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执政党丧失政权给我们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给我们论文,执政党论文,政权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的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大事，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就是许多性质不同的政党通过艰苦的斗争带领本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政权，并在长期的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当历史进入90年代以后，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又纷纷丧失政权，如苏联东欧共产党的殒落，大权旁落的印度国大党，还有台湾的国民党，这些都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它不但使人感受到了历史风云的变幻不定，更引发了人们无尽的沉思。总结这些执政党失去执政地位的教训，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我们更好地探索执政党建设的规律、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特殊意义。
一、丧失政权的原因分析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遵循规律，事物就能够顺利发展，违背规律，就难免人亡政息的结局。对于一个政党来讲，也是如此。反思这些政党的兴衰成败的历程，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出许多原因。但从根源上讲，是党自身出了问题。
1.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出现失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着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果这些核心的内容出了问题，党的基础就必然会动摇。如苏联共产党，自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由经济体制改革转向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1988年苏共十九大确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目标后，苏联从政治、经济到社会，从执政党、联盟共和国到机关、企业和基层组织，全面陷入了混乱和危机，并最终导致解体。
2.党风不正，背离人民，群众基础丧失。总的来看，这些党大都经历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但同时，又是一个由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到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变化过程。特别是在执政后期，党内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党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最终为人民群众所抛弃。比如在苏联解体前，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联人民那么平静地接受了苏共垮台这样一个现实。而国民党在垮台前早已被认为是“有钱人的党”、“富人党”，“黑金政治”、政商勾结极为严重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积重。这样的党“对广大中间小康选民本来就缺乏足够的吸引力”。2000年大选时，在台湾立法院225席中，民进党获87席，国民党大片失地，仅获68席。特别是李登辉作为台湾“黑金”政治的大力推动者，将黑道势力引为同道，得到他庇佑的黑道人物纷纷“漂白从政”，在台湾政坛上气焰嚣张。台湾有报纸指出，“在民主体制的表象下”，李登辉“任由黑金和地方派系发展以维系政权”。李登辉还“透过操弄省籍情结”为自己纠集力量，使自己成为“民粹强人”，结果是人民对国民党和李登辉“算了总账”，把国民党和李登辉一起赶下了台。此外，塞尔维亚社会党内也是裙带关系严重，党群关系日益恶化。可见，缺乏群众基础实际上是这些政党必败的共同的、根本的原因。
3.党的体制僵化、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体制僵化是导致这些政党丧失政权的重要原因。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这些党囿于旧有的体制不能自拔，缺乏应有的生机与活力，从而逐渐丧失了发展的潜力。如苏联共产党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形存实亡，党内一言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这种表面强大的体现掩盖不住内在虚弱，当然也就经不起任何风雨。而国民党在垮台前，也存在着一套“腐烂不堪的体制”。早在1996年，台湾资深新闻工作者杨宪村写了一本书《民进党执政》。作者断言2000年前民进党必然上台。原因是国民党已经腐烂的体制，“一天天地步向瓦解……国民党已经没药救了，它只需要等待最后致命的一击”。其他各党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
4.对反对势力听之任之，党的领导地位被削弱。在这些政党执政期间，无一例外地都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反对派力量。由于这些政党的战斗力在逐渐丧失，从而为反对派力量的迅速发展，并成为气候提供了便利条件。苏共在后期主动由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化。对于大量的非正式政治团体的出现，特别是一些较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的出现，苏共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客观上为自取灭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90年代初，南共联盟实行了多党制，一时出现了二百多个政党，后来存在十多个反对党，它们逐渐坐大。包括贝尔格莱德在内的大多数地方政权落入反对党手中。反对党的报刊、电台多达千余家，对执政党形成了严重挑战。塞尔维亚社会党执政期间，南政治形势跌宕起伏，“南斯拉夫的政治对抗达到了极点”。支持科什图尼察的反对派群众与前总统米洛舍维奇控制的力量一度发生激烈的冲突和对峙。在宪法法院的裁决后，塞尔维亚社会党让位给南政治反对派。由此可见，日益强大的反对势力，终于把这些政党送上了丧权之路。
除此之外，这些党内存在的不良风气，诸如个人崇拜、个人专权、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理论脱离实际、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它们的执政地位，并最终促进这些政党的下台。
二、历史经验的深刻启示
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具有81年光辉历史和53年执政经验的大党。我们能否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呢？50多年前，毛泽东已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81年的辉煌历程也无可辩驳地证明我们党能够跳出那个历史周期率。然而，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一劳永逸了。相反，我们必须深入认识和吸取这些政党丧失政权的教训，深刻认识我们党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坚定地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要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1)江泽民同志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2)人心向背决定政党兴衰和政权更替，这是一条古训。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上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强大帝国的崩溃，都与人心向背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会损害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就会影响人心向背，甚至失去民心，丧失政权。
2.坚持从严治党。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抓紧自身建设，越要从严要求党员和干部，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状况和战斗能力、领导水平。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历史和现实都一再警示我们，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的政党要难得多。我们必须自觉地、坚持不懈地从思想、政治、组织、作风上全面加强党建设，把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3.认真思考和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江泽民同志2000年5月25日在视察安徽讲话时明确指出：“党的建设要积极适应新世纪开拓创新的要求，围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开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了提高“两个水平”，增强“两个能力”，解决两个课题的必要性。
加强党的建设，要注重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关键是要从实际出发，改革和改进党的不适应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就必须使党时刻站在时代前列，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加快发展自己；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快更好；就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中，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
4.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文化中自古就有很强的忧患意识。作为一个在中国长期执政的党，我们一定要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早在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及时提醒全党：要警惕党内产生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并要求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有忧患意识，要忧党、忧国、忧民。在这“三忧”之中，首先要忧党。江泽民同志多次引用“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话，深刻论证了忧患意识与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善于正确分析形势，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就看到问题的本质，不断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做到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