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降家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及文献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文献论文,家族论文,理论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类文明发展和传承史上，家族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蕴育诸多士人文化创造的摇篮，还是传播和传承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渠道。因此，家族问题受到包括柳诒徵、吕思勉、岑仲勉、陈寅恪、钱穆、潘光旦、王伊同等元老在内的学术界的相当关注，研究成绩斐然①。但是，这些成绩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史学领域，文学领域的家族研究总体上还显薄弱。
近些年来，这种状况略有改善，从公开发表的论著和博士、硕士的论文选题看，家族文学研究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尤其宋代以降（包括宋代，下同），存世文献相对丰富，研究者易于选题和开展研究，成果问世较多，显示出这一路向的盎然生机。但是，就宋代以降家族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而言，研究者在理论意识、研究方法和文献使用上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标志研究领域体系化和严密化的理论建构更加匮乏，目前仅见李朝军《家族文学史建构与文学世家研究》（《学术研究》2008年第10期）和罗时进《关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江海学刊》2009年第3期）两篇文章，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家族文学的理论问题。本文拟从理论建构、方法设置、文献整理三个方面，对宋代以降家族文学研究做一较为系统全面的探讨，以期促进这一领域的成熟和持续发展，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行文中多以宋代家族示例，原因在于这一时代承前启后，更具代表性；另外，也和这一领域史学研究成果积累比较丰厚有关②，如1993年，海内外十二位第一流的宋史专家联手开展为期三年的“宋代家族与社会”的研究计划，发表了大量成果，极大推进了宋代家族史研究，这是其他朝代难以企及的。
一 家族文学研究的概念、范畴、内容和意义
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家族自然是其核心要素，区域性的概念“家乡”和全域性的概念“家国”，无不以“家”为起点。在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中，“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③ 我们几乎可以说，“‘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④ 但是，与社会史研究中的家族优先相比，文学史研究中凸显家族文学因素却相对滞后。回顾中国文学史诞生百余年来的历史，先有全国性的文学通史或断代史，其次有文学地域史，其次才有最近二十多年家族文学史研究的盛况，国—乡—家，空间由大到小，顺序恰和社会史的结构相反。这种家族文学研究的兴起，不仅仅是“研究者在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围内对陈旧的研究方法操练得过于烂熟、企图突围、力求创新的探索”⑤，而且反映出中国文学史学由粗到精、由宏观到微观的逐步成长的历程。
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分支领域，家族文学研究的概念、范畴、基本内容和价值意义等理论问题的系统建构，是一个研究领域走向成熟和自觉的标志。家族文学研究中的“家族”⑥，虽兼属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但从“家族是社会的细胞”这一形象说法来看，家族与社会学习惯上被认为更具亲缘关系。家族文学应当具有社会学和文学的交叉性质。但家族文学研究既非单纯的社会史的研究，又非单纯的文学史研究，而是以文学为基点，将家族视为独立的社会单元，重点探讨其内外要素对文学的影响的研究。这是我们给出的家族文学研究的初步概念。
接着讨论家族文学研究的范畴和内容。范畴是思维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概括的反映，各种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的一些基本范畴。顾名思义，家族文学研究应该包括这样两个最基本的范畴：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它们具体含摄的内容，可以从其交叉性的特点来寻找。即：“文学的家族”研究既有家族史研究的一般性内容，又有自身的特殊性。所谓一般性内容，主要指家族“四态”，即结构型态、环境生态、活动状态、发展变态。结构型态主要指家族血缘谱系（谱系扩展时包含姻亲）的呈现和家族内部的结构，如世系、分支、族产、祠堂、人口等；环境生态主要指对家族生存产生影响的各环境因素，既包括自然环境（如山川、风物、气候等），又包括人文环境（如时代思潮、政治风云、地域文化、文学传统以及对家族的历史定位和评价等）；活动状态主要指家族成员以不同角色从事的活动及影响，包括政治活动（如与政治中心的关系、不同政见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仕宦期间的政功、宦海风波的险恶等）、经济活动（如家族理财与生计安排等）、社会活动（如与师友、姻亲、同事、同乡等的人际往来及对当地事务的参与等）、日常活动（如物质方面的饮食男女、婚丧嫁娶；文化方面的诗书研读、伦理教化、家庭藏书、家塾启蒙、科举考试等）、精神生产（如文艺创作，与“家族的文学”内容部分重合）；发展变态其实是家族一种特殊的活动状态，它主要指家族为了应对来自结构型态、环境生态、活动状态的某些变异而主动或被动地做出的相应变化，以便保障自身健康或更好地发展（如族支迁徙、职业转型，文学承变等）。所谓自身的特殊性，即应突出其中的文学因素，家族文学研究中对家族“四态”的探讨，其目的应在于回答家族文学的生成问题，如果不突出这点，就无法将之与其他研究区别开来。如对于黄庭坚家族文学的探讨，就应在结构型态方面突出黄氏文学世家的面貌，黄庭坚叔祖黄注有《破碎集》、《公安集》、《南阳集》，父黄庶有《伐檀集》，族叔黄廉有文集十卷、奏议二十卷，兄弟黄大临、黄叔达也有诗词传世，侄黄彦平有《三余集》，从孙黄谈有《涧壑诗余》，从孙黄
