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对民族凝聚力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凝聚力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自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已成了几代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时人的中西文化论争作为近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昭示着历史转折中所蕴含着的现代意义：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需要中西融合、激浊扬清。
1.当人类即将告别20世纪的时候，美国的社会学家托夫勒、未来学家奈斯比特都处心积虑地谋划着关于21世纪的未来，东西方国家面对着跨世纪的转折，都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着自己的发展前途和命运。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或许已经意识到：昔日的农业文明已成了落日前的一抹余辉，工业经济中的某些产业已滑过如日中天，渐变成了午后斜阳，只有“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如初升的朝阳冉冉升起。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使得人类文化犹如母体中躁动的婴儿，正悄然地从诸多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结晶的组成部分，面对着历史的跨越，在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展示着它特有的魅力。然而，要使传统文化在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挥其独特的功能，有必要对某些问题重新审视与思考，不断“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社会开始转型之后，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优劣逐渐有了认识，一批思想敏锐的近代知识分子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时，毅然将目光射向了西方文化：
冯桂芬坦陈中国不如西方“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注：《校分序抗议·制洋器议》。）左宗棠直言“中不如西，学西可也”（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7，第327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69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薛福成叙说“中国所尚者， 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因此，“欲求御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自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注：《庸庵全集·文编》，卷2。）严复论析“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 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多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灾祸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为。”（注：严复《论世变之亟》。）
对于中西文化中各自的优劣，尽管国人了解的并不十分透彻，思想敏锐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学”的介绍在当时来说也还只是些皮毛，但它说明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社会的转型不仅对政治、经济产生影响，而且必然导致文化上的转换。
3.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必须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势：“儒学复兴”说、“全盘西化”观、“精华选择”论。因为无论是“儒学复兴”，还是“全盘西化”，两种观点背后所隐含的或为“华夏文化中心”论，或为“西方文化中心”说，二者共同的思维特征只强调一元而忽视多元。“精华选择”论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但仔细分析，它却是对文化这个有机整体的一种分割。正因为这几种思维定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偏差，影响着中国文化的重构，使得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处于一种两难选择的境地。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既要抛弃“西方中心”论，也要避免“华夏中心”说。如果说传统的“中央之国”、“定于一尊”曾让先贤们盲目地陶醉过，那么，认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就显露出中国人心态上的狂妄，或外国人对中国发展认识上的别有用心。而“西方中心”论者，总是以一种傲慢的偏见将西方文化看成是最优越的，是核心，应该普及于全世界。本世纪20年代末，法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家洛里哀（Frederic Loliee ）在《比较文学史》这部名著中作出这样的结论：“西方之智识上、道德上及实业上的势力业已遍及全世界。东部亚细亚除少数偏僻的区域外，业已无不开放。即使那极端守旧的地方也渐渐地容纳欧洲的风气……从此民族间的差别将渐被铲除，文化将继续它的进程，而地方的特色将归消灭。各种特殊的模型，各样特殊的气质必将随文化的进步而终至绝迹。到处的居民，将不复有特异于其他人类之处；游历家将不复有殊风异俗可以访寻，一切文学上的民族的特质也都将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了。”“总之，各民族将不复维持他们的传统，而从前一切种姓上的差别必将消灭在一个大混合体之内——这就是今后文学的趋势。”（注：洛利哀（Frederic Lolliee）《比较文学史》，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352页。 ）事实虽已对这一结论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时代虽在社会的变迁中前进，文化的多元性也呈现出明显的趋势，但是，西方中心论仍蛰伏于西方学者的心灵，令他们难以忘怀，不少中国人也为此而津津乐道。仔细思考与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同文化的存在与差异，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共同宝库。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说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注：罗素《中西文化之比较》，转自《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人类文化的相互交流诱发了人们的创造性而导致革新。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过程中，唯有注重不断创新，才能使传统文化富有生命力，方可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4.在社会转型文化转换过程中，既要对传统文化中的创新精神进行总结，又要将传统文化中对创新精神的负面影响予以清理。五千年历史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创新精神可概括为三方面：其一，自强不息，奋进专一。翻阅古典著作，那些颇富哲理的警世箴言，给人以启迪。《周易·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礼记》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论语·子罕》载：“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这些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着后人不断奋进、不断创新，并“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注：刘禹锡《问大钧赋》。）