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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伴随着时代的演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艰难与曲折，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诞生于15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必要对“时代精神的精华”做出新的总结和概括。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由于受过去“左”的时期的影响，特别是受从前由前苏联引入的“斯大林体系”的影响，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很难说彻底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很难说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甚至可以说，它与“时代精神的精华”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因此，立足现时代，立足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实践，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精神实质，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义不容辞的使命。
实际上，自1978年拨乱反正以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摸索为背景，从反思哲学观、批判前苏联“斯大林体系”出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一直在对什么是哲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反思，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在重新理解马克思和从时代的重大问题中提炼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建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具有启发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萌芽。除了过去争论较多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人本主义”、“人学”等形态争论之外，近年来更是出现或突显了一些新的路径。对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进行客观分析，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发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生存哲学
有些学者认为，“学会生存，学会做人”的“生存哲学”是“现代哲学的一种恰当的表述”。马克思是现代西方哲学“生存论”转向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其实践生存论所蕴涵的辩证思维和批判态度，对于我们理解和处理当代人类生存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存论是指人对自身生命活动和生活的自觉及其在哲学中的表达，它本来就寓于哲学之中并构成哲学的一个根本维度。”① 由于近代以来，人类生存方式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悖反性质，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基于对之进行的哲学形而上学的深刻反省，哲学中出现了现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是要回归生活，并重新恢复哲学最自觉自由地理解与批判的思想本性。它力求把握的是人的应然的本真的生存，是人在世生存意义的充盈和澄明，而不是人的本能的物态化的实存，不是要化解为人的常识和经验，更非贬斥理性放纵非理性。相反，对于人生存的物化和异化现象，对于日常语境中流俗的生存观，以“生存”为主题的哲学恰恰是要给予认真反思和批判性对待的。实现上述目的的可能性与保障，源于人类生命活动的否定性和超越性，亦即人们对生活及其意义的不断开掘与创新。因此，哲学的使命或功能，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要“使世界认清本身”、“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生存哲学的提出，突显了人的生存危机，它试图以人的生存的自成目的性为基础，在人的现实的生存实践中，在人所表现所创造因而洋溢着人的生命力量的对象世界中，确证自身并体验生存意义和价值。它试图确立一种具有新的历史合理性的发展理念，即扬弃那种功利化、单向度的无止境扩张物欲、占有外物的发展观，确立真正合乎人的生存本性与旨趣的发展观，以及有利于人的潜能的开发、人性的丰满、人格的完善与人生意义的充盈的发展观。
但是，生存哲学自提出以来，一直在经受各种各样的批评和质疑。除了主张生存哲学者内部的争论之外，有人认为，生存哲学忽视了物质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地位；有人认为，生存问题诚然重要，但哲学作为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时代精神的精华”，除了关注生存之外，更多地还应该关注发展，关注精神自由，关注人的提升；还有人认为，将哲学与人的感性生存直接同一，哲学由此将消解于各门应用性学科和大众庸常的经验与体验之中。由于生存哲学与“生活哲学”存在类似之处，还有人对生存哲学提出了类似于对于“生活哲学”的批评(参见以下关于“生活哲学”的批评)。
二、生活哲学
有些学者认为，在对生活概念进行哲学诠释(即理解为人的自我生成的过程)的基础上提出的“生活哲学”，才是现代哲学的适当形态。生活哲学起因于哲学与生活关系的“断裂”，并把重新理解“生活”这个概念作为它的逻辑起点，把处理哲学与生活的关系作为它的主要内容。②
在“生活哲学”看来，生活并不仅仅指日常的衣食住行、闲谈杂聊等活动，它其实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涵盖了人的一切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日常的和非日常的、私人的和社会的等等。而生活的内涵就是指人的自我生成的过程，因为若翻开人类历史的画卷，人的一切活动最终指向的就是人的生成和完善，就是人的丰富个性和全面的人。
正是在对生活做上述理解的基础上，生活哲学把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分解为两个方面：(1)哲学与哲学家的生活的关系。哲学与哲学家的生活的关系本质上是哲学家与他(她)的存在方式的关系，换言之，哲学就是哲学家的生活，是他(她)的生命、存在方式或价值实现方式。这样一种哲学观就与神化哲学的倾向(作为万能的指导者)和庸俗化哲学的倾向(政治化、功利化)区别开来，因为，既然哲学是哲学家的生活，那么哲学活动就不超然于生活世界之外，它所产生的知识的就不是什么绝对真理；既然哲学是哲学家的生命和存在方式，那么它就不只是手段(异化的表现)，而是目的本身。③(2)哲学与类生活或生活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可分为两个层面：就哲学与生活世界总体的关系而言，哲学所把握的不是生活世界的个别的、枝节性的问题，而是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或根本性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时代精神；就哲学与SARS之类的具体历史事件的关系而言，哲学是通过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关注来把握自己的时代的，也是经由对具体事件的关注来履行其功能、发挥其作用的，来展示自己的存在的——哲学的的存在根本上不是知识性存在，而首先是活动性存在、功能性存在。哲学并不只是知识，哲学首先是一种活动；哲学研究活动不只是对具体科学的反思，而且是对生活的参与、体验和感悟，这里当然包括对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关注。所以，哲学家们不应当只是做生活的“旁观者”，而应该“参与”到生活中去。④
