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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7)05-0063-06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学者们对亚太安全前景的预测往往要比对欧洲安全前景的预测来得复杂。有人认为多极亚洲的出现将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也有人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将继续保持压倒性的优势，从而使得亚太局势保持稳定。有人指出国际制度和民主制在亚洲的发展尚不成熟，这可能不利于亚太稳定的实现，但也有人强调冷战后的亚太正在经历着不断深化的经济依存关系、不断加强的制度主义合作和不断扩展的西方“民主政体”，因此可能预示一个更加稳定的亚太秩序的到来。一部分学者担心亚太各国对身份观念和利益认同的分歧可能导致各国之间对彼此意图的错误解读，并由此引发未来冲突，另外一部分学者却认为，亚太地区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主张采取务实政治战略、强调经济发展及淡化意识形态分歧的共享观念，这种认同的形成反而预示着亚太地区将出现令人乐观的安全前景。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是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种主流学派，它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观察亚太安全，却得出上述似乎相同实则相异的结论。本文将首先介绍这些对亚太安全前景的不同理论角度的阐释，接着指出这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运用到分析亚太安全前景时分别存在哪些缺陷，最后总结未来亚太安全可能遇到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提出克服那些消极因素的主要途径。
一、三种理论视角下的亚太安全
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种主流学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从各自的基本假设出发，分别提出了关于战争和冲突的观点。由于三种理论对国家行为、冲突根源以及有利于和平与稳定的观点各不相同，它们各自形成了对未来亚太安全前景的不同预测结论。
现实主义总体上认为，国际体系的运作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权力所驱动的，作为主要行为体的国家都认识到自身处于一种无政府秩序下，于是都对权力分配状况的变化非常敏感。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各国尽可能地增强自己的权力或者维持现状均势。在此情况下各国都倾向于怀疑诸如国际法、国际公众舆论和意识形态等非物质因素对于增进自身安全的作用。在关于冲突与合作的问题上，现实主义者普遍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应与体系中不同主角的实际力量相符合，当存在着一个主要大国试图挑战现存秩序时，大国战争就有可能发生。
现实主义者对冷战后的亚太地区将出现何种权力分配态势有着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衍生出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主张，权力分布的均衡状态将有利于和平与稳定，另一种则认为权力集中在一个霸权国家手中反而有助于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前种观点又有“两极稳定”和“多极稳定”两种不同说法，其中“两极稳定论”者推崇两极体制下稳固的结构对于维持对立的两大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竞争规则以及相互接受的势力范围的作用，而“多极稳定论”者则相信多极体系下的各大力量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会使得各国采取更为谨慎的政策，从而确保国际稳定。①可见，从分析权力分布状况出发，现实主义者大体上形成了“两极稳定”、“多极稳定”和“单极稳定”三种不同看法。主张“两极稳定”的人怀念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稳定格局，担心冷战结束后一个多极的亚太国家体系的出现，将导致该地区的动荡，认为“过去发生在欧洲的多极竞争将在亚太地区重新上演”。主张“多极稳定”的人反对由某个大国支配亚太地区，他们相信，随着亚太多种力量的崛起和美国势力的相对削弱，一个趋于多极均衡的亚太格局可能更有助于维持稳定。“单极稳定”者则宁愿相信，美国霸权主导下的亚太有助于“威慑”各种潜在的危险发生，同时担心亚太地区新兴强国的崛起将会挑战美国的霸权，而这种挑战可能导致新崛起的国家同美国发生激烈的竞争，甚至导致发生争夺霸权的战争。
相比之下，自由主义对国际体系的看法要更为乐观得多。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不仅追求安全目标，而且追求诸如经济繁荣和社会福利等多项目标。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有的可能导致冲突，有的也可能导致合作，端看合作的好处是否多于冲突的好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国际体系中冲突的存在并不像现实主义者所说的那么普遍，国际体系的变革能够以一种使战争不再像以往那么容易发生的方式进行。自由主义强调以下三种主要力量对战后国际体现演变的推动作用。一是国际贸易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巨大发展。相互依赖的发展使得各国能够通过合作来获取更大的利益，同时又让冲突的成本变得非常大。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以往需要通过征服或威胁使用武力去实现的财富和安全目标，现在完全可以通过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方式来完成。二是由于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增长而产生的大量的国际规范、规则和机制。它们被认为有助于管理和协调国家之间的合作。三是国内体制的民主化被认为可以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采用西方民主政体的国家之间被认为更倾向于和平地解决彼此的分歧。在论述国际体系演变的问题上，以上三者常常被人独立地看待，但如果综合起来考虑就被认为可以形成令人信服的依据。②
