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意义的放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社会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围绕着“国家与社会”问题发展出一整套成熟的理论，以及“国家与社会”问题本身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富有解释力的概念框架，都还是不太久的以前的事情，在西方国家是如此，在中国更是如此。谁都知道，我国知识界引进“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学说或分析框架时间不长，但发展势头很猛，不仅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经典学科里面，它都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就连政治哲学及政治社会学这些后起的新兴学说也都竟相引入，以其为讨论或运思的有内容的最新话语。这样来看，对这一问题的确没有理由不给予足够的注意，而应当对这一新颖的分析框架引入以后所可能带出的某些新的现象加以认真的研究，特别是要注意到在时代形势发生重大发展的情况下，与这一问题框架相关的某些新的现象还会有一些更新的变化或发展。本来，“国家与社会”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新问题，现在我们又赶上这个问题在全球化的全新背景下可能有的全新变化，这样我们就等于是在面临着双重的任务：既要回头抓紧补课，又要赶紧往前追随时代潮流。马克思曾经智慧地指出：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国家与社会”问题，尤其需要、而且才有可能高屋建瓴，真正进入和运用这一分析框架，也可以对其中的那种内在的矛盾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以期最终能够走出或超出这个框架所可能特有的局限。
有关“国家与社会”的讨论多年来一直未有已矣，但不可由此断言它就未有穷期，现在是一个了结的适当时候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全球化从滥觞到渐成洪流。五百年前，哥伦布首航美洲大陆，是人类对“全球”概念的最早实践。五百年来，全球化进程一年紧似一年，发展到今天，全球化进程已至于历史上的最高点。因此，我们现在置身于其中的全球化进程，实为五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与社会的观念都随着从地域的或地缘的涵义，发展出表现着普遍联系的、相互依存的、在全球范围内共生互动的全新意义，“国家与社会”问题也将得到一种根本上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理解。这种新的理解本来是从主动反映客观形势的实际变化而来，进而又会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和推动力于包括全球化在内的客观进程的发展和迁变。
在过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构成各派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在特定的专业视野里，学者们对此问题见解纷纭，因此难以用单一模式去加以概括。但是如果能够跳出专业化的特有局限，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的或社会的视角来观察这一问题，还是可以在相对统一的意义上把各种分歧意见归约成一个问题，这就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否具有同一的关系，或者简化地说国家是否就是社会。根据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毕竟可以从中梳理出基本分歧的两派：一派以为国家即是社会，国家以外别无社会；一派以为国家并不就是社会，国家之上还有社会在。
以为国家即是社会这一派，可以认为它一般地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政治架构内提出的理论主张。在这一派看来，国家的政治生活就是所谓社会生活的实质内容，国家以外别无社会，国家是社会的界线，也是社会的标准。国家既然是一个意义自足自洽的绝对体系，这其中什么都有了，更不要说有什么社会了；欲求社会，只须向国家去找、去讨。其实是在主张国家的至高和社会的不足道，好像是劝说别人安心于做公民或臣民，不问世间事或社会的事，因此感觉上有为专制主义张目之嫌。此种主张在前现代时期典型地表现在依附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且确有社会生活匮乏的背景。在现代社会，国家能力空前发展，社会生活空间实际上也大大地扩展了，与此同时确有眼界宽了、而胸襟窄了的悖论情境存在，国家本位和国家利益至上虽然无可厚非，但是否可以作为权衡一切事物的终极标准，包括是否可以作为衡量社会生活的唯一尺度，却是颇可置疑的。
