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七律诗的史诗性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律诗论文,史诗论文,意义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黑格尔在其《美学》一书中将诗分为史诗、抒情诗、戏剧体诗三类。在论及史诗时，他指出：“史诗以叙事为职责，就须用一件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的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注：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7页。） 在黑格尔看来，正式的史诗是一个民族由野蛮跨进文明的产物。不过他又指出，以后一直到近现代仍可在一些重大题材文学作品中发现“史诗描述”。这样，史诗就由叙述英雄传说的长篇叙事诗变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据此，凡反映某一重大事件的文艺作品，均可被称为史诗性的作品。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改变民族历史命运的“意义深远的事迹”，可谓史诗式的革命。毛泽东又是一个伟大诗人。他自称填词水平高于所写七律，但又习惯用七律写重大题材，若以史诗性衡量其诗词，七律显然高于词，不愧为革命的史诗。
二 创作历程及史诗性体现
毛泽东写律诗要早于填词。他在韶山读私塾时就表现出很高的对对子水平，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与萧子升、罗章龙有过成功的联句之举，因而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已通晓近体诗格律”（注：龚国基：《毛泽东与诗》，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现在能见到的毛泽东最早一首七律写于1917年暑假与萧子升游学途中，是一首失题的残篇，存诗仅三联：
骤雨东风过远湾，滂然遥接石龙关。
野渡苍松横古木，断桥流水动连环。
客行此去遵何路，坐眺长亭意转闲。
中间缺一联，根据格律推断所缺当是颔联。这首诗所写内容为雨中行路所见所感，所写之景无非是山山水水。颈联写与水有关景物，可以推断所缺颔联应是写山的。
细心研读这首诗，可以发现它与18年后毛泽东所作《长征》有惊人的前后承继之处。
两首诗抒发情趣相同：残篇写游学途中突遇骤雨造成行路困难，然瞻望前路却归到“意转闲”上，抒发的是当年作者主张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积极人生观。《长征》诗表现的是面对千山万水险恶时的英雄气概，视险阻“只等闲”！两诗面对的困难或有程度的不同，但在表现征服困难的主题上却是一致的。残篇是表现这一主题的初步尝试，《长征》则把这一主题酝酿18年后又作了一次总的发挥。
两首诗颈联取材相同：残篇写野渡之桥已断，由“苍松横古木”充当，而桥下则“流水动连环”；《长征》诗也写到“桥横铁索寒”、“水拍云崖暖”，不过场面更为惊心动魄了。
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早年游学是后来长征的演练，后来的长征在某种意义上则可看作更大范围的“游学”。中国革命在长征路上发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也找到了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在这前无古人的行动中，红军把中华民族征服困难的精神发挥到极致，毛泽东的这首七律则是大放异彩的壮丽史诗。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也是一首史诗杰作，它不仅仅是写一次伟大行动，而且反映了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变革。
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政权曾是毛泽东生前视为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这段经历无疑是他人生最为辉煌的一页，《长征》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则是极富史诗价值的篇章。
紧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有《和柳亚子先生》问世，1955年又作《和周世钊同志》。前者是安慰一位老知识分子；后者则是与老同学叙旧，按其内容只能算作一般抒情诗。