有《复斋集》、《山谷年谱》等，是典型的文学世家；在环境生态与活动状态方面突出黄氏家族对江西重文传统的塑造，特别应强调其在江西诗派中的作用和影响，江西诗派中坚徐俯及洪朋、洪刍、洪炎、洪羽兄弟均为黄庭坚之甥，诗社成员审美观念往往相似，诗社唱和使这种相似性得到强化，而许多诗社成员的家族姻亲性质，又使他们之间具有互动性、亲密性、稳定性和认同性强的特点，容易达成默契和一致。江西诗派内部流淌着浓郁的家族亲情，即使那些没有直接亲缘关系的社员，也“相亲如骨肉”，“相与如兄弟”⑦，这对诗歌创作流派的形成不容忽视⑧。在发展变态方面突出黄氏家族成员在诗的句法、意象、风格乃至精神气质等方面的承传变化，黄氏一门多风雅，黄叔达的诗句“攻许愁城终不开，青州从事斩关来”（《行次巫山宋楙宗遣骑送折花厨醖》）、“无量劫驰邪枉径，刹那间得旧时槽”（《戏题水牯庵》），甚肖乃兄的“山谷体”，至有人谓“君在黔中所作数诗，附《山谷集》中，殊有家法，当由山谷润色，以成弟之名”⑨。黄庭坚诗歌的学杜、学韩，有承其父黄庶、岳父谢师厚的一面，而其以俗为雅、行禅入诗、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特点，又自有其戛戛独造。即使其后人不以诗名，也并不影响他对文学家风的体认和推崇，南宋绍定壬辰（1232），黄庭坚后人黄垺重刻《山谷诗》，并作跋云：“句里宗风，垺岂识其趣，独念高、曾规矩，百工犹究心焉，手披口吟，不敢废坠，世之登诗坛者，相与共之，以寿斯派，亦先太史之志也。”（《山谷诗跋》）⑩ 黄垺在句法上不能比肩先人，却不敢废坠“高、曾规矩”、忘却“先太史之志”，他继承了家族精神气质方面的遗产，以重刻《山谷诗》的方式延续着文学家族的优越和荣誉。
“家族的文学”主要指家族成员的文学创作成就，它是“文学的家族”在“文学”方面的具体展现，和“文学的家族”密不可分且有交叉重合。如上举黄氏家族的诗歌在句法、意象、风格乃至精神气质等方面的承传变化，当然也属于“家族的文学”。它又是家族文学研究区别于其他领域研究的重要标志，同样是关注家族经济基础，历史学可以对生产和消费、储蓄与交换、收入与分配做详尽的描述，家族文学则重在探讨这种经济行为对家族成员心态及其创作产生的影响；同样是关注家族婚姻，社会学可以探讨婚姻类型和条件、夫妻关系和社会地位等问题，家族文学研究指向的则是婚姻生活在家族文学中的表现和影响；同样是关注地域文化，人文地理学可以详述地域文化特点的形成过程，家族文学研究则侧重地域文化对家族成员文学素质的培育和对文学题材、风格的熏染，以及不同地域家族文学风格的差异。
“家族的文学”，其研究既遵循文学史的一般规律，拥有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四个研究维度；又以自身特色充实着文学史研究，有效补充和丰富着文学史的面貌。如那些在文学通史、断代史、地域史、流派史、体别史中很难被提及的人物，在家族文学中往往占有一席之地。被视为圣贤曾参后裔的宋代南丰曾氏家族，其谱系至于明清仍绵延不绝。宋代是曾氏最为辉煌的时期，有宋三百年，曾氏十代不仅仕宦接踵，而且文人相继，成为闻名天下的文学望族。这个望族的文学发展，与宋代文学史的发展保持了某种一致性。从宋初的曾致尧到宋末的曾渊子，三百多年间的曾氏家族文学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的宋代文学史，譬如宋代诗歌的宋初三体、荆公体、江西诗派、江湖诗派在曾氏家族诗歌创作中都有所表现，曾氏家族成员大多没有成为某个流派的建坛树帜者或中坚力量，然而各个时期的时代风气都能从他们创作中得到一些印证。但是同时，像曾肇的“诗如词”以及曾协南渡后学苏轼、陈与义的创作特色，这些被主流文学史遗忘的角落，在曾氏家族文学史中却鲜明浮现出来，让人感受到主流文学之外创作的丰富多彩(11)。如果没有家族文学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就不是全面的，就会遮蔽许多不应被忽视的作家、群体和流派；家族文学的研究促使我们对彼时的文学生态和文化氛围重新定位、思考和认识，甚至构建出新的文学史观。至少对中古以后文学的认识，家族因素应该获得更多的关注。陈寅恪早就指出：魏晋以降的中国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寄托……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12) 两宋以降，倡导敬宗睦族的个体小家庭逐渐成为社会主体力量，知识普及程度大大提高，打破了六朝世族的文化垄断，形成了“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3) 的局面，家族因素在中国文化中比重更加提高。罗时进也敏锐指出：“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般现象是，首先确定每一个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文体，以之为典范；再确定每个时期代表性文体写作的最有成就的作家，以之做示范。这样整个文学史基本成为各个朝代文学核心知识的展示，而这些核心知识的判断和获得，主要依据于前人的接受和传播。然而这种简单的线、点结合的思路和方法，在使得历代‘大家’永远享有文学史著作和阅读选本中的绝对优先地位和典范意义的同时，大量生动的基层写作的现场被遮蔽了，其丰富的创作成果也被湮没。”他认为这种研究模式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古以后文学创作重心也逐渐下移，出现了地域化、家族化倾向。家族环境中的文学创作往往比京师、台阁、幕府中的文人集团创作更活跃、更丰富，地方家族成为不可忽视的创作基地。”(14)