曰国家即是社会，把政治生活等同于社会生活，以国家意志混充公共意志，将特殊利益凌驾于多少是带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的公共利益之上，或将政治集团的合理性置于社会个人的合理性之上，这种认识就像是“朕即国家”以及“我就是法”等类似说法的逻辑。什么是国家？我就是国家！什么是法？我就是法！什么是社会？我就是社会！总之，都是说朕即国家，朕即社会。这些强辞夺理的说法可以看作不过是“国家即是社会”一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版次罢了。论到“国家小社会，社会大国家”，这种说法虽然看到国家与社会相重合或同一的方面，但也似是而非，仍然是在把国家与社会之间看作具有绝对同一性的前提下成此说。至于“家国一体”的逻辑亦可归于此：“国是大家，家是小国”，这种家国同构的封建主义规范将自身从常识的表面层次提升至合理性的较深层次，乃是典型的修齐治平的理想，却很难说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真正合理的转换。
国家不是社会以外的自在之物，它本身是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表现为社会的特殊形式，而国家中有社会属性和社会职能亦已成为共识，从这一视角看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具有同一性，但不能由此断称国家即是社会。这个眼界是成问题的，因为社会的意义并不以此为限；甚至在这个眼界内，国家的意义还没有显露得很充分，相反还表现得过于有限。在一个狭隘的眼界内看问题，所看到的问题的意义也是极其有限的。把国家看作是最高目的，以为好国家就是好社会，见某“青天”如见天日，把清官看作是希望寄托之所在一样，终究不能超出小国寡民那种设计的可能限度。这种主张令人油然而生对它同专制主义之间的某种勾连的注意。在专制主义下这样的关系的存在是一个突出的事实。人的依赖性或人身依附，是人对人的不独立，同时也是人与人的相互孤立。这种不发达的“社会”，全然是混同于“国家”的整体之中的。专制主义是应该有特定内涵的专有名词，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类比的意义上提出“拟专制主义”这个概念，并把它同现代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现代资本主义以物的依赖性取代人的依赖性，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造成了普遍交往而完成了马克思称之为“人的关系的颠倒”的那种变化，即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不是人对人的人身依附，而是人在形式上的人身自由前提下对于物的依赖。从而，“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这种利益的变形表现在：“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所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35页）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素来标榜消费自由的目的价值和终极价值，却恰恰是通过对大众需求的全面有效控制而实现一种普遍的社会控制，把人对人的服从之专制，发展到人对物的服从之专制，而后一种专制通常被称为“民主”，或者说表现为“民主”，它作为所谓“民主的暴政”是不是一种从旧的专制开出的新的专制形式，或者是一种“拟专制”的什么东西？从而，资本主义的行动逻辑，是否就是将社会纳入“国家即是社会”的思维逻辑这样一个拟专制主义变体？
以为国家并不就是社会，是另外一派。这一派在基本立场上都站在国家即社会一派的对立面，所持政治理论观点差不多是同对手一一对应的。在说完前面的话以后，往下的话可以不再重复，反而大致可以从对立面来把握自身的某些确定的东西。因此在阐述这一派的主张时，只需要进行大致勾勒就足够了。这一派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多少具有某种自由主义倾向。这一派的主张在其发展的较早时期情况还比较简单明朗，基本上是新兴资产阶级自我伸张，向地主和封建主阶级争取权益的斗争利器。在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乃至在全社会层面开始形成一个广泛的所谓中产阶级以后，情况就显得复杂多了，在这里也没有篇幅去详细展开谈了。不过还是可以大致把握到一些带有共性的倾向性的东西，这就是，该派一般都认为社会高于国家，国家不是目的，社会才是目的，虽然国家中有社会的存在，但社会的意义不以此为满足，必须以社会职能的不断扩大为目的，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应当发展与国家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只是现时代的国家实质而言都是阶级国家，受阶级利益局限，在一定程度上或者在某些方面阻滞民主的全面实现进程亦属当然。这种理解的真实意思是认为在国家中社会职能的存在和发展极其有限，因此必以改造或否弃国家才是出路，多少持非国家立场。马克思主义认为虽然现实国家是阶级国家，但它有凌驾于特殊利益之上的意图和功能，发展出较为丰富的社会属性，可以预期未来国家“国将不国”，仅具有社会管理职能，对此前景值得以乐观态度待之。真正非国家的立场在现实中不大可能，真正非政府的立场在现实中同样不大可能，因此那种根本否弃国家和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主张虽然有，但并不多见，在现实生活中倒是有许多人要求限制和规范政府（国家）权力及其范围，于是相应出现了一些如“小政府”、“守夜人”等有关构想。因此，绝对不能同意国家统制社会，而力主将它们区分开来，为二者划界，要求国家的事由国家来管，社会的事由社会来管，严格限制国家及政府基于所谓合法性基础进行的理性化扩张行为，最终为的是伸张个人利权及其社会生长空间，乃是这一派发展出来的现代见解。