毛泽东曾对何其芳说过，他60多岁才学近体诗，此话只能理解为他60多岁方集中精力去写七律。事实上，他从1957年写完《蝶恋花·赠李淑一》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很少填词。从1958年至1962年这5年间是他一生写七律最多的一个阶段， 毛泽东在努力探索着如何提高七律水平。在1958年1月16 日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诗要学“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这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又倡导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些均在以后他的创作里体现出来，如《登庐山》写景句受李白《庐山谣》启发，《送瘟神》明显采用“长吉体”手法，《答友人》则是得义山无题诗之神韵。
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紧接着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谓“三面红旗”无疑把整个民族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送瘟神》二首即是这个时代的最好写照。第一首“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第二首则对“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作了集中反映。毛泽东在诗中誉“六亿神州尽舜尧”，人民的行动“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状况下，中国人民向大自然开战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可歌可泣。1959年6月的《到韶山》一诗，是毛泽东“写32年的历史”， 誉公社中劳动农民为英雄，是为人民树碑立传。这三首诗可看作为人民写的诗史。
赫鲁晓夫政策的推行及中苏关系的恶化，把毛泽东的注意力引向国际方面，《登庐山》标志着反对霸权主义思想在诗中初露端倪。这首诗写在《到韶山》以后不到一周内，两诗主题并不相同。“冷眼向洋看世界”是诗人情感的集中点，诗人在回答英译者问时说：“‘冷眼向洋’就是‘横眉冷对’。”“冷对”对象显然是指大国沙文主义者赫鲁晓夫，写此诗的前夕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的协定，这是引起毛泽东产生横眉冷对心理的直接原因。这首诗中直接提到陶渊明，想到写过《庐山谣》的李白，诗人借助对古人身上表现的骨气的欣赏来抒发他对当代霸权的不满。由《登庐山》又引出一批打油诗风格的《读报有感》，诗人心态由横眉冷对发展为嬉笑怒骂。
赫鲁晓夫推行的政策和苏联发生的变化，也促使毛泽东把“人”的问题当作他的思考中心。于是在他笔下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有“涂脂抹粉上豪门”的“西方圣人”，此人实属“口吐烟霞”的凶神恶煞；诗人呼唤“金猴奋起千钧棒”，而使“玉宇澄清万里埃”；他向往着女神帝子“下翠微”，看到“芙蓉国里尽朝晖”；当然诗人更着眼于战胜“虎豹”、“熊罴”的英雄豪杰即6亿中国人民。总之，诗中的这些人物形象共同组成巨幅画卷，称得上是“史诗描述”。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把国际反修经验运用到国内，不适当地提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引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关于“文革”，中共中央已作决议全面否定，笔者完全赞同。考虑到毛泽东认为它是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之一，这期间所写的诗具有史诗价值，还是值得研究的。
1965年末毛泽东写了《洪都》一诗，把发动一场运动的决心及目的作了明确交待。1966年6月“文革”初期所写的《有所思》给那个时代留下一幅生动剪影， 是一页压缩的“文革”史。此诗原来题目为《颂大字报》，倒是更清楚地揭示出写作背景。所颂大字报当特指毛泽东后来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此诗当写于6月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聂元梓等人所贴大字报后数日。这张大字报公布后，康生、陈伯达又作了许多鼓动工作，引发了各地学生起来“造反”，出现混乱。6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各学校便抓起了右派。当时住在韶山滴水洞的毛泽东得知这些情况后，是不同意的，甚至很生气。此诗即反映了他的心态。诗一开始即交待因“神都有事”，为促此事成功特别来到南方，“踏芳枝”有意藻饰行动的轻松。颔联以比兴手法展示对北京刘、邓等人做法的不满，“青松”句喻自己的愤怒，“败叶”句是对对方的痛斥。颈联歌颂这张大字报起到震惊世界的作用，运动靠它发动起来。尾联则是对眼下北京形势的不满及对人民命运的思考。这首诗再现了文革初期那段历史，有一定的史诗价值。
