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驱动下的经济增长及增长中的价格水平波动——基于投资与消费本质属性分析框架的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框架论文,属性论文,本质论文,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12)01-0018-11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多个国家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是驱动经济大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需求动力。1952年以来，需求有效驱动下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分阶段考察可以发现，195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逐渐提升：1952-1969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5.03%，1970-1992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1.67%，1993-2009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2.45%。但2001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高投资率、高净出口率和低消费率”的失衡需求结构、产能过剩及物价波动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2008年以来，西方金融危机使中国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恶化，净出口需求减少使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增长需求动力转换的必然选择，而扩大内需的两条基本途径是扩大消费需求和扩大投资需求。但必须注意的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仅呈现出不同的属性或特点，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时机及有效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此外，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且具有多面性，如果只关注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其中一个方面而弃其他于不顾，则会造成宏观调控的决策失误。
价格水平波动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经济问题，而通货膨胀是一种常态。在研究通货膨胀的经典文献中，对通货膨胀产生原因的解释有三种代表性观点[1]：一是从总需求角度进行的分析，认为总需求过度增长和总供给相对不足会产生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总需求不足会产生通货紧缩；二是从总供给角度进行的分析，认为生产过程中成本(主要包括工资成本、原材料成本等)上升是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如舒尔兹(Schulte，1959)、鲍莫尔(Baumol，1967)和希克斯(Hicks，1974)等尝试从经济结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生产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劳动市场的结构特征及各生产部门间收入水平的赶超速度等因素，认为经济结构特点变化是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但也有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如弗里德曼(Friedman，1968)[2]。
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中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了充分研究，形成的研究观点主要有六种：第一种是货币数量论，认为通货膨胀的本质是货币发行过多导致流动性过剩，如杨丽萍(2008)[3]、杨继生(2009)[4]、周其仁(2010)[5]等；第二种是需求拉动论，基本观点认为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的，而货币发行过多只是导致需求拉动的一种因素，如张军(2007)[6]、余永定(2008)[7]、张延(2010)[8]等；第三种是成本推动论，核心观点是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供给短缺以及相应的各种成本急剧上涨导致通货膨胀，如李稻葵(2008)[9]等；第四种是结构性通货膨胀论，认为中国2006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具有典型的结构性特征，本质是相对价格的上涨，如姚景元(2008)、王敏(2008)、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2007，2008)等[10]；第五种是输入性通货膨胀论，认为全球大宗物品价格上涨和汇率传递效应是影响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如李扬(2008)[11]、施建淮等(2008)[12]、杨子晖和温雪莲(2010)[13]等；第六种是综合论，其核心观点是通货膨胀是由流动性过剩、需求拉动、成本推进、国际传导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如高铁梅等(2008)[14]、范志勇(2008)[15]、陈彦斌(2008)[16]、傅强、朱映凤和袁晨(2011)[17]等。
综上所述可见，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是复杂多变的，在诸多影响因素中，总会有一种因素起到主导作用，诸多研究通货膨胀的文献也正是基于起主导作用影响因素的不同而对通货膨胀进行相应分类。对通货膨胀起主导作用的影响因素会因经济发展环境变化而不断变化，而这可能也正是关于通货膨胀成因的各种解释之间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此外，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通货膨胀，经常观察到的现象是，不同成因的通货膨胀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如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通货膨胀多属于需求拉动型，而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多发生在经济发展的中后期阶段，而结构性价格水平上升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常出现。这种现象说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货膨胀产生及成因可能存在一种规律性变化特征，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可能都不足以充分说明一些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中通货膨胀的产生及演化趋势。
