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的冲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至今日，人口迁移流动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在我国迁移与流动的统计、调查及研究中，较普遍采用的关于人口迁移的定义为：“发生在国内不同省区或县(市、市辖区)之间的、各类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以及发生在各经济类型地区之间的和各自然类型地区之间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此定义包括组织移民和自发迁移，比如建国后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开发移民、环境移民及近年的三峡水库移民。
提起人口流动，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民工潮”，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特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移动。而在目前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流动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移动，无论这种移动是短暂的或长期的，通常依其户口登记状况被称之为“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符合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于是他们也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迁移，即相对于“正式迁移”而言的“非正式迁移”。两种迁移的不同主要通过户口登记状况的差异反映出来。本文中的迁移流动是这两种移动的泛指，且只涉及国内而不提及人口向国外的迁移。
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
我国目前年流动人口量达到1.4亿人次左右。资料表明，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这类流动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辐射范围所决定，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如大城市中心及周边附近的人口集散和季节性的省内劳工流动。另一种就是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包括“民工潮”，这类流动人口的主力军是农民，他们往往规模很大，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也较长，且流向相对集中，因而产生的社会震荡也更大。这两种迁移流动的主要动机是经济因素。
当前的人口流动在空间上具有不平衡性，跨区域的民工潮的流向多趋向于东南沿海，这其中流出比较集中的是四川、河南、贵州、湖南等省。由于我国过去长期坚持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和控制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政策，国家对迁入农村、包括城镇郊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在政策上基本不予限制，因而比较容易落户并完成户口迁移手续。而对迁入城市、城镇的人口则实行严格的选择，将迁移权优先给予城市经济发展急需的专业人才和技术人员。在迁移途径上，主要是计划内的干部调配，高等院校招生和分配。因此，计划迁移政策在迁移人口的来源、结构和去向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
计划内迁移的主要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少数国家干部，他们多数流入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大中型企业和高层次的服务业，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性职业等。在所有的迁移选择性中，年龄上存在最为普遍的选择性。一般情况下，青年人有着明显的迁移倾向；迁移人口明显集中于16～36岁年龄区间内。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在30岁以下的青年人会在劳动年龄段内迁入大中城市。而每年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在毕业前选择留在大中城市，则是这种迁移倾向的集中表现和高峰时期。
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随迁移的性质而变化，某些类型的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很明显，如婚姻迁移受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影响，婚姻迁移以女性占多数，其中最直观的就是军婚，但部队的搬迁却以男性为主。正是这类迁移在性别构成上的高度选择性，使不平衡的婚姻迁移有可能对迁入、迁出地产生深远影响。移民文化程度与迁移的关系，也是迁移选择性中的重要方面。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移民平均文化程度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招生、分配，干部调配等计划迁移密切相关，但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发现相反的情况。
人口移动的重大影响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移动以其所具有的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结构上的选择性，对迁入、迁出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其效果只有通过一段时期的比较才会体现出来。
首先，人口迁移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果表现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变化，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或流失，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正向或负向的影响。人口和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还可对地区差距产生深远影响等等。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发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人口迁移是城市化的途径之一，人口城市化对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控制人口增长，缓解城市人口老化有重要作用，但是农村青壮劳动力大规模的流向城市却可能导致农村空心化，并加剧农村人口的老化及导致人口过快收缩和城市、农村的进一步两极分化。其次，流动迁移人口对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工资、整体经济运行及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冲击和影响相当复杂。由于担心“外来人口”影响本地就业，一些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纷纷出台了干预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法规乃至歧视性政策。人口流动直接挑战城市管理、移民、户籍管理制度与城市化政策等方面。由于户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这些“非正式迁移”人口无法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于是形成不同户口状况的移民在就业机会、行业和职业流向、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异的移民群体。歧视性政策无疑侵犯了他们平等参与劳动的权力，加大了他们的生存压力。“外来劳动力”字面本身就含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和歧视性意味。当户口已经成为身份的象征和制度的保护者时，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即使“外来人口”干得再好也无望融入城市社会中。长期对城市的倾斜和保护政策，限制了农村人口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改善福利的机会。人口迁移流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折射出户口制度作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十分强烈和明显。
第三，人口迁移流动又直接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总量，并通过转移生育间接影响两地的人口数量对比；还有，人口移动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为变化将改变两地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另外，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发展模式都将发生变化。众所周知，我国城市的(人口)规模长期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各大城市均制定了明确的人口控制目标。但其结果却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城市人口不断突破控制目标日益膨胀；另一种情况却是导致严重的老龄化，如上海市。另外，人口移动将改变两地的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例如，现在人们大多赞同远距离的男女结婚，原因就在于优生选择，类似于网上所说的“杂种优秀论”。
人口移动导致的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有两种情况：集聚性的迁移将会强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状况，诸如前几年民工潮一窝蜂似的涌向东南沿海地区，从而使这些人口分布本来就很稠密的地方更拥挤。而扩散性迁移则使人口分布趋于平均，诸如在全国范围内的三峡水库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原库区密集的人口。
第四，人口移动对生态环境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迁入可能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当然也有少量因人口迁入后对生态环境加以科学治理而使其得到改善的情况。我国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一直十分沉重，历史上长期以来至今，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都被人为地割裂，城市习惯性地向农村、向土地转移人口压力。而转移人口压力的主要途径是由人口密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的扩散、大城市号召人们向小城市、农村转移。从近现代向东北、西北地区的移民，以及解放后对内地河湖区、滩涂的大规模围垦、开发，还有多次大规模向农村转移城市人口(上山下乡)，及现今号召大中专毕业生去小城市、西部就业等的尝试。到最后，这些违背经济和生态规律的尝试大多以失败告终，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对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恶果，其中之一就是严重破坏了植被和生态系统。近年来，广东等地环境恶化固然与工业发展关系密切，但不可否认也与这些移动人口脱不了干系。还有，一些流动人口在草原上掠夺性地乱采滥挖中草药、发菜等已严重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生态失衡，导致生态环境出现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后果。
第五，人口移动在实现均衡的过程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从而引发了多层面的摩擦。这一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从短期看则有可能带来社会问题，如文化冲突、犯罪等，近几年广东等地打工者犯罪活动比较严重就是这种摩擦的反映。移民行为调整是人口移动社会效应微观方面的重要内容。从一种文化背景和特定社区流入另一种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中的移民，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迫使移民在冲突中进行着调整，同时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可能影响迁入地的居民。移民通过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富有生机的移民文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导致社会冲突。
最后，人口迁移对人口密集、耕地资源有限的我国来说，人口城市化还具有重要的生态效应。人们常常把城市看作为一个独立的生态子系统，看到其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污染、交通阻塞、社会管理成本上升等所谓的“城市病”。但从宏观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城市不仅是“生产有效率”的居住方式，也是“生态有效率”的居住方式，这突出表现在城市人均占用的土地资源大大低于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只会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减少对土地的消耗，而不是相反。而且，城市的规模效应也使环境的治理更加有效。当前，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流动对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优化城市生态效应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人口城市化还可以减少农村土地资源的浪费。目前很多人把启动“内需”的希望寄托在广大的农村，但是启动农村市场并非易事。因为农村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供电、供水等环节直接制约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形成，农村市场的开拓十分艰难。农村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需要较大的投资和较长的时间，其维护成本也相对较高。基于此，可以认为农村市场的深度发育将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城市增长及其合理规模有着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转移，因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流动乃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和必然的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口加入城市，目前主要由农村人口组成的人口流动迁移大军，将汇入壮观的城市化大潮，因而，人口迁移流动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必然会产生更为深远和重大的影响，并产生各种复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