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级斗争论文,为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号召，“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成为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人们反思共和国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笔者认为，这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与实践看成了一个同步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把党开始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看成了党在实际工作中已经“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其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从某些重要观点的提出到成为形态较为完备的体系，在“文化大革命”前即已完成。在这期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对经济建设的干扰不断升级，但并未取代经济建设而居于“纲”的位置。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中国社会才进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一、毛泽东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开始强调阶级斗争，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已经是“纲”。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制定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质言之，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定性和对主要任务的正确规定，是这次大会的最主要的贡献。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在国内阶级斗争问题的看法上还是坚持了八大的观点。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12月4日，在写给黄炎培的信中，也说：“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255页）12月29日，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党总结了斯大林犯严重错误的教训，指出在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力量已经基本上肃清以后，无产阶级专政除了防范国内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外，它的主要锋芒应该转向防御国外敌对势力，同时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逐步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而不应该……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因而妨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的发展”（《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82页）。
1957年，极少数右派分子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攻击，党和毛泽东的注意力开始发生变化。在八届三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都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606页）。于是人们以此为根据，认为这标志着党“又转过去强调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不再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用另外一种对形势的估计代替八大的估计，用另外一条路线代替八大路线”（于光远：《难忘的中共八大》，《炎黄春秋》1998年第2期）。八大路线中断了。
这样，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前述两次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首先，毛泽东与八大路线不一致的新提法是否标志着形成了与八大路线相对立的“另外一条路线”？其次，党在实际工作中是否让阶级斗争居于“纲”的位置而“不再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笔者认为，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非党中央的共识。事实上，当他在会上提出了这个看法后，“当时许多同志感到不理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24页）。讨论中表示“不同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仍然坚持八大的基本观点”（《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25-626页）。经毛泽东几次讲话说明，全会才接受了他关于主要矛盾的“新论断”。但他同时提出：“这次会议之后，一段时间内只提两条道路的斗争，暂时不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29页）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向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并进而认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288页）但是他又说：“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上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地都应当采取整风的方法加以解决。”（《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288页）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提出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新看法时，也顾虑可能由此导致“放松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指示暂时“报纸上不要发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28页），继续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因此，毛泽东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是表明党和毛泽东的注意力开始了向偏离八大路线的方向转变，但并未形成一条与八大路线相对立的“另外一条路线”。从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发展过程来考察，这时党和毛泽东只是提出了这个错误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尚未形成一个完备的理论形态。而且，从这一时期党的全部理论活动看，对阶级斗争问题的思考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也远非党所关注的重点。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看下述几方面的事实。
第一，强调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同时，也指出要“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也强调“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304页）。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说，自1957年起进行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8年7月1日以前，“基本上告一段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45页）。之后，又提出“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的观点（《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46页）。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也强调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向全党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按毛泽东的说法，“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党搞建设的一个路线”（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10-411页）。
第二，在实际工作中坚持把经济建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1957年的经济工作，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是“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的结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5页）。1958年，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至于党在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其主观愿望也是企图以经济建设的超高速发展，赶上和超过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它说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不能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而这一点则是应当作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的。
总之，党在1957年和1958年的工作中，在主要方面仍然坚持了八大的正确方针，在某些方面还有发展。党和毛泽东虽然开始强调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但并未导致工作中心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转变，经济建设继续被置放在全部工作的中心位置上。诚然，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但党内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形成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也是事实。把党和毛泽东开始提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看成是党在实际工作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而夸大为已经形成了取代八大路线的“另外一条路线”，这种缺乏充分事实依据支撑的观点，殊难成立。
二、党中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发展成了一个比较系统、完备的理论形态，但党在实际工作中并未“以阶级斗争为纲”。
自党和毛泽东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新看法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不断发展，形成了形态完备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其要点有：
第一，“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53页）。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过渡时期”，是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党和毛泽东多次明确将中国的过渡时期称之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的历史阶段。八届十中全会则把“过渡时期”延伸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可见，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中，“过渡时期”这个概念被曲解，导致其涵义本身具有了不确定性，它在时空范围上的扩大也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发展。八届十中全会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尔后，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党进一步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447页）这些断语，似乎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是适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情况的“普遍真理”，甚至被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53页）。
