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的断裂: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现状思考
林德山
摘 要: 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作为其传统政治代表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和激进左翼分别在经历不同的转型，伴随这一进程的是欧洲左翼的结构性变化和传统左翼政治的褪色。而理论与实践的断裂，是摆在欧洲社会民主党和激进左翼面前的共同问题。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政治力量代表的发展需要着眼于如何弥合这种断裂，为此更需要从理论上直面影响当今欧洲社会主义发展空间的重大现实问题。
关键词: 欧洲左翼；社会主义；发展现状
进入新世纪以来，欧洲社会主义所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欧洲左翼为代表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面临巨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欧洲左翼力量的分化加剧，在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问题上，传统的社会主义力量陷入迷茫。理论与实践的断裂是困扰欧洲左翼以及欧洲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问题。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发展需要从理论上直面一些新的重大问题。
一、欧洲社会主义发展现状
有关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现状的形势判断主要基于对两种形势的认知。一是对欧洲传统左翼政治及其结构性变化的判断；二是对左翼政治与社会主义重叠关系变化的辨析。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进入21世纪后，随着欧洲政治环境的改变，欧洲左翼政治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欧洲左翼政治与社会主义的重叠关系也随之改变。社会主义力量面临新的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更大的挑战。
作者简介:陈晶,女1989年1月,河北省衡水市,汉,衡水市第五医院,二级,骨一科,主管护师/护士,本科,护理,研究方向,骨科护理。
第一，欧洲左翼政治出现结构性变化，社会民主党在传统左翼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被动摇。
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构成复杂，很大程度上它与人们习惯上所说的 “左翼”是重叠的。这源于欧洲传统左翼的构成及其历史渊源。欧洲传统左翼大致可以归为三类力量，即作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代表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它们信奉温和的改良主义，是欧洲传统中左政治的主要代表；更为激进的欧洲各国共产党，它们中的许多继承了欧洲共产主义的传统，信奉共产主义但接受在既有民主制度框架下活动；以及坚持更为激进的革命立场的左翼力量，如欧洲托派组织，它们一般被归为 “极左”的范畴。从政治影响力来看，除少数国家 (如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共产党一度拥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外，三类力量在战后欧洲各国政治总体结构中的位置呈现出从中左向极端渐次减弱的格局，作为欧洲主流政党中左翼政治代表的各国社会民主党无疑在该结构中占主导地位。
但欧洲激进左翼在政治作用方面批判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的总体表现依然在延续。在激进左翼的多种构成中，大多数共产党依然表现出激烈的反体制特征，尤其是在欧盟问题上。一部分带有极左倾向的激进力量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也表现出与主流政党激烈对峙，但却过于简单化的立场。另外，面对经济危机和欧盟危机的交织，欧洲社会的分裂问题凸显，左翼民粹主义也在激进左翼队伍中发展。受其影响，一些激进左翼为了迎合部分大众的不满心理，更倾向于渲染一些极端的政治立场和主张。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激进左翼的反体制印象。而即便是上述趋于温和的激进左翼力量，在主流政党看来，它们在许多政策问题上的立场也是不现实的，在欧洲政治总体右倾化，人们寄希望于大左翼联合的背景下，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常常抱怨激进左翼的不合作，还指责后者更乐于批判现实而不是解决现实问题。
而在社会民主党内部，这种改革趋向也强化了党内草根与精英之间的对立。2008年金融危机后，围绕着欧盟问题和紧缩政策，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积累起来的这种对立情绪爆发，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一些社会民主党向传统立场后退。英国工党在布朗之后的党内变化突出体现了这一特点。科尔宾当选党领袖以及围绕其领袖地位的党内数次交锋，凸显了工党党内以普通党员为主体的草根与党内精英之间的对立。但最重要的是，在经历了传统左翼政治方式失败的前提下，简单地退回左翼立场并没有真正为社会民主党提供一种可替代性的政治议程。而且它同样会引发社会民主党内部新的分化，即一部分亲中间阶级的代表的离场。这也是包括英国工党在内的一些社会民主党目前正面临的挑战。
首先，欧洲激进左翼缺乏明确一致的政治理念和身份认同。政治定位的不确定，缺少明确一致的政治理念和身份认同是限制激进左翼政治实践的首要问题。“激进左翼”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它既可以表示在思想意识方面的特定 “激进”意义，也可以表示一种政治光谱的位置。在欧洲以及西方的语境中，“激进政党”最初用以指称那些具有反建制意义的政党。因而在主流社会的话语中，人们往往将 “激进”等同于 “极端”① 在欧洲，“激进政党”最初用以表示支持扩大普选权、大众参与政治、公民自由以及更大福利的那些政党，当时这些主张还不是普遍的标准。到20世纪，当这些都已经成为现实后，“激进政党”用以指称那些要求扩大现有的政治讨论标准的政党，如欧洲的绿党。而在一些宗教传统很强的国家，激进政党用以表示那些反教权的政党。也有人把它归为类似于extreme right的 “极右”政党，如法国的国民阵线，英国的国家党等。而且，即使一些形成时属于反建制的、但后来已经变成融入建制力量的政党往往依然被称之为 “radical party”。参见:Iain Mc Lean and Alistair Mc Millan(eds.)，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455. 。正因为如此，目前激进左翼队伍中一些人对于自己被归为 “极端”的范畴很反感，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反体制的极端力量。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从中性的意义上，即从政治光谱的位置角度，将那些站在中左的社会民主党左边、同时又区别于极左力量的左翼队伍称之为 “激进左翼”② 如欧洲一些亲激进左翼政治的政治研究机构将 “激进左翼”定义为指称那些自认为非社会民主主义或非绿色替代的政治左翼。参见:Birgit Daiber，Cornedia Hildebrandt，Anna Striethorst(eds.)，From Revolution to Coalition-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Rosa-Luxemburg-Foundation，2012，p.7.不过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激进左翼”还应区别于 “极端左翼”，尽管在激进左翼中由于队伍复杂，政党之间的差别很大，有些已相当温和，而有些则不无极端色彩。 。
