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体育文化传播的大众狂欢景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文化传播论文,景象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07)03—0025-3
在当今世界，恐怕很少有哪一方面的事件，能够像体育这样引起如此广泛的参与和关注，能够如此让人为之心醉迷狂。现代体育凭借自身的魅力，借助发达的传媒和技术，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大众个人生活领域，体育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重大体育赛事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大众狂欢文化。本文对此作一分析。
“狂欢理论”是前苏联思想家巴赫金独创的小说理论之一。他通过对欧洲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节传统的分析，提出了两种世界两种生活的划分。一种是日常的、严肃的、服从严格等级秩序的生活，它代表着官方的意识形态和现存权威秩序；另一种是广场狂欢似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是平民大众的世界，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这是“成为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的第二种生活形式”，“是暂时通向乌托邦世界之路”。[1]
狂欢理论建构在对两种世界的分析基础上。它的实质是以一个平民化的自由平等的乌托邦世界来对抗现实生活秩序的文化策略。但以此分析当今体育文化的传播，却颇多契合之处。
体育运动发端于古希腊时期民众的娱乐竞技，它与酒神节一样，本身即是狂欢节传统之一。而现代体育兴起以后，体育赛事已经成为大众文化乃至大众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狂欢的仪式、参与者、狂欢语言、狂欢广场等方面都符合狂欢理论的要件，而在狂欢的时间频率和空间范围上都有了更大的拓展，通过大众传媒所构筑的拟像世界和非真实场景参与体育狂欢，成为引人注目的特色。同时，传播的全球化也使得体育狂欢具有许多新的特征。
一、体育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跨越文化鸿沟的全球狂欢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描绘了一幅人们在消弭各种差别之后自由平等交往的理想场景。但他没有考察过实现跨越国家和文化鸿沟的狂欢可能性。而现代体育文化不仅仅是打破了阶级、财产、门第、职位、等级、年龄、身份的区分与界限，还有国家、民族、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界限。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民族国家兴起的背景下，从一开始便以人类共同精神自许。“更快、更高、更强”是向全人类发出的奋力拼搏、开拓进取、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口号。现代奥林匹克文化体现的是一种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公平竞争的精神，其核心是奥林匹克主义，即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
于是，体育成为人们交往中共通的一种语言，奥运会、世界杯等大型赛事，则成为全球共同的节日盛典。第16届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的收视人数达15亿，决赛有7万多名球迷现场观战，而电视机前的观众达10亿之多，仅中国观众估计就超过100亿人次。[2]通过传媒所形成的全球狂欢，是中世纪的狂欢节所不可比拟的。即使从现场的狂欢规模上看，体育也远胜于以前的狂欢节。每逢大型赛事，总是会有世界各地的球迷赶赴比赛地，组委会也会向各国体育迷分配门票。而比赛结束之后，球迷的自发游行、各种娱乐秀，集体狂欢才刚刚开始。当然，有些国家会有很多政府的表彰宣传，但它也与民众的狂欢合而为一。这时，世界各地的人们打破国家、民族、地域、种族、宗教和政治等各种隔阂走到了一起，忘记了仇恨和战争，经典赛事、体育巨星等可以构建全球共同记忆，而体育竞技所强调的公平竞争、拼搏向上、挑战极限等人类共同的精神内涵，也构筑了一种全球共享的意义空间。
与此同时，大型赛事在不同国家的举办，让世界人民了解到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从而增进了世界的理解和沟通。同样，一些地域性的体育运动，也可能拥有全球性的影响力，从而形成一种全球媒介狂欢的景观，如NBA篮球赛。这些都是体育文化传播的全球狂欢特征的体现。
二、体育文化传播的民族化——构建身份认同的狂欢
体育文化传播的民族化有3个方面的不同理解；首先，体育文化的传播，使很多民族传统体育走向世界，体现为一种民族化与全球化的交互进程。民族体育为全球狂欢提供动因，而全球化则为民族体育发展提供空间。许多体育项目成为国家体育事业的象征。如乒乓球成为中国的“国球”，印尼则以羽毛球为“国球”。
