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分配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库兹涅茨(1955)倒U形假说提出以来，国外学者对这一假说进行了大量的统计检验。多国截面数据检验支持这一假说(Adelman等，1973；Paukert，1973；Ahluwalia，1976)。时间序列数据检验的分歧较大，Lindert等(1985)利用欧洲国家和美国的长期数据，研究跨时不平等变化问题，结论支持倒U形假说；Fields(1984)对亚洲4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则对倒U形假说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Deininger等(1998)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对倒U形假说进行检验，其结果是经验数据不支持倒U形假说。中国学者对倒U形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也出现明显的学术分歧。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争论难以形成基本学术共识？
我们认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收入分配格局演变问题的研究大多把注意力放到了对倒U形假说的经验检验上，这一研究领域重经验实证、轻理论实证的现象十分突出。库兹涅茨虽然提出了倒U形假说，却没能对这一假说提供充分的理论说明。无论是支持还是否定这一假说的学者也都没有做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郭熙保，2002)。无论是经验实证还是理论实证，学术界对收入分配动态演变问题多是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结构转型因素被长期漠视。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外学者主要是对倒U形假说进行实证检验，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重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互动关系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之前，罗宾逊(Robinson，1976)是唯一一个从二元经济内部的收入不均等来检验倒U形假说的学者，且这种检验并非经验验证，而是数理分析①。
国内绝大多数学者都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入手研究收入分配的演变问题，极少研究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差距演变的问题。陈宗胜、武洁(1990)在最初的模型中采用收入差别因素分解的方法，考察了二元经济发展中各种因素对收入分配差别的影响，1994年又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数理方法验证了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存在倒U形轨迹，然后引入体制改革因素，论证了中国公有制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可能呈阶梯形倒U曲线。袁志刚、朱国林(2001)从技术创新对二元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收入分配对二元经济转型的重要影响两个方面，揭示了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存在着倒U形演变。曾国平、王韧(2006)基于城乡转换和经济开放的双重约束，根据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路径，构建了一个四部门的双二元递推理论模型，并结合经验数据论证了城乡差距决定了中国收入差距总体上的倒U形趋势。由于大多数学者忽视了结构转型与收入分配互动演进问题，不仅使不同理论模型的研究结论相互矛盾，也导致在数据选取上忽视结构转型的因素，从而使经验实证结论缺乏可比性。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二元经济转型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收入分配差距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扩大，到2008年基尼系数达到最大值，在之后几年逐步回落。上述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究竟是契合了倒U形假说，还是只是短期现象？显然由于现有收入分配理论忽略了结构转型的因素，不可能对上述问题给出现成的答案。本文试图以二元经济转型为研究框架，剖析收入分配格局演变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演变进行实证检验。
二、收入分配演变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
现代经济学中最早研究收入分配演变趋势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55)。他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之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也就是一个国家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历史过程。因此，倒U形曲线也就是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的演变轨迹。
从生产力角度看，收入分配倒U形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二元经济转型初期，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工资只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且长期不变，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和资本积累规模的扩大，工人与资本家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从而形成倒U形曲线的前半段轨迹。当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后，二元经济转型就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②。由于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一方面会通过农业产出的减少，带动农产品价格上升；另一方面又会通过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动生存工资水平上涨。工资水平上涨的压力会促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单位产品的用工成本，从而使资方有可能在利润率不变或有所提高的条件下，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在这一阶段，只要工资水平上涨幅度等于或超过利润率上涨幅度，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不再继续扩大甚至有所缩小③。当边际生产率小于制度工资的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后，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已高于生存水平，工业和农业两部门的工资水平不再受制于生存工资，而转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由于进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资本与劳动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发生了有利于劳动者的变化，资本边际产出相对减少，劳动边际产出相对增加，从而导致劳动要素所有者与资本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趋于缩小，从而形成倒U形曲线的后半段轨迹。这一阶段为了降低用工成本上涨的压力，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生产函数中技术进步的作用都会进一步加强④。
从生产关系角度看，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倒U形演变取决于劳资双方博弈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政府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调整。现实经济生活中，劳资关系表现为契约关系，劳动报酬是劳资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讨价还价的能力取决于由劳动力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劳资双方博弈力量对比。二元经济转型初期，劳动力供给远大于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使工人在劳动报酬博弈中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农业最低生存工资，使劳动者不可能在闲暇与就业之间进行选择；同时，这一生存工资水平也意味着劳动力迁移的机会成本很低。在就业及生存压力下，工人的工资也只能维持在生存工资水平。这一阶段劳资双方博弈的结果是资本家获得全部经济发展成果，劳动者只能通过生存工资维持劳动力再生产。
当二元经济转型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与务农收入的提高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强工人与资本家讨价还价的能力。但是，由于农业部门还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低于生存工资水平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压力仍然较为严重。上述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工农两大部门的工资水平都会有所提高，但提高的幅度不大。因此，当二元经济转型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程度得以缓解，但并未出现根本改观。
随着二元经济转型进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边际生产率低于制度工资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进一步增强了工人在劳动报酬博弈中的力量对比。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所带来的劳动报酬的提高，还会进一步加强工人的博弈力量。这是因为高于生存工资水平的劳动报酬使劳动者有可能进行储蓄，由于储蓄的存在，工人就可以在一定期间内在劳动与闲暇间进行选择，并有可能更好地组织起来与资本家抗争。因此，进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后，工人的工资水平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劳资双方的收入分配差距会缩小。