第二，欧洲传统左翼政治出现褪色趋向，左翼与社会主义的重叠关系也随之改变。
上述欧洲传统左翼力量之间虽然在对待资本主义和理解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立场差异很大，但基于其历史的渊源关系和思想意识的特点② 欧洲传统左翼政治力量历史上大都曾与欧洲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有渊源关系。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本是同源，即源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一些政党作为第二国际成员早期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及动荡的国际形势，第二国际分裂。一战前后，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后，围绕着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和苏俄革命，欧洲社会主义力量分裂为两大力量，追随十月革命以及后来的共产国际的激进革命力量，纷纷脱离各国社会民主党并组成了新的共产党，而遵循改良主义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则高举 “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并在战后建立了社会党国际。欧洲托派则是从共产国际中追随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演化而来。 ，它们保持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和对社会主义的广义承诺。也正是由此而言，欧洲传统的左翼政治与社会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但20世纪90年代后，欧洲传统左翼中的主要力量欧洲社会民主党和激进左翼都经历了新的转型，并在此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显示出传统左翼褪色的倾向。其中，社会民主党人的 “第三条道路”是这一趋向的典型表示。“第三条道路”明为 “超越左右”，实为摆脱传统左翼的思想和政治包袱，即在思想意识方面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的承诺，在政治方面淡化党的阶级属性。作为 “第三条道路”重要倡导者的吉登斯在对其辩护中，实际认可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他强调资本主义的积极意义，认为它没有传统左翼所认为的那么 “野性和危险”① 吉登斯在与更具传统左翼倾向的霍顿的对话中强调，福山的 《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尽管受到激烈的批判，但它从本质上说是正确的。至少在此刻，没有人能够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体制的结合之外找到任何其他的有效选择——尽管它们各自都有很多不足和局限。”同时他强调人们要学会接受资本主义，尽管并不必定要爱它。Will Hutton and Anthony Giddens(eds.)，On the Edge:Living with Global Capitalism，Jonathan Cape，2000，pp.11-12. 。受该取向的影响，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有意识地突出了社会民主主义从传统 “民主社会主义”向 “社会民主主义”概念转换的意义，其意义显然在于去除其词义中原有的 “社会主义”因素。即使是那些依然坚持原有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社会民主党，它们也实际弱化了自己作为资本主义批判者的印记。正因为如此，欧洲激进左翼认为，失去对资本主义批判性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新自由主义化了，它们不再属于左翼。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政治上的困境，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有向传统左翼立场后退的迹象，但总体而言，社会民主党作为传统欧洲主流政党的角色令其在一系列问题上处境尴尬，也很难简单地退回到传统的左翼政治立场。即便是作为向传统后退典型代表的科尔宾领导下的英国工党，也因为这种后退而面临了党内更大的分化压力，它突出了党内精英与草根之间的矛盾。
如上两例，芭蕉对“青”字的使用基本上表示两种意象，前者表现栗球在秋风中依然生机勃勃。后者表现松叶的翠绿美好，从而突出美好事物短暂易逝的无常感与寂灭感。
欧洲激进左翼的转型则更为复杂，其中同时存在着强化和淡化传统左翼的两种趋向。欧洲各国共产党除一部分坚持原有共产党之名外，许多通过改名转向了新的激进左翼。在社会民主党上述转型背景下，这些激进左翼力量继承了传统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并借此为自己赢得了大量来自社会民主党传统阵营的选民支持。但激进左翼的思想意识变得更为复杂，包含了从共产主义、各种社会主义 (包括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突出红绿政治的新激进主义的广泛意识② 参见林德山:《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现状及变化评价》，载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5期。 。其中，一些转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左翼党在强调作为左翼的批判性的同时，也突出了作为左翼替代的政治目标，为此它们在政治上变得相对温和了。在危机动荡的形势之下，也有一部分激进左翼政治上变得更为极化。但北欧国家激进左翼所倡导的以红绿政治为特色的新激进主义，显然不再简单是传统左翼的一种复兴。其社会基础也不再简单以传统的产业工人为对象，而是致力于发展进步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后者显然缺少这些组织传统成员的社会主义记忆和承诺。2008年以来，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给欧洲左翼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因为相当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者来自传统的左翼支持队伍。而且与传统左右政治力量不同，民粹主义力量标榜超越左右，在欧盟以及国内政治问题上，它们利用人们对主流政党政策的不满，诉诸大众与精英对立，并利用移民等问题极力渲染疑欧主义的情绪。在此背景之下，激进左翼阵营出现了一种民粹化的趋向。左翼民粹主义虽然突出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但却是诉诸民粹主义的逻辑，即诉诸 “人民”与 “精英”的对立而非传统左翼的阶级政治逻辑，在组织上也强调运动式的直接大众动员而非传统的政党组织，一些激进左翼组织实际上是一种汇聚众多不同激进力量的松散联合。左翼的民粹化倾向在南欧国家的一些激进左翼以及法国的梅郎雄支持者中表现的更为突出。这些因素在使欧洲传统左翼的政治色彩更为模糊不清的同时，也突出了激进左翼政治的不稳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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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1 (Debreu (1952))：对于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人，如果它们的策略空间是紧且凸的，而其支付函数是关于其自身策略的连续拟凹函数，则这个博弈至少存在一个纯策略Nash均衡。