自由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来表达他们对亚太安全的乐观看法。首先，该地区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在追求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核心区域的日本、韩国、中国和台湾地区、东盟国家，以及对该地区有强大经济影响力的美国，这些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在过去几十年里大为增加。地区内相互依赖的增加将有助于建立一种各国都致力于国内经济繁荣的国际经济体系，从而产生重要的安全意义——它不仅会使得军事冲突的代价上升，也会使得军事因素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大为下降。其次，随着相互依赖的增加，亚太国家也参加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制度。例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就加入了不少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到80年代末期，中国已经成为700多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2001年底中国又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除了将参与各种国际制度当作它们的外交政策目标之外，亚太地区的国家也在创立新的涉及多个领域的地区性多边合作机制，例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10+1”和“10+3”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SCO)、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和2005年底刚创立的东亚峰会等。这些国际制度的生成是自由主义者宣称的复合相互依赖在亚太地区得到加深的见证，它们将有助于监督各成员国履行合作义务，避免个别国家出自本国狭隘利益而采取有损国际经济秩序的行为。最后，西方自由主义者盛赞过去几十年间亚太地区出现的民主化潮流，认为像菲律宾、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等地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纷纷出现了从威权政体向“民主自由政体”的巨大转变，而像中国这样的传统上被列为威权政体的国家也逐渐经历着民主化的过程。鉴于自由主义者支持“民主和平”论题，他们相信这些变迁将意味着形成一个和平稳定的“亚太安全地带”。
作为一种批评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相比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而言在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上都存在分歧。建构主义认为人和国家的行为从根本上说是受到对世界本身(包括世界的本质和整个世界运作的方式)的共同理解所塑造。这些共同理解的核心是行为者的身份认同及对自身利益的认知，而独特的身份认同强烈地显示出一整套特定行为者的利益抉择和偏好取向。③建构主义不仅关注行为体(如国家和个人)对客观物质的主观认识，而且重视共同理解的沟通过程和社会化过程。建构主义者认为，随着共同理解的社会化过程在国家之间的发展，历史上给这些国家造成伤害的对外行为可能由于领导人之间主观认识的改变而不再重新出现。例如，19世纪晚期以来促使欧洲政治朝着国际冲突发展的那种客观条件可能不会在21世纪再次出现，部分原因在于欧洲社会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主观意识上都愿意从以往的错误中汲取教训。④
建构主义者强调认同意识层次对亚太安全的影响，认为亚太地区可能导致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是该地区中主要国家在身份和利益认同方面存在差别。亚太地区各国在经济、政治、历史和地理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使得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少认同差别。例如，在朝鲜半岛局势问题上，建构主义者认为真正的挑战来自朝鲜政权对该半岛的统一诉求及由此而衍生的对美日韩的敌视意识。他们认为，最近十年来朝鲜在核计划、导弹开发及其对美日韩的对立政策等方面的表现说明，朝鲜并不理睬现实主义者所注重的在朝鲜半岛地区存在着对美国有利的均势态势，也不认可自由主义者关于朝鲜理应放弃其锁国政策、转而加强对外经济合作的一套论述。在台海地区，建构主义者把可能导致冲突的因素归结为台湾地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发展的试图从中国内地完全分离出去的意识，这种分离意识受到台独化、本土化、民主化和去中国化等多种努力推动，并同中国内地方面决心维护国家统一的意识产生了激烈的交锋，并且认为中国内地方面的这种统一意识又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
