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洲中国医疗援助历史的再审视(1963/1983)--兼论国际援助的作用和可持续性_赤脚医生论文

中国援非医疗队历史的再考察(1963-1983)——兼议国际援助的效果与可持续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医疗队论文,可持续论文,中国论文,性问题论文,效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569/j.cnki.far.2015.04.061

       回顾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援助历史，援非医疗队是其中最具可持续性、效果最好的国际援助项目。早在1983年，胡耀邦就肯定医疗队是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类活动中比较成功的一项，①万里也同时认为医疗队是一种“花钱少、影响大、收效快”的对外援助方式。②医疗援助在1980年代中国全面减少对非援助之际稳步增长，并因此成为“时间最长、涉及国家最多、成效最为显著”的国际援助项目。

       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上述成就不但为官方叙事所肯定，也已被现有的学术研究反复强调和证实。③然而，在考察援非医疗队历史时，多数研究并未重视一个事实：中国大量派遣援非医疗队恰值“文革”时期，在“极左”政治的影响下，国内盛行以“六二六”指示为核心的革命卫生道路，对外医疗援助也深受其影响。少数研究者虽已注意到这一问题，但却未能深入探究和分析。④那么，这种影响是如何形成的?缘何医疗援非依旧能成为中国援外项目中可持续性和正面效果的典范?它所启示的有关对外援助的规律是什么?就此，笔者调查了原卫生部以及各省市卫生系统的解密档案，拟在重新考察1963年医疗援非开始到1983年中国基本完成医疗援助改革这段时间内，中国援非医疗队在援助目标和模式上经历的曲折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增强国际援助的效果和可持续性的内在规律问题。

       一、中国援非医疗队概况

       派遣医疗队是中国对外医疗援助的核心项目。李安山教授曾就中国援非医疗队的整体情况作过较为详细的考察，⑤在此基础上笔者拟进一步厘清1963年到1983年间有关中国医疗队援非的政策变化和整体实施情况。

       中国第一支援非医疗队的目的地是阿尔及利亚。1962年7月，由于法国医生的大规模撤离，刚独立的阿尔及利亚陷入医疗危机，此时恰值中美苏在非洲全面竞争之际，阿尔及利亚是中国争夺的重点。中方立即与阿方接触商谈医疗援助，并决定提供一批外伤治疗药品。9月，中方与阿方代表基万签订医疗援助协定，中国将派遣一支中等规模的医疗队。⑥1963年4月7日，第一批10名中国医疗队员按计划赴阿。⑦

       中国援阿医疗队深受欢迎，但援外医生的缺乏却限制了派遣规模。当时，法国、苏联、保加利亚、捷克、越南、古巴等国派驻阿尔及利亚的医疗队员超过1600人，中国医生数量却不及其零头，甚至少于越南。⑧不仅如此，对于非洲其他国家提出的医疗援助要求，中国当时也难以满足。1963年10月，索马里请求中国派医疗队到摩加迪沙一个100个床位规模的医院协助治疗肺结核。但由于缺乏合适的援外医生，中国医疗队难以胜任这种“周期长、疗效慢”的医疗任务，只能改派一个10人规模的医疗小组，执行小规模并且“疗效高、周转快”的外科、妇产方面的医疗任务。⑨

       1963年，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中国道路开始被视为亚非拉国家去殖民化进程中针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替代性选择，这使得非洲在中国的国际战略考量中地位迅速上升，周恩来访非后，为与美国、苏联、台湾当局争夺非洲国家，中国开始在各个领域全力援非。⑩在此背景下，卫生部于1964年召开全国援外工作会议，将派遣医疗队视为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殖、反帝、反霸、反修”的国际主义义务，援外医疗队因此被当成是贯彻革命外交路线的一支重要力量。(11)很快，培养援外医疗预备队的计划进入实施日程。次年4月，国务院决定由北京、上海等12省市组建一支总人数为290人的援外医疗预备队。(12)然而，种种原因使这项计划进度严重滞后，1965年，上海只完成了任务的四分之一，其他省市进度更慢。(13)因而，直到1966年，中国只向阿尔及利亚、桑给巴尔和索马里派遣了60多名医疗队员。当年10月，几内亚请求中方派遣医疗队，(14)但当时援外医生不足的问题尚未解决，中国医疗队迟迟未能成行。1967年2月，中国勉强向刚果新派一支小型医疗队。

       到了1968年，情况有所好转，中国当年便向马里、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几内亚派出医疗队，但很快，这项工作就因为医疗系统受到“文革”冲击而陷入困境。1969年，外交部、外经部、卫生部联合就增加援外医疗队的问题向中央请示并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但因为当时全国混乱，此事暂无下文。(15)两年后，“文革”趋缓，加之非洲建交国不断增加，援非医疗队数量开始增多。1971年4月，21名医疗队员到达苏丹，在苏丹总统尼迈里德建议下，医疗队于次年增加到60人。1972年，中国向赤道几内亚派遣了第一支医疗队。1973年到1974年是中国向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的高峰期，塞拉利昂、扎伊尔、突尼斯、埃塞俄比亚、多哥相继迎来了中国医生。1974年，中国向五个国家增派100多名医疗队员，当年，780名中国医疗队员在17个国家和地区从事援助工作，其中大部分是非洲国家，医疗队在过去11年内治愈病患增加到2000多万人。(16)此后，接受中国医疗队的非洲国家陆续增加到14个。

       随着医疗队数量的增加，相应的管理制度也得到完善。1974年6月，外交部和卫生部召开全国援外医疗队工作会议，制定和完善医疗队的领导、管理、筹建、培训等方面的制度。(17)承担派遣任务的21个省市卫生局设置外事组负责具体工作，籍此形成全国性的协作网络。

