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十个理论问题（续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8-0005-08
六、关于新中国成立后“两个30年”的关系
1.对“两个30年”关系的认识仍需深入研究。以庆祝改革开放30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契机，关于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成绩和“两个30年”关系问题，遂成为理论宣传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应该说，多数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些理论观点和思想倾向值得关注，需要做深入研究。比如，有人把“两个30年”对立起来，用改革开放以来3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去否定前30年，把新中国成立以后前30年的历史说成是共产党屡犯错误的历史，是党的某些领导人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历史，是人民大众受苦受难的历史。又如，对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绩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社会主义中国从此走上修正主义邪路；有人则认为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有人认为是坚持儒家“仁政”学说的结果，如此等等。“两个30年”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对前后两个30年怎么看，以及对“两个30年”关系怎么理解，这不但涉及对我们党领导和推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实践如何科学评价和估量，也涉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规律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因此，应该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2.理性地看待“前30年”我们党和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能否以科学态度对待“前30年”在工作指导中所犯的错误，这既是一个关系党的事业成败的重大原则问题，也是衡量我们党是否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在政治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我们党是一个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并善于从错误中科学总结历史经验不断探索前进的党。1981年6月，我们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由以胡乔木为首的20多人起草并经过一年多时间广泛讨论和反复修改后形成的，是我们党理性对待在工作指导上所犯错误的集中体现。我们党不仅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党在领导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作了系统总结和深刻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党也充分地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并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从而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纠正以往工作指导上的失误时曾经指出，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当然要对以往的工作指导和失误负主要的领导责任，但是《决议》特别强调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工作指导上的失误，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失误，从总体上说，是我们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前进中的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曲折性，这些失误或错误虽然十分严重，但同党和毛泽东的伟大功绩相比，毕竟是第二位的。分清错误的性质是正确认识和对待错误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纠正党和毛泽东以往工作指导上的失误问题时，对错误或失误的性质作出明确界定和科学阐发，这是我们党政治上成熟的鲜明表现，是我们党和党的事业不断前进发展的重要保证。现在，在我国思想理论界，仍然有人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错误归结为个人政治品质问题，把毛泽东在工作指导上的失误同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建设规律的实践探索割裂开来，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失败的。显然，这些论点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澄清的。
3.客观地和辩证地分析与理解“两个30年”的关系。对“两个30年”关系的理解问题，实质上是对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和我们党领导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看法问题。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我国社会发展的总体形势要有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评价和估量，以事实为根据阐明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绩，从而澄清某些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党的领导“失败论”和社会发展“停滞论”等论调；二是要加强科学思想方法的宣传和教育，对“两个30年”的关系要作辩证理解，反对和克服以偏概全的形而上学观点。关于对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形势的估量和评价问题，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所发表的大量科研论著、影视作品和权威统计资料中，已作了较为充分的和客观的评述和阐发。比如，建立了比较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前30年”中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即GDP以年均增长7.4％的速度快速发展；找到了一条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科技创新之路，创建了强大的国防力量，有效地保卫了新中国的独立与安全；初步地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人们的思想面貌和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变化；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空前提高，等等。这些论述和阐发，对于廓清一个时期以来在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党的领导“失败论”和经济社会发展“停滞论”及其影响是十分有益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正面的论述和阐发，不应只是对思想理论战线上某些学者的看法或意见的反映与表达，而应成为主流媒体的思想导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关于认识和把握“两个30年”关系的思想方法问题，我觉得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其一，要把“两个3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30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一历史进程中的两个不同的然而又是相互联系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需要经历一个从不知到知即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过程。这中间，从总体上说，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必然表现为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那种割断历史，把“两个30年”对立起来，甚至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把“前30年”说得一无是处，显然是不妥的。其二，对“文化大革命”亦应作具体分析。要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同后果作适当区分，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错误同个人政治品质区分开来；要把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文化大革命”问题政治决策上的全局性错误同“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党和国家的工作作适当区分，要看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中央仍然保持团结统一，党和国家的政治性质并未改变，主要工作仍在正常运转，科技与经济社会仍在发展，因此，不能由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文化大革命”指导上的全局性错误推论出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各项工作的全面错误；与此相关，也不能把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错误同“文化大革命”前在工作指导上的失误混同起来，把“彻底否定大革命”的政治结论推广应用于“前30年”，从而得出彻底否定“前30年”的错误看法。看来，思想方法问题十分重要。在认识与把握“两个30年”的关系问题上，要大力倡导理性思维和辩证的思想方法。
4.要深入研究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后30年”的看法，我国思想理论界虽然都肯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后30年”的发展是一种“畸形发展”，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走上了一条“修正主义”邪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所走的道路实质上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乃是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两种对立的观点，在理论上的共同点就是混淆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因此，我们应该花些气力去深入研究、揭示和宣传这两种思想理论体系的本质区别。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问题，近几年来我国思想理论界已撰发一些论著作过较为系统的分析。比如，有些论著分析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历史沿革，指出它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变种，其理论内容或政治主张在本质上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其严重的危害性是瓦解社会主义，苏东剧变的理论基础正是民主社会主义，等等。这些分析和批判无疑是必要的和重要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思想理论界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批判的力度不够。前一时期，党中央向学界提出要科学阐明“六个为什么”的任务。其中一个“为什么”，就是要阐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在看来，我们对于中央的这一重要号召还重视不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显得不足。二是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分析和批判较多地停留在对一般原理、原则的阐发和思想史的考察上，而对同当今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得不够。比如，关于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民主社会主义所主张的“混合经济”同当前我国实行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和共同发展的政策间的区别问题，关于在社会公平或分配问题上民主社会主义所主张的“福利制度”或“福利社会”同我国所实行的“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政策间的区别问题，等等，就需要作深入的具体分析。这里，既有两者的本质区别问题，也有两者间的共性或联系问题；更需要加强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研究和分析问题。