无论何种类型的通货膨胀，虽然表面上均表现为物价水平普遍而持续的上涨，是一种货币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从产生根源来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价格水平波动源于经济非均衡，即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失衡①，而供给与需求之间关系失衡的深层次原因是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失衡。消费与投资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内部需求动力，但二者在本质属性上的差异经常导致其关系失衡。当投资与消费关系均衡时，生产条件和市场条件趋于一致，供给和需求保持大体一致，价格水平会基本稳定；当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时，生产条件和市场条件发生分离，供给与需求之间出现缺口，从而引发价格水平异常波动[18]。消费与投资关系的失衡一方面源于经济系统内部自动演化机制，即基于消费与投资本质属性差异的自动演化，另一方面源于经济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冲击。经济政策等外部因素必须遵循经济系统自动演化机制的一般规律而对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失衡作适时调整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当经济政策等外部因素与经济系统自动演化机制不适应时，消费与投资关系的失衡会在自动演化失衡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造成价格水平剧烈波动，进而损坏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及增长的稳定性。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结构性通货膨胀等各种成因的通货膨胀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以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本质属性为基础，拟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视角剖析经济均衡增长路径及经济非均衡增长过程中价格水平波动的一般规律，并进而探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货膨胀产生的一般机理及演化趋势。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特征及经济增长过程中价格水平波动的成因及演化趋势，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政策建议。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本文理论分析部分，从需求动力角度分析经济均衡增长路径及增长中价格水平波动的一般规律；第三部分是需求驱动下经济增长的特征分析；第四部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价格水平波动的成因及演化趋势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需求动力视角下经济均衡增长路径及价格水平波动的一般规律
(一)静态分析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均衡状态，总供给与总需求保持平衡，而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部分。即有式(1)成立：
由式(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需求动力。但从市场本质属性上来看，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差异较大：消费需求是一种原始需求和最终需求，来源于人类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投资需求是生产性需求，是经济运行一定阶段上产生的一种中间需求，包括消费资料投资需求和生产资料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具有双重性质，在投入时通常以货币的形式形成投资需求，而在形成生产能力后则可提供供给。③根据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市场属性，两者之间的联系具体表现在：消费需求是投资需求的导向和基础，消费需求首先引发消费资料的投资、生产和供给，消费资料供给增加则进一步引发生产资料的投资、生产和供给，生产资料供给增加必然又带动投资的增长；投资需求在形成生产能力后会促进消费需求的实现及提高；相比较而言，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消费需求相对稳定④，而投资需求波动较大。
由此可得结论1：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需求动力，但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最初需求动力，投资需求受消费需求导向。
由此可得结论2：无论其起点如何，经济总会收敛于均衡增长路径。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路径时，存在一个特定的消费投资比稳态增长比率
，实际产出是最优产出，实际产出增长率将按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增长率同步增长，市场上供给与需求保持均衡，价格水平基本稳定。
均衡增长路径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消费与投资的性质差异会使消费与投资非同步增长，导致经济增长偏离均衡增长路径成为一种常态，表现为消费投资比(k)会围绕稳态增长比率上下波动；当消费投资比长时间偏离稳态增长比率时，表明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相对较差，价格水平波动相应较大。随着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偏离均衡增长路径及价格水平相应波动的变化趋势一般表现为：
1.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受消费需求导向的投资需求在形成生产能力时多具有滞后性，在投资初期，受消费导向的投资需求往往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和存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增加均会使总需求增加，但投资需求形成的产品供给能力往往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和生产性需求的需要，投资需求的增长滞后于消费需求成为一种常态，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经济的非均衡状态一般表现为k＜。这种非均衡状态的市场表现为商品的供不应求进而物价上涨，产生消费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2.在经济发展的中后期阶段，由于“投资需求惯性”的存在，当投资需求一旦形成产出后，又会不断产生大量产品供给而超过消费需求和生产性需求的需要，消费需求的增长滞后于投资需求成为一种常态，导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经济的非均衡状态一般表现为k＜。这种非均衡状态在市场一方面会反映为产能过剩、产品滞销和积压，另一方面又反映为投资需求形成产出后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对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导致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价格上涨进而出现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由于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价格上涨源于投资需求扩张，因而，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也可以称之为投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二)动态演化分析
为了简化分析，本文把居民消费的主要产品分为三大类：食品、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业消费品⑤，相应地，整个经济社会划分为部门1、部门2和部门3共三个部门：其中部门1为农业部门，生产食品；部门2为工业部门，生产工业消费品；部门3为服务业部门，生产服务业消费品。假定每个部门均存在内在的稳定均衡增长机制，即部门1、部门2和部门3均存在一个特定的消费投资比的稳态增长比率，则每个部门的产出可以表示为：
在经济生活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消费者总是偏好消费更多的高级消费品，在食品的消费需求趋向饱和后，消费者将会把收入更多地用于工业消费品，在工业消费品的消费需求趋向饱和后，消费者将会把收入更多地用于服务业消费品。消费结构的提升会促使投资相应地从部门1向部门2和部门3转移，进而引起投资结构及产业结构升级，这种变化过程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食品主导型消费结构向工业消费品主导型消费结构提升。假设在食品主导型消费结构的阶段，消费投资比的稳态增长比率为
。当消费结构从食品主导型向工业消费品主导型提升时，由于工业消费品的生产过程对资本投入的需求相对较高，在这一阶段，消费投资比会不断下降直至居民消费对工业消费品的消费需求达到饱和，进而达到新的均衡增长状态，消费投资比的稳态增长比率变为
