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闺秀诗话笔谈——沈善宝《名媛诗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话论文,名媛论文,闺秀论文,笔谈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名媛诗话》是一部反映清代才女生平事迹及其文学创作情形的作品。作者沈善宝(1808-1862)字湘佩，号西湖散人，浙江钱塘人，清代女诗人，道咸年间(1821-1860)女性文坛领袖。她出身官宦之家，幼随父宦江南，师事陈权，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不幸垂髫失怙，家道中落，不得已“以润笔所入奉母课弟”。遂立志发奋成才，从母亲吴浣素、五从母(姨母)吴世佑及义母史太夫人等就学，且“日勤翰墨，不数年，求诗画者踵至”(《杭郡诗三辑》)。道光十二年(1832)沈母逝世，湘佩一度以书画自给，并积资葬先世八棺于祖茔。后被史太夫人“召至京寓相依，为择配遣嫁”(《名媛诗话》卷七，光绪间鸿雪楼刻本，以下出自该书者均只标卷数)，归来安武凌云为继室。湘佩进京后，与诸名媛交游唱和，结“秋红吟社”，最终成长为闺阁世界中的“奇伟之才”(李世治《鸿雪楼初集序》)。著作除《名媛诗话》外，还有《鸿雪楼诗选初集》及《鸿雪楼词》。
沈善宝因见自南宋以来的各家诗话中虽多载闺秀诗，但“搜采简略，备体而已”，有感于“闺秀之学与文士不同，而闺秀之传又较文士不易……非聪慧绝伦者，万不能诗。生于名门巨族，遇父兄师友知诗者，传扬尚易；倘生于蓬荜，嫁于村俗，则淹没无闻者不知凡几”，于是“不辞摭拾搜辑，而为是编”(卷一)。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春，假闺秀诗文各集并诸闺友投赠之作开始编撰《名媛诗话》(以下简称《诗话》)，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冬落成11卷，复辑题壁、方外、乩仙、朝鲜诸作为末卷，而成12卷。之后，又陆续补充续集上中下3卷，共成15卷。从编撰目的看，《诗话》搜辑了大量作品，穿插评说，引古论今，显然意在传扬女性才艺。但同时也“附载节烈事实”(续集下)，“于表章节义贞孝尤再三致意”(《名媛诗话》沈补愚刊本张美翊题词)，如：仅以卷一为例，所记女性65人，即有22人有“节义贞孝”事，几占三分之一；又对澄清李清照、张玉娘(卷二载孟思光《吊鹦鹉冢诗》)等被污之名的作品详加载录，可见《诗话》主旨虽为彰显女性才学，实则亦扬女性美德，无怪乎张美翊以为“庶于女学有万一之助”。
《诗话》纪事上涉唐、宋，下及咸丰中叶，重点是介绍道咸年间的女诗人。载录才女约716位，大体说来，卷一至卷五主要记录沈善宝生活年代之前即顺治至嘉庆前期的才女；卷六至卷十一则记录与沈善宝同时或稍后即嘉庆后期至道光后期的才女；卷十二辑录方外、乩仙、朝鲜才女等所谓边缘人物；续集上中下3卷则补记前述才女之间的交游活动。纵观沈氏闺阁交游，大率名门世族，湘佩亲自向她们求索征集，并接受友人投赠，以及通过友人辗转介绍，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方萃集成《诗话》。主要内容包括：述才女生平、记才女事迹、录才女作品、对才女品评等。其中，才女的生平与著者的评价略述，而才女事迹及其文学作品则予以详记：凡有才能者均大力表彰，所记人不限于名门贵妇，所记作品不限于诗。另有一些条目记载了才女们的诗学观念、文学批评。此外，还有个别条目中记载了著者获得作品的途径等。因此，虽然名为“诗话”，但与一般诗话单纯辑录诗歌、表达作者诗学观念不同，《诗话》更像是一部资料汇编。
