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社会主义文化民主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4－0045－04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确认经过政治革命解除了旧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约束之后，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建设。
在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如何发展，这对长期沐浴在战火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本人来说是一个新问题。由于人民时代的到来，文化民主的问题逐渐突显出来。
一、“双百”方针：文化民主的中国式表述
在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民主的原则与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价值取向是完全吻合的。按多数人的意见行事，保障多数人的权利，这都是民主的必然要求。在中国，民主之重要性还在于，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延续久远的国家，统治阶级从不给人民以民主，人民也不习惯于民主，宗法制度及其观念严重阻滞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民主”作为思想解放的大旗高张。
基于此，毛泽东1944年在延安会见中外记者时，提出了共产党的全面民主的主张，他说：“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1]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化民主”的概念，将其纳入总体性民主框架之中。实际上，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已经说过，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但是，如何在机制上实行之呢？当时并未深入。而在提出“文化民主”概念时，实际上毛泽东已经有了实践上的思路。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中对解放区的文化作了结构分析：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它的进步的方面，但是也有它的落后的方面。在人民的新文化存在的同时，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
实际上，毛泽东的论述已经接触到了“文化民主”的基本方面：不同文化（从性质到种类）的并存，政治权力对多样化格局的宽容，新旧文化的生存靠它们之间的和平竞争，等等。这里，“文化”本身作为一种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1927年，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就肯定了当时农民的做法，“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2]。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建设应该怎样发展呢？毛泽东一直在作战略性的思考，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式的表述在他的思考中逐渐成形。1951年，在为中国戏剧研究院题词时，毛泽东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几个字。1952年至1953年，有人就中国史研究问题向毛泽东请示时，他两次说要“百家争鸣”。1955年，中宣部领导人向毛泽东请示中共党史的编写问题时，毛泽东又作了如此表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之提出，还有更迫切的国际背景：1956年春天，发生了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反斯大林的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连锁反应，因质疑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而主张民主的呼声颇高。
面对社会主义语境中的民主诉求，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随着时间的延伸，毛泽东不只是在观念形态文化的意义上肯定了“双百”方针的积极意义，而且还将其扩展到了大文化范畴——政治模式、社会组织方式、生活方式上。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一方针直接继承了“五四”的启蒙精神（以科学和民主为内核），体现了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体现了文化的现代化要求，符合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方向，在执政条件下完善了先进文化的理念。
“双百”方针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民主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方法，同时，通过用民主方式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又可以更大程度地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只有现代社会机制才能创造出现代文化，而有了现代文化则能够创造出现代化的社会，这就是它们之间的深刻的辩证关系。
当然，从历史事实的角度说，1956年至1957年间的“双百”方针的提出以及违背，这是一个复杂的事件，需要在掌握充分事实的基础上，科学客观地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本文只从文化理论上分析“双百”方针的意义，暂不展开历史的研究。
二、文化民主与文化领导权的复杂关系
考察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民主问题，还要追究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无产阶级的文化话语权与文化领导权是同一回事，但是，领导权涉及具体的历史主体问题，大众何以共同行使领导权，并非在话语中可以完成。
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毛泽东承认一个统一社会中的文化复杂结构现象，他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还有半封建文化，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而在这一复杂结构中，领导权随社会革命的性质转变而变化着，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那么，如何在实际上处理“盟员与盟长”的关系呢？毛泽东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了这样一段话：“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3]不难看出，毛泽东在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坚持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时，同时也简化了文化结构的复杂性存在，显示出文化领导权绝对化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并未经过文化民主的程序，这就使得文化民主与文化领导权发生了分离。