去寻求民族进步的源泉。其二，变易思想。《易经》中的“穷变通久”实际上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创新思维。近代维新变法的思想家康有为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充分的发挥，他说“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有百年不变之法。”（注：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到了近代成了人们倡导变法，力主创新的理论根据，成为一个民族不易衰竭的源泉，使民族具有历久弥坚的凝聚力。其三，辩证的思维方式。即从整体思想出发去观察事物，观察宇宙与人生，把一切事物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周易》和老子的《道德经》中的兴废、难易、美丑、荣辱、生死、厚薄、轻重、智愚、贵贱、阴阳、动静、攻守、进退、强弱、刚柔等等，都是这种辩证思维的体现。这种思维方式，涵盖了肯定与否定的辩证过程，使其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连续性。这种整体的弹性很强的思维方式，对现代社会创新思维的产生有着很深的影响。
在研究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时，诚然需要对传统文化中的创新精神进行总结与检讨，但更需要清理与反思传统文化对创新精神的负面影响。传统文化中有碍于创新精神的负面因素包括：（一）纲常名教观念、尊卑等级思想。它与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民主与自由权利格格不入，对人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是一种压制。（二）宗法关系和小农意识。把“亲亲，仁也，”“仁之实，事亲是也”，看成是一种社会的理想模式。几千年来，封建、狭隘，保守的小农意识，以亲朋或上下级为纽带的裙带关系，在我们的社会普遍存在。它把人的思想网罗在一个小圈内，观察、处理问题以是否“亲亲”的宗族关系为基准，人的思维方式仅局限于狭隘的范围。如此社会生活体制，宗法等级结构，不可能产生创新思维。（三）惰性的历史复旧观念。“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让未来服从过去，让现时回归历史。传统文化中的历史观总是怀古复旧，以发思古之幽情的思维方式美化过去。历史虽然可以为现实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借鉴，但现代化建设更多的是需要开拓与创新。（四）人身依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忠于君”、“孝于亲”服从国君，孝敬父母，被看成是一种传统美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成了稳定社会群体秩序的准绳。“忠”、“孝”、“礼”几千年来变成了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然而，理论和社会现实告诉人们，在封建社会里，这些清规戒律必然导致人身依附关系的出现，必然限制、压抑人的个性与才智的发展。这种长期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人的创造性的发挥和人的创新思想的形成是一种阻碍，是一种扼杀。
5.传统文化中的这些负面影响，都必将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产生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把握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度”。
首先，强调群体，不要忽视、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中国文化重视群体和谐，注重团队精神；西方文化提倡个性自由，主张实现自我。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虽然其侧重点各不尽同，但也并非完全相悖。在对待不同文化的态度上和吸纳不同文化的过程中，不能搞非此即彼或相互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群体和谐的重视，利于团队精神的形成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但处理不好也会压抑个性的发展。现代心理学发现，一个健康的人其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潜能，人的创造潜能的实现，是以其独特个性的发挥为必要条件的。因此，人的个性越是被束缚，其创造潜能也就难以实现。于是，穆勒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培养个性才产生出或者才能产生出发展得很好的人类。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人已经逐渐认识到，人的个性的充分发挥是创新的根本条件。正如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言，“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其实，一个人个性的发挥和实现程度，以及他创造才能的充分展示，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社会环境是否良好，取决于个人综合素质的高低，取决于他所得到的自由程度。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是相对的，自由对于创新的作用也是相对的。但如果没有这相对自由，人的创造力就很难得到发挥，社会就难以繁荣进步。所以，穆勒把自由精神叫做“前进精神”或“进步精神”，并认为自由是“进步的惟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
人们在思考自由对于创新的重要性时，也自然会理性地认识到如果只是一味地无条件地提倡个体自由，将容易助长极端个人主义，容易对社会群体的和谐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在讨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时，同时考虑个体自由、个性解放与群体和谐的协调，就显得十分必要。在我国国民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强调这种协调的作用尤为重要。在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过程中，正确引导和培养人的个性发展，使每个人既“独善其身”，又“兼善天下”。这样，传统文化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也不断丰富，对全体成员的吸引力也不断增强，否则，一种文化如果失去了它的感召力量（它是渐渐失去的），就没有真正的民族凝聚力功能。
其次，增强人们的法治观念，把中国传统的礼治社会、人治社会，有效地转化为现代法治社会。尚礼轻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缺陷。在古代中国，礼的内涵十分复杂。《礼记·经解》中述说了礼的作用：“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也；丧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礼之于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后来，荀子说得更为清楚：“礼者，法之纪纲也。”概括地说，礼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作用表现在：别身份，定尊卑；明道德，通人伦；定刑罚，安国家三个方面。礼即是法，礼高于法，甚至以礼代法，这已成为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一大特色。它所起调节作用的范围，从朝廷庙堂到乡里宗族，从个人家庭到婚丧诸事，无所不包。几千年中，“礼”支配着人们的视听言行，发挥着调整社会秩序的特殊功能。然而，“礼”的长期统治使国人形成了一种崇古尚祖的保守心态，成了巨大的历史惰性，阻碍着社会的改革与进步，使得许多有作为的改革家要想减少阻力，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去寻找历史根据。虽然礼治社会重视人们的道德教化，但法治观念却几乎为零。