1973年8月5日的《读〈封建论〉呈郭老》是毛泽东写的最后一首诗。这首诗扬秦（始皇）贬孔（孔子），意在阐明制度的确立远比学说的创立更重要，这是对发动“文革”最终目的的交待，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毛泽东一生所写律诗20首左右，其中一部分反映了重大事件，堪称中国革命史诗。
三 毛诗与毛词
这里所说的毛诗，仅指毛泽东的七律，毛词也并非毛泽东词作全部，限于长征词作以后。毛泽东性喜填词，可是又要写他并不满意的七律，把他同时创作的七律与词对照着读，从中可以发现七律有词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1921年写《虞美人·枕上》到1935年写《七律·长征》前，是毛泽东集中填词的时期。这期间他一首七律也不写，无论抒情还是叙事（行军、战斗或战役）都让词来承担。这种情况在长征路上发生了变化，长征一年是毛泽东诗词创作丰收期，写有《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首词一首七律。词与诗的功能有何差异呢？为什么毛泽东填了这么多词又要写七律呢？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词把属于毛泽东自己的独特感受、个人抱负乃至人生境界都作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表现的是个体我，但这些词对于数万人参与的长征行动却言之未详；而七律则以高屋建瓴之笔概括写出长征全过程，刻画出红军这个群体的形象和属于这个群体的英雄气概。王国维曾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注：王国维：《人间词话》。） 词境细而深，诗境阔而远，七律比词更适于叙述属于群体的“意义深远的事迹”，适于表现群体性的情感。
《长征》表现的即是集体大我，它在写重大题材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姚雪垠说：“歌咏长征的诗人就是三军统帅，历史上不曾有过，诗人以如此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写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且艺术上达到如此高的成功，不仅历史上未曾有过，而且今后也很难再有，此诗可谓千古绝唱。”（注：姚雪垠：《革命英雄主义的千古绝唱》，见臧克家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笔者同意姚雪垠对此诗的评价。
在反霸斗争期间，毛泽东诗词创作又出现一个高峰，不过与长征前后那个以词创作为主的高峰不同，这次是以七律为主。《七律·冬云》写在《卜算子·咏梅》与《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之间，把三篇作品放在一起读是很有意义的。《冬云》“梅花欢喜漫天雪”应是一年前那首《卜算子》词意的概括，“冻死苍蝇未足奇”又引申发挥为两周后的《满江红》，正所谓“诗常一句一意或一境，整首含义阔大，形象众多；词则常一首才一意或一境，形象细腻，含义微妙”。（注：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页。）《冬云》与两首词比，正是如此！《卜算子》表现诗人崇高人格追求，《满江红》则表现诗人蔑视霸权的心态，这些内容《冬云》以两句诗概括之。此外尚有很多内容值得寻绎，题目“冬云”就让人想起《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中的“乱云飞渡仍从容”那句诗，毛泽东说过“是云从容，不是松从容”，他是喜欢“乱云”的。这首写在自己70虚岁生日的诗以“冬云”命题，显然寄托着更深的用意。首联以冬云受压、大雪纷飞比喻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颔联又写出险恶形势之下，否极泰来，向好的一面转化因素在增长，这是历史的辩证法；颈联以英雄豪杰代指中国人民，赞扬这个英雄群体曾战胜过一个如同虎豹一样的霸权主义国家，今天更无害怕任何一个如同熊罴一样的霸权主义国家的道理。这首七律内容丰富，形象众多，是那两首词任何一首所不可比拟的。词抓住一点极力铺陈，诗则括进若干点，故显得辞约义丰。
1965年所作三首词（《念奴娇·井冈山》、《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与一首诗（《七律·洪都》）之间也呈现这种差异。除此之外，诗比词显然更多一些政治理念，诗人先是借用祖逖、刘琨典故回顾自己大半生战斗史，人虽老而壮志仍坚，最后表示寄希望于年青一代去开创未来。是无限的人生感慨，也是一篇人生哲学。