西方资产阶级时代的一个怪异现象是：文化民主与文化领导权发生了另一种分离，即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被文化民主击败，资产阶级靠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而生存。有论者提出，当一个阶级没有控制文化领导权时，即便它在政治和经济上拥有绝对控制权，也无法按自己的意愿再现自己。甚至，正因为它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绝对控制地位，才招致被它取代或受它压迫的那些阶级的文化报复。这就形成了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霸权之间的分离。
显然，如果以文化领导权的名义消解文化民主，那么领导权就会面临失去合法性支持的危险。毛泽东在此处发生了历史失误。恰如一位论者所说，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可能失败’，并不在于其经济基础首先被动摇，而在于其‘文化合法性’率先丧失——实际上苏联就是如此”[4]。毛泽东担心由文化领导权而失却政治领导权的想法，导致了对文化民主的最终忽略，看来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史的复杂性缺乏了解。
三、从“百花齐放没有了”到“汉代思想界死气沉沉”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冠以“文化”之名义，那么这一“革命”对文化本身有多大的意义呢？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本人的看法非常重要。1975年7月，毛泽东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5]差不多同时候，毛泽东又感叹汉代文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自己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6]。这一简短的批评与比较已经明确否定了“文革”的文化意义，特别是指认了其对社会主义文化民主的破坏——“百花齐放都没有了”。
为什么会如此？这当然不是毛泽东个人造成的后果，“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否定一切文化传统（一直到1974年才实用主义地认同法家思想），另一方面空前地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破坏性基因，以激烈的批判性做法摧毁了许多有价值的文化，当然会出现“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的结果。
但毛泽东个人的文化思想还是需要认真分析的。除了上面所说的文化领导权与文化民主关系的处理不当这一问题外，我认为，还存在如下的问题：
其一，以政治实用主义否定了观念形态的相对独立的文化意义。例如，1936年6月，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一封信中，认为彭德怀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是不妥的，毛泽东说：“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于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之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7]
毛泽东显然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对民主自由之类说法的怀疑，是以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特别是19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历史为事实基础的。任何多少具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无法推倒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在绝对的意义上否定民主自由的存在，并认为观念形态的相对独立的文化意义可以超越于政治实用主义而存在。
共产党人当然应该从抗日的基本事实出发去讨论民主自由之类的问题，但不能说民主自由只依附于抗日而存在。即使在抗日阵营内部，还是存在民主与不民主的区别，不能说只要是抗日就不必论民主与否了。事实上，提倡和实行民主，对于争取那些怀疑共产党的人来说，也是消除其顾虑的好办法。
其二，文化理念的单一化模式解构了文化的民主形式。毛泽东在1957年提倡“双百”方针时就认识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不去干涉他们，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可是后来，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绝对化、纯粹化的思想发展到了极端，出现了文化观念的单一化模式，以及用非文化的手段去解决文化问题的做法。
提倡文化民主，那就有文化表达的自由，所谓“帝王将相”问题，无非是文化的继承性表现，即使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也是可以讨论的。事实上，毛泽东在1957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说过：“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像我在上面所说的，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这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有很大作用。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8]这里实际上就是文化民主的方式问题，即以文化的方式来解决文化问题，而不是用人身控制的办法。
具体到文化艺术问题上，毛泽东当时非常坚信社会主义文化民主理念，他说：“要求所有的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9]但是，到“文革”前夕，毛泽东还是提出“用赶的办法”去驱逐非主流文化，那就失去了社会主义文化民主的保障机制。可以说，毛泽东背离了他自己的正确思路。
现在看来，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人民价值本位论者，他对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看重与坚持，都是无可厚非的。的确，放弃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只能有一个后果，那就是无产阶级话语权的丧失，导致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消解，使无产阶级成为被资产阶级愚弄的生产工具。但是，当毛泽东把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绝对化和纯粹化时，就会发生文化政策的失误，失去了文化人中的中立力量的理解与认同，最后被妖魔化为文化专制主义。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本节开头已经提到，毛泽东晚年已经意识到自己在文化问题上的错误之所在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方针——“双百”方针被抛弃了。但是，一方面是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本思路束缚了他的自我反省，另一方面是老天也不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时间了，因此，对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探索历史地落到了毛泽东以后的共产党人身上。
［收稿日期］2010－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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