当然，家族文学研究绝不能满足于家族成员作品的简单汇集和评价，而要致力于贯串着家族意识的整个文学生态和一般文学史的基层呈现。这就提醒我们时刻不要忘记将家族文学纳入与整个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关系中去考察，如：跨越文学史多个阶段、绵延久远的家族文学，其内部的变化如何与文学史不同阶段的变化相关联、相阐明？不同历史时期的家族文学是否有其时代特征？如何通过不同时代的文本和文化分析，看待家族文学的传承和变化？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家族成员的具体创作，与其时主流文学、民间文学的关系如何？等等。只有宏观视野下的细化研究，才能在呈现每个家族具体文学特征的同时，真正凸显家族文学的整体面貌和独特价值。
上述内容之外，家族文学研究还应包含文学批评的某些领域。古代典籍谈文论艺时，经常使用“家法”、“家风”、“家学”、“家传”等词汇，某种程度上正是古代中国的家族意识催生了文学批评中的“家法”、“家学”观念，为后人认识具体作家的创作提供着重要的认识路径，“家族”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功能。仅举《四库全书总目·别集》中数例可窥一斑：
佃有《埤雅》，已著录。……大抵与宿（指胡宿）并以七言近体见长，故回（指方回）云然。厥后佃之孙游以诗鸣于南宋，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虽得法于茶山曾几，然亦喜作近体，家学渊源，殆亦有所自来矣。（宋陆佃《陶山集》提要）
肇字子开，南丰人，巩、布之弟也。……其制诰亦尔雅典则，得训词之体。虽深厚不及其兄巩，而渊懿温纯犹能不失家法。（宋曾肇《曲阜集》提要）。
惟籀以苏辙之孙、苏迟之子，尚有此一集传世，为能不堕其家风。（宋苏籀《双溪集》提要）
公遡字子西，巨野人，公武之弟。……晁氏自迥以来，家传文学，几于人人有集。（宋晁公遡《嵩山居士集》提要）
复古字式之，天台人。尝登陆游之门，以诗鸣江湖闲。所居有石屏山，因以为号，遂以名集。卷首载其父敏诗十首，盖复古幼孤，勉承家学，因搜访其先人遗稿以冠己集。（宋戴复古《石屏集》提要）
在与家族其他成员的比较和家族坐标体系的定位中，人们获得了对作家创作特色的具体认知，可见，“家族”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有效的批评尺度和一道独特风景。
至此，对于家族史和文学史交叉领域的家族文学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已不难总结：即它不仅丰富着我们对文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同时家族作为社会的细胞，也是观照文学育成和评价作家作品的极佳视角，它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阐释。
研究家族文学，还应清醒看到本研究领域的弱点。完整的家族文学研究应该包含五个要素：一是相对完整的家族谱系及家族文献梳理；二是历时性对家族文学整体发展趋势和具体家族成员创作的分析；三是家族文学与外部因素的比较，外部因素包括地理环境与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时代背景；四是家族文学成员及其创作之间的相互比较，包括异代之间纵的比较和同代之间横的比较等；五是家族文学的家法和家族意识。特别是家族谱系和家族文献，是整个家族文学研究的基础，没有谱系的梳理，家族无以构成；没有文献的发掘，文学无从谈起。因此家族文学研究对象的受限性比较明显。即使谱牒相对完整、文献相对丰富，研究者也要善于理论思辩，避免笼统肤廓。如研究宋代澶州晁氏、东莱吕氏、南丰曾氏这样绵延数百年、支分派别的文化大宗族时，人们爱用“博通”、“文章之家”、“科第之家”等词汇形容其优良“家法”，其实此类术语大而无当，无法有效解释家族文学内部的复杂问题。必须考虑家族支派、聚居、迁徙、交往唱和等因素的变化和不同，具体问题具体辩证对待，才能使家族文学研究走向深入。
以上本应是研究家族文学的一般性通识，但由于多数研究者采取操作较易的个案研究，也就容易对宏观的家族文学理论疏于探讨或思考不足；而理论意识的弱化，又直接限制了个案研究的深度。家族文学研究的新格局，固然需要个案研究的不断丰富和细化，同时也有待于研究者理论意识的强化和深化。
二 家族文学研究的方法
回顾家族文学的研究史，除了研究对象多为个案式外，其研究方法也多呈现模式化和描述化的倾向。模式化和描述化的优点是可以相对简单清楚地呈现家族血缘承继的链条及家族文学风格表面的相似，但难以烛照家族文学的深层规律及家族文学的细部脉络，使家族文学研究止于量的增加，而少质的突破；甚至使家族文学研究沦为家族血缘的“历史”研究和家族成员作品的简单汇集、评价。如何避免平面描述家族成员的世系、行传、创作、家法，从古代宗谱、家乘的编撰模式中摆脱出来？类似问题不仅困扰着文学研究，也困扰着史学研究。柳立言曾感慨说：“研究宋代家族，由于史料的限制，除非异常聪明或毕生尽力，否则很难突破研究明清家族的发现……时至今日，宋代的家族研究已走入瓶颈，所探讨的问题……以累积的历史知识加上经验法则便可知其大概，若要回答更深入的问题，则心余力绌。……当昔日的知识已变为今日的常识，而研究者仍在上面打转，堆砌更多的史料，却无新视野新发现，那只能称之为形式主义，论文数量愈积愈多，但结果几乎千篇一律。”(15) 柳氏指出的问题非常尖锐，不过他将这种问题的产生仅归因于史料的匮乏却可以商榷。宋代史料远较前代丰富，明清史料又远较宋代丰富，但明清家族文学研究的成绩并不令人满意。在笔者看来，产生研究“瓶颈”的根本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史料的匮乏，还在于模式化和描述化的研究方法。当一种研究方法成为模式，就意味着可以复制，复制到一定数量，就会饱和，就会产生审美疲劳；而当一种研究方法停留在描述阶段时，即使是研究方法突破了模式化，也只能浅尝辄止，隔靴搔痒。