第三，左翼政治的碎片化趋向明显。
随着欧洲主流政党的下滑和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欧洲传统主流政党正在失去其传统的政治控制能力，而一些传统的边缘性小党崛起并成为影响政府组织的关键。这种大党不大、小党不小的形势，显示了欧洲政党政治结构性变化中的碎片化特征。而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急剧衰落与激进左翼的可替代性不足，欧洲左翼政党的碎片化现象更为严重。社会民主党的衰落直接导致了左翼阵营的结构性不稳定以及左翼政治的可替代性问题。欧洲的激进左翼受益于这种变化，面对社会民主党的衰落，它们也打出了作为左翼替代性力量的旗帜。在个别国家如希腊，激进左翼的崛起也的确在一定意义上替代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在传统政治结构中的位置，尽管其持续性还有待观察。但总体上，激进左翼的构成复杂和其思想组织的多样性、主流社会对其根深蒂固的疑虑① 冷战结束以后，大多数共产党及其后续组织深受冲击，政治影响力急剧下滑，如法国共产党以及前意大利共产党解体后的一些后续组织。即便是一些实际已经转型并变得相对温和的激进左翼组织，也由于其与之前的共产党的渊源关系而深受主流社会和政党的怀疑，如德国的左翼党。 ，以及由于其政治起伏大而表现出的政治作用的不稳定，这些都限制了它们作为社会民主党替代性力量的实际作用。一部分激进左翼的民粹化倾向也更加深了主流社会对它们的疑虑。而且，与传统的左翼政党不同，一些新的激进左翼组织本身带有松散的联盟性质，它们也难以发挥社会民主党在传统左翼政治中的作用，尤其是治理国家方面。因此，欧洲左翼的碎片化现象更为严重，加之一部分激进左翼的民粹化趋向，欧洲左翼的分化也更为严重。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欧洲左翼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能力和发展空间。欧洲政治的右倾化反映了这种现实。
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理论与实践的断裂
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在欧洲有其深厚的基础。按照传统理解，资本主义的危机往往意味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机会。由此而言，2008年以后的欧洲经济、社会危机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政治危机，本应意味着左翼政治的机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发展空间。欧洲激进左翼的活跃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这一现实。但欧洲左翼的上述变化特征，尤其是左翼的褪色及其所体现的与社会主义重叠关系的转变表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表现及其发展空间是有限的。除人们一般所讨论的左翼组织及政治策略的因素外，理论与实践之间断裂的矛盾是制约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空间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而作为欧洲传统社会主义运动两大力量代表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和激进左翼组织都面临这一问题，只不过它们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有所不同。
(一) 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断裂
冷战后一些欧洲激进左翼在转型过程中努力改变这种状况。进入21世纪，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蔓延到欧洲后，传统左翼的主要代表欧洲社会民主党因为背负了新自由主义化的包袱而深受牵连。在此背景下，欧洲激进左翼一方面通过突出其批判性而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其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对主流政党普遍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批判，以及其对紧缩政策的明确反对切实回应了受危机冲击的普通大众的诉求。另一方面，在着力塑造自己作为左翼替代的形象过程中，一些激进左翼也有意识地改变了传统的做法，在整体立场趋于温和的前提下，紧紧围绕一些普通民众关切的现实政策——如福利保护、反紧缩等——以及扩大民主参与等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如德国民社党① 民社党是前东德统一社会党的一部分改革力量组成的，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被德国主流政党认为是前东德共产党的继承者。 在与一部分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中脱离出来的西部左翼合作并组成德国左翼党后，明显改变了其过去更为着重于对既有政策的批判而弱于提出建设性方案的印象，整个政治立场变得更为温和，力求树立并体现其左翼替代的形象。在北欧，激进左翼着力于面向进步知识分子，突出红绿政治，也明显表现出了对现实政策更为积极的态度。这种对重要公共事务的建设性参与态度有助于改变这些政党在大众心理中的传统的反体制印象。
在寻求变革的过程中，欧洲社会民主党不同力量之间的分化加剧。现代化派寻求一种新的社会民主主义转型，实际是通过去左翼色彩，确切地说是摆脱传统社会主义包袱的方式，解决其传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这种方式在思想和组织方面都是以剥离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特质为特征的，即在思想意识方面淡化甚至放弃传统的 “社会主义”承诺，而使之成为一种纯粹的 “社会民主主义”，在组织方面使社会民主党摆脱传统的阶级政党色彩，使之成为一个以新中间阶级为核心的进步主义政党。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实际表达的一种取向。从政治效果来看，借助于一些媒体效应，这种转型方式一度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选举利益。但这种方式给社会民主党带来的长期影响却是惨痛的。首先，它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民主主义身份危机。其实，社会民主党内的这种现代化改革本身的动力即来自一种身份危机，这主要是指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传统的左翼政治方式失灵所导致的左翼身份危机。但这种剥离社会主义因素后新的 “社会民主主义”实际是以进一步地退向社会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的。尽管社会民主党人在与中右派的竞争中反复强调 “社会民主”的价值意义，可在今天的欧洲，即便是在中右政治阵营，占主导的并不是纯粹的传统自由主义者，而是保守主义者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而他们的思想意识并不简单排斥 “社会民主”观念。最重要的是，在涉及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改革的重大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人无法真正提供区别于右派的市场手段之外的替代性方案。“社会民主”的价值观念失去了现实手段的支撑。其次，它导致了社会民主党传统社会基础的分化。工人或者说社会的中下层曾经是社会民主党稳定的社会基础。但面对社会民主党的新政治定位，这些力量开始寻找其他的政治保护或依托，一部分流向了激进左翼，但也有许多对传统主流政党失望的力量选择了支持各种新的民粹主义力量，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力量。与之相应，党内的一部分传统力量分离，如法国社会党的梅郎雄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拉方丹的支持者。