民族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文化市场为民族文化的展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适宜的舞台。每一个地区或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体育内容，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这些地区和国家的象征，如美国篮球、巴西足球、日本柔道、中国武术等。这些都属于竞技体育，还有更多的非竞技体育，具有更多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如西班牙、法国的奔牛节，中国少数民族的那达慕、三月三及汉族的赛龙舟等。这些传统体育往往天生就是一种狂欢文化，它的诞生与人们反抗权威秩序构建第二种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些项目将体育和娱乐融为一体，比赛场面气氛热烈，生动风趣，富有狂欢景象。同时这也是传统民间艺术的体现，虽然在现代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传统艺术往往被提取为一种商业符号，但它们在客观上仍然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播，也提升民族自豪感。
其次，在现代体育赛事中，除了俱乐部等商业赛事，国家往往是比赛的身份主体，而国家与民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同一性。同样，在体育迷中，往往是以国家为群体而区分开来。有句话说，体育是和平时代的战争，媒介以本国运动员、本国热门项目为关注点，现场球迷和媒介受众则以此作为情感取向，这样，在国家的旗帜下，体育的直接参与者、媒体、球迷三者形成了相互作用的共同体，从而使体育文化传播具有非常明显的民族化色彩。
这样，不同的情感参与群体便在体育竞争中获得截然不同的情感体验。胜利者大肆狂欢，失败者黯然神伤。因此，从狂欢节使参与者消除一切区别这一点来看，现代体育的这一民族化特性并不完全符合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体育文化的狂欢经常体现为一种竞技胜利者的狂欢。而这种狂欢，通常也不具备“国王被打翻在地，小丑加冕成王”这样的颠覆、否定、嘲谑性质，而更多的是出于对本国本民族这一外在身份的觉悟及肯定。也正因为如此，这种狂欢也就从本质上偏离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它可以与普遍的爱国主义情感结合而强化民族情绪，也可能与现实政治需要结合而巩固其意识形态。因此，体育狂欢这时就成为“第一世界”中的狂欢，是一种假面的狂欢。当然，这种假面狂欢也可能有它的积极意义，如中国女排在辉煌时期，被塑造成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女排精神成为激励中国人民自强的动力。一场体育狂欢的意义被引导到另外一个层面上。但这种假面狂欢也有其负面意义，如民族情绪引发国际争端，也极可能酿成球迷斗殴这样的悲剧。
三、体育文化传播的激情化——反叛理性的狂欢
体育狂欢更多的是一种激情化的狂欢。狂欢与激情本身是两个意义近似的概念，但激情重在情感参与的程度，狂欢更多的游戏意味。体育狂欢的主要特色之一还体现在，体育传播是一种激情化的传播，这种情感主要来源于体育本身的悬念和精彩、体育明星的魅力以及地域、国家所赋予的身份认同等。这里体现了狂欢参与者的心理因素，如英雄崇拜、集体认同、游戏心理及至纯粹的情感发泄。在去年结束的世界杯上，黄健翔的激情解说，一时成为媒介关注的热点。它很好地体现了体育赛事与个人情感的互动过程，从黄健翔本人的解释来看，对某国体育的熟悉程度、球员印象、竞技水平、国家价值观等都可能成为左右人们情感倾向的重要因素。
以足球为例，足球是大众文化流行的风向标，我国的足球热潮是随着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和商品化社会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欧洲五大联赛的直播，洲际杯足球赛的直播，甚至国内足球联赛的直播，都掀起了阵阵足球狂潮，足球比赛日就是球迷的节日，就是球迷的狂欢节，每次比赛达到高潮时，狂欢的人群也达到失控边缘。球迷的加油助威的口号也充满了狂欢化的色彩，此时的看台变成了狂欢广场，人们在看台上纵情狂欢，足球场上的比赛变得不再是主要的因素，球迷们到球场看球是为了忘却现实中的一切，包括耻辱、艰辛，事业是否成功，为了寻找一种气氛，以暂时改变现实中的身份地位。作家史铁生认为在足球中至少可以读到以下信息：“比如人们对于狂欢和团聚的需要，以及狂欢和团结又怎样演变成敌视和隔离。”[3]球场上交替上升的比分，也是巴赫金狂欢化思想核心的形象再现，“交替与变更的激情”的完美表达，“体现了一切事物的相对性和新陈代谢的世界观，有加冕，就是脱冕，有生就有死”，[4]王者与败者只在转瞬之间，“加冕”与“脱冕”的二元对立局面被无差别的整合在一起。
四、体育文化传播的商业化——利益追逐下的狂欢
大众传媒的兴起，意味着所有的现代狂欢都是一场商业上的盛宴，体育狂欢就是一个典型。
在体育领域，一直存在着商业化与非商业化、职业与业余的区别。影响巨大的奥运会是非商业体育的代表，参加比赛的选手都是业余运动员，举办方也一直不以盈利为目的。但今天已经受到商业化和职业化的侵蚀。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百年奥运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届奥运会首次由“民间”承办，政府不但不掏钱，还禁止发行彩票。金融企业家尤伯罗斯担任组委会主席，依靠商业化运作模式筹集资金，在顺利举办奥运会的同时实现了2.5亿美元的赢利，这在当时被视为一个奇迹。
事实上，在奥运会规模越来越大、水平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商业化、职业化现身奥运会是不可逆转也无需阻挡的趋势。因为现代体育运动没有职业化和商业化就没有高水平，没有高水平就没有观众，没有观众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生命力。
至于足球这一有着100多年俱乐部历史的体育大项，产业化程度非常高，顶级球员身价达数千万欧元。1999年-2000年赛季欧洲足球联赛意大利和法国电视转播权的收入均占总收入的56%，比上一年度大约增长了20%；再就是电视商业广告，如出现在体育节目中的插播广告，赛场广告等。