生活哲学直接秉承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学、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价值论研究的思想倾向和思维成果，并试图将之贯彻到底。它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哲学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同时又置身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中，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当然，生活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理念，还存在着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论证的问题。例如：“生活”作为一个日常、普通的概念，既无所不在，又充满歧义，如何提炼其哲学本质和意义，加以恰当的界定，揭示它与其他哲学概念的关系？又如：几乎一切理论与实践科学都在言说“生活”，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无时无刻不在展开自己的生活，究竟哲学如何把握生活和以什么方式谈论“生活”，才是哲学或生活哲学？又如：因为谈论生活必然涉及到实践，如何处理生活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如果二者是等同的，那么为什么要放弃“实践哲学”而提出“生活哲学”？如果二者不同，那么根本不同点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都直指要害，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价值哲学
有些学者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是以知识哲学观为基础的，是一种“拟科学”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体系，它主要关注的是对于事实、知识、真理的探索，而忽视了人、主体、价值、实践等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在于否定和批判，在于对现实世界的解构、治疗，基于现当代社会生活实践中价值问题的突显，特别是广泛而深刻的价值危机的出现，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一种价值哲学，或者说，有关社会人生之批判的价值哲学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⑤ 如果我们回顾马克思的主要研究(如异化与人道主义，以及通过剩余价值学说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不难在其著作中发现这一倾向性。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价值哲学，是对哲学的人学本质的首肯，是对“人是目的”、“以人为本”，要求哲学回归人的生活、实践的反响。它不仅仅是哲学上的一种研究视野和趣向的转变，更反映了人对自身、对世界把握的一种更高的追求。按照价值哲学的立场和研究方式重构哲学，将促使哲学出现重大的、革命性的变化，探索出哲学改革与发展的如下新途径：
首先，哲学不是“拟科学”的或以科学为范式的“科学的世界观”，也不仅仅是狭义的“世界观”，那些有关人们的信念、信仰、理想等问题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将成为其基本内容。即是说，在以人为本、人是目的的前提下，自觉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身与心的关系，重建其内在统一学说，是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的基本使命。这要求哲学，特别是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曾经破裂的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重新整合起来，建构一种综合性的统一的“整全哲学观”。
其次，在新的“整全哲学观”的视野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基本结构重新成为反思的对象，自然观与社会历史观以及存在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相互割裂的旧格局将被打破，而得以重新整合。当然，这不过是对哲学本来面目的回归。在哲学史上，哲学不仅仅只是求解世界之谜的“自然智慧”，而且内在地是指导社会改造、指点人生迷津的“实践智慧”、“生活智慧”，甚至后一方面更为根本，更居于核心、统摄地位。因此，在这种一体化的哲学智慧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再出现所谓自然观与历史观的人为割裂、所谓“哲学原理”与各“分支学科”(如伦理学、美学、科技社会学等)的人为割裂，以及所谓“哲学原理”与哲学史的并列与割裂。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学之性质的确立，实践论、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地位的突显，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视角和方式发生变革，实现从客体的、直观的、实体性思维向以实践性的、主体性的、关系性的思维转变。这种新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于要求“像人的生活、实践那样思维”，即人的思维和逻辑并不是脱离生活、实践的概念游戏，不是纯粹心智的“自由构造”，而是主体生活和实践的形态、结构、方式、方法、原则等的提炼与反映。与生活、实践的具体进程相一致，它是一种生成性或成长性思维，一种与思维对象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过程性思维。在思维倾向上，这种新哲学思维方式强调要把对象当作“生活、实践”，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即在由人的生活、实践所创造的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全面联系和动态发展中去反映和变革对象。但在这种反映和变革中，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地位不是简单并列的，而要着重从人、从主体方面展开思维，从主体(人)的视角和价值标准去解释和说明对象，从主客体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辩证地反映和变革世界。
最后，在“整全哲学观”的视野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性质和价值维度，运用实践思维方式，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哲学的宗旨和使命，以及哲学精神发生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宗旨都是实际活动着的人以及人生活和活动的世界。它的使命与精神不在于描述、说明和解释世界，不在于追求客观知识，不在于致力于证明现存世界的合理性；而是要立足时代，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反思、批判、解构、治疗，创造性地建设一个“人为的”和“为人的”新价值世界，一个更加美好、合乎人性和人的目的、促进人与社会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世界(共产主义)。⑥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价值哲学，意味着要将人和人的价值生活、实践置于哲学思考的中心地位，从哲学的主体向度或价值维度出发，来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这种思路和方案目前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例如，由于一般价值论产生的时间并不长，哲学价值论尚不成熟，它还缺乏坚实的理论后盾。这种方案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什么样的具体面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什么样的发展前景，还不是十分清楚。再如，以价值论为中心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基本分支，如存在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如何处理？价值论能否替代它们，或者包容它们？又如，有人指出，如果可以依照价值论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为什么不能依照存在论、认识论等加以重构？等等。这些问题确实值得进一步思考。