，相应地＜。在这一阶段，随着消费结构提升，投资也相应地由农业部门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相对于消费需求而言，由于投资需求具有“投资滞后性”，在这一阶段的早期，居民对工业消费品的消费需求增加不能即时得到满足，可能会出现工业消费品的供不应求而使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在后期阶段，由于投资需求的“投资惯性”，工业消费品的产量不断提升会产生产能过剩而使工业消费品供大于求，工业消费品的价格会相应下降。相应地，在这一阶段，由于投资向工业部门转移而使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生产投入相对不足，食品和服务业消费品可能会出现供不应求而价格上涨的现象。
第二阶段：工业消费品主导型消费结构向服务业消费品主导型消费结构提升。相对于工业消费品的生产而言，服务业消费品如教育、旅游等产品的生产过程对资本投入的需求相对较低，在这一阶段，消费投资比会不断上升从而达到新的均衡增长状态，消费投资比的稳态增长比率变为
，相应地＜。在这一阶段，随着消费结构提升，投资也相应地由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不断向服务业部门转移，在这一阶段的早期，居民对服务业消费品的消费需求增加不能即时得到满足，可能会出现服务业消费品的供不应求而使服务业消费品价格上涨。在后期阶段，由于投资需求的“投资惯性”，服务业消费品的产量不断提升会产生产能过剩而使服务业消费品供大于求，服务业消费品的价格会相应下降。相应地，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生产投入相对不足，食品和工业消费品会供不应求而价格上涨。
由此可得结论3、结论4和结论5。
结论3：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消费总量提升和结构升级相应地促进投资总量提升和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又会促进消费结构相应升级，进而促使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消费需求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动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由强变弱再变强，而受消费导向的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会由弱而不断增强再变弱。
结论4：不同层次的消费结构(或消费水平)下存在不同的均衡状态，消费结构升级导致经济增长均衡状态发生相应变化。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会相应地由食品主导型向工业消费品主导型再向服务业消费品主导型升级，相比较而言，工业消费品比食品和服务业产品有更高的投资需求，因而在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均衡状态会相应改变，消费投资比的稳态增长比率k*会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
结论5：相对于消费需求而言，投资需求具有“投资滞后性”和“投资惯性”的性质，在消费结构每一次升级过程中，早期阶段通常会存在低等级消费品产能过剩和高等级消费品供应不足现象，晚期阶段又会出现高等级消费品的产能过剩和更高等级消费品的供应不足。因而，在不同的均衡阶段，价格水平除了会按照上述静态分析过程中价格水平波动的一般规律进行波动外，在消费结构动态演化升级过程中，供应不足的消费品价格会上升，产能过剩的消费品价格会下降，因而结构性价格水平上升将会是一种常态。
综合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的结果可见，相对于消费需求而言，投资需求的“投资滞后性”和“投资惯性”的存在使投资与消费非同步增长成为一种常态，导致经济失衡和价格水平规律性波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价格水平上升多为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发展中后期阶段的价格水平上升多为成本推动，而结构性价格水平上升会随着消费结构升级成为一种常态。但值得注意的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价格水平波动不仅受一国内部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的影响，也会相应受其他国家价格水平波动的影响。
三、需求驱动下经济增长的特征分析
图1描绘了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特征，表1呈现了中国1978-2009年间分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及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增长率。根据图1中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和表1中国内生产总值分阶段年均增长率可见，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增长稳定性也持续增强，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良好。但深入分析发现，总体上来说，内部需求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93%。但从变化趋势来看，内部需求中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中不断提升，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改革开放初期的30%上升至近年来的50%左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改革开放初期的80%下降至近年来的40%左右。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需求驱动特征符合经济增长速度的“驼峰形”特征的前半部分：由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过渡。
需求动力视角下经济均衡增长路径的理论分析表明：在均衡增长状态下，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应同步增长。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非同步增长会造成经济的非均衡，而消费投资比相应地围绕消费投资比稳态增长比率上下波动。
图1 1978-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及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1中各需求年均增长率的差异来看，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增长特征较明显，而这种非均衡增长主要是因为居民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增长率差异所引起的。具体而言，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非均衡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及成因主要表现为：
1978-1992年，“投资滞后性”导致供给不足，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5.7%、23.6%和0.7%。经济非均衡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消费需求增长较快，而“投资滞后性”的存在使投资需求增长相对较慢，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市场上的消费品供不应求。这说明，在1990年以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均快速增长进而带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投资滞后性”的存在使投资需求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需要，市场上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消费品短缺，而净出口需求为负说明净出口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对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的生产不足已形成一种有益补充。分阶段考察投资需求与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率可以发现，1978-1984年和1985-1990年，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投资需求，显示两个阶段的供给均不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需要。
