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以来的目录学研究：从“书目情报”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书目论文,情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1990年以来目录学研究的总体状况
1990年以来的目录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三个特点：一、起点高。是在深入反思、总结建国四十年来目录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的基础上展开的，因而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视野偏狭，厚此薄彼，围绕某些陈旧问题低水平反复争论等不良现象，比较注重对一些空白领域，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以及某些超前问题进行有意识的学术攻坚。二、力量强。这六年恰逢目录学教育层次提高，博士点确立，一批年轻有为、崭露头角的目录学研究和教学人员纷纷攻读博士学位，集中于个别学术带头人“麾下”，形成集团研究力量，在导师指导下，逐步把学科建设的蓝图变为现实，较大面积、较有力度地推进了目录学研究的新领域。此外，活跃在全国各教学部门和实际部门的目录学研究队伍不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得到了充实和提高。三、收获大。据笔者对《全国报刊索引》和《全国新书目》的不完全统计，1990——1995年共发表目录学论文945篇， 出版教材和专著12部，而80年代十年间共发表论文1695篇，出版教材和专著17部，显然，近几年目录学论著的年均产出数量是超过80年代的。
如果说80年代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大发展的时期，那么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则表明，90年代是目录学、文献学的活跃时期。然而，在一派繁荣的背后，参与和关注近年目录学研究的同仁可能也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候，一个概念或观点象一颗新星一样脱颖而出，闪现出夺目的光彩，接着便迅速而频繁地游动于学术文本当中。而我们对它的来历和性质却还没有认清，发明或发现它的人也从未从正面认真系统地交待过它。它象一个神秘的来客，在一些人那里备受欢迎，待为上宾，在大多数人那里却是一位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我认为这样一种或明或暗的概念的代表就是“书目情报”。下面我对此概念谈一些看法，同时附带也指出几年来目录学研究存在的比较普遍的若干问题。
2 对“书目情报”概念的分析和思考
“书目情报”是彭斐章教授倡导并着力建构的现代目录学、当代目录学的核心概念。然而对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概念，彭教授并没有专门正面论述过。其学生在博士论文中也许有透彻的论述，但因为学位论文系“灰色文献”，有关章节若不发表，同样不能广为学界所知。可是，在“书目情报”概念解析不充分的情况下，大量以“书目情报”为高频词的学术文章却发表了。这样，客观上就给人一种拨得高，炒得热，而其底不详，神秘莫测的印象。
据我对文献的调查，彭教授对“书目情报”虽无专篇专论，但在《世纪之交的目录学研究》一文中还是以一节论到。依彭教授的阐发，“书目情报”大概有以下几层内容：一、目录学要建立科学完善的体系，必须找到学科的逻辑起点、基点，也即目录学这个学科机体赖以生长发育的学科“胚胎”。而图书、目录、书目活动、书目实践等具体事物，不是目录学研究的最深层次、最小单位，不能作为目录学研究的起点。在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化的今天，这一基点就是书目情报。二、书目情报不是自创的，是前苏联在60 年代科学交流的讨论中提出的， 而在70年代正式确定的，我国则在80年代中期引入。三、书目情报又称文献的效用信息，是文本中有必要揭示出来的语义信息。四、书目情报系统在文献信息交流的大系统中是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读者服务活动有赖于这个系统的建立。五、书目情报是目录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深度，使目录学由对具体事物的经验认识而上升为抽象的理论认识，导致了目录学研究内容的深刻变化。“书目情报”概念的使用是现代目录学区别于传统目录学的重要标志。六、现代目录学就是研究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体现了对传统目录学的扬弃和重构，对现代科技的借鉴和吸收，是一个广阔的新领域。
我认为，“书目情报”概念的运用有其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其最大贡献是将目录学研究在精细化上大大推进了一步，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界，找到了目录学研究的另一个崭新的天地，相关课题接踵而来，大大丰富了目录学研究。不过，在学习某些使用“书目情报”的论文的过程中，我也感到书目情报的倡导者们似乎疏漏或回避了某些问题。