在全球化形势下，社会科学和现实生活中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实际理解将发生很大改变，“国家与社会”这一问题必须置于新的框架之中来加以把握。新形势下这一问题的意义所能看到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国家与社会所曾具有的那种同一性，其现实基础开始发生动摇，由此也将影响到对问题的理解。从表面来看，这种认识比较接近于上述第二种见解，但这第二种见解同前述第一种见解具有相同的现实基础，也都局限于那种特定同一性理解的总体规定之下。这种总体规定也是在特定的现实基础上形成的，这意味着在以往缺乏普遍交往，尚未形成世界历史的时代条件下，国家作为最大的人类共同体，就只能是一个相对封闭而很少同外界进行能量置换的封闭体系，每个国家都是不需要与别的国家积极交往的自在实体；在这种封闭的、有缺陷的历史存在基础上，也产生了一种把国家作为绝对真理和最高目的的那种陈旧的法哲学所典型代表的、同样有缺陷的历史哲学。这就是黑格尔的法哲学，这种在过去的时代里具有着广泛解释力的历史哲学把国家看作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总之是作为绝对真理的“客观精神”。这种哲学的眼界也就是它所处时代和历史的实际界线。
可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过去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来理解的问题，现在却更多地超出了原来既有的范围，而得到广泛讨论。多少年来事实上都是把国家作为最大的人类共同体，就是在这样一个共同体的范围内来讨论所有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国家是问题获得意义的界限，也是此意义的前提。在国家这个最终的基础上来讨论问题，包括“国家与社会”这一问题，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将是国家在对象化意义上的投射；它们从国家取值，是国家的函数。这样的局限，是理论的局限，更是历史的局限。如果说以前在“国家与社会”问题的理解上确实具有理论上和历史上的双重局限，现在是从中走出的适当时候了。尽管理论的局限需要从历史的局限来得到说明，但是，我们虽然不能走出特定的历史存在，却可以超越某种特定的历史局限，就是说理论可以走在历史的前面，这是说理论的前导作用和预报作用。因此可以说理论的局限是很重大的局限，有时甚至是不可原谅的局限。全球化进程并非是迟至今日方始出现的一个当代的突发事件，但以往却很少有理论上的努力从正面去反映它，更不要说突破国家局限或范围，能够在全球化的意义上来讨论“国家与社会”问题了，这就是理论没有实现自己的本职，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迄今为止，全球化从滥觞、酝酿到渐成洪流，目前已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点，理论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了，而应当通过对它的追踪和反思来达到一种切实的把握。在全球化背景下，虽然国家，甚至民族国家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共同体，还是讨论许多问题的现实语境，但是情况毕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是，国家是较大的共同体，却不再是最大的共同体；是政治哲学的较高环节，却不再是最高环节。即使关于国家的考虑在一些政治构想中仍旧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已经很难说是全部的考虑所在。如果国家利益和国家本位总是终极标准，而没有一些从人类前途和共同发展方面的考虑的话，也就没有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就很难有一个正常、均衡的国际秩序了，从而也不会有全球化进程的健康发展。全球化作为在全球的极广泛范围内各个国家之间在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一种互动局面或关系，既然是互动的，就是东西方世界之间的双向作用及互相制约。任何单一的标准和简单化理解都是不合理的，在当前尤其有必要首先反对那种对于全球化的纯粹西方的和西化的理解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粗暴运用，同时也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政治思维的立意和着眼点。因此，即使在全球化形势下，也应当更加提倡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全球化的胸怀，以与全球化的现实进程相适应。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常有某些大国基于一己之私的利益考虑逆潮流而动，在一个实际上较低的政治立意和过时的思维框架中来运思和行事，总是企图控制和主导全球化进程以按照它们自己的意志来运转，成为它们赚取巨额利润的永动机，同时也成为它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废品和垃圾的传送带。