第二，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斗争的实质是政权问题。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286页）。这里不但把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看成是仍然存在的一个“阶级”，也把“资产阶级右派”和已经消灭的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是仍然存在的“剥削阶级”，甚至把知识分子也归入“剥削阶级“的范畴。后来，党反复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着“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新旧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中国，“剥削阶级”的势力在量上反而扩大了。毛泽东还提出了“经济剥削的阶级”和“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概念。他认为，消灭前者比较容易，我们已经作到了；后者则不易消灭，也还没有消灭（转引自朱阳等主编：《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169页）。相应地，我国社会的阶级斗争还远没有结束。一方面，还存在与“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思想的领域内，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314页）。斗争的实质仍然是政权问题。“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53页）。党和毛泽东反复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第387页），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第三，“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54页）。阶级敌人千方百计从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使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党中央指出，除了社会上各种反动势力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活动外，还有一种危险性更大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62页）“铁托修正主义集团”使南斯拉夫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使苏联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就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页）、“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31、447页）。毛泽东指出，在我国，阶级敌人以“和平演变”方式从事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是异常猖獗的，他们拉拢腐蚀干部，使这些干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第21页）。因此，一定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第四，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党中央指出，阶级敌人进行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主要是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因此，“反对和平演变斗争，就成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个重要形式”（《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504页）。党中央告诫全党，面对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必须“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第21页）。
由上可见，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并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和系统的理论形态。同时，毛泽东对自己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愈来愈自以为是，党中央也逐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采取了使阶级斗争升级的措施。广大党员群众在接受阶级斗争理论的宣传中，也逐渐认同了其真理性。这样，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也愈益严重，并对经济建设形成了日见增强的冲击波。但是，在这一时期党的全部工作中，仍然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党和毛泽东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克服实际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大跃进”。庐山会议后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但日见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党和毛泽东不敢旁骛。1960年毛泽东作的《十年总结》，也没有阶级斗争的内容。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党中央全部工作的重点。在1962年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不久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形势、阶级、阶级斗争等问题发表的多次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新观点。但在关于会议精神的传达问题上，党中央和毛泽东也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17级以上干部，“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毛泽东还指出，不要因为阶级斗争而妨碍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56-657页）。1963年，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在后来提出的搞好运动的六条标准中，大都是关于经济建设的内容，并明确把“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作为重要的标准之一（《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第22页）。“二十三条”也强调“在运动中，自始至终要抓生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第23页）。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强调坚持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发展经济，并提出了分两步走，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思想。总之，“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一九六○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07页），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摆脱了困境，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党和毛泽东也以巨大的精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04-805页）。尽管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但“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07页）。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这样的事实：党中央和毛泽东思想的天平已向阶级斗争严重地倾斜了，比较系统、完备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已为发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三、“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社会进入全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灾难年代。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与前几年开展的对一些文艺作品的批判不同，姚文元将剧中的若干情节与“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认为《海瑞罢官》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第618页），是“一株毒草”。文章发表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同时发表了大量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不断升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随之开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这两次会议的召开和会议所通过的两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也标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灾难年代。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基本方面还是此前就已形成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但也有明显的发展，且表述更明确。
第一，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遍布党、政、军、文各界，并且掌握了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
第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
第三，与过去进行的各种斗争相比，只有“文化大革命”这种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了广大群众来揭发黑暗面并向走资派夺权的斗争形式，才能解决问题。
第四，“文化大革命”实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08-809页）。
上述论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随着“革命”的发展，这个错误的理论继续得到了展开和发展。这个理论是此前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发展的逻辑结果，在理论形态上显得更完备，内容上也更“丰富”，被认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不断升级，而且新招迭出，甚至突破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局限”，达到了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地步。本来，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等文件中，对“文化大革命”曾规定了一系列政策。但是，当这场“革命”的高潮兴起后，毛泽东事实上就处于对“革命”的失控状态。毛泽东要求“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实际上是“文斗”不讲理，“武斗”风盛行；毛泽东要求各地造反派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际是“唯我独革”，“唯我独尊”，“派性”不绝，派仗连年；毛泽东要求“抓革命，促生产”，实际是只抓“革命”，破坏生产，并反诬搞生产是“唯生产力论”；毛泽东本想通过“文化大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但“文化大革命”反使国家机器严重毁损，社会主义建设严重受挫，共和国的躯体上也生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两个巨型毒瘤。无数事实本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11页），但强烈的自以为是心理使毛泽东认为这样的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可见，“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14页），与全面建设时期“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相比，无论从哪方面看，阶级斗争已经真正达到了支配全局的“纲”的位置。也就是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全部工作的中心。
关于阶级斗争何时为“纲”的问题，是党史、国史研究中一个比较复杂但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关系到能否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笔者就此阐述了上述看法，总的来说，就是：1957年至1960年，党在思想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是以经济建设为纲；1961年至1965年是以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为纲。在近10年的实际工作中，阶级斗争都是“目”。“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社会才进入了全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动乱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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