如果能将这种模式化和描述化的研究，转变为多元化、结构式和构成式的研究方法，家族文学研究的局面也许就会大为改观。
所谓多元化研究方法，其实是研究视角的不断调整和变化。为了突破过去文学史研究常见的“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内容＋艺术特色＋地位影响”的僵化模式，适度引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民俗学、美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视角，使研究方法不断融入新的元素，注入新的活力。它既包括有着现代哲学和语言学背景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内部研究，又包括赋予文本以开放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的外部研究。随着20世纪中叶以来新史学的蓬勃推进和学术的深入发展，相信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会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和运用。
所谓结构式研究方法，其“结构”指的是家族在自然、社会、文化、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的制度化或约定化命题。在研究中发现、总结和阐述这类结构式命题，即为结构式研究。结构式研究通过一些宏观的规律性的判断，以期突破、改变已有的文学或史学认知框架。这也是我们提倡和从事家族文学研究，希望达到的重要学术目的。它需要的不仅仅是视角的简单调整，更需要研究者有眼光、有洞察力、有人文和当下关怀、有较为深厚的相关学科知识背景。如此，才能运用语言哲学的有关理论，提炼出文本语言的声音层面、意义层面、意象和隐喻、肌理和张力；才能化用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有关理论，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抽绎出有效支撑文本文化空间的结构……(16)。为了发现结构性的命题，有时不妨考虑适当拉长考察的时段，如果时段所取过短，尽管可以在微观方面有详细的收获，但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很难有什么规律性的发现。因为“任何一条漫长的曲线，如果截下一小段来讲，就可能变成一个直线，要了解中国文学的全面的特色、构成及其发展曲线的整体性，就应该把考察的时间段拉长。”(17) 当我们缓缓拉长家族文学研究的镜头，家族成员在血缘（宗族纽带）、地缘（乡里交往）、业缘（职业接触）、社缘（通过会社结交的关系）(18) 中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具有稳定性的结构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就慢慢清晰起来。
中国古代的丁忧制，就是宗法血缘社会发展史中积淀下的一种制度化的结构性命题。它规定逢父母丧，子女须服丧三年（实为二十七个月），期间不得应举、为官、婚娶等。是否严格居丧，常常成为政敌间相互攻击的有效手段。北宋新党重要成员李定，因生母仇氏去世时未能及时辞官，熙宁三年宋神宗欲擢用他时，遂遭到旧党“定所生母亡，不解官持丧”的弹劾，还引发了一场大辩论，直至十六年后的元祐元年，苏轼、范百禄仍旧事重提，上疏请求严惩李定。明万历五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丁父忧，被皇帝夺情起复，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借此反张者不仅有别具用心的政敌，还有纯以纲常为念的政治盟友，足见丁忧制影响的强大。由于守丧期间相对闲暇，比较适合文献整理，特别是编订先人文集，既寄托哀思，又消磨时光。晚清大儒莫友芝的名著《黔诗纪略》和《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即由其子莫绳孙在守丧期间编成。由于时代、个性等因素的不同，文人在服丧期间的诗歌创作也各有差异，北宋诗人苏舜钦在服丧期间潜心诗艺，多有游览之作；但晚清大诗人郑珍却绝不吟诗，在他看来，吟诗是闲情的表达，意味着对先人的不敬。研究居丧守制期间的文人及其活动，会有不少有价值的发现。
中国古代的贤母课子，则是社会史框架下一种约定化的结构性命题。因为它不像丁忧制是每个家族都会面临的家族制度要素，而是一种社会风气的约定和倡导。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忙于举业，奔波宦途，照顾子女的任务更多落到了女性身上。古代贤母教子故事不胜枚举，汉代的金日磾，其母“教两子，甚有法度”（《汉书》卷六十八《金日磾传》）；宋代的苏轼、苏辙兄弟，其母程氏“喜读书，皆识其大义。轼、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司马光《传家集》卷七十八《程夫人墓志铭》）；清代的蒋士铨甚至写下催人泪下的母教细节：“记母教铨时，组绣绩纺之具，毕陈左右，膝置书，令铨坐膝下读之。母手任操作，口授句读，吚唔之声，轧轧相间。儿怠则少加夏楚，旋复持儿泣曰：‘儿及此不学，我何以见汝父？’至夜分寒甚，母坐于床，拥被覆双足，解衣以胸温儿背，共铨朗诵之。读倦睡母怀，俄而母摇铨曰：‘可以醒矣。’铨张目视母面，泪方纵横落，铨亦泣；少间复令读，鸡鸣卧焉。”（《鸣机夜课图记》）(19) 可见，贤母教子虽然未必每个家族都具备，却具有稳定性和较高的普遍性。研究贤母教子的文学表现，当为家族文学增添不少亮色。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描述式地排列不同文人居丧时期的活动及贤母教子事迹，它们彼此之间也就仅有事迹详略的差别，无法得出卓有价值的新结论。这个时候，构成性研究的方法就显得至关重要。