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各种学院式研究的同时，一个问题突出出来：仅仅在概念、体系中兜圈子，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都不能对现实社会问题提出切实的解决思路。回归现实生活，直面自身的生活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创新的源头活水。基于此，一些中国学者重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口号，将探索“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视为当前的使命。⑦
许多学者意识到，哲学与文化传统、不同文化形态有着内在的关系。由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深厚的唯物辩证法传统，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哲学思想也是以“中国方式”创作和表达的，因而这些学者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学“嫁接”在一起。他们想以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概念、思维方式“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输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
应该承认，创造新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难题和困难。
首先，“这项研究不单单是一项文本梳理的案头上的工作，不是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国发展的历史的起点，理论地反思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从事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分析和研究实践中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所形成的哲学观念。”⑧ 而从实践到理论的跨越、提升往往艰难而又曲折。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基础尚未夯实，尚不充分。没有先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仍然处于创造、甚至摸索过程之中，它是一种正在生成中的动态实践活动。实践中的不确定、不成熟、不定型，以及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曲折、反复，必然会影响到理论层面的总结与概括。
再次，马克思哲学属于“引进”的“西方哲学”，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存在某种异质性。二者的术语、概念从形式到内涵都很不一样，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也大相迥异，所以很难简单“打通”、“嫁接”和实现“一体化”，甚至相互之间的对话、沟通都存在一定困难。
最后，这项研究还需要克服“如何把哲学的实质和哲学的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困难。“哲学的实质”是指理论的特殊性，是能够真实反映“中国特色”的概念和原理；“哲学的形式”则是指理论的普遍性，即表达“中国特色”的概念和语词应达到哲学学科的层次或符合学科的规范。达到这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普遍”、“具体的共相”并不容易，需要艰苦的理论创造，也正因为此，目前“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研究的文章和论著虽然不少，但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现象大量存在，真正有哲学实质的精品之作尚属凤毛麟角”。⑨
当然，也应该看到，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直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三大理论成果，再加上学术界的相关探索，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已经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探索，取得了不少实际进展。特别是我们早已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必须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衔接，必须与中国的现实生活实践活动相适应，必须加以“本土化”。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这种探索的必要性，正试图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如果我们进一步加以梳理、分析，类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探索方案还可以找出一些，而且，近年来不断有新的方案提出。例如，有些学者认为，“文化哲学”作为内在于众多现代哲学流派和学说之中的哲学主流精神或哲学发展趋势，才是一种真正回归生活世界、作为人类社会内在的批判性的文化精神和自我意识的哲学范式的新哲学范式，才是新时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⑩
尽管上述风格各异的探索尚不成熟，各种观点之间的争论也十分激烈，但是，透过它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正在逐渐立体化、明朗化。上述思路的“哲学观”虽然不尽相同，但大都试图或基本走出了前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体系”模式，克服了其割裂对自然的认识与对社会的认识、忽视人(主体)和人的实践的缺陷。在具体研究领域，更是取得了不少实质性的进步，如重新阐明了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建构的主体性原则；借助科技革命的新成就，围绕真理标准问题，使认识论研究全面走向深化和具体化；注意到了“价值”这一曾经被忽视的维度，开创了价值论研究这一崭新的填补空白的领域，等等。一种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具有深厚人文关怀性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组成部分和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正在基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而酝酿和形成之中。当然，这仍然会是一个漫长、艰苦的探索过程。
注释：
①张曙光：《哲学生存论的彰显及其意义》，《光明日报》2001年11月21日。
②李文阁：《失语的哲学》，《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③参见李文阁：《哲学是一种职业吗？》，《哲学研究》2002年第8期。
④参见李文阁：《生活哲学：21世纪的哲学观》，《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⑤参见孙伟平：《当代哲学中的价值论转向》，《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⑥参见孙伟平：《价值论如何“改变”哲学》，《哲学动态》2003年第9期。
⑦参见李景源：《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光明日报》2004年9月16日。
⑧李景源：《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光明日报》2004年9月16日。
⑨李景源：《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光明日报》2004年9月16日。
⑩参见衣俊卿：《文化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