观察所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首先就是，同以往的任何时期相比，国家的意义显然缩小了。在全球化的基本背景下，国家处在基于广泛交往的普遍联系之中，而且这种普遍联系更加表现为世界历史这个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复杂联系的体系，新的情势决定了国家不再是意义自足、自我定义的最高实体，而是成为世界历史体系的一个结构要素，成为国际政治格局的一种成分或力量，因而根本地是作为普遍交往和复杂联系的网上纽结或元素而存在，并且在互动格局中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在“夜郎自大”的自在意义上不像从前那样突出了、那样大了，因此说它变得较小一些了。相应地，在反映这种现实变化的逻辑形式中，国家不再是作为政治生活的目的体系的最高的或最后的考虑，也不是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意义的上限，而是成为它们的诸多规定的较高环节或诸环节中的一个环节，总之不是最后的那个东西了。
应当看到国家意义的缩小这其中所包含的某些复杂情况。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这些新质的出现，必然造成私人空间的延伸及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的扩展，进而将国家从原来的边界上逼退，因此可以从有关国家与社会的传统比较意义上力量的互为消长现象来观察国家意义的缩小。生活方式的像征意义的突显，所谓社群主义令人瞩目的崛起，都可以说是对于传统的国家意义的现实挑战。在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民族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许多地区的大规模兴起，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乃是国家或民族国家的一个挽歌式的反动。与全球化进程相平行，民族主义以建立“拟原教旨”的原子化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政治运动更是方兴未艾，但其最后实现的那种民族国家往往难以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反而更加处于国际政治复杂关系的多重制约之中，甚或变成大国和其他某些政治力量的筹码，沦入茫然和虚无的境地。诸如此类的事件虽然不都是那么令人感觉愉快的好事，却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确确实实地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社会意义的上升是国家意义的缩小的另外一说，恰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与前述国家意义的缩小相对应，社会的意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不断表现出一种逐渐上升的强劲势头，并且产生出放大效应。不过，这里所说的社会已经是一种新的社会概念，而不是只与国家相关的旧的规定物。在新的条件下，社会也与国家相关，只是它的含义更为广泛，不以此为限。它是与一种新的国家概念相关，国家的意义不再自在、自洽、自足，而是在国家之间定义，国家走出自己，这是同社会意义的扩大相同一的过程。原来社会是在服从于国家的前提下只同国家结成统一体，社会带有明显的对象的印记，现在社会也走出来了：一方面，社会本身的意义扩大了，另一方面，国家成为达到社会的切实环节，社会成为包含国家在内的，在量度的和质度的双重意义上得到扩展和深化的新的东西。不过，说它是新的东西，同样需要谨慎持言，否则会在试图说新话的初衷下却说出了陈话和错话。
社会成为新的东西，不再仅仅与国家相关，而是成为包含国家在内的新的成长力量，这意味着连社会本身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这就是说，不仅对于国家，就是对于社会，都要加以研究。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国家和社会的事实和理念都有很大变化；研究这一变化，既可以选择从国家开始，也可以选择从社会开始，因此在具体方案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只是由于国家的社会化趋势（而不是相反的趋势）作为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现象，格外引人注目，不似过去是国家涵盖社会，如今社会发展到也可以涵盖国家，因此选择从社会意义的放大的角度入手，便于把握问题的实质。