读毛泽东井冈山时期以后的诗词创作，可从中看出，诗人习惯以七律反映重大题材，以词表现内心意绪。诗侧重于反映客观世界，词侧重于表现主观世界；词就一点写得详尽，诗多用“以少总多”之笔；在词中不难觉察到诗人的情感世界，有些写重大事件的七律是代人民立言，常见雕塑的群像，因而这些诗的史诗价值明显高于词。
诗与词是两种笔墨，分别去反映有所侧重的主客观世界，虽有所分工，又有难以分割的联系。宗白华在评价杜甫时曾说他“诗歌最为沉着深厚而有力”，“也是由于生活经验的充实和情感的丰富”。（注：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页。） 毛泽东诗词亦然。长征一年是他人生经历最为复杂艰难的一段，他填词多而精，正所谓“所见者真，所知者深”。在这诸多词作的基础上才又有概括性极强的《长征》诗写出。长征结束时红军人数仅及出发时十分之一，一些目光短浅者看不到红军正走向胜利，毛泽东对长征的意义则有高远的理解。只有指挥史诗式行军的人才能写出《长征》这首史诗，也只有写出如此史诗的人才会有《沁园春·雪》词中伟大灵魂的披露。
四 诗歌史中看毛诗
把毛泽东的一些史诗性七律放在诗歌史中全面考察，可以发现这些诗的历史性突破及在七律艺术上的特殊贡献。
中华民族有着深远的史官文化传统，在此传统下一些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诗歌被尊为“诗史”，如曹操有几首乐府诗反映了汉末军阀混战动乱的现实，被称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杜甫的一些诗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残酷现实，在当时就被尊为“诗史”。毛泽东习惯用七律反映重大事件，这些诗是无愧于“诗史丰碑”称号的。他的诗与上述前人诗相比是新型的一类，前人的诗只是反映了动乱年代人民遭受的苦难，百姓是任人宰割的牛羊，诗人对于他们给予同情，仅此而已。毛泽东的这些诗则不然，在他看来，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人民可以扭转历史前进的方向，甚至可以改变一切。在毛泽东笔下，红军面对千山万水险恶等闲视之，人民解放军摧毁旧政权引起天翻地覆变化，尧舜一样的六亿人民可使高山低头、大河让路。毛泽东笔下的人民没有一点奴隶相，他称田间劳作的农民为英雄可谓是破天荒的。把6亿中国人民当作对抗当代霸权主义国家的英雄豪杰， 即使在他发动“文革”犯错误的时候，也是把防止修正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总之，在他的诗中，人民都表现出历史的主动性、主体性，诗人不是人民的同情者，而是人民的代言人，他的诗不仅仅是诗史，更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史诗！
将如此崭新的内容纳入七律是肯定会带来变革的。七律一体本从应制诗中发展而来，追求形式美，缺少社会内容，只是到了杜甫手中运用它抒写忧国忧民之情和抒发颠沛流离之痛才使这一诗体取得了诗歌史上的地位。杜甫的七律诗也成为后人学习仿效的范本，特别是以《登高》、《秋兴八首》为代表的抒情诗，成为这一领域难以超越的典范。但是很多人忽视了杜甫七律中有一种以叙事言情为特征的类型，如《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更思戎马泪沾巾。
这首诗与《登高》都写于公元767年秋天，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诗。 《登高》叙事成分极少，而这首诗围绕着贫妇扑枣一事细细叙述，诗人之情只在句末点出。两类诗的区别是明显的。后类诗对后世影响远不如前一类，可以说继承者寥寥，有些杜甫七律研究者竟略而不论。
受唐诗研究者余恕诚先生关于“叙情长篇”（注：余恕诚：《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页。） 提法的启发，我们称这类以叙事为主的七律为“叙情短篇”。杜甫等人此类型诗的特点是状写一人一事，有较详细的事件叙述与人物形象刻画，也是围绕着事件而发，与独抒胸臆有别，所以此类诗的特点为叙事言情。
毛泽东的一些史诗性七律是继承这一类型传统的。与杜甫等人写小人物小事件不同，毛泽东所写是有关国家命运的大事件，所写人物是英雄群体，所以，只能采取大写意的勾勒手法，善于在一两联内刻画一个大场面；诗人又善于以高瞻远瞩的眼光揭示出行动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抒发无产阶级豪情。
一个“大”字足以概括毛泽东此类七律的特点。古人所写此类诗让人总觉得天地太小，毛泽东则在短小篇幅内展示出一个大世界。伟大的英雄群体活动在中国这个广阔舞台之上，他们的行动又推动着历史车轮前进，毛泽东将这些内容用七律很好地表现出来，这是他超越前人之处，也是他对中国诗歌史突破性的贡献。
我们曾说过毛泽东的词在抒写江山英雄情怀上攀登上豪放词的巅峰（注：丁毅：《论毛泽东词的文学史地位》，《党的文献》1997年第4期。），现在则可以说，他用七律在写英雄群体史诗式行动上开创出新的境界，这是他对七律诗体的突破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