《诗话》选录的作品，各家篇数不一，或取数首，或仅存佳句，大多在一两首；体裁除诗歌之外尚有不少词、文和赋，其中序文(赋)颇多，往往详细记载了写作缘由；内容则多描写女性个体生活的作品，也收录了不少闺阁之“别调”，在内容或风格上对闺阁诗常见模式有较大突破，如汉军蔡琬的《关锁岭》(卷一)、太仓王慧的五言长律《谒禹陵》(卷二)、毗陵钱孟钿的《潼关怀古》《昆明池怀古》(卷三)、沈善宝本人的诗词等。《诗话》记人录事选文多有连带展开或相互比较，如：卷一益阳郭纯贞、四川富顺刘氏“二人遇乱同，贞烈同，而诗体又同”，卷二汉军李扶云、吕坤德、孙氏、余性淳“四人笔致亦同”，卷三云南蒙自胡倩桃、广西崇善李筠仙、甘肃靖边潘玥、哈密赵明霞“皆生长极边，而诗才清卓，不易多觏”，以郑城农家女莫兰心、上海鱼妇潘素春、句容绡山农妇贺双卿身份类似而分列一目之下；又有卷三对吴静香等人咏柳之作、商景兰等人悼亡之作，以及续集中对联吟分咏、同题作品的比较著录，钩稽串联，颇见汇编之功。
总的说来，《诗话》对清代女性诗坛、尤其是清代中后期，以江南(包括江苏、上海、浙江、安徽)为主，又兼顾华北、华中、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的女诗人(几乎涵括咸丰以前全部重要的清代女诗人)创作活动及其家庭生活、交游、教育等状况，展开了较为全面、广泛的记录与描述，其中对家族诗事活动(如卷一载山阴祁门诗歌盛况、卷六对沈氏家系女性成员的重点介绍)、女性结社(如蕉园七子、碧城仙馆女弟子、吴中十子、清溪吟社、秋红吟社)等记载尤为详细，为我们研究清代女性诗歌史、家族文学活动、女诗人交流及古代女诗人的生存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作品所用材料除源于求索征集、友人投赠以及友人辗转介绍之外，还参考了《妇人集》、《池北偶谈》、《觚剩》、《闺秀正始集》、《国朝诗别裁集》、多地县志及人物传记与墓志铭等，因此资料翔实可信。凡此种种，均表明此作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最重要的是，《诗话》中多有沈善宝个人诗学观念，并载他人论诗言论，相当一部分观点基于女作者生存体验、从女性视角出发，对男性文论别有补益，如：沈氏本人的“衡人诗文定其终身之通塞”(卷六)论，虽与男性文论看似相近，却把女子诗作及其命运联系起来，专用于解释才女早天或命运蹇乖现象；而她对女诗人创作艰难的深刻体会(卷四评方芳佩《在璞堂诗稿》)及其从母吴蔓云“欲作雅人，必须终身在室”(卷六)之论，显系男性文论者鲜有涉足者；又如卷六所载湘潭郭氏的“厨下调羹”诗论，更是直接由女性独有的生存体验而来的。
沈氏此作也有不足之处。第一，体例尚不够精严，如：对人物事迹及所取诗作的出处，有标注的，也有未标的；人物事迹与作者品评，有的条目下有，有的没有，有“漫话”的倾向；个别对人物的评述与所收作品相去甚远，如评陈仙九“尤好读史，上下古今，其识见不类巾帼”(卷十一)，所引作品却是“一钩新月挂黄昏，遥望银河拜寿繁，造物自来能忌巧，女儿何必乞天孙”(陈仙九《七夕》)这类传统的闺怨离愁；第二，受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作者不惜笔墨对女子贞烈孝义之事叙述渲染，对为夫守节者多所褒扬，对毁伤躯体以尽孝道者赞誉有加，这无疑是对女子泯灭情性、偏离人性正轨行为的变相引导。沈氏受时代局限有此观念虽情有可谅，然理不足取。
《诗话》有光绪间鸿雪楼刻本15卷，《续修四库全书》本据此影印；另有光绪五年(1879)鸿雪楼刊巾箱本、光绪间上海寓言日报馆附刊本、民国十年(1921)刊鸿雪楼全集本与民国十二年(1923)沈补愚刊本，均为8卷，及杜松柏编《清诗话访佚初编》本4卷。(参见蒋寅《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34-5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