如前所述，全球化也不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席卷全球的，像国际化及跨国化诸如此类的所谓新现象一样，这样进程和趋势都具有其历史的连续性，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全球化的原则还是连续性的原则，至少是近五百年来已有的形势的发展或已显现趋势的加速和加强，有一个从量的累积到质的变化的过程，而观察所见到的现象已经是质变或部分质变了。几百年来，全球化绵延而来，不绝如缕，使得一切都处在流动和变化之中，一切阻滞它前进的东西都被熔化了，这一过程的辩证本性确实显露出来了。以作为全球化的基础方面的经济发展而言，已经有权威观察表明，金融业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为迅疾的部门，并且日益渗透到经济的核心部位，对经济发展整体起到绝对支配的作用，这种具有全新内涵的新的发展可以称之为“世界经济的非物质化”进程，它实际上已经深入到全球化浪潮的内里，推动着这一浪潮汹汹而来，带动着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变迁。德国《议会》周刊1998年第18期刊载题为“全球化与社会”的文章指出，与“国家与社会”问题相联系，这种“非物质”世界经济有三大作用。第一，金融市场的跨国化有利于任何人使自己的私人资本摆脱某个国家的控制，并利用可能的区位优势（例如在某一地区的低税收政策优惠）进行投资。第二，资本流动的增加无疑增强了资本的势力，在企业的管理哲学、工资谈判和以投资环境的理由从政治上照顾资本利益等方面都是如此。第三，国家政策的一部分陷入了对国际金融市场的间接依赖（这或许是意义最为深远的后果）。金融所表征的这种经济的“非物质”变化，它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方面，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而合成全球化洪流，冲击着传统的国家和社会或者说民族国家的权威地位，也使关于这些概念的传统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迄今为止，全世界的国家基本上还是民族国家，对货币、信贷和资本的封闭控制或者说垄断始终是民族国家赖以存在和发展在经济上的一个根本理由。当它的立身之本发生转移时，民族国家本身也会有一些重大变化。资本往来的自由化和金融活动本身自主权的增加造成金融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雄起，对于全球化浪潮有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人类共同生活的许多不同领域都已经或正在获得不同的空间，这种范围同民族国家的边界实际上，并且在人们的意识里也越来越变得不是完全一致的了。一方面，地区的和本土的利益与考虑在一个大的背景里，虽然只是作为一小部分而显得有些更加无助，但因被纳入到更大的总体格局中加以考虑，不再是那种自在自大意义上的小小满足，所以说它们在整体中的实际地位，例如区域或地缘优势，还是突出了，上升了。另一方面，跨国利益获得了更多的生长点，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生长组群，其重要性日益突显，不容忽视。在出现了这些现象以后，民族主义和国家等政治意识形态并没有失去意义，它作为政治决策的责任中心始终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只不过它所依赖的决策条件无疑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变化，如此则它所拥有的决策资源也日益稀缺了，事情就是这样。
总之，全球化与国家、与社会，存在着动与静之间的潜在张力，从前国家或社会整体作为不可入的实体，是以不变应万变，现在一经全球化的动态中介，再也不能故步自封，而难以最终坚守，随同全球化进程进入运动态势。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在一国范围内所经常强调的国民团结走向涣散，即使再有全国动员和其他一些较强的刺激都不容易奏效，倒是从家庭、地方直到全球那种基于伦理上的理由而被区分为不同层面的更小的团结或更大的团结，例如体现为特定的社群形式的团结，却有可能实现某种灵活性。与封闭国家相联系的必定是封闭的社会，因为它们是互为对象化的存在。与全球化相联系的也必定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国家或社会，同样因为它们也是互为对象化的存在。在全球化的滚滚洪流中，全国团结的重要性的确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一点通常又被视为“社会的危机”。这恰恰说明在全球化这个总前提下所造成的国家及社会的整体转型在事实上的存在。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散现象，社会也是；国家和社会在意义上“解体”了，不像以前那样综合、集中、突出了。国家的现实存在一向制约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在国家的特定范围内，在国家或国家以下有限地发挥作用，而当国家倾覆或解体时，这个相对于全球化来说并未充分发育起来的社会关系也会随之受到严重影响。既然国家的危机也被看作是社会的危机，那么可以说现在所谓社会的危机实际上是在表现着国家的危机，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那种表现为社会的东西，实际上是国家的东西。