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1.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实际上始终存在着重大分歧。由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作指导上的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在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是拨乱反正的伟大成果，是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基础，也是我们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继续前进的指南。《决议》的核心内容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作出了明确评价和科学阐发，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应该指出，从《决议》制定至今，在党内外和思想理论界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始终存在着重大分歧，对《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始终存在着不同看法。比如，有的同志认为，把毛泽东思想同他的晚年失误加以区分，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而评价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理论前提就是不能成立的；有的同志把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涵界定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其时限界定到1956年“三大改造”，这样，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的评价；也有同志提出，从1981年制定《决议》到现在已近30年，此后经历了党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已有新的认识和发展，与此相关，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会有新的变化和提高，因此，不必固守《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既定评价，等等。正因如此，关于《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问题就大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2.邓小平及《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和历史地位的具体分析和科学评价。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顺利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性转变的根本性问题。在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分析，领导全党制定并通过了《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历史地位作出具体分析和科学评价。其一，把毛泽东的晚年失误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区分开来，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给予明确界定，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决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14](P825)《决议》针对当时流行的“非毛化”社会思潮明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14](P836—837)其二，将毛泽东思想这一独创性理论的丰富内容概括为六个基本方面，并简要地阐明了每一具体理论的主要观点、代表性论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和发展，以及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内容”，“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4](P826)《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等六个基本方面的思想理论，并阐明了这些思想理论的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其三，将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指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邓小平强调指出，“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8](P118)其四，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鲜明地提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原则。邓小平早在1979年3月30日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就明确地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9](P172)他强调指出，《决议》的中心内容或着力点“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9](P300)邓小平认为，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和政治问题。《决议》如果“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9](P300)
3.毛泽东思想何以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长远的指导意义。这是一个需要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决议》制定到现在，已经过了30个年头，此间，我们党领导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有了重大发展：在理论上，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上，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绩。这样，就必然会推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建设规律，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产生新的认识。现在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是，在我们党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辉煌成绩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和科学价值的界定或判断是否过时，毛泽东思想是否仍然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长远的指导意义，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呢？对此，必须作出明确回答。《决议》深刻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但它又“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4](P836)这里，还应强调指出，《决议》所概括的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各组成部分中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乃是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根本经验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因此，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长远的指导意义。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不断前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会有新的重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也会呈现出新的特点。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即毛泽东哲学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的和长远的指导作用。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中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向，也仍然是贯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活的灵魂”。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也令人信服地证明，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既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取得的，也是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结果。那种在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把继承和坚持同发展和创新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的观点，那种把毛泽东思想只界定为关于新民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只限定到1956年的观点，显然是不妥的。30年前《决议》曾经强调指出，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14](P836—837)同样的道理，在我们党领导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胜利发展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党又已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绩，就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正确的态度是，要把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结合起来，把对《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同《决议》之后我们党对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认识统一起来。
八、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内在联系性
1.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内在联系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一，是坚持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需要。在邓小平的多次讲话中和在《决议》中，以及在此后党的有关文献和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伟大旗帜”、“行动指南”、“指导思想”和“根本保证”。要真正弄清楚在毛泽东逝世30多年之后我们党已经产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后的今天，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这就必须深入地和充分地研究与把握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间的内在联系性，否则，所谓“高举”、“坚持”就是一句空话。其二，是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研究的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不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理论成果及其内在的联系性。我们党领导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统一的相互连接的历史过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着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性。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理论工作者应该加强科学研究，正确地揭示和阐明这一内在联系性。其三，是开展学术交流、澄清理论是非、统一思想认识的需要。在我国思想理论界一直存在着“非毛化”的思想倾向，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内在联系的片面性。党的十七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界定为“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界定并未明确地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和理论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内，从而引起了理论界的不同反响，也相应的出现了不同的解读。