1993-2000年，供求关系转化阶段，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5.1%、27.3%和5.4%。经济增长率虽然有一定程度下降，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最高也达到14%，最低也达到7.6%。在这一阶段，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不像前一阶段那样突出了，且供给不足已发生改变并向供给过剩转化。分阶段考察发现，1991-1994年，投资需求超常增长，年均增长率32.9%，在投资需求驱动下消费需求也超常增长。1995-2000年，受国家紧缩性货币政策和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均相对较慢，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虽快于投资需求，但多年以来的资本积累已形成越来越多的生产能力，1996年底中国经济的“软着陆”标志着供求关系已发生根本性改变。
2001-2009年，“投资惯性”导致产能过剩逐渐凸显，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7.8%、34.4%和7.9%，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明显下降，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明显提升。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波动较小且经济增长率不断提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最高达到11.6%，最低达到8.3%。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均快速增长，但相比较而言，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相对滞后，长期高投资率下导致的强“投资惯性”形成的生产能力使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净出口需求在2001年以后的快速上升趋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缓解了产能过剩，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使经济增长没有严重偏离均衡增长路径，但2008年西方的金融危机导致净出口需求锐减使产能过剩的问题凸显，进而导致商品积压和工业产品的库存大幅增加。
四、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价格水平波动及成因分析
诸多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价格水平温和上涨是一种常态，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可以承受的价格波动区间在3%以下，而在发展中国家则能够承受更高的价格上涨。图3分别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年=100)来衡量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价格水平波动情况。分别运用两种指数的目的在于：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观察和分析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费支出的影响程度，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观察工业企业生产投入的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5)以多个国家通货膨胀目标区间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经验为基础，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区间为1%～5%[21]。参考其研究结论，本文以价格水平波动超过5%作为产生通货膨胀的下限，以价格水平下降作为通货紧缩的上限。图2显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价格水平异常波动主要出现四次：
图2 1978-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价格水平波动
注：2011年数据为2011年第一季度数据。
资料来源：1978-2009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1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11年各期)。
第一次是1985-1989年的通货膨胀，出现在1978-1992年供给不足的阶段。典型特征是居民抢购生活必需品和城镇居民抢购耐用消费品引起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1980年达到107.5，在1985-1989年分别达到了109.3、106.5、107.3、118.8和118。1978年以来，在改革开放前长期受到压抑的消费需求剧烈爆发，1979-198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达到15.3%。深入分析发现，1978-1984年的消费增长主要表现为生活必需品数量的扩张，1984年以后，城镇居民进入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普及阶段，农村居民对工业消费品的需求也在提升，但由于“投资滞后性”的存在致使生产能力相对不足，耐用消费品供不应求，1988年，城市居民抢购耐用电器导致了整个消费品市场的价格波动，形成了1985-1989年一次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因而，此次通货膨胀属于消费需求拉动型，源于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由食品主导型向工业消费品主导型转变中的工业消费品供给不足，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供给不足。
第二次是1992-1995年的通货膨胀，出现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供求关系转变阶段。典型特征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1993、1994和1995年分别达到114.7、124.1和117.1。1991年以来，投资需求急剧扩张导致信贷投放相应过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在1991-1994年年均增长率超过30%。1991-1993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的波动幅度均大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说明投资需求急剧扩张引发了生产资料价格快速上涨。此外，由于中国经济尚处于短缺状态下，消费需求受投资需求决定，投资需求急剧扩张也使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使居民消费价格水平迅速上升进而出现通货膨胀。因而，1992-1995年的通货膨胀属于成本推进型，源于投资需求超常增长带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及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第三次是1998-2000年的通货紧缩，出现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供求关系转变阶段。典型特征是1993年后国家采取紧缩性消费调控政策控制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由1994年高峰值124.1成功地下降为1997年的102.8，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净出口需求迅速减少，进而在1998、1999年出现了通货紧缩。因而，1998-2000年的通货紧缩源于宏观政策和外部冲击的影响。