二、对三种理论视角下亚太安全分析的评价
上述三种理论流派分别提出了它们对亚太安全前景的不同看法。但是，这些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亚太地区存在的一些特定因素，从而影响到当前西方学者对亚太安全前景的解读。
现实主义者十分重视亚太权力分配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对未来亚太新崛起国家可能挑战现存亚太秩序并造成不稳定的悲观看法。但是，无论是“两极稳定论”、“多极稳定论”，还是“单极稳定论”，都断言权力格局本身同国际冲突与合作的前景存在必然联系，这些观点忽略了新兴强国通过和平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参与方式来实现发展的可能。新兴国家的崛起确实会改变亚太地区权力分布的格局，但这种格局变化并非一定会导致新兴国家决心用武力挑战现存的由美国所主导的亚太秩序。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表明，这个崛起中的大国选择了一条不断主动融入现存国际体系，参与各种国际规则的和平发展道路。其次，冷战结束后，对亚太安全影响较大的亚太地区相关大国的意图和能力可以得到明确定义，并且得到该地区国家的理解，从而可以控制因彼此之间的错误解读而导致的危险。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超强实力和它表达其对亚太地区所谓“安全义务”的努力不减当年，并在该地区形成了普遍认知。⑤日本在最近十年来积极发展其军事实力，并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但战后以来主张和平发展的观点在日本仍然是主流，加上美国在军事和战略层面对日本的牢固控制，可以说日本难于在不久的将来再次走军事冒险的道路。在可能发生冲突的台海地区，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和能力也得到广泛理解，这使得美日等国采取了一种尽力避免由于台湾问题导致跟中国对抗的政策。第三，现实主义特有的分析要素——即均势的运作——实际上仍然可以确保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维持美国主导的亚太国际体系的现状。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实力优势十分明显，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亚太地区的其他主要国家或者同美国维持联盟关系，或者即使同美国的对外政策存在认同差别，也并不积极结成反对美国的联盟。最后，核武器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有助于慑止各国采取军事冒险政策的可能。由于核武器具有巨大杀伤能力，它常常被视为是一种可以慑止大国战争爆发，并促进国际体系稳定的要素。⑥在亚太地区，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核威慑政策仍然有助于慑止该地区发生大国战争。
自由主义者对亚太安全前景抱着更为乐观的看法，但他们的所有乐观看法不能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首先，如果认可西方政治自由主义者“民主和平”论题的逻辑，那么亚太地区将陷入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对立。亚太地区各国政治体制和社会模式差异很大，在西方学者眼里，大国之中只有印度和日本算得上是“民主政体”，俄罗斯处在民主转型期，而中国则不算；许多中小国家介于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缅甸、朝鲜和越南则常常被西方学者贴上了“极权政体”的标签。⑦所谓“非民主国家”在他们看来都应列为民主改造的对象。可见，依此制定的政策只会给亚太地区带来更多的对立和冲突。其次，亚太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受到长期以来政治关系和彼此之间发展战略的影响，中俄之间、俄日之间、日印之间、印中之间的贸易仍然十分有限。亚太地区有相当部分的贸易增长数据来自美国或日本公司的内部采购和销售环节。处于相同发展水平的亚太国家之间也容易互相视为竞争者。最后，在制度化建设方面，亚太地区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在政治和军事层面，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双边联盟自冷战期间一直延续下来，已经越来越被诟病为具有排他性、针对性和威胁性，不利于促进地区融合。在经济合作层面，除了一个松散的亚太经合组织以外，亚太地区并不存在一个能够把该地区所有主要国家容纳在内的一体化区域经济组织。即使是东盟(ASEAN)这个最重要的区域组织，也不过是代表了一种十分松散的经济和政治联合。东盟同中国、日本、韩国等发起了建设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但目前在东亚地区具有最大经济份量的中日韩三国却迟迟未能就建成自由贸易区问题达成一致。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地区的主要国家之间在经济和安全事务问题上还存在相当的歧见。