所谓构成性研究，不是静止分析家族文学的结果，而是将家族文学看做一个历史的生命过程，动态分析家族文学生成的细节和过程，揭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职业、生理等各种因素如何具体影响到家族成员的思想、性格及其创作。
蒋寅在研究王士禛核心诗学“神韵说”的形成时，敏锐注意到了丁忧生活对王氏的影响：“康熙二十四年，王渔洋回乡丁父忧，庐居读书，又遵循礼教暂停作诗。远离了朝世，也远离了诗坛。在这个相对宁静而单纯的环境中，历史上的诗歌对于他成了一种超脱功利、超越门户、趣味之争的纯粹存在，一种有距离的审美使他对诗歌的本质和盛唐诗旨趣有了新的体会。”(20) 康熙十五、六年，王士禛大力提倡宋诗，遭到坚守唐音者的猛烈批评，但浮沉人事，无法改弦易辙，丁忧给了他冷静反思的机会和环境，使其完成了《唐贤三昧集》的编选，最终揭橥出“神韵说”。这正是注意到了居丧环境对诗人文学活动及思想的构成性影响。
徐雁平的《青灯课读图与文学传承中的母教》一文，是用构成性方法研究贤母教子类文学的成功范例。他通过对清代数十篇有关课读图的诗文的研究，总结出课读图文中的四个主题：其一，关于母亲德才的叙述；其二，课读的情景；其三，母对子的激励及子的反应；其四，绘图记课读情景。然后进一步探讨为何课读图中母／子类型最多？母以哭泣激励孩子是否常见？为何课读情景总是凄苦色调？蒋士铨“退而语画士”，“图秋夜之景”，是否说明他胸中已先有课读图的模式，画士只要据其大意图绘即可等具体问题(21)，从而使课读图以母教为主、课读图事关寡母抚孤、课读图的追忆特征与图像程式、课读图题咏及所引发的同感、课读图作为家族文化记忆和个人回忆等丰富内涵得以逐层呈现，实是家族文学研究中的一篇上乘之作。当然，如果将该命题放入更长时段考察，则其内涵的揭示可能会更加丰富。明清两代寡母抚孤现象远比宋代数量为多，这和宋代妇女拥有一定财产权和政府并不积极提倡守节有关，而“明太祖明诏褒扬贞节……对节妇不但旌表门闾，还免本家差役。既有名，又有利，就算寡妇本人不愿，也有可能被本家强迫守节。”(22) 青灯课读的背后，掩藏着多少古代女性的叹息和无奈，血泪和悲欢？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多元化研究、结构性研究和构成性研究常常结合起来使用，譬如盖房，多元化研究只提供一个大的设想和框架，结构性研究则在此设想和框架下找出房屋有效的支撑点，构成性研究则是具体的建筑过程，三者融合，研究对象才能显得气韵生动、血肉丰满。如在多元化研究方法中的建筑学和美学的启示下，我们发现了约定化的结构性命题——家族园林（并非每个家族都能具备私园，但有条件的家族常有建造园林以示风雅的习气），以此为切入点，可以构成性研究家族园林与家族文学的复杂关系。作为由武入文的权贵之门宋代西秦张氏家族，其家族园林就具体见证了张鎡、张枢、张炎等家族文人的成长过程，从张俊之子张子颜开始，族人园宴吟咏的风气即已形成，在家族唱和的融洽氛围中，家族子弟完成了最为自然有效的文学训练和文学继承；张氏还在私园中与姜夔、杨缵、周密等名士优游酬唱，不仅促进了宋代格律词派的发展，也使家族文学得到族外文风的熏陶和补充(23)。无独有偶，清代杭州汪氏的振绮堂藏书楼也是当时文人唱和雅集的一个中心，汪宪、汪瑜、汪璐、汪端、汪远孙、汪迈孙、汪菊孙等族人在此良好环境中成长，或与族人、姻亲、馆师相互唱和，或得往来文士的指点，在汪氏家族文学传统的形成过程中，汲取了大量外来的文学营养(24)。家族的馆舍园林，成为家族文学育化的一种空间形式。研究者在这里，关注的不是园林的设计和布景，也不是家族题咏园林作品的简单罗列和赏析，而是具体揭示园林做为一种家族要素如何进入到和影响着文学家族成员的具体成长过程。
其他如家族郡望、出身、遗传、迁徙、人口、婚姻、族会、祭祀、墓葬、藏书，政治制度上的家族回避、夺情、荫补、抚恤，社会风气中对敬宗睦族、贤妻节妇的提倡，对科举取士的崇拜等等，只要运用得当，都可以成为多元化研究、结构性研究或构成性研究的突破口。
三种研究方法中，结构性方法具有核心价值，正是其所具有的结构性命题，才使得“家族文学”与其他的研究（如同是群体性研究的“文人结社”、“文人集团”研究）真正区别开来。但结构性命题由于其稳定性或普遍性，自身也意味着一种模式，当它不断被人复制，最终也会有成为柳立言所云“形式主义”的危险，这就需要人们不断发现新的结构和突破旧的模式，学术本来就是一个推陈出新不断发展的过程。
三 家族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家族文学研究依赖于历史谱牒学和文学文献学的发展，尤其是历史谱牒学中的家谱和文学文献学中的家集（总集类），是家族文学研究的两大文献基石。
与史志别集等文献相比，家谱虽在家族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可信度最差，向来为研究者警惕。使用家谱文献，必须慎之又慎。即使家谱中相对可靠的家族人物行状、传记、墓志铭、艺文部分，一不留神，也会为其所欺。如明代汪道昆编纂的《汪氏十六族谱》所收题为胡铨所撰的《司农少卿汪公（叔詹）传》，实是从汪若海的《宋左朝请大夫司农少卿主管台州崇道观汪公叔詹行状》一文中割裂作伪而成，不可因谱是旧谱，撰谱者又是名人，就盲目信从。再如民国年间刊版的《五云赵氏宗谱》收有题为李纲所撰的《赵忠简公言行录》，曾被研究者视为宋江征方腊的新材料，写成《宋江征方腊新证》一文发表在《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1994年8月号又予转载，后被研究界证明也是一篇伪作。家谱的艺文部分多收录本族人所作诗文及外人歌赞本族人物事迹的作品，外人之作真伪掺杂，族人之作本无必要作伪，但仍不可不察。如《全宋诗》据《五云赵氏宗谱》所收赵期《临安自述》二首，即是剽窃唐诗的伪作，该谱中的赵期实无其人。近期《中国典籍与文化》又发表尹占华论文，指出《洪城幸氏族谱》中所载柳宗元《幸南容墓志铭》亦是后人有意作伪(25)，而此墓志铭曾以《柳宗元的佚文〈幸南容墓志铭〉》为题刊载于《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并被多人引用。