但欧洲左翼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是不平衡的，主要表现为各国社会民主党下滑程度的不一和各国激进左翼的发展不等。在南欧地区的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激进左翼的崛起为结果的，但在其他地区和国家，大量社会民主党传统选民的流失并非简单流向了激进左翼，而是流向了新崛起的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它导致了左右翼之间的力量失衡，欧洲政治进一步右倾化。而面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左翼面临更大的挑战。
总之，进入新世纪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急剧衰落是其社会民主主义的长期理论演变与其实践需求断裂的结果。作为早期带有鲜明传统社会主义色彩的政治运动，社会民主主义长期被视为欧洲社会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是在适应社会民主党实践需要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而其发展演变的核心逻辑是不断地将传统的社会主义的观念和诉求与西方进步自由主义 (或社会自由主义)融合。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社会民主主义逐渐使各国社会民主党从带有特定阶级属性的政党演变为一个面向全民的 “可选举的”政党。可是，当这种 “可选举的”实践宗旨转而诱使社会民主党超越其传统思想和政治特质之时，社会民主主义失去的不只是其传统的特质，同时也失去了其对既有主流价值和政治的可替代性意义。但对于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目前的尴尬在于，退回到其传统的思想和政治特质又会使其失去 “可选举的”能力和机会。这也正是人们从目前急剧下滑的欧洲社会民主党演变轨迹中所目睹的现实。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框架的不合时宜促使其进行改革，但改革的取向，即去左翼或去社会主义却让其陷入了一种新的身份危机。在此背景下，社会民主主义失去了方向，其衰落也就不难理解。
(二) 欧洲激进左翼的理论与实践断裂
理论与实践的断裂同样也是目前相对活跃的欧洲激进左翼面对的问题，只不过其内容形式的表现与上述社会民主党有所不同。这主要是基于激进左翼本身的发展和构成。具体来说，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5.1 DNA引物 设计mecA基因引物[7]，序列长度533bp。 上游引物（5’3’）：AAAATCGATGGTAAAG GTTGGC；下游引物（5’3’）：AGTTCTGCAGTACCGGATTTGC。
y2=-2103.098x1-3.814×1012x2+8.761×1012x3+240504.250
但这一定义之下的 “激进左翼”是一个模糊、覆盖范围广泛的概念。从构成来看，它包括了以原共产党及其发展组织为主体的力量③ 这是目前欧洲激进左翼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它们之中除一部分坚持共产党之名外，许多已经按照新的定位改名。如现今的瑞典左翼党、荷兰社会党、德国左翼党、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芬兰的左翼联盟、丹麦的社会主义人民党等都与各国的原共产党有渊源关系。 、社会民主党左翼队伍中的分离力量、新的激进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 (甚至包括一部分极端力量)的激进力量。虽然他们被归为泛义的 “激进左翼”之列，但这些力量从思想意识、政治及政策主张到社会基础差异很大。除了保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这一共同点外，这些众多的力量之间缺少共同的身份认同。即便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问题上，不同力量之间真实的立场差异也很大，有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有的实际只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政策方式。在基本政治理念方面，一些共产党依然坚持传统的反资本主义激进路线，以德国左翼党为代表的一些左翼党明确表示奉行民主社会主义，而以北欧一些激进左翼为代表的则表达了以红绿政治为特色的新激进主义理念。进入新世纪后欧洲激进左翼阵营中的两种不同趋势强化了这种理念和政治分歧:一部分传统的反建制力量 (如许多共产党)在向新激进左翼转变过程中变得日趋温和，它们更强调作为社会民主党中间化——用激进左翼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化——后的左翼替代力量发挥建设性作用；而另一些激进左翼则受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诱惑，转向迎合民粹主义的政治方式，即突出超阶级的 “人民”与精英对立，诉诸激烈的政治手段。前者更为突出传统左翼立场，而后者则有意超越传统左翼的束缚。由于缺少共同的意识和一致的身份认同，欧洲激进左翼难以作为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发挥作用。即便是在一些国家激进左翼由于主流政党的危机而走向了政治前台 (如希腊)，这种内部的不一致也影响了其政治的可持续性。
传统社会主义或左翼力量在这一进程中的处境十分尴尬。这是由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本质上的进步主义的立场和诉求所决定的。一方面，一些社会主义者 (如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自视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在价值观念方面更容易接受新的变化，包括个人生活方式的变化 (如接受同性恋、以及新的家庭和婚姻观念)和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移民的保护。但另一方面，这些新的变化本质上是助长个人主义倾向的，而这些又可能侵蚀传统社会主义运动所依赖的观念和组织基础，如侵蚀集体主义和团结互助的观念和诉求。而且，这种文化转变所体现的代际变化，也在侵蚀传统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导致诸如阶级观念的价值和适用范围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需要从理论回应这些问题，并发展在此情景下社会主义所适用的观念和政治导向。