建构主义者强调亚太主要国家在国家身份和利益认同方面的差别，但事实上其研究取向同样可以为我们展现令人乐观的一面。建构主义不认为需要对国家这样的行为体预先设定国家利益，而是强调一国持有的自我身份认同决定其特定的国家利益，而这种认同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一些人最为担心的“新崛起国家将武力挑战霸权国家”的先验论就会显得苍白无力。这是因为，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目前的身份和利益认同并不表现为要使用武力来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或者至少可以说它的身份和利益认同正处在转型期。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政府的表现更多地显示出中国把自己当作“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国际社会的负责任者”和“中美关系中的建设性合作者”，而不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和颠覆者，这种身份认定反过来影响到中国的利益观念和对外政策行为。其次，作为一种强调经验学习的理论，建构主义的分析取向理应包含亚太地区的国家学习欧洲经验的问题。战后欧洲各国经由机制化建设和一体化努力而避免重蹈战前权力政治争夺的经验可能对东亚社会产生某种示范效应。例如，东盟和中日韩国家之间开展的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就自由贸易区问题启动可行性研究让人们对东亚地区试图复制欧洲经验产生了不少期待。此外，欧洲地区重视机制化合作的途径也在亚太地区得到借鉴。例如，近年来，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等纷纷出现了机制化倾向，可以预期，这将进一步促进该地区的国际合作势头。
三、未来亚太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出路
西方三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分别提供了它们对亚太安全的不同解读，尽管每种理论内部也在有关影响冲突与合作的因素问题上存在着各种分歧。实际上，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的分析，都可能为我们展现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亚太安全前景的版本。像其他社会科学中所有的理论一样，每种理论在特定条件下的分析都可能忽视了一些重要因素的影响。试图完全地依赖这其中的某一种理论来分析现实的亚太世界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应该综合分析可能影响到亚太安全前景的各种因素，把上述几种理论当作是互补的分析工具，通过理清在不同理论模式下亚太地区面临的消极因素，来认识未来亚太安全面临的挑战性问题，并由此提出克服那些消极因素的途径。
从现实主义角度看，亚太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该地区权力格局转换过程中可能发生霸权战争，从而导致一些国家采取遏制性措施来因应新兴大国的崛起，这又促使新兴大国可能采取各种手段反制上述措施，由此形成现实主义语境中独特的“安全两难”。如前文所述，关于东亚的新兴大国将武力挑战现存秩序的担心是多余的。笔者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来说，它所能做的事情主要是通过明确的政策宣示和具体的政策行为来缓解这种担心。相比这种担心本身而言，目前东亚地区出现的具有“安全两难”性质的大国互动是更为棘手的难题。为了维护其霸权优势，并遏制新兴大国的挑战，美国采取了加强其冷战时期在东亚建立的一系列双边同盟、维持其强大的前沿军力部署和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等做法。目前，这样的做法存在着亚太地区过于形成美国霸权优势的危险。从现实主义本身的逻辑来看，应对这种危险，笔者认为主要应该依靠维持该地区大国之间的基本均势格局。亚太均势的维持还是存在许多有利因素的，一是包括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内的美国所重点防范的大国目前都处于实力上升的过程；二是在保持同美国不同程度战略联系的同时，中俄印三大陆强之间的战略协调在不断发展，地理和资源方面的优势也赋予它们较丰富的行动自由和政策选择余地；三是美俄中印等大国拥有的核武器及它们之间的核威慑关系仍然有助于维系大国关系的基本稳定；四是美国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盟国之间在战略目标、威胁认定、协同行动等方面并非没有矛盾，这也将对美国形成牵制。上述几种趋势如果能够得到加强，将进一步塑造亚太的均势局面。
关于自由主义的分析，笔者认为，政治自由主义者将民主与和平挂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民主和平论”不仅在民主体制本身的缺陷、“民主政体”概念的模糊、“民主国家”彼此开战的历史实例等方面经不起推敲，而且某些大国以此来为肆意进行海外干涉提供理论依据，那将不会带来和平，只会带来更多的战争。因此，在各国政治体制复杂的亚太地区，应该淡化国内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人权政策等领域的分歧。例如，东盟顶住西方国家的压力，将越南、缅甸、老挝等国吸收新成员就很好地平衡了地区合作过程中遇到的“民主和人权难题”。其次，经济自由主义者将相互依赖同和平联系起来，但在东亚地区，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是太高，而是远远不够，尤其是主要大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还不够深。经济相互依赖的对称性也存在问题，日本为主导的“雁阵模式”仍然是东亚地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明显特征。⑧因此，东亚各国需要继续深化经济和贸易联系，甚至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方面迈出更大步伐。目前，东盟在积极同中国建设自由贸易区，日本和韩国落在了后面，尤其是中日韩这三个最大经济体未能在亚太经济整合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这是东亚经济合作领域的最大缺陷。第三，制度自由主义把有效而持久的国际合作寄托在国际制度的安排上，但东亚地区的国际制度实践还存在不少局限性。这集中表现在该地区安全层面上的合作缺乏一种能把区域内有影响的大国都包容进来的、机制化水平较高的国际制度。美国主导的系列双边军事联盟虽然得到强化，但却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和进攻性，反而对亚太安全构成一定威胁。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0+3会议和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等属于对话和协商性质的安全合作，目前也只具有沟通信息和增加信任的有限功能，它们或者由东盟这样的次强角色所主导，或者更多地表现为民间色彩。