然而家谱中蕴藏的大量真实和珍稀文献，不仅对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人类学等学科意义非凡，对于家族文学研究尤具重要意义，不可因噎废食，真伪并弃。因为任何专题研究大的发展，都和相关基础文献的整理密切相关。优秀的基础文献整理，不仅可以滋生新的学术生长点，而且一定会极大推动相关研究。近些年来，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史和方志得到了普遍和有效的利用，家谱由于私密性、印数稀少和真伪相杂等原因，尚有可以开发的广阔空间。目前至少有五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编好家谱目录学著作。目录学是学科的导航和指导学术的路径，好的目录学著作应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目前国内编纂的大型家谱目录学著作有《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浙江家谱总目提要》、《中国家谱总目》数种，但多是对某种家谱的简单信息介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并不突出。另外要考虑编纂更加细致的目录学著作，如编写家谱中所收文章的篇目和作者索引，编的方式可有多种，按时间，按地域，按文章分类都可以。只有细化到文章篇目，才有可能引起研究者的认识和重视。如果对于一种家谱，只是简单地讲卷几是谱序、卷几至卷几是世系图，卷几至卷几是墓志行状、卷几至卷几是艺文等，很容易被研究者忽略，因为家谱的编排体例大同小异。但详列出文章篇目，会有立竿见影之效。以长期受人冷落的光绪二十年版《上虞刘氏宗谱》为例(26)，如果列出《太学生蔡德润、陈咏等百七十三人上书》、程公许《宋户部侍郎刘忠公墓志铭》、王应麟《宋司农卿汉传公行状》等近六十篇宋代文献目录，读者阅读和研究的欲望可能一下子就会被刺激起来。
二、做好资料类编和丛刊工作。目前编纂家谱全书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可以按类编集出版，方便读者研究。国家图书馆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编有《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续编》等，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中心也编有《中国族谱集成》，这些对家谱研究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相比数以万计的家谱来说，资料汇编的缺口很大，目前出版的几种类编还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而且定价昂贵，难以吸引更多的研究者投身其中。
三、加大征集、修复和合作力度，不断充实家谱资料库。家谱是家族的外在表现特征之一，被许多家族视为神圣之物，可以说，明清时代几乎每个大姓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谱或族谱，虽然历代的天灾人祸，家谱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秘藏于民间的珍贵谱牒还为数不少，应该加大搜集的力度。目前家谱开发多停留于收集、编目、影印阶段，即使这些，也都到省级为止，市县村级还可大力挖掘。另外，对搜集来的家谱应加以爱护，对所藏家谱损残者应及时修复，使其成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而做为国内家谱文献藏量最为丰富的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应该加强合作，取长补短，避免资源的重复开发和浪费。
四、建立长效的研究协会，及时交流信息，定期举办高层次的家谱学术会议，出版专门谱牒刊物及研究通讯，培养家谱研究人才。1988年成立的中国谱牒学会，举办过数次国际性或全国性谱学研讨会，还出版过专门刊物《谱牒学研究》，取得过不错的效果。这些方面的努力如果能够长期保持，对家谱研究会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五、研究者应结合其他史料，逐步整理出相对准确的家族世系和人口资料，考析出家谱中相对可靠的墓志、行状、传记、艺文等，为建设新型史料库奠基，为人口学、遗传学等相关学科服务。具体到家族文学研究，则应结合正史、文集、笔记、方志等，分地域排比出文学家族表（或望族表），使文学家族深入到人文地理层面，逐步揭示文学家族的文化地图。
另外需要留意的是，明清朱卷中的履历部分既列有自己姓名、字号、排行、生辰、里居、身份、学历、户籍等；又列有本家族简明谱系；还列有受业师和受知师，对于研究文学家族的世系、姻亲、师从关系非常重要。像《清代朱卷集成》（顾廷龙主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即收有八千多种朱卷，《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收有一万一千多份朱卷履历（来新夏主编，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是研究清代家族文学的一座宝藏。朱卷履历，是家谱文献的特别品种。
家集，指收录家族两人以上作品的总集（包括家族丛书）。与当代古籍整理成果的丰硕（1981年至今，大陆整理出版的古籍超过八千种）和家谱文献的整理方兴未艾相比，家集的整理与研究虽有学者涉足，但总体显得冷落。传世家集数量未有准确统计，《中国善本书目·总集·家集》收录了二百五十余种，这远非传世总集的总数，据徐雁平统计，仅清代家集即达六百余种，其量可观。这是一个富有学术价值的新领域，值得研究者关注和发掘。