第一，“书目情报”在前苏联目录学中的形成过程及其含义？弄清这一问题是我们理解书目情报的基础，可惜“书目情报”论者们在此问题上往往一笔带过，未曾有深入的介绍。据笔者对十几年来的目录学论文的回溯检索、浏览，发现王锦贵教授1983年发表的译文《苏联目录学的状况、问题与前景》以较大的篇幅较系统地讲解了“书目情报”，当时译为“目录情报”。从该文可知，以功能方法研究目录学是前苏联目录学的传统，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揭示目录功用”被前苏联目录学家视为苏联目录理论的最重要成就。苏联目录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都是在功能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目录的功用，从50年代到70年代苏联共有三种代表性的提法。第一种以布里斯可曼为代表，他认为目录按照功用可分为三类：情报目录、推荐目录和批评目录。第二种以别斯巴罗娃为代表，她论证并简化了前说，仅将目录依功用划分为情报目录和推荐目录两类。第三种以卡尔叔诺夫为代表，他进一步将目录的功用简化为一个：即提供目录情报，并得到了目录学界较广泛的认同。“目录情报”就是这样在目录功用的探讨争鸣中产生了，所以前苏联目录学家称它是一个功能概念。关于“目录情报”的定义，该文没有明确阐发，大意说目录情报就是所有二次文献的共性或共有的东西，采用此概念，能够淡化二次文献在种类、功用等各方面的差异，而将它们有效地归纳成统一的体系。可以说，在含义上，苏联的“目录情报”跟我们的一些同仁所表述的“书目情报就是文本的效用信息”是一致的。此外，该文还介绍了目录情报的“输入”“输出”，目录情报的形成过程、社会效果等，这些跟我们当前的“书目情报”论者的提法也是一致的，后者几乎是前者的翻版，看不出有什么很大的创新。然而所不同的是，苏联目录学家坦诚指出，“我们所谓的目录情报业务，就是带有目录性质的情报业务。”“‘目录’和‘目录情报’并非一回事。前者要比后者复杂得多。目录的一般理论，是从目录情报的理论开始的，但并不是用它来组织”。这就很明确地交代了目录情报与情报学、目录情报与目录的关系。而我们的“书目情报”论者恰在这些问题上态度是很不明朗的，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二，“书目情报”究竟该怎样理解？在当前的讨论中，“书目情报”论者既反对把“书目情报”理解为书目的情报或书目的信息，又反对把“书目情报”理解为“书目”和“情报”的相加，让人莫衷一是。依我个人的看法，“书目情报”是“书目情报”论者自定义的概念，它指的就是文本的效用信息，这个内涵与“书目情报”的字面意思确有不吻合之处。因而“书目情报”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它作为一个借用的词，终究要被能确切表达“文本的效用信息”这样的含义的一个新词所取代。另一种是它在重复解释中继续被沿用下去，直到在学术界约定俗成地认为“书目情报”就是指文本的效用信息。不过，在“书目情报”和“书目信息”两者之间，我还是赞成以“书目信息”代替“书目情报”为好。原因是“情报”可作动词解，“书目情报”可释为“书目的情况报道”，这与倡导者的初衷是大相径庭的。而“书目信息”是两个名词并列，“书目”对“信息”的修饰作用比较明显，是个偏正词组，不致于产生太出格的误解。
第三，“书目情报”研究能不能自成为学，怎样给它在学科中定位？根据前苏联专家的看法，“书目情报”和“目录”是层次不同的研究，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而这些年在我们的研究论文中，“书目情报”、“书目情报系统”、“目录”、“目录学”经常是彼此缠绕，纠结不清的，好象“书目情报”研究就是目录学的全部。我认为，当物理学上发现了原子时，原子物理学就产生了，当目录学研究由“目录”深入到“书目情报”时，书目情报学就产生了。书目情报研究完全可以自成为学，以“书目情报”、“书目情报系统”等为核心概念。正如彭斐章教授所说，目录学研究可以由两个路向来开展，一个是“知识——信息——交流”的路向，我认为“书目情报学”即是沿此路向研究的结果，它是目录学的一个分支，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拥有自己的名称十分必要，而无须老是犹犹豫豫地戴着目录学这顶大了几圈的帽子。另一个是“知识——文化——社会意识”的路向，沿此路向研究的结果，我认为可以叫“人文目录学”，它是传统目录学研究方式的延伸，完全可以沿用传统的目录学概念体系，但它也只是目录学的一个分支。“人文目录学”和“书目情报学”分用两套概念系统，互不相扰，合则统称“目录学”。我认为这样的划分，不仅无损于“书目情报”的价值，反而会使它的运用更规范，更符合逻辑，不致于引起研究者理解上的混乱。而且，书目情报研究一旦脱开了传统概念的约束，也可以更快、更深入地向前发展。
总之，我认为一个崭新的核心概念的出现是弥足珍贵的，它往往是诱发学科革命的火种，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应该得到充分的爱护。但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也往往容易不被人理解，或者也可能是不完善的。这就需要概念的原倡者要耐心地站起来解释它，在同行的争鸣中修正它。如果不加足够的说明，就广泛地运用，那样所带来的误解，反而有可能使这个概念的真正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人认识。