这首先与不同左翼对资本主义既有体制的态度有关。在该问题上，欧洲各种社会主义力量都曾有过痛苦的经历，即便是选择改良主义道路并很快走向权力中心的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它们早期参执政过程中，它们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和对资本主义既有体制的态度限制了自身实际的政治作为。后来，当社会民主党人高举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将社会主义理解为用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改造资本主义过程，才从一定意义上改变了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建设性不足的印象。民主社会主义的提出，意味着欧洲社会民主党事实上认可了在既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框架下的民主改革和制度革新与社会主义目标是并行不悖的，它们也实际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了战后欧洲的政治和社会进步。与之不同，欧洲各国共产党——它们中的许多同样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虽然也接受了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的民主活动，但它们对资本主义的立场决定了其根本的反体制态度，由此也决定了它们在现实政治结构中作为反对党的政治定位。在社会大众的认知心理中，这类激进力量的批判性意义大于建设性意义。这无疑限制了激进左翼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空间。
社会主义是一种基于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思想和政治学说，致力于改造资本主义也是欧洲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共同特点。因而，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常常要面对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问题，并受困于目标远大与现实手段微薄之间的矛盾。历史上的各种社会主义运动都有过这种境遇。欧洲社会民主党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想、政治运动的结合中产生和发展而来的，一些政党早期 (至少是在第二国际初期)曾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后在走向改良主义的过程中，它们也不断面临这种理想与现实差距的矛盾。而不断缩小这两者间的距离也曾经被认为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尤其是在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时期，欧洲社会民主党一方面通过将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观念 (确切地说是进步的社会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结合的方式，成功地使社会民主主义融入到了欧洲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之中，从而缓和了主流社会出于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恐惧而对之的抵触；另一方面，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方式和福利国家建设，社会民主党自认为找到了一种不改变所有制而改造资本主义的现实路径。但20世纪7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政策手段的失灵和福利国家的问题暴露，加上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间竞争加剧，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陷入了困境。
进入21世纪后，这种格局开始改变，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地位的相对下滑和新的激进左翼力量的稳定和恢复。20世纪90年代，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欧洲各国共产党普遍陷入低谷，甚至面临生存危机。而经历20世纪80、90年代改革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一度出现政治复兴之势。在1998年前后，当时的欧盟15国一度出现社会民主党在13国执政的空前盛况。力主社会民主主义 “现代化”改革的布莱尔等人打出了新的 “第三条道路”旗帜，并将之标榜为 “新世纪的新政治”。但很快，进入21世纪后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相继陷入新的困境，而与之相对，以各国原共产党为主体的欧洲激进左翼明显出现了回升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欧洲传统左翼的这两支力量间的此消彼长形势加剧。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急剧下滑，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衰落正在从个别国家 (最早显示的是希腊)向其他国家蔓延。与此同时，欧洲激进左翼甚至一些传统的极端左翼却相对活跃。在此背景下，欧洲左翼乃至欧洲整体政治出现了新的结构性变化趋势。其最突出的体现是在南欧地区。以希腊为开端① 受危机影响，希腊的传统大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在2012年后急剧衰落，沦为了议会小党。与之相对，以激进左翼联盟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崛起并取代了前者的位置。 ，社会民主党衰落和激进左翼的发展正在导致一些国家新的政治结构，激进左翼成为左翼阵营的最大力量。而且，这种结构性变化有向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的趋向。2017年法国大选后的法国社会党面临2012年后泛希腊社会主义党的类似处境，而作为欧洲社会党历史演变标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已处在从传统大党向一般政党退化的边缘地位。即使是在社会民主党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北欧地区，社会民主党的相对地位也在下降。
再者，激进左翼的政策主张缺乏系统性，也缺乏一致的理论基础。与激进左翼政治实践中的上述现象和问题相应的是，激进左翼虽然在众多问题上表达了社会的不同声音，但其政策主张显示其缺乏必要的系统性和一致的理论基础。在欧盟、福利国家和民主参与等焦点问题上，激进左翼的不同力量表达了矛盾的、简单化的立场和政策主张。针对既有欧盟的机制问题，激进左翼中既有进一步强化欧洲一体化功能的声音，也有强烈的解体欧盟的呼声，且其理由形形色色。激进的共产党把欧盟当作帝国主义的工具，而更多激进左翼的疑欧者则是认为欧盟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工具，无法保护民众的利益，因而要求回到国家保护状态。在福利体制改革的问题上，面对主流政党共同显示出的福利改革政策趋向，捍卫福利国家成为激进左翼共同的也最有吸引力的政策主张。不过，福利国家本不是激进左翼的创造，激进左翼在表达受既有改革政策直接影响的社会弱势的需求声音的同时，也应该直面至少是回应主流政党的相关改革所针对的问题，即既有福利体制的问题。但激进左翼对此显然缺少有力的论证。而且，在目前欧洲政治民粹化的压力下，激进左翼队伍中也充斥了福利沙文主义的声音。在作为激进左翼重要的也更具特色的政治主张即扩大民主参与的问题上，激进左翼虽然抓住了目前欧洲民主政治的问题核心，但其主张本身缺乏系统的论证。例如，激进左翼普遍强调扩大直接民主，但显然缺少对现代社会条件下直接民主的内涵形式的深入论证，一些具体的主张要求，如在关系社会整体重大利益问题 (如欧盟问题)上诉诸全民公决，实际上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也难以使自己的诉求区别于右翼民粹主义。欧洲近年来的一些政策实践表明，这种表面上表达民意但缺乏系统深入论证的政策运用，其政策效果未必真正反映政策设计者的初衷，反而可能加剧社会的分化而不是问题的解决。在其他一些重大问题，如全球化、反紧缩等问题上，欧洲激进左翼的立场和政策也都显示其缺乏理论基础和对问题的系统论证，由此而导致其许多政策在现实的政治议程中缺少可替代性。