家集名称多样，有的直贯“家集”之名，如《京江张氏家集》、《桐庐李氏家集》、《安成周氏家集》；但更多的时候叫法灵活，如《二妙集》、《清江三孔先生集》、《柴氏四隐集》、《曹氏父子诗稿》、《石仓世纂》、《高都陈氏诗钞》、《瑞芝山房文钞》、《陶氏世吟草》、《率滨程氏社录》、《郭氏联珠集》、《述本堂诗集》、《浣香园合刻》、《海岱人文》、《清芬丛钞》；有的甚至从名称上无从判断其是否家集，如明张氏木雁轩刻本《娄上编》，其实是张能、张注、张銮、张宽、张士沦等家族中人作品的合集；明崇祯刻本《午梦堂集》收录的则是沈宣修、沈宜修、叶纨纨、叶小莺、叶小纨、叶绍袁、叶世俑、叶世俗等沈、叶两个姻亲家族成员的诗作；清初刻本《东山偶集》，则是曹三德、曹三才兄弟的诗集，如果只是据名推求，恐怕会与许多家集失之交臂。
家集保存的形式多样，有的单独刊刻出版，如《午梦堂集》；有的附刻于《家谱》中，常州恽思赞所修《毗陵恽氏家乘》，即附有六卷恽氏族人诗文著作；有的附于别集之后，如乾隆间刻翁静如《珠楼馀草》，后即附有其女周月贞《月贞遗草》和媳朱雪英《冰心草》；也有不少家集因家族后人无力刊刻或其他原因，仅以稿、钞本形式存在，成为孤本或珍稀之本。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江三孔集》四十卷，钞本，珍本，比现存其他诸本（包括《全宋文》）均多出六卷孔平仲文，洵为珍贵；国家图书馆藏河北献县刘氏家集《清芬丛钞》，钞本，孤本，收录清末名臣刘书年家族四世十余人的诗文著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善本室所藏《海昌查氏诗钞》，稿本，孤本，收录了海宁查氏家族从宋代至清末共200余人的小传和诗作，可补国史和方志之不足，文献价值很高。另外，还有一些家族，如南丰曾氏，虽然没有编纂过家集，但留存文献较多，事实上已经具有了家族总集的态势，这些家族文献也需要去梳理、编纂和研究，可以看做家集的一种特殊形式。
家集是集中保存家族文化记忆的物质载体，它所收录的家族事迹及文献资料相对丰富，那些甚至收有家族数百年几十代人作品和传记资料的家集，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家集对颂思祖德、启励后人、寄托家族情思，加强家族向心力、寻觅家族文学的特征和传承、构建家族文学的发展脉络、重现家族成员的文学活动空间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家集又与郡邑文学总集密切相关，世家望族或文化家族往往即是地域文化传统的代言人，家集的整理和研究有助于人们对地域文化传统的认知。家集在展现文学薪火相传的家族纵深关系同时，也横向拓展地缘、业缘、社缘等人际网络，展现着中国文学发展的具体历史情境，研究家集的最终目的，不应止于解释一族一地的文学现象，而应成为展示中国文学甚至中国文化整体风貌的一个窗口。即如《海昌查氏诗钞》，不仅是研究海宁查氏家族文学承变和文人活动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海宁地域文化生态的宝贵财富；同时，海宁查氏家族人才辈出，出现了查继佐、查慎行、查嗣瑮、查良铮（穆旦）、查良镛（金庸）等在全国甚至世界都有影响的人物，这样的家集堪称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一张精致名片。再如锡山秦氏家族，家族著述历宋、元、明、清近千年而不绝，既辑有诗钞18卷，又辑有文钞14卷，文钞收作者123人，诗钞收作者242人，江庆柏震惊这个家族绵远的文化传统和旺盛的文化生命力，借夏孙桐之口评价说：
当年夏孙桐读到《锡山秦氏文钞》时，深为这个家族“沿历四朝，作者百数十人，具有道德、功业、文章之盛”的巨大规模所震撼，并认为如秦松龄、秦蕙田、秦瀛、秦缃业等被公认为是一代儒宗、经师、名臣、循吏，也是一代文史专家，其文章已不限于一族，“煌煌名作，固已模楷当世”，他认为苏南望族的文献，具有规范社会的重要功效，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家之粹即国之粹也”。顾皋对秦彬纂《锡山秦氏诗钞》的评价更为乐观：“不胫而走，不羽而飞，天下奉为艺苑，非徒自私一门之隽而已也。”（《锡山秦氏诗钞序》）充分预示了其广阔的社会前景。因此，苏南望族的文献整理，也是对整个国家的文献整理的贡献。(27)
“家之粹即国之粹”，一语点出家集所追求的深层文化内涵。总之，因为家族文学的存在，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了绵延不绝的深厚根基。
以上对宋代以降家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文献等基本问题做了初步梳理、总结和阐述，希望能引发更多研究者对这一领域的重视和投入，使家族文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和繁荣。
注释：
① 关于家族研究的成果，参看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② 参看粟品孝《宋代家族史研究述评》（海峡两岸宋代社会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9年）。
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④ 钱穆《中国文化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版1994年版，第51页。
⑤(14) 罗时进《关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江海学刊》2009年第3期。
⑥ 本文对家族的定义，取自徐扬杰：“家族，又称宗族，……是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若干世代相聚在一起，按照一定的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页）但认为家族成员不一定要“若干世代相聚在一起”，只要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较可靠的世代相继记录，同一男性祖先的所有后代自然形成的血缘集团，即可归入我们研究视野的“家族”。当然，具体研究中，还要划分层级，如同一男性祖先的所有后代，经过相当久远的时代，虽有较可靠的世代连续记录，但其分支众多，甚至迁徙四方，彼此之间基本上已经独立发展，则它们虽可以一个总体的“家族”结构进入研究视野，但须在此总体关照下给予每个分支家族相对独立的研究，因为它们在次层级上构成了多个文学家族的事实。如果不分层级，势必“五百年前都是一家”，从而失去了家族研究本身的意义。