根据建构主义的分析，亚太地区不同国家的身份和自我利益理解的不同样式，会极大地增加地区紧张局势，并使得均势的运作和国际机制的功能变得复杂化。目前，亚太地区还存在不少关于国家身份和利益认同方面的差异，有的甚至表现为明显的对立性认知。例如，崛起的中国自我定位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的大国”，把国家利益的优先方面确定在改善民生、保持稳定、实现和平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但有的西方人士把中国描绘为“迅速崛起中的潜在超级大国”、“可能以武力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未来意图不确定”、“存在民主和人权问题”和“可能军事入侵台湾”等。又如，朝鲜以其嬴弱的经济力量，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追求先进的军事武器，并且保持着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多半由于它认为美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及控制整个半岛的意图逼使自己追求这些目标。但是，在美国人眼中，朝鲜被看做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流氓国家”、“暴政前哨”等。这种对立性的身份和利益认同观念本身就会促使相关国家之间外交政策的对立。长期以来，人们迷信纯物质结构的分析，很少注意到观念层次的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建构主义提醒各国决策者避免以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视角来揣测其他国家的行为和观念，而主张认识到各国存在独特的文化背景。为此，笔者认为亚太各国需要开展更多领域和渠道的沟通与合作，以此促进本地区有助于和平与稳定的战略文化的形成。例如，在安全领域，可以从打击海盗、走私、贩毒、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推动制度性合作；在经济领域，可以广泛开展促进金融安全、能源安全及贸易和投资等活动；在文化领域，推动区域内教育、文化、青年交流等计划的实施。这种基于密切的交流和交往而建立的各种国际机制或组织可以对各行为者提供信息、规则乃至物质的支持。⑨随着各种领域和层次的国际合作不断得到推动，以及国际合作的原则、规范和制度逐渐形成，亚太地区从政府到民间社会最终有望形成一种“安全和利益共同体”，从而在观念层面给亚太安全前景带来积极的影响。
注释：
①这方面的论述可以参见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cGraw-Hill,1979),pp.102 -127; 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②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有关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可以参见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Little,Brown,1977)； Robert O.Keohane and Lisa L.Martin,"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5);E D.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War ",Foreign Affairs (June 1995).
③Ted Hopf,"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98),pp.174-176.
④Stephen Van Evera,"Primed for Peace: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90)，pp.5 -8.
⑤参见Andrew L.Ross and Barry Posen,"Competing Visions for U.S.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1,No.3 (winter 1996/97).
⑥Robert Jervis,"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A Comment",in Sean Lynn-Jones ed.,The Cold War and After:Prospects for Peace (The MIT Press,1991),pp.73-78.
⑦ See Aron L.Frieberg: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93),p.13.
⑧Dennis Encarnation,Rivals Beyond Trade:America versus Japan in Global Compet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pp.147-182.
⑨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p.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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