而媒体对体育的干涉远不止这些，排球、羽毛球一些网类运动取消了发球得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电视转播的要求，因为无时间限制的体育比赛给电视转播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因为电视台无法去安排比赛之后的那档节目。
事实上，热门体育项目都是产业化程度非常高的项目，它们与媒介产业联成一体，总能维持和扩大其球迷-受众市场，运动员、教练、队医、俱乐部经理及工作人员、球探、体育经纪人等都是体育市场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体育设施、球迷产品、门票、广告、转播权、体育博彩等等为体育产业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商业化体育同时也制造明星、制造英雄。他们既是体育狂欢的参与者，也是体育狂欢的制造者和推动者，可以说，他们是体育市场中真正的主角。
大众媒体为体育文化的大众狂热提供了条件，提供了一个舞台，这将使体育渗透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使大众一起参与到这种空前的狂欢之中。
目前，世界体育产业的年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美元，并且以每年20％的速度高速增长，在欧美发达国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左右。甚至跨国媒体公司也开始直接参与体育产业。可以说，当今体育产业已经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并大有成为支柱产业之势。
五、体育文化传播中的媒介——“集体狂欢”的共谋
大众传媒塑造了所谓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不仅异于有贵族气质的精英文化，而且有别于根植于传统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总能制造大众狂欢的景象，但它又带有鲜明的物化色彩。在现代传媒的作用下，商业体育飞速发展，其集体狂欢的盛景，其实是在商业利润的指挥棒下，体育与媒介共谋的结果。
(一)体育造就了媒介狂欢
美国娱乐与体育电视台《ESPN》在美国国内的观众已经由1990年的5600万迅速上升到了8300万。据统计，每10个拥有电视的美国家里就有8个热衷于《ESPN》的节目。而现在的《ESPN》卫星网站已经覆盖了160多个国家，节目使用21种语言，全球收视观众超过2.1亿。其注重内容为本，制作精良，专业水准，个性解说。主持人用喜闻乐见的平民化方式和观众分享每一分钟比赛带来的狂欢和激情。[5]
2000年悉尼奥运会，运动员共10651人，记者多达16033人，是运动员的1.5倍，其中仅报刊派出的文字、摄影记者就有5298人。奥运会记者报道团的规模居历史之首。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央视派出5人采访，1988年为18人，1992年为25人，1996年为59人，2000年为108人，本次雅典奥运会报道团则达到154人。本届奥运会共有2200场次比赛，总时长3000小时。央视体育频道将全天播出奥运节目，加上综合频道和经济频道的奥运节目，17天内总播出时长将达到1400小时，这是悉尼奥运会的两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买断奥运转播权的NBC将用7个频道转播1500小时)。[6]
我国的媒体在奥运期间普遍采取了增刊扩版、延迟截稿、策划等措施，吸引体育受众。
(二)媒介制造了体育狂欢
体育狂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媒介狂欢。因为现场看比赛的球迷数量总是远远低于电视机前的观众。是媒介推动了体育的商业化进程，是媒介让体育拥有了全球性的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是媒介让体育俱乐部财源滚滚并造就身价惊人的体育明星。没有现代传媒，就不可能有全球范围的体育狂欢。媒介对体育的影响力非常之大，以至于体育的比赛规则不断修改，以适应媒介传播和广告商的需要。
(三)媒介狂欢过度的尴尬
媒介的过度狂欢，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偏离体育的精神，过于追求商业利益，给人以媚俗之感。这种媚俗主要表现在把体育完全娱乐化，过于关注明星的个人私生活，炒作体育明星的绯闻。kitsch(媚俗)这个字源于上世纪中期的德国。它描述少数人讨好大多数人的心态和做法。既然想要讨好，当然得确认大家喜欢听什么。然后再把自己放到这个既定的模式思潮中。米兰·昆德拉说：“这些洪水般的思潮输入电脑，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恐怕会凝聚成粉碎独立思想和个人创见的势力。这种势力足以废掉欧洲文明。”[7]
另一方面，媒介借体育事件煽动民族情绪，这也是一种媚俗，因为它迎合受众心理，制造卖点，却不考虑其后果，也是媒介缺乏社会责任的体现。如某体育类专业报纸策划了一期“足球抗日”的专刊，强行把体育与政治糅合，甚至不少媒介一涉及与日本比赛，往往就要“格外重视”，冠以“抗日”之名，许赢不许输，常常酿出许多事端。
综上，体育文化传播中的大众狂欢景象，并不仅仅是巴赫金所言的“第二世界”的狂欢。在其狂欢表象之下，还有失利者的悲伤，还有功利下的丑闻，还有商业和政治力量的左右，因此，体育远远不能构筑人们生活的第二世界，也不能藉此真正实现平等、自由等人类的解放。虽然其在狂欢节和狂欢式两个方面有诸多相似特征，但它不能实现现实生活的狂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