⑦ 吕本中《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载饶节“后游江淮间，与予家数相过，相亲如骨肉也。无逸（谢逸）浮湛里闾，虽甚困，然未尝少屈。汪革信民少饶、谢数岁，平生敬事二人，如亲兄弟”；又载“晁冲之叔用……大观后，予至京师，始与游，相与如兄弟也”。《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29册。
⑧ 除了江西诗社，具有亲缘关系的宋代诗社还有贺铸为首的彭城诗社（成员寇昌朝与王羾是舅甥和翁婿双重姻亲关系），以徐俯为首的豫章诗社（成员洪朋、洪刍、洪炎、洪羽为兄弟，苏坚、苏庠为父子，谢逸、谢薖为兄弟），以叶梦得为首的许昌诗社（成员韩宗质、韩瑨为叔侄，苏迨、苏过为兄弟，晁说之、晁将之亦为兄弟），以吴云公为首的岁寒社（成员顾淡与杜芳洲为夫妻），以张扩为首的吴县诗社（成员顾彦成、顾禧为父子，张元龄、张大年、张耆为兄弟），以乐备为首的昆山诗社（成员石希颜与石千里为兄弟），以冯时行为首的诗社（成员吕周辅、吕义父、吕智父、吕泽父为族亲），以汪大猷为首的四明真率会（成员汪大猷与楼钥、楼士颖为舅甥），以陈郁、陈世崇为首的西湖吟社（陈郁、陈世崇为父子）等。
⑨ 无名氏《氏族大全》卷八《骑驴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 转引自傅璇琮《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上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49页。
(11) 详参张剑、吕肖奂、周扬波《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第九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另外，李朝军《家族文学史建构与文学世家研究》（《学术研究》2008年第10期）一文也以宋代晁氏家族文学史为例具体阐述了建构家族文学史的意义和实践。
(12) 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47—148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3)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7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5) 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6) 结构性研究和多元化研究同样，其内容包括韦勒克所说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20世纪上半期，西方文学兴起内部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又转向重视“外部研究”。而中国文学的“内部研究”则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自20世纪末期复归于“外部研究”。但由于中国研究者大多缺乏精熟的外语功底、专业的哲学思维训练和深厚的学科知识底蕴，并未能普遍有效运用有关方法。本文认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只是文学研究的不同视角，不存在以此代彼的对立关系。
(17)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18) 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划分有不同标准，如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林其锬就曾提出“五缘说”（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本文则采用周扬波在《宋代士绅结社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中的说法。
(19) 蒋士铨《忠雅堂集校笺》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7页。
(20) 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21) 详见徐雁平《青灯课读图与文学传承中的母教》，《古典文献研究》第11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2月版。
(22) 柳立言《浅谈宋代妇女的守节与再嫁》，见其《宋代的家庭和法律》第240页。
(23) 详见《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第八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4) 详见徐雁平《花萼与芸香：钱塘汪氏振绮堂诗人群》，台北《汉学研究》2009年第27卷第4期。
(25) 见尹占华《〈幸南容墓志铭〉非柳宗元所作》，《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2期。族谱中的伪作问题，还可参考张廷银《族谱所见诗文中的佚作与伪作》一文，《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
(26) 该谱详细文献价值，见张剑《〈上虞刘氏宗谱〉及其文献价值》，《文献》2009年第1期。
(27) 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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