鉴于上述诸种需要，深入研究并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间的内在联系性，就成了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2.对党的十七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界定的理解。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明确界定。按照这一界定，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未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之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定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形式上看，党的十七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这一界定是同过去薄一波提出的并被理论界广泛接受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的著名论点相矛盾的。与此相关，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对十七大作出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界定出现不同看法和解读，是很自然的事情。我的理解是，十七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界定中未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包括在内，是就其理论成熟程度而言的。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虽然也提出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但从总体上说，鉴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理论很难说是较为完整系统的成熟理论，其中有些内容在开始提出时是正确的，但后来又在实践中违反了。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许多基本理论内容，如初级阶段论、改革开放论、市场经济论、社会发展论等，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也被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和成熟的理论。正因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外延不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包括在内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应该指出，党的十七大作出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界定并不意味着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在理论内容上的内在联系性，在党的历史文献中和党的主要领导同志的讲话中，对两大理论成果间的内在联系性，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都有明确的和肯定性论述。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间内在联系性的三个基本方面。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视野来看，这两大理论成果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和哲学依据等方面，都具有内在统一性，同时又由于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不同而各具特色。我们在研究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时，首先应着力研究和分析两大理论成果间的内在联系性。在我看来，两大理论成果间的内在联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指明了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毛泽东是我们党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杰出代表。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突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走自己的路”等重要指导思想。他不但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的根本原则和根本任务，而且还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以及其他许多的具体的思想、原则、方针和政策。诚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里所讲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比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以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等等，这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起点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和奠基人是毛泽东。从这个意义上说，薄一波提出的“始于毛，成于邓”的名言是对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成于邓”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是指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者，而在邓小平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形成的新的历史起点。这就是说，我们切不可把“两个历史起点”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用“始于毛”否定“成于邓”和用“成于邓”否定“始于毛”，都是不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个整体，具有其历史性和实践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或形成的历史起点的界定和讨论问题，实质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哪里走来的认识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其二，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关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理论内容上的内在联系性问题，在《决议》中和在思想理论界、特别是党史界都有大量的和充分的论述，这里不拟赘述。需要指出的有如下两点：一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祖国统一、外交战略等诸多方面，其理论内容是较为系统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从而不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理论内容。这些理论内容，较为集中地反映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文中。正因如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的每一章都是从毛泽东讲起的。所以，我们不能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仅仅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社会背景”、“经验教训”、“思想资料”、“文化渊源”，而应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从理论内容上联系起来。二是在研究和分析关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我们既要充分地认识到毛泽东在思想理论上的错误或失误，同时亦应看到毛泽东对这些错误的某些深入思考和理论总结。这些思想较为集中地反映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等文章和讲话中。
其三，两大理论成果属于同一个哲学体系，具有相同的哲学基础。两大理论成果间的内在联系性，就其根本理论内容而言，是其在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一致性，这是更为本质的联系性。我们党自建党以来，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哲学基础的党，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显著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创造性应用和展开。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在哲学理论上面临的任务，不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去探求或创造另一种新的哲学形态或哲学体系，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下，去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理论飞跃，并将其变为现实。在我们党已经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二次理论飞跃的新形势下，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或哲学依据问题，乃是一个重大的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方针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之后，这一问题成了我国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有人主张，与构建和谐社会相对应或相适应的哲学应是“和谐哲学”；与此相关，人们的思维方式亦应是“和谐思维”。而毛泽东和共产党以往的哲学则是“斗争哲学”，以往的思维方式则是“矛盾思维”、“斗争思维”、“冷战思维”。有人认为，与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指导方针相适应，就应该用马克思的早期哲学思想或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来补充、丰富、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科学人本主义”。也有人公开提出“儒化论”，认为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倡导和推行孔夫子的儒家学说，主张“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等。显然，对于上述这些思想和主张，是不能不加以高度关注、认真研究和澄清的。其实，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问题，在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论述中和中央的相关文件中，都讲得十分明确。比如，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9](P143)胡锦涛同志在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时也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它们分析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15]党的十七大报告把以“以人为本”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从哲学的角度明确地界定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论述了两大理论成果间在哲学指导思想上的一致性。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属于同一个哲学理论体系，具有相同的哲学基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基础的界定问题，特别是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问题，我国理论界尚有不同的看法。我赞成我国哲学界一位学者的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从一般意义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特殊的意义上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那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哲学思想割裂开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哲学基础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理论倾向，我以为都是不妥的。（未完待续）
［收稿日期］201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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