其一，文化国际主义认为开展文化交流可以有力促进理解与维持和平。然而在中国对中南半岛的文化外交中，文化交流在有些国家开展顺利，在有些国家却遭遇了一些阻碍。
三、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需要直面新的理论问题
欧洲左翼政治实践中的上述问题，凸显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一个现实，即传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断裂。社会主义正面临一种时代的挑战。正如一些理性的思想者所强调的，在21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不再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与资本主义竞争，而是当资本主义不再是可行的历史体制之时，社会主义能否证明它是解决人类所面对的根本危机的唯一可行的方案① Minqi Li，“The 21st Century:Is There An Alternative(to Socialism)?”Science&Society，Vol.77，No.1，January 2013，pp.10-43. 。综观欧洲左翼政治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现状，社会主义者需要从理论上直面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不再能够简单解释的新问题，其中尤其要回应后物质主义、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所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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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后物质主义观念和事务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左翼政治议程主要围绕社会生产与社会关系展开，因此被认为属于物质主义维度的。因此，当一场社会学家英格尔哈特称之为的 “静悄悄的革命”——意指一种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优先价值观的代际转变——在西欧出现，非物质主义事务在政治竞争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之时，传统左翼受到了更大的挑战。为此，欧洲左翼 (包括社会民主党和激进左翼)一方面尝试接受或吸纳一些后物质主义的观念，并将其补充到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淡化传统左翼或社会主义的色彩。“超越左右”是吉登斯阐发其“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前提，其意义就在于摆脱传统左翼观念和政治议程中的物质主义维度束缚。迎合这种政治文化的改变也体现在了欧洲激进左翼的思想观念变化中，新激进主义以及左翼民粹主义中的一些观念，也是为了淡化传统左翼的阶级观念和对物质主义事务的专注。
其实，后物质主义观念与进步主义运动是并行不悖的。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翼运动，可谓最早表达和回应这种后物质主义观念变化。在欧洲各种政治力量中，欧洲左翼也是较早将生态、性别平等这些观念以及相应的政治改变纳入到自己关切议题和组织中的。北欧的激进左翼更是以红绿政治为旗帜。但问题在于，适应后物质主义观念转变是与传统社会主义或左翼政治不兼容的吗?左翼的上述应对方式，暴露出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一种断裂。弥补这种断裂至少需要社会主义者从理论上说明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确切地解释物质主义和非物质主义这两种观念及其事务在社会主义思想及政治运动中应有的位置，包括两者在自己的政治议程中的关系。欧洲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专注于物质主义的维度。但作为诞生于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的思想和运动，这无可厚非。而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需要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变化，为此它需要对后物质主义的观念以及围绕于此的上述政治文化的转变作出回应。在讨论目前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根源时，一些进步学者即强调，物质主义事务固然重要，但在一个关注道德和环境的社会中，我们必须知道其限度。左派应根据人对不同事务追求的本性的理解去建立一个美好社会，为此就应该倡导关注诸如一些非物质的问题，以此作为政治复兴的基础② Neal Lawson，“Averting The Death Of Social Democracy，”https://www.socialeurope.eu/averting-thedeath-of-social-democracy. 。但问题在于在对后物质主义观念作出回应时，社会主义者应该如何理解其传统的物质主义观念和政治议程所处的位置。目前围绕后物质主义的一些进步主义理论解释，似乎过分强调非物质主义的观念转变。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物质主义与非物质主义往往并非简单排斥，而是交织的。例如，对于目前欧洲以及整个西方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崛起的根源问题，人们既可以将之解释为一种经济不平等所导致的社会分裂，也可以将之解释为一种文化断裂③ Inglehart，Ronald，and Pippa Norris，“Trump，Brexit，and the Rise of Populism: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http://research.hks.harvard.edu/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citation.aspx?PubId＝11325&type＝FN&PersonId＝83. 。不同的理论突出了不同的要点，但人们很难把两者截然分开甚至对立。社会主义者需要考虑如何将非物质主义的维度纳入到自己的观念体系中。