劳资双方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双方的博弈力量对比，还取决于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政府与企业一样也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府的利益诉求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治支持最大化；二是税收收入最大化。要实现政治支持最大化，政府必须考虑不同利益集团博弈力量的对比；要实现税收收入最大化，政府必须促进经济增长以求得社会产出最大化。由于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劳资双方的博弈力量对比不同；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或主要任务不同，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也有所不同。
二元经济转型初期，劳动者在劳资双方博弈力量对比中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的主要约束条件是资本短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资本积累实现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合理配置。因此，二元经济转型初期，各国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都会把促进资本积累作为首要任务。而这种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又会增强资本所有者的博弈力量，从而使二元经济转型初期劳动者只能通过生存工资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却无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当二元经济转型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者的博弈力量有所增强；特别是二元经济转型初期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使经济增长的需求约束日益严重，社会矛盾的长期积累也通过危及社会稳定来影响经济增长。同时，粮食“短缺点”的出现，使农业部门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由于上述原因，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通常会发生有利于劳动者和有利于农业部门的调整。当二元经济转型进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相对短缺，劳动者的博弈力量进一步增强；经济增长的需求约束、资源约束和农业弱质性制约更加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上述两方面的变化会使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发生重大调整，这突出地表现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制度体系基本完善；政府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和对农业部门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强。完成二元经济转型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大多发生过上述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调整。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角度分析，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演变机理有3个方面。
第一，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决定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演变的根本原因，而劳资双方博弈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政府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调整则是基于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动。这是因为，无论是劳动力供求关系还是经济增长约束条件的变化，都是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资源禀赋与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结果。
第二，劳资双方博弈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政府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调整是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演变的直接原因，并对二元经济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生产力角度看，功能收入分配问题实质上是按要素贡献分配产出的问题。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于生存水平的条件下，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由其平均产出决定，高于最低生存工资的经济剩余完全归资本所有者；在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生存水平的条件下，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边际生产率，与此相对应资本所有者也只能根据资本的边际产出获得利润。问题在于上述分析是单纯地用经济运行中的物质技术关系来说明要素收益分配问题，实质上是用总量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关系来研究收益分配问题。由于分配关系本身是外在于物质生产过程的，经济运行中的物质技术关系只能提供不同要素所有者竞争均衡时的客观标准，现实经济生活中不同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分配情况，则直接取决于各方的博弈力量对比和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当然，如果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收入分配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一致，则会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如果背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会对二元经济转型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固定资本比重的上升，对收入分配演变具有重要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总是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又往往伴随着人力资本投资和固定资本比重的增大。无论是人力资本投资还是固定资本比重的增大都会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⑤。
二元经济转型初期产业结构通常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两大特点，一是对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要求不高；二是企业总资本中固定资本的比重较少，流动资本比重较大。前者决定了在二元经济转型初期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不大，生存工资中劳动者教育与培训费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后者则使劳动者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这是因为企业总资本中固定资本比重越小，企业停产对资本所有者造成的损失就越小，在这一条件下，劳动者退出博弈在失去就业机会的同时又难以对资方形成实质性伤害。当二元经济转型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特别是进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后，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本积累规模的扩大会导致利润率下降，从而会逼迫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带动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升级为资本密集型为主。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相比，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提出了较高要求；企业总资产中固定资本的比重较大，流动资本比重较小。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者知识与技能的要求，使二元经济转型后期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大幅度增加。这不仅增加了工资收入中的培训与教育费用，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加大资本对劳动的替代难度，从而有利于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收入⑥。由于总资本中固定资本的比重较大，劳动者退出博弈的停产损失构成了对资方的强有力威胁，从而加强了劳动者的博弈力量，有利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三、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演变的经验实证
(一)农业就业比重与基尼系数的二次曲线拟合
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如上面所述，随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差距会经历一个由扩大到缩小的演变趋势。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影响已在从生产力角度分析收入分配演变机理中得到说明。此外，在二元经济转型初期，由于劳动力转移速度较慢，农村劳动力和人口比重下降的速度慢于农村收入份额下降的速度，表现在收入分配上就是城乡收入差距会趋于扩大；随着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二元经济转型后期，农村人口比重下降的速度会快于农村收入份额下降的速度，城乡收入差距会出现缩小趋势。如果以农业就业比重为解释变量，以基尼系数为被解释变量，对二者进行二次曲线拟合，若能证明二者存在着二次函数关系，就说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演变存在着倒U形趋势。按照这一思路，本文使用1980-2011年的农业就业比重数据分别对这一期间的全国基尼系数、城乡差值基尼系数(见表)进行二次曲线拟合。