孟子虽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肯定了法的必要，却没有提出具体的规制；齐国的管子学派重法，但《管子》书中的“法治”学说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中国，法治从未建立起来，权即法，以权代法，有权就有一切。几千年的专制政体靠的是这种人治机制。长期以来，中国人严重的官本位思想，不能不说与此无关。人们或许已认识到，尽管在一个“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国度里，要推进民主政治更需付出艰苦努力，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已成了国人的共同愿望。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尤其是新的价值观念——法制观念的确立，对民族凝聚力将会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其一，从“人治”走向“法治”是一种飞跃。无疑，依法治国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从人治转向法治，将把“权大于法”的历史颠倒过来，国人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依法治国进程的向前推进，要求立法机关依照严格的法定程序制定法律，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行政机关要严格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司法机关严格执法，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确保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这就将有力地引导、推进和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从而推动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使民族凝聚力在社会转型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过程中，不致于产生严重的离散现象，进而削弱民族凝聚力。相反，在文化转换中，将使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但有一点还需要有清醒的认识：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新民”实现人的现代化是当务之急。因为文化的现代转换，新的价值观念——法制观念的真正确立，要求全体公民应当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法律素质，学法、懂法、守法，维护法律的尊严应当成为全社会的风尚。
其二，把传统的人治社会有效地转变成法治社会，执法是关键。在社会转型文化转换过程中，一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有碍于人们法制观念的确立，而且对民族凝聚力起着消极影响。执法队伍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一些人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知法犯法的行为，有的地方搞地方保护主义，乱罚款、乱设卡、乱摊派等等，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离散人心。因此，政府机关依法行政，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执法效率；司法、行政机关秉公办案，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等等，可以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这些对民族凝聚力的增强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诚然，社会的转型牵动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有效转变，使人们的价值观念随之变化。但社会管理法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道德教化的优良传统，这是不言而喻的。至于教育的形式、方法、手段、内容等都需要由传统向现代转换。
再次，“把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树立国人的科学意识、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古代中国社会属于权势社会，一切都围绕权势为中轴转动，官本位的实质是权本位，这种价值观把不少国人的心力引向仕途。当官意味着捞好处、发财。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官场，从大到小的官吏中贪官污吏欺压百姓的多，清正廉明勤政为民的少。作为儒学经典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礼》、《易》、《诗》、《书》、《春秋》）和经世致用的种种著作，也只阐述治国安民之道，说明修身养性之功，而少有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不少人进入仕途后，从封建官场上了解到钻营之策、拍马之术，便一门心思从宦海中寻求升迁捷径。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缺乏，以及人们以升官发财为终南捷径，必然导致科技的落后和文化的畸形发展。早在1944年2月，李约瑟作为中英科学合作馆主任， 应邀在重庆中国农学会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农业》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明确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的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它发生于西方——欧美，即欧洲文明的广大范围内。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以为我们必须找出这个原因，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它，我们关于科学技术史的观点就要处于混乱之中。如果我们不了解过去，我们也就没有多少希望来掌握未来。”李约瑟在考察了中国的地理、气候、社会体制、经济状况之后，得出具有反思意义的结论：“如果中国有像西方那样的气候、地理以及社会、经济，而我们西方有像中国这样的相同条件，近代科学会在中国产生，而不是在西方。而西方人就不得不学习方块字，以便充分掌握近代科学遗产，就像现在中国科学家不得不学习西方语言那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缺乏，给民族带来的后果早已显现。于是，在几次大的社会转型中，先进的中国人、头脑敏锐的知识精英们，怀着一腔爱国热忱，对科学与民主的追求，竟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中国近代的洋务思潮、维新思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五四运动后的西化思潮，一次又一次激荡着中国人那食古不化的心灵。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得到了向现代转换的良机，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对科学与民主的渴求更为热烈。因为“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现代之所以成为现代，一切都是科学知识发达和科学精神普及的结果。不但一切有形文物的进步是如此，就是一切生活习惯、社会制度和公共事业的进行，也非贯彻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不能成立而发展。”所以，“把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树立国人的科学意识、科学精神，就成为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一项重要内容。尽管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价值观会产生冲击力，但依靠科学精神的力量，在传统文化中诱导并重建某些新的文化价值观，而这些渗透着科学精神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对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产生着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