二是更深入地讨论并回应与后物质主义观念转变相联的多重问题，以及社会主义者应该坚持的价值体系。适应后物质主义时代变化并非简单只是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作为一种文化转变进程，它涉及到了复杂的转变进程和观念冲突，并将众多传统以及新的政治力量卷入其中。如英格尔哈特在验证其20世纪70年代初所提出的命题时所强调的，朝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本身只是更广泛的文化转变过程的一个方面。这种文化转变，不仅正在将新的政治议题推到前台并策动新的政治运动，而且也正在重塑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前景、宗教倾向、性别角色以及性规范。新的态度倾向更少强调传统文化规范，尤其是限制自我表现的规范① [美]罗纳德·F·英格尔哈特:《西欧民众价值观的转变 (1970－2006)》，载 《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7期。 。但当这种文化转变与西方社会本身以及外部世界的新的变化进程交织在一起时，它带来了与传统的社会冲突意义不同的新冲突，并引发了政治竞争领域新问题。这种新的冲突是由这种文化转变本身所引发的。这种文化转变，尤其是围绕宗教、性、家庭和婚姻等问题的规范重塑，引发了传统保守社会群体的强烈抵制。整个社会围绕这种价值观念的开放与保守——它们更多是由生活方式而非生产方式的不同所造成的——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化。另一种冲突则是因为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流动加速——在欧洲它与一体化的进程紧密相联——引发的。伴随全球化的新发展，社会流动性加速，移民、难民以及其他伴随该进程的新问题产生，并与欧洲国家内部的传统问题 (如社会福利改革)交织在一起，演化成了本土民众与外来民众的冲突。两种冲突交织，导致了欧洲政治竞争领域的新组合和价值观念变化。围绕着上述新的社会分化和冲突，在整个社会变得更趋保守的背景下，社会主义运动成了牺牲品。
其次，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失衡是欧洲激进左翼在政治作用方面呈现的普遍问题。左翼政治的根本属性在于对既有制度和政策体系的激进态度，寻求用进步主义的方式改变资本主义既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也是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左翼政治的共同特点。换言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是由左翼政治的根本属性所决定的。但在如何改变资本主义以及改变资本主义能力的问题上，欧洲左翼之间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左翼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左翼常常会因此而显示出其对现实的批判能力与其对现实的改造能力的不一致。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与实践断裂的一种表现，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失衡是欧洲各种左翼力量历史上都曾面临过的问题。
刘禹锡说自己：“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所以，他的生活有着“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的高雅情致。
(二) 社会主义的全球化理论
全球化问题是困扰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该问题上，欧洲左派显示出不确定、矛盾的态度。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派显示了热情拥抱全球化的立场，而来自极左和激进左翼中的部分力量则是坚定的反全球化代表。而更多的左翼力量则是抱着一种矛盾的心态看待全球化，他们承认全球化的客观趋势，但却是以更带防范性的心理看待这一进程。
欧洲左翼对全球化的矛盾立场显然受到了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权力关系变化对传统左翼政治提出了更大挑战。其中影响尤其深远的是经济全球化，尤其是资本流动加速对传统国家权力的侵蚀，以及它所导致的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新的失衡。国家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可控权，基于合作的劳方权力扩大，它们分别是传统左翼政治有效运转的重要政治和社会基础。因此，全球化所导致这两方面权力关系变化，被认为是对传统左翼政治的侵蚀。其次，全球化叙事中新自由主义的主导权也影响了欧洲左翼对全球化本身的态度。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伴随着欧美新右派的崛起，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叙事逻辑——强调全球化的必然性以及由此延伸到的市场逻辑的必然性——也在无形中主导了全球化的叙事。而新右派也借助这种叙事逻辑诋毁左翼政治。作为对这种叙事方式的抵制，欧洲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者更倾向于否认全球化是一个新现象，认为它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全球化意识形态，是服务于帝国主义的扩张需要，迎合资本精英的利益诉求的① Neal Lawson， “Averting The Death Of Social Democracy，”https://www.socialeurope.eu/averting-thedeath-of-social-democracy. 。
基于上述对全球化的矛盾立场，欧洲左派未能提供清晰的不同于右派逻辑的新全球化理论和基于该理论的政治替代。如何从理论上正面回应全球化，并提出一套属于自己的全球化逻辑，这是摆在欧洲社会主义者面前的紧迫问题。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角度出发，社会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应该着力于澄清以下问题。
首先，体现应有的开放性和选择性。目前欧洲左派的各种力量中，除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派外，大多呈现的是一种防御性全球化观。它无助于欧洲社会主义的复兴。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开放社会，社会主义运动也应该是在一种开放的进程中实现的。由此角度来理解，开放性的全球化观应该是以承认其客观性为前提，它意指跨越传统地域界限的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交融趋势。但这种客观性不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叙事中的所谓必然性，后者实际将此概念偷换成了市场逻辑的必然性。而且，全球化中的一些趋势与所谓的 “必然性”是不等同的，后者否认了全球化进程中的行为者 (企业或国家)的选择性。但反过来说，强调这种 “选择性”而无视全球化中的客观进程中的自然变化进程，却是左翼的共同弱点。社会主义的全球化观，必然要体现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叙事逻辑，要呈现其选择性和替代性。这方面，虽然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派试图用一种新的全球化理论来重塑社会民主主义，但事实上它未能清晰显示社会民主主义的话语逻辑，也缺少相应的政治和政策手段。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激进左翼清醒地认识到，全球竞争使得社会过于对野蛮的资产者作出妥协，而寻找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替代性声音是关键② Lothar Bisky，“Socialism in Europe: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rom the 20th Century and Prospects for the 21st Century，”European Left，Sep.11，2008，http://www.european-left.org/positions/news/socialism-europe-experiences-and-lessons-20th-century-and-prospects-21st-century. 。正视全球化的客观性，但要提供不同的选择路径，包括倡导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优先事务。社会主义的全球化理论要在澄清全球化的客观景象的同时，描述出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逻辑。
