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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以来，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成为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竞争的重点，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明显上升，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战略考虑中的重要内容。这是冷战后国际政治，尤其是大国关系中的新特点。然而，如果据此就得出这样一些看法：“经济利益的考虑已成为各国对外战略的根本选择”，“国家之间的矛盾几乎均以经济为中心而展开”，“经济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等等，我认为是可以讨论的。从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近两年的国际关系实践、国际政治现实来看，至少应该说，政治考虑、传统意义上的战略安全考虑，仍是影响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第一，大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是一种国际政治行为，它是深层内涵是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之争。这是综合国力较量的实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是一样的。当然，这两种竞争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在表现形式上是有区别的，军备竞赛直接加剧国际紧张气氛，直接造成战争因素的增加，而当前国际关系中经济安全、经济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则是与综合国力竞争直接相关的。另一方面，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十分复杂的。有的西方国际政治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这就是财富、暴力和知识，财富就是经济实力，暴力就是军事力量，知识就是科学技术和谋略水平。我国学者则通常把综合国力概括为两种基本要素，即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或者叫做“硬”国力和“软”国力两部分。可见，尽管综合国力较量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但决不仅仅是经济力量和和科技力量的较量，它是基础但不等于全部。再者，综合国力诸要素不仅仅是一种“物理结合”，而且也是一种“化学结合”，也就是说，综合国力绝不仅仅是各单项要素相加的“和”，也可以是各单项要素相乘的“积”。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克莱因，为便于量化计算，就曾提出过一个评估综合国力的“方程式”：综合国力=（C+E+M）×（S+W），其中C表示人口领土，E表示经济力量，M表示军事力量，S表示国家战略，W表示国民意志。可见，综合国力是由诸要素共同或相互发挥作用形成的“合力”即“综合”实力。正因如此，尽管日本和德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其科技实力也不可谓不强，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它们的影响力却受到种种限制，因而这两个国家被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的前主任迈克尔·奥克森伯格称为是“不健全的大国”，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跛足国家”。也正因如此，日、德两国都在积极努力，急欲实现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历史性转变”，尤其是日本，还在不事声张地向军事大国迈进。
第二，各主要国家的对外战略的目标选择并非都仅仅以经济利益为准绳。美国总统克林顿一再强调要维护和加强美在世界的“领导地位”，这是美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从二战结束以来50年一贯制，从来没有动摇和改变过。尽管克林顿上台之初把“经济安全”突出为其对外战略三大支柱首位，但他所强调的仍是“用以维持其在国际安全方面的领导地位”，而且在对外政策实践上，从他第一任期的后两年就已开始更多地注重政治和军事安全领域的问题。俄罗斯在国内面临各种危机，尤其是经济力量大为下降的情况下，仍把重振和恢复大国地位作为其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它所依托的主要是“块头大”和军事力量。当然它也急欲恢复和增强经济力量，为此也将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作为对外战略的目标之一，但没有放到首要地位。德国、尤其是日本，早就把实现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历史性转变”作为对外战略的根本目标，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竞争重点的转移，它们不仅没有改变这种目标选择，反而更加快了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更加紧谋求作为政治大国主要标志之一的联全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法国保守政府上台以后，更是把“发挥大国作用”作为对外战略追求的主要目标，大有把当年戴高乐提出的要使法国成为“欧洲的头”、“世界大国”这个愿望变成现实之势，希拉克也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外活动上，为争取确立法国的大国地位频频采取令其它大国刮目相看的外交举措，也使希拉克外交在国内博得“完美无缺”之美誉。就我国来说，尽管国内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但我们的对外战略仍是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根本目标。当然，各大国的对外战略根本目标中，也包含了对经济安全、经济利益的考虑和追求，但似可肯定地说，它并没有成为各大国确立和追求这些对外战略根本目标时的准绳，如果联系到各国所采取的主要战略举措来看，倒可以认为，更多的是从政治的和传统意义上的战略安全考虑出发的。