第四次是当前的通货膨胀预期，出现在中国经济增长2001-2011年工业产品供给过剩阶段。2001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外，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均温和上升，且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的上涨幅度始终大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幅度，2008年的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达到了108.9和105.9，受西方经济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和2010年价格水平虽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但2011年的第一季度，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又分别达到了106.5和105，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已面临较强的通货膨胀预期。
2001年以来，经历多年的资本积累，中国经济增长具备了经济增长“起飞”的资本条件，也相应迈入投资需求启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佳时机，投资需求快速上升使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5.1%，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快速增长，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较好的双拉动作用。虽然2004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向工业消费品主导型升级，但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滞后，因而，从总体上来看，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赶不上长期高投资率导致强“投资惯性”形成的生产能力，国内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消费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导致的产品库存大幅度上升的情况。商务部2006年对全年600种主要消费品的统计分析表明，在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为430种，占71.7%，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为170种，占28.3%，而在供过于求的商品中，以家庭耐用消费品的积压现象最为严重。以家用电冰箱为例，2001-2010年的年未库存分别比年初增加：-13.7%、11.9%、-12.2%、-6.6%、25.6%、25.7%、34.5%、-2.0%、26.1%、32.5%，即如果假定在2001年年初家用电冰箱的库存量为100单位，到2010年底的库存量已达到约275单位，库存增长了近3倍，产品积压现象严重。在这一阶段，在国家出口导向政策的宏观调控下，净出口需求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化解，而价格水平也相应温和上升。
但值得关注的是，2001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外，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的上涨幅度始终大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幅度，显示近年来全球以原油、贵金属为代表的资源类大宗物品价格上涨对国内价格水平波动存在较大的冲击效应和传导效应，而国内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加剧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使国内资源价格上涨。此外，2010年以来，食品价格水平、居住类价格水平和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价格水平上涨更使经济增长面临较强的通货膨胀预期(见表2)，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压力较大。由此可见，近年来的通货膨胀预期一方面源于国际资源价格上涨的国际传导，另一方面源于“投资惯性”驱动下的工业品产能过剩导致的原材料价格水平上升及食品和服务业消费品供给不足导致的价格水平上升。傅强等(2011)实证分析表明，近期影响通货膨胀的流动性过剩、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和国外通货膨胀传导等诸因素中，国外通货膨胀传导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形成影响最小。[17]因而，如果抛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国际传递，2001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价格水平波动基本上还是良性的，属于结构性价格水平上升且具有成本推动型特征，主要表现为：受投资需求扩张影响的原材料价格水平明显上涨；受消费结构升级影响的食品价格水平及一些服务业消费品价格水平上涨，但工业消费品价格的相对持续下降对价格水平上升起到了一定抑制作用。
通过分析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价格水平异常波动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国1978年以来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三次通货膨胀及变化趋势与理论模型分析中价格水平随着消费结构升级演化的波动趋势基本吻合：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居民消费结构处于食品主导型阶段向工业消费品主导型转变的初期阶段，1985-1989年和1992-1995年的通货膨胀分别属于消费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即投资需求拉动型)；而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工业消费品主导型后期阶段且正向服务业消费品主导型消费结构转变，价格水平上升呈现出典型的结构性特征且兼有成本推动特征。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表明，需求驱动下的经济增长及增长过程中的价格水平波动存在较强的规律性变化特征：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最初需求动力，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由强变弱再变强，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由弱变强再变弱；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价格水平上升多为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发展中后期阶段的价格水平上升多为成本推动(即投资需求拉动)，而消费结构不断演化升级导致结构性价格水平上升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常态；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及增长中的价格水平波动与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存在一致性，增长中的价格水平波动多是基于经济系统的自动演化机制，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基本良好。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高投资率导致的强“投资惯性”致使当前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及结构性通货膨胀预期并存，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形成较大威胁。