“至于这些，老实说，我也不能一口就断定真假贵贱，不过乍看，大概都是些百十来元的东西。如果孟导演你有需要，我可以慢慢看看，说不定会有大几千甚至上万的好东西掩藏其中。不过良心话，除去假币伪币，这一整批钱大概就在一二万之间，鉴别得越仔细价值可能越高。不过也不会超过5万……”
其次，国家权力的重构是社会主义全球化理论需要讨论的重点。国家功能的有效发挥是欧洲传统左翼政治议程得以有效运行的关键，而全球化对左翼政治冲击的要点也在于国家传统功能的被侵蚀。在此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是否如新右派所攻击的失去了意义和空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能够通过什么手段来行使自己对资本主义的 “矫正”功能?在此问题上，欧洲传统左翼显示了模糊、混乱的立场。围绕着如何看待全球化及其规则，以及看待在此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相关的争论大致显示出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如激进学者所强调的，是在承认资本主义的霸权前提下的不触及国家权力的抵抗③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新的抵抗政治与投降》，载 《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3期。 。如社会民主党人试图在承认既有规则条件下，在 “间歇”中进行抵制。另一种则是寻求把权力回归国家，通过国内社会主义的权力构建和国内一体化经济的构建，摆脱既有的服务于全球化的出口战略模式。欧洲一些激进左翼和极左的反欧盟立场大多是围绕这种思路展开的。这两种方式或路径都不无偏狭，前者失去了社会主义全球化理论所要求的选择性，而后者实际是用简单的抵制全球化的逻辑在应对。承认全球化的发展意味着需要重新思考在此前提下的政治权力结构。社会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的方向，不应该是在简单的接受或反对既有的规则意义上展开，因此也不应该简单以去国家和回归国家为结论，而应该是围绕承认普遍性规律的前提下重构社会权力进行。而这一结构转变的关键是国家权力结构的重构，它不是简单地以放弃或回归国家权力的方式来表示，而更应该着力于讨论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性地重构民族国家的作用。这其中涉及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重新考虑国家的现实作用与一般所谓的全球治理间的关系。
(三) 技术变化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发展的基础在于现实的社会生产方式变化。而在当代，人们目睹了新的技术变化对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技术的变化在急剧地改变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同时也在改变人的社会关系，改变人的世界观和社会意识，进而也在改变他们对待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组织的态度。从进入新世纪后欧洲政治的发展趋向中，人们愈益感受到了技术的变化对政治意识以及政治组织的影响。在人们普遍认可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急剧变革所带来的上述变化的同时，人们也强烈意识到了数字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与挑战。传统的劳动与资本关系和形式的改变，政治团体和机构的结构和活动内容变化，无不渗透着技术变革的影响，它进而反映在了公共政治生活的变化中。
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技术更多只是作为一个中性的因素被人们所认识。而如今，面对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对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直接而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已经不能简单满足于这种认知了。在欧洲，“数字社会主义”已经被人提出并广泛关注，它意在表示数字技术的运用已经改变了传统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组织形式、并使之最为接近于社会主义的原则了① Kevin Kelly，“Digital Socialism，”https://kk.org/thetechnium/digital-socialism/；Reza Shabanali，“Digital Socialism:Towards a New Socialism，”http://webmindset.net/digital-socialism. ，或用以表示一种我们能够用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② Chelsea Rustrum，“How Some Sharing Economy Organizations are Challenging Traditional Exchange Models，”https://rustrum.com/digital-socialism/. 。
但从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研究数字技术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显然不能简单停留于这种对未来社会的猜想中，而更应着力于思考技术的变化如何在影响着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政治意识和组织，包括对生产组织形式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对人的社会认知，对公共权力、政治生活和政治组织的影响等。作为一个现实且变化中的问题，它会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作为一种着眼于改变现实和未来的思想和运动，包括欧洲在内的社会主义者，不能不从这种思考中升华社会主义的时代意义。
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和对政治选择的替代性要求方面来说，由传统左翼政治所表达的社会主义运动有其现实的基础。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上述特征，尤其是左翼政治的褪色却突出显示了其现实的困境，而理论与实践的断裂是摆在欧洲各种左翼力量面前的普遍问题。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需要着眼于如何弥合这种断裂，为此也更需要从理论上直面影响当今欧洲社会主义发展空间的重大现实问题。
作者简介: 林德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北京10008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当代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演变及发展趋势”(项目号:15AKS011)。
(责任编辑:聂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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