1.农业就业比重和全国基尼系数的模型估计
2.农业就业比重和城乡差值基尼系数的模型估计
我们将模型设定为：
以上分析表明，农业就业比重与全国基尼系数、城乡差值基尼系数都存在二次曲线关系，说明收入分配差距随农业劳动力转移而出现由扩大到缩小的演变轨迹。
(二)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与收入分配差距演变
根据我们上述逻辑推演，由于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收入分配差距具有不同的变化轨迹，从而形成了收入分配的倒U形演变。因此，考察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差距演变，必须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阶段进行判断。高铁梅、范晓菲(2011)根据1994-2008年的农业数据估计农业总产出曲线，运用农业总产出曲线模型计算了1994-2008年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农业劳动平均产出，结论是中国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出现在2005年。根据2005年前后民工荒的出现、农民收入与最低工资水平的上涨情况，我们认为这一结论符合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实际。
图2 城乡差值基尼系数和全国基尼系数的变动曲线
从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见表和图2)，中国城乡差值基尼系数从1984年开始波动性上升，2003年达到最高值0.2824，此后开始下降，2012年下降到0.2487；全国总体基尼系数也从1985年开始波动性上升，2008年达到最高值0.4391，此后开始下降，2011年下降到0.4211。基尼系数由扩大到缩小的转折点大致在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前后。
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存在着倒U形演变趋势。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角度分析，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收入分配倒U形演变的根本原因；劳资双方博弈力量对比，以及政府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调整是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演变的直接原因；产业结构升级及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固定资本比重上升对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作用。
对农业就业比重和基尼系数进行二次曲线拟合的结果表明，农业就业比重与全国基尼系数和城乡差值基尼系数都存在着二次函数关系，从而证明了中国收入分配差距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出现了由扩大到缩小的倒U形演变轨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于2005年左右进入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此相适应，城乡差值基尼系数和全国基尼系数也在2005年前后经历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演变过程。尽管由于基尼系数回落的时间较短，还不能通过计量模型验证2005年前后中国就进入了库兹涅茨转折点，但结合文章的理论实证分析和农业就业比重与基尼系数的计量检验结果，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存在着倒U形演变轨迹，而且对应农业就业比重达到基尼系数最大值所发生的时间(全国基尼系数和城乡差值基尼系数的最大值通过农业就业比重所对应的时间均为2008年)也恰好在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之后不久，我们有理由推论，近年来基尼系数下降不是短期现象，而是刘易斯转折区间到来后的长期变动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双重转型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特殊国情，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长期趋势的形成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短期波动，各区域与不同产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演变也会出现不同特点。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倒U形转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收入分配演变虽然最终取决于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但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对收入分配格局演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离不开政府干预，倒U形曲线前半段的形成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因此，重要的不是政府是否干预，而是政府如何干预。只有政府对收入分配活动的干预符合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演变规律，这种干预才能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否则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任何大国经济体，如果在二元经济转型初期就把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重点放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上，由于可分配的资源有限，平均分配的结果只能是由于缺少必要的资本积累，使其长期难以摆脱“低收入陷阱”；同样，当大国经济体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若还依然漠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不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那么就会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和社会矛盾激化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已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虽然从总体上收入分配差距已开始缩小，但基尼系数仍在国际警戒线以上。缩小收入差距，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社会和谐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①王检贵(2000)认为罗宾逊的论文的突出之处有两点：(1)“它是90年代前唯一从两部门内部的收入不均等来检验库兹涅茨假说的论文”(Anand等，1993)；(2)涉及倒U形假说争论的论文主要是经验验证，而此文是数学推导。
②刘易斯转折区间是指从粮食短缺点(也被称为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到商业化点(也被称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间隔时间(张桂文，2012)。
③当资本家的利润率上涨幅度大于生存工资上涨幅度，工人与资本家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还会继续扩大。可见，这一阶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是为缩小工人与资本家的收入差距提供了可能，并不能据此断定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工人与资本家间的收入差距一定会缩小。但考虑到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后工人与资本家博弈力量的对比变化和政府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调整，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二元经济转型的这一阶段，工人与资本家间收入差距不再扩大甚至缩小具有较高的概率。
④实际上二元经济转型中的收入差距演变不仅包括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差距问题，也包括工农两大部门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突出功能收入分配的主题，本文舍去了对两大部门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分析，但这并不影响研究结论。
⑤通常认为固定资本比重的提高会减少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从而增加了工人的就业压力，不利于工资水平的上升。实际上，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及与其相伴随的固定资本比重的增加，不仅存在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还存在由于对新产品需求的增加所引起的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以及由于资本品价格下降所带来的规模效应，从长期来看，后两种效应要大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
⑥由于本文分析的是功能性收入分配问题，没有涉及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化，因此也就没有对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的数量对比关系进行分析。但二元经济转型后期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即使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也会大幅度提升，加之白领阶层人数大幅度增加，蓝领阶层人数大幅度减少，总体上看即使劳动者异质性增加，也不会影响收入差距趋势的变化。发达国家在二元经济转型后期都经历了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只是在完成二元经济转型，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收入差距又出现扩大的趋势。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劳动力异质性进一步增强的结果，但这已超出了倒U形假说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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