3 1990年以来目录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问题之一，对传统只祭祀、不弘扬的虚伪态度。
中国目录学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在发展中形成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然而可叹的是，较长时期以来，传统不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徒有“传统”的名义，却被摆到了祭坛之上，有人祭祀，无人弘扬。现在，只有当我们研究目录学史时，才会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临时抬将出来，表达一番敬畏和仰慕之情。而在现实的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研究中，我们又将其抛弃一边，孜孜于同西方接轨，投身于“书的描述”，或追随洋目录学流派去了。在我们的大多数目录学研究者眼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际已被视为象图腾柱、金字塔那样辉煌无比，却又遥不可及，永远定格在历史上的一类东西了，它是古典目录学的勋章和墓志铭，却不是现代目录学的路标和指南针。我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目录学民族性的最高体现，背离了这个传统，就等于抽去了中国目录学赖以走向世界的资格和品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现实中怎样应用，是中国目录学无法逃避的大课题。今天我们这样不够理智地对待传统，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表现，在经过了若干弯路之后，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归传统，这是未来的必然。
问题之二，误认为学科只有愈独立，才愈有社会地位、学科地位。
近几年来，目录学界建构目录学体系的愿望尤其迫切，各种各样的设想和提法竞相发表。但在学科性质上，人们的态度越来越暧昧，不但忌讳于谈目录学是辅助学科、应用学科，也不愿意谈目录学与文史的关系，与读书治学的关系。在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潜藏着一种集体心理，即目录学只有越独立，越自成系统，不附丽于其它学科，目录学及其工作者才可能有更高的现实地位。于是，目录学日益淡化与文史的亲缘关系，一步一步地向图书馆学情报学的腹地内收缩。依我看来，这种“以独立谋地位”的想法是不能成立的。原因在于，目录学是一门致用之学，它的价值和地位主要体现在它的功用上，而与学科的独立性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大的关系。在历史上，目录学作为文史的辅助学科，向来有较高的地位。在清代之所以还一度成为“显学”，就是因为目录学对当时兴盛的考据学和学术清理活动尤其有用。我觉得，承认目录学是文史的辅助学科对目录学而言既不是耻辱，更不是发展的包袱。与文史的亲缘关系反而使目录学成为国学的一部分， 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在90年代国学热兴盛的大环境下，反而能给目录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我赞成目录学的体系建设，但不赞成以非学术的功利目的为前提。
问题之三，热衷于介绍引进西方目录学理论，缺乏自己的创见。
中国目录学是跟中华数千年文明几乎同寿的一门学问，代代不绝，未有断裂。我国的学术界也都认为中国目录学是学术史、文化史、哲学体系的综合物。而西方目录学则是关于“书的描述”的学问，两者的高下之分相当明显。可是，多年来，我们对西方目录学的概念、理论趋之若鹜，乐于引进而不疲，对祖国的目录学资源却没有足够的兴致去开发，原地踏步的时候多，有所进展的时候少。这种跟在洋人背后亦步亦趋，把中国办成西方理论的展览馆、旧货市场的做法，决不是中国目录学的出路，而恰恰表明中国现代目录学内容空虚，而又图强乏术，陷入了只有拿别人的并不一定对味的东西方能权且“充饥”的困境。
问题之四，有玄想化的倾向。
从当前不少目录学研究者的声音中，我们可以听出，大家似乎越来越不满足于对“目录”、“书目活动”等这些具体事物的研究，把学科深化的希望寄托在对抽象事物的研究上，认为学科的基点应该是一个抽象的事物。而我认为，所谓从现象到本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正说明理论研究的起点都是从具体事物、具体现象开始的。如果我们一眼就能看穿现象，上来就绕过具体事物，从抽象事物谈起，那么科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客观性、复杂性、渐进性，干脆由超人之间的玄辩来代替算了。我感到，近年来人们评价说目录学有“富饶的理论，贫困的实践”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如果更尖锐一点说，似应改为有“泡沫的理论，贫困的实践”。泡沫何来？都是玄想的洗衣粉搅拌出的，扒开这一层泡沫，目录学的水位究竟又提升几许？恐怕不容乐观。
