北朝辨伪之大成。该书的《书证篇》对众多古籍进行考辨，见解颇为精辟。如本文引言中所引一段即是如此。
唐宋时期，辨伪学在汉魏六朝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可以看成是辨伪学的发展期。这一时期所辨的伪书伪事越来越多，甚至有的人以考辨作为研究学术的专业，很多书籍专门有辨伪一目。即使是佛经，也辟“疑经录”一类。
唐代初期，经学家笃守师法，他们对于经书不敢多加怀疑，文学家又主要致力于诗坛风气的改变，不肯对古书多加琢磨，因此辨伪学取得成就不大。到了盛唐时的刘知己，著了一部《史通》，其中《疑古》、《惑经》、《申左》诸篇，几乎全是辨伪文字。他的研究，继承了汉儒的辨伪方法及成就，并为中唐辨伪的兴盛与自由风气的形成打开了通路。逮及中唐，辨伪学家啖助、赵匡等，对《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国语》等进行考辨，指出其中伪事，对《竹书纪年》、《本草》等也产生怀疑，辨伪的范围不限于经书而扩大到子书史籍等。唐朝的大古文家韩愈、柳宗元也是著名的辨伪学家。他们接触古籍多了，不免对古书的真伪有所认识。柳宗元的《辨列子》、《非国语》更对后世产生广泛的影响。
降及宋代，辨伪之学非常活跃，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但宋学与汉学相反对，汉学颇征实，宋学较空疏。因其空疏，故能大胆怀疑，以至于怀疑一切古代遗留下来的东西。他们能够别出心裁地看古书，不肯墨守成规，也不专主一家，前人论定的名言，也要拿来考究一番。在这种风气下，产生了不少新的见解。宋代辨伪，从人数上看，北宋有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南宋有郑樵、程大昌、朱熹、叶适、王应麟、洪迈、唐仲友、高似孙、晁公武等。在诸人中以朱熹集其大成。朱熹对于《周易》、《尚书》、《礼记》、《春秋》、《诗经》、《孝经》、《论语》、《孟子》、《世本》、《通鉴纲要》、《东坡事实》、《孔丛子》、《管子》、《子华子》以及佛经等都有所考辨，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朱熹是南宋最伟大的理学家，他的学说在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他的辨伪也就更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因宋学空疏，虽很有怀疑态度，对大量古籍产生怀疑，不过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并不多，因此只能等到清代了。
明清时期是辨伪学取得成就最大的时期，可称为高峰期。明代胡应麟撰写的《四部正伪》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考辨专著。内容大致包括：(1)考辨的重要性；(2)伪书的种类及由来；(3)辨伪的方法及工具。并且考辨了七十多种古籍的真伪，可称首尾完备、条理清楚、体大思精的专著。其他考辨家不一一赘述。
清代是中国学术的总结时期，各种学术的长处都得到了应有的发扬。辨伪方面更是成就卓著，名家辈出。辨伪的方法也越来越精密，越来越科学。问题大多得到解决或接近解决。考据的成果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远非三言两语所能描述。而乾隆、嘉庆时代又是清代乃至中国古代考据学的最高峰。梁启超即将整个清代学术目之为考证学。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我国自秦以来，确能成为时期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此派远发源于顺、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风余韵，直可谓与前清朝运相始终。”清儒的征实精神与宋代学者不同，这一点更与汉代学术，包括辨伪学相接近。
标签：史记论文; 汉朝论文; 读书论文; 尚书古文疏证论文; 礼记论文; 公羊传论文; 汉书论文; 国语论文; 谷梁传论文; 西汉论文; 黄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