因此当我们看到那些经常地以社会的名义来出现的东西时，就可以认为它们既可能是社会的东西，也可能是国家的东西。当我们说到社会运转不灵了，它作为完整而有效的行动单位正在解体这一事实时，其意义也不外乎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解体，但正是所谓社会的危机却表征着在国家那里所正在发生着的类似趋势。社会的危机本质上是国家的危机。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说，社会的危机或解体，小到国家以下某一层面，大到与国家相等的较大规模上，它显然是特定社会的危机或解体，还不能笼统地说就是一般的社会的危机或解体。社会在其最为一般的意义上指的是人类的共同生活。虽然从至为抽象的意义上说人类共同生活发生危机或解体未尝不是可能的，但在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来讨论这样的可能性却是极其抽象的。因此有问题的是以社会名义出现的特定国家政治生活，而不能一般地说是社会生活本身。那种在特定国家政治生活范围内对于社会生活的危机所做的讨论，虽然不能说它并不具有合法性的基础，但无疑可以说它是在一定的合法性的基础上进而做出的一个在整体上并不合法的引申或转换，是在特殊的视界内对社会所做的一种狭隘理解，也是某一政治国家在社会生活这样的对象化的意义上对于自己特殊立场的一个放大和掩盖。这一事实从反面印证了一旦冲决特定政治国家的网罗，社会生活必定从作为其历史存在的特殊表现形式，发展到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来实现自己作为人类共同生活的本来意义。在全球化的强力推动下，相对于国家意义的缩小，社会意义的放大成为经验可以把握的事实存在。这一事实意味着，社会生活从“国家—社会”发展到“全球—社会”，这种“全球—社会”也就是“世界—社会”，或者可以称之为“世界社会”。在新的情势下，社会可以包括国家，国家成为社会的重要环节。当然，国家仍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存在，在国家范围内所演绎的社会生活也是现实存在，只不过国家不再是社会的最后的界线了。虽然还难以指明社会的新的规定的具体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还是曙光熹微，社会概念走向光明的未来发展将具有一种不同于迄今的含义，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下它包括了国家在内，因此是具有更复杂联系、诸多方面相互影响的结构体。无论怎么说，今天人们所谈论的社会，在实际所指上肯定要大大地区别于以往，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一实际表现的后面，是社会生活在内涵上的深刻变化。
在全球化所造成的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基础上，可以预期会有一种普遍的“世界文化”的形成，它是同前述的那种“世界社会”相适应的。这种“世界文化”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包括了许多不同的地区文化类型的共生与互动。在这样一个总体性的原则之下，各个文化类型会在较以往更为高级的层面上加强对于文化共同点的认识，“世界意识”形成于每一文化类型的内部，随着这种意识的日益增长，将在各个文化类型之间流淌。在社会生活或人类共同生活的意义日益突出的新的形势下，自然会存在文明或文化之间的碰撞，这种碰撞实质上是各种立足于本土实践、并同其世界观相联系的价值观之间的碰撞，这种碰撞也可以说是冲突，冲突会有的，但碰撞不等于就是冲突。解决文化和价值观问题，首先需要承认个别差异和互相尊重各自的选择；在此前提下通过对话和交流来增进彼此间的了解，求同存异，共谋和平与发展大业。当前的全球化浪潮，实际上是作为“世界历史”的空前发展的一个崭新的时代标志；“世界历史”是从人类的普遍交往实践的角度来把握的“世界社会”，而且是人类的普遍交往充分发展的较高阶段。这种全新的“世界历史”理所当然地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世界文化”。这种“世界文化”肯定是异质的，但不能说它就是纯粹的冲突体，因为它不能仅仅作为破碎的思想去摹写破碎的现实。在相对统一的“世界历史”进程基础上，必定会形成某种相对一致的“世界文化”，这样的“世界文化”不可能仅仅是互相冲突、内在矛盾着的。如果真是这样的，就不会有“世界文化”的存在，进而可以推论不会有“世界历史”的存在。可是，谁都知道“世界历史”进程存在着，生成着，积累着，发展着，否认它将会是一种非常独断而荒谬的态度。因此塞缪尔·亨廷顿先生的所谓“文明的冲突论”就难以成为唯一正确的“世界文化”范本，或者说它不可能是“世界文化”的法定解释。凭借经济实力而挟全球化以令世界，把自己的价值观施加于世界各国而企图以之为“世界文化”的唯一基础和权衡标准，进而替换为“世界历史”的基本规律，成为国际秩序及国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像这样做者如美国之属，一般都是财大气粗，对于自己把所在大国的价值观混充为普世价值观这样的强者逻辑从不讳言。因此美国现总统克林顿不仅在国情咨文中、而且在国际讲坛上也都明言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并且为美国在国际上的干涉主义辩护说乃是为了美国的价值观，似乎连这样做还很不够，戈尔副总统特意言明自己竞选下届总统的目的是恢复和发扬美国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可是要将这样的目标实现于世界在事实上很难达到，过去屡战屡败的追求和今日不懈的努力虽然不能说总的都毫无结果，但与其战略上的最终预期相比毕竟还相去甚远。