第三，大国之间围绕全球和地区事务主导权的争夺，也主要体现在政治和战略安全领域。当前国际舞台上，作为综合国力较量在现阶段的一种外在表现，围绕全球和地区事务主导权的争夺，是大国矛盾的焦点。这种争夺虽也有经济领域的主导权之争，但大国矛盾并非以此为中心而展开，尤其近两年来，主要是体现在政治和传统意义上的战略安全领域，例如，围绕对古巴、伊朗和利比亚的制裁问题上，美国以国内立法形式胁迫其它国家与其采取共同行动，而欧盟和其它一些国家则同样以立法形式与美国的赫-伯法相对抗。显然， 美国这一举措的主要对象是它的盟国，而这一事件的实质是“领导权”与“自主权”权之争。再比如，在对加利竞选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问题上，美国极力反对，法国坚决支持，双方都 不惜使用否决权来对付对方的主张。在欧洲地区， 大国矛盾有三个层次：美、欧、俄围绕是以北约，还是以欧安组织为基础确立欧洲新的安全机制以及北约东扩问题上的矛盾；美、欧围绕北约结构改革问题，欧洲国家争取与美国平等地位的矛盾；欧盟内部，法、德、英等国在欧盟建设问题上的矛盾。这些矛盾集中到一点，就是地区事务主导权之争，且更多地体现在政治和传统意义上的战略安全领域的主导权之争。在亚太地区，美日重新定义日美安保同盟的一个长远考虑就是，共同把中国作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潜在竞争对手：同时，美日之间为争夺亚太主导权，对中国又各有自己的打算：美欲在中日之间打进楔子，制造矛盾，使其相互牵制，而日本则希望既把中国推到美国的对手的位置上，又要把美国推到对付中国的前台：美国还企图使亚太经合组织的功能扩展到安全防务领域；此外，俄罗斯也在加紧扩大它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尤其是欧盟一改过去不太重视亚太的做法，采取积极进取的姿态参与亚太事务，首次亚欧首脑会议的召开就是突出的标志。在中东地区，俄罗斯、欧盟尤其是法国（希拉克去年一年内三访中东），积极参与调解阿以冲突，力图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继续下去，打破了一个时期以来美国独揽中东事务的局面。在一向被看作欧洲“后院”的非洲，美国试图以出资组建非洲多国维和部队的形式争夺该地区事务的主导权，引起法美相互指责对方的企图和做法。各方对全球和地区事务主导权的争夺更趋激化，不仅导致大国关系更加变化不定，错综复杂，而且使一些地区局势动荡不稳，矛盾加剧。
第四，大国相互关系的调整、磨合和困难更多的是从政治和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考虑的结果。1996年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具有彤响的一个事件就是美日重新加强安保同盟。似可认为，以此为标志，冷战后美日关系的调整已基本到位，它的意义非同小可，能与战后的结盟使日美关系定位的意义相提并论。如果主要从经济上考虑，则美日之间既是伙伴，更是对手。冷战结束之初，尤其是克林顿政权前两年，正因为突出了经济利益之争，导致美日矛盾上升，大有危及政治和战略安全关系之虞。美日“重新界定”安保体制，正说明地缘政治和安全战略上的考虑压倒了经济上的考虑，把长远战略利益摆到了首位，才使美日关系调整基本到位。与此同时，近两年来中美、中日关系中出现的困难，也主要不是由于经济因素引发的，而是美、日从地缘政治和长远安全战略考虑出发，对我国采取带有遏制性质的政策举措所造成的结果。同样，由于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原因，使俄罗斯在 1996年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相对平静，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要考虑是：影响俄的国内政局走向，以防总统大选中俄共势力取代叶利钦：阻遏俄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势头；也为牵制俄中关系的发展。此外，叶利钦主动提出与中国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中俄关系的发展踏上一个新的台阶，大国关系中这一颇有影响的事件，也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战略需要，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新年伊始，日本对俄外交又一次作出重要调整，即以“多层次接触”为新原则，取代继“政经不可分”原则以后的“扩大均衡”原则，其核心是要“不受领土问题谈判进展程度的影响”，通过“多层次接触”推进日俄在各个领域发展关系。日本外务省为此设定的发展日俄关系的7个领域中，至少有5个方面是纯属政治和安全领域的。
第五，在传统意义上的战略安全考虑中，军事因素的作用再度凸现。单从1996年来看，一是重订和新签的军事安全联盟增多。4 月克林顿访日发表《日美安保联合宣言》，7月佩里访澳签署《澳美21 世纪战略伙伴关系》声明，美加固了在亚太地区的南北两“锚”：北约内部改革进程中，批准了成立多国多兵种特遣部队，并确定了北约东扩第一批成员的时间表。2月在美国的促合下，土耳其和以色列签署军事协议， 引起中东地区力量结构酝酿新的组合：年初英国与菲律宾签署防务合作条约。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签订了保卫安全条约；独联体国家成立武装力量参谋委员会，俄与独联体国家军事一体化程度加深，这可以看作是针对北约东扩所采取的对应举措之一；俄印也在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二是大国以军事手段干预地区事务和别国内政近两年来也有增加之势。3月，针对我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美出动两个航母编队赶赴现场，显示武力，对我国施压，不仅令亚太国家震惊 ，也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9月。美不顾盟国的中东伙伴国家的反对，再次发射 44 枚巡航导弹袭击伊拉克，还扬言要对伊朗实行军事打击。三是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其中有些是一般常规的例行军事演习，但有许多是有针对性的非例行演习，尤其值得注目的是，有些军事演习深具政治含义和战略象征意义，如6月份美国和中东欧9国在乌克兰举行的为期6天的所谓“和平盾牌’96”演习，7月美国和波罗的海3国举行的为期10天的陆地军事演习等。四是各国更加重视加强军事力量和国防建设。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尽管经济安全、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但这只是相对的，而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地缘的和军事的等各种因素的重要性并没有降低，战略安全考虑仍是影响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我认为，明确肯定这一点，无论是对于做好对外工作，还是对于国内建设，都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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