现实条件下，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由工业消费品主导型向服务业消费品主导型升级，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由食品主导型向工业消费品主导型升级，政府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重点应是充分利用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价格水平波动的一般机理及演化趋势，重点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以遏制结构性价格水平上升，通过扩大内需来化解产能过剩及通货膨胀预期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威胁，以达到控制通货膨胀和稳定增长的目标。
(一)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但进一步的投资扩大应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
简单地说，内需扩大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持续扩大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但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一定要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在中国城镇化正处于提速阶段和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向服务业消费品主导型升级之际，适应消费结构变化趋势的投资结构升级是化解当前产能过剩进而减轻资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的关键。处于服务业消费品主导型消费结构阶段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保持一定程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必须注意的是，投资扩大的前提是要以消费导向为基础，投资政策导向的重点应从促进投资规模扩张转化为优化投资结构，应特别加大服务业的投资力度，以促进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的相对快速发展。由于服务业对投资的要求相对较低，加大服务业投资一方面可以避免在中国消费结构由工业消费品主导型向服务业消费品主导型转变初期阶段服务业消费品供给不足而导致的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可以相应减少对原材料的需求以遏制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进而稳定价格水平。
(二)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是大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推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尽快实现由食品主导型向工业消费品主导型转变
中国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向已有多年，但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一直不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率由1978年的60%下降到2007年的不足30%。实证分析也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相对滞后和消费水平相对不足是造成中国当前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的重要因素之一。消费理论指出，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对滞后、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农村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使农村居民的消费相对谨慎。一般说来，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部分。现实条件下，应充分注重改善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的性质和收入结构，通过收入水平提高而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尽快实现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由食品主导型向工业消费品主导型转变：(1)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加大农业生产投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特色农业，提升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水平；(2)大力推进城镇化和乡镇企业的改革与调整，提倡农村居民“当地就业”，减轻农村居民的非农化就业成本，提高工资性收入水平；(3)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农村民间金融，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和补偿机制，完善土地承包权市场交易制度以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水平；(4)适当扩大政府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支付。此外，政府的经济政策还应尽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以稳定农村居民的消费预期。
(三)加大农业生产投入，稳定粮食价格
前述分析表明，中国当前通货膨胀预期具有典型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特征，2001年以来，资源价格上涨、居民消费中的食品价格和居住类价格上涨带动了中国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2010年以来，食品价格上涨是带动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明显上涨的重要因素。虽然近年来的食品价格上涨一方面源于游资短期炒作的结果，如大蒜、绿豆等农产品价格波动，但食品价格上涨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对于农业生产的忽视而导致的粮食供给缺口，如近几年来各地先后出现的开发热、房地产热导致大量土地被占用而使农作物播种面积下降和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农业生产投入不足等。因而，应进一步加大农村生产投入，加强农村供水、供电、交通道路等基础建设，切实落实对农村居民种粮的各项优惠措施，努力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把粮价稳定在合理水平。
注释：
①此处供给与需求之间关系的失衡指的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失衡或者是部门供给与部门需求之间的关系失衡或者是产品供给与产品需求之间关系的失衡或者几者兼而有之。
②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需求，占主导地位的是居民消费需求，本文重点分析居民消费需求。
③本文把投资需求形成生产能力后可提供供给的现象称之为“投资惯性”。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需求“投资惯性”的强弱与投资率密切相关，投资率越高投资惯性越强，相应地会可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
④消费需求相对稳定是指，消费需求会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加，但由于消费需求来源于人类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个上升或下降的极限，不可能大幅度上升或大幅度下降。
⑤与中国对居民消费类支出八大类的统计方法相对应，食品指的是食品类，工业消费品包括住房、水、电、天然气和其他燃料、家具、家用设备及住房日常维护支出等几大类，服务业消费品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休闲与文化、教育及饭店和旅馆类等几大类。相比较而言，食品与生活必需品相对应，而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业消费品代表更高级别的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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