强力和强权常常会遮蔽通向哪怕是最朴素的真理的路向。这个最朴素的真理在这里就是，一个世界，多种声音。“世界社会”不是哪一个国家的社会，“世界意识”不是哪一家的意识，“世界文化”也不是哪一家的文化，参与其中是可以的，取而代之却是不可能的。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的应有含义来说，社会生活的意义突出了，提升了，放大了，每一个国家都应当不但要明白如何自处，而且更重要的还要学会善于同别人相处。个人也是一样：在新形势下社会空间得以大大拓展，他的有意义的社会生活既取决于如何自处，而且更重要的还取决于如何同别人相处。生活的意义不仅仅存在于个人的自觉慎独这样的道德践履中，而且存在于、或者说实现于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与交往这样的现实生活中。是否可以这样说，个人的生活之意义，来自于他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生活。个人如果与他自身以外的诸个人、亦即社会之间分立或对立过甚，也就无法获得生活的意义，丧失生活意义的人必然会被社会所抛弃。反过来说，个人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在此不再赘言。需要指出的是，可以看出，一个健康的“世界文化”或共同价值观的构建，确实需要各国积极的、共同的努力，它是何等的重要，人类共同的社会生活的真正意义即在于其中。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现实生活领域中所发生的这些变化确实是天翻地覆，任何富有历史责任与抱负的人们都会敏感于这些正在发生着的历史，这些重大的历史事变对于他们不啻为惊心动魄，而对于那些缺少历史自觉的人来说，反而会因为风起于青萍之末、事变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日渐酝酿展开，对这些事实上可能震撼人心的大事情竟能做到熟视无睹。以塑造、修复和完善人类精神和人类灵魂为己任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没有理由超然事外，毕竟“熟知非真知”，倘若还继续似是而非地坚持成见，拒绝研究新的变化着的现实，不断地重复着一些缺乏解释力的像化石般的语词概念，其结果可能沦为毫无用处的帮闲文字，乃是同它的本职和使命迥异其趣的。处于全球化境遇中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科架构应当主动因应形势，革新图强，实现一个重建和更新的积极转型。譬如，那种把国家作为绝对真理的最高环节的黑格尔式的法哲学，虽然有其重要的哲学史价值，而且在历史上曾经长时期地发挥过重大影响，但是现在对它的坚守就可能造成错误的历史判断，甚至进而误导历史，因此毫无疑义这种过时的东西肯定是无以支撑全球化条件下新的复杂得多的政治思维了。在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之下，近代以来数百年间逐渐发展起来的成熟而稳定的学科框架目前已风雨飘摇，难以长期维持于不坠。纵然有关这些学科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数不胜数的各种冠以“现代”、“当代”字头的所谓创造性学说，在近几十年甚至还出现了许多“后现代”的新奇见解，不过所有这些东西或努力，最终都难以挽救它们作为特定时代精神产品在迈入新的时代之后本已注定的颓败命运。退一步说，如果“后现代”思维可以被看作是对现行人文与社会科学架构提出异议的一个信号的话，这一点又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进而去了解那些被弄得玄而又玄的各种“后现代”说辞究竟是什么材质和底蕴。现在，当身处在全球化进程的汹涌洪流之中的时候，人文与社会科学真正需要唤醒甚或培植自己的忧患意识，为了不被浪潮冲击得忙乱失措、无以自处，既不但要救亡图存，还要自觉地接受新的时代的新的启蒙，主动转换认知结构和话语方式，敢于并善于发现和创造新的生长点，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走出困境，走向新生，在新的世纪甚或更新的世纪充分实现其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及“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无尚崇高地位（对于哲学来说尤其是这样）。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变，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自觉分子都应当为此进行一些周全的筹划，不是未雨绸缪，早做准备，而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难说现在已经是百废待举的形势，但可以说所着手去做的工作真的实在太多，从“学者的使命”意义上来提出上述问题和任务，相信会是一个有价值的视角，或许也有其特有的局限，但决不可视之为一介书生的一片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