4 对跨世纪目录学研究的建议
第一，目录学家应当成为学术观察家。
提起弘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可能马上有人要问：你能提出可操作性强的方法吗？这样的提问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古代学科门类相对狭小，古之目录学家皆为学术史家、通人大儒，揽天下学术于胸中，自然治目录如烹小鲜。而今天学科门类宏富，知识信息“爆炸”，成就通才已不可能，谁还敢遑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我也认为，通才是旧社会遗风，当代通才实际已不复再现，对学术文化进行全盘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困难极大，非学者集团所不能胜任。但是目录学家个体，对某一学科、某一专题进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还是有可能的，关键是目录学家要成为学术观察家。所谓学术观察家，就不一定是学术史家，但一定要有新闻记者的敏感，有很高的悟性，能够通过对自己感兴趣的学科的持久学习和关注，而知其学术流变和未来发展方向，从而在此基础上拿出对该学科有总结和启发意义的专科目录。80年代，有不少并非学历史、文学的目录学研究人员，推出了历史文献目录学和文学文献目录学的专著，我觉得这就是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弘扬，是乐于并善于做学术观察家的结果。今后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专科目录学研究，从理论上讲有多少门学科就有多少种专科目录，当前我们的专科目录学只涉及少数几门主要学科，这方面的研究还大有可为，大有发展的余地。专科目录学如能形成规模和体系，将是20世纪目录学的最大贡献之一。
第二，预防目录学理论研究的“失语症”。
当前，文艺理论界正在惊呼“失语症”，认为“失语症”是文艺理论界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所谓“失语症”是指，西方的概念引进过多过滥，久而久之，我们已习惯于用西方的学术话语发言写作，突然有一天却发现自己没有一套独特的话语系统了，离开了西方的学术话语，我们就成了学术哑巴。在我看来，中国目录学虽然没有文艺理论界西化得那么严重，但要按照我们今天的崇洋情结发展下去，终究也有“失语”的一天。我们今后不能总是做把西方概念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应该注意拿我们传统的概念到西方理论中找对应物。我们的目录学要走向世界，在国际上赢得地位，就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概念系统，有自己的“学术母语”。如果我们老是唯洋是从，那么结果只能是别人有的，我们慢慢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没有。这样的结果，相信是每一个有志气的目录学工作者都不愿看到的。
第三，正确给学科定位，对学科性质要有客观的认识。
目录学的学科性质是历史形成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在古代是辅助文人学士读书治学的工具学科，主要为学术服务。当前我们的目录学研究有无节制世俗化的倾向，强调目录学要为人们形形色色的各种世俗需求服务，而把为学术服务由原先的中心位置挪了出去。我觉得这是一种角色定位的偏差。因为在目录学、图书馆学、情报学这三个相近的学科当中，目录学最有为学术服务的传统。如果目录学漠视与文化学术的关系，放着优势不加发挥，非要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拉平基础，争夺服务对象的话，那地位滑坡是勿庸置疑的，也是无足为奇的。另外，目录学界完善学科体系的精神令人嘉许，但如果是出于以学科独立求现实地位的心态，则意味着当代目录学家服务精神、学术精神的退化，致于效果如何，我感到很可能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第四，要重视对几个文明古国的目录学进行研究。
以前我们偏重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目录学的引进和研究，不太重视研究东方国家的目录学，现在看来这种倾向需要改变，今后应当加强对印度、埃及这样的文明古国的目录学的研究。一来这些古国的目录学有的曾影响过我国的目录学，如印度佛经目录“总经序”的方法。二来这些古国的目录学肯定也有自己的传统，它们的传统是什么，今天怎样继承和弘扬，都值得我们去了解，研究几个文明古国的目录学对我们而言可以知古鉴今，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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