       1970年代后期，中国援非医疗队的数量稳步增长。到1980年，援非医疗队已经增加到29个，共有26个省市向非洲派遣了医疗队，至少1049名中国医生通过两年一次的轮换长期参与这项对外援助工作，根据估算，总共超过5000人次。考虑到中国在这20年间向43个亚非拉国家派遣的医疗队规模总计为6500人次，(18)援非医疗队实际上成为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医疗援助的主要内容。据统计，1963年到1977年间，中国派出的30个医疗队中有25个前往非洲。中国医疗队20年间在非洲总共医治了7000多万人次，(19)除了各国领导人外，大部分医治对象是非洲地区的普通民众。

       1978年之前，中国对非医疗援助全部无偿，医疗队队员的薪资、培训、交通和药械开支均由中国承担。其中以药械开销数额最大，仅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的15个医疗组平均每年就消耗近百万元药械。(20)根据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的统计，1963年到1978年，中国政府因派遣援非医疗队平均每年财政支出1200万元，每个医疗队员年均所耗物资价值约1万元。(21)1978年，中国结束无偿医疗援助政策，医疗队所担负的开支迅速降低，1978年到1980年，中国政府共为医疗队支付121.6万元。(22)到1983年，中国援非医疗队项目的总开支超过两亿元人民币。除财力开支之外，中国医疗队队员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20年中有十多名中国医疗队员在非洲执行医疗任务时由于疾病、交通事故等原因死亡。(23)

      

       二、“六二六”指示与赤脚医生去非洲

       1970年10月14日，来自湖北县城的赤脚医生张永太在省卫生厅革委会召开的援阿医疗队出征动员大会上慷慨陈词，感激毛主席给了他这个出身旧社会的要饭娃一个做梦都不敢想的出国当专家的机会，宣誓到非洲后一定要认真工作以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24)在这批30名医疗队员中，有24名和张永太一样从农村选拔上来，是当时赤脚医生中的佼佼者。(25)

       这样的仪式在1968年之后的中国援非医疗队出征时并不鲜见，尽管由于“文革”时期的混乱，我们至今无法知晓援非赤脚医生的准确人数，但正如非洲问题专家艾伦·哈钦森于1970年代初在非洲当地看到的那样，很多来自中国的赤脚医生在从事医疗援助工作。(26)而张永太的案例能更加准确地反映赤脚医生在医疗队中的大致比例。赤脚医生去非洲不但解决了援外医生捉襟见肘的问题，也直接提示我们，援非医疗队项目绝非一项纯粹的医学援助计划，它的目标还包括实践毛泽东的革命卫生道路，与当时中国国内的医疗卫生政策密切关联。

       旧中国的医疗卫生状况极其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农村医疗状况，但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下的资源配置失衡，问题在十多年间并未得到根治。卫生部1964年的统计显示，全国69％的高级卫生技术人员在城市，21％在县里面，县以下的农村只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中只有27％在农村工作。广大农村地区的医疗经费也十分缺乏，县以下农村的公费医疗只占全国的16％。(27)

       这种情况最终触怒了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批评卫生部是不为人民服务的“老爷卫生部”，指责其无力缩小日益扩大的城乡医疗卫生差距。毛泽东要求将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改革医学教育和科研制度，重点发展治疗普通疾病的医疗技术，培养农村医生。(28)这就是后来下发全国、影响深远的“六二六”指示。一方面，指示推动了全国性的农村巡回医疗和合作医疗的快速发展。早在1965年1月，毛泽东就要求制度化地组织城市卫生人员下乡巡回医疗，为农村培养卫生人员。(29)3月上旬，全国25个省市已经组织了208个农村医疗队，共有医务人员3693人。(30)6月之后，大量城市医务人员被派往农村和偏远地区协助防病治病，宣传计划生育，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培养农村卫生员。另一方面，指示出现在社教和四清运动走向高潮之际，下乡巡回医疗和合作医疗运动开始与反修、社教相结合。就整个国家的医疗卫生道路而言，它预示着毛泽东在推动国家医疗卫生工作进步的过程中，开始全面采取以政治运动代替技术进步、将卫生工作与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的方法，以此形成中国自己的卫生工作道路。此后，各级卫生组织开始在行政、思想乃至技术上进行革命化和政治化改造，毛泽东思想全面成为卫生事业发展的战略指导原则，下乡巡回医疗队被要求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赤脚医生制度的出现进一步加速了医疗卫生道路的革命化。

       1968年9月，毛泽东肯定了上海郊区按“六二六”指示培训赤脚医生、建立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新型医疗队伍的经验，赤脚医生开始风靡全国。赤脚医生被认为是革命卫生道路最主要的象征和执行者。一方面，作为中国农村生产大队中不脱产的初级卫生保健人员，赤脚医生采用“三土四自”(31)、针灸等低成本医疗手段维持农村的基本医疗水准；另一方面，赤脚医生作为工农而不是知识分子的阶级身份，推动了集医疗和毛泽东思想宣传于一体的医疗下乡运动，成为以群众运动为基本特征的“文革”背景下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主力军。1970年代初，赤脚医生规模不断扩大，到1975年，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已超过150万人。(32)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对外援助的特性取决于其国内的政治经济模式，(33)中国国内的革命卫生道路无疑深刻地影响着医疗援外工作。毛泽东要求援外医疗队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医疗队员既是医生又是革命者。因而，对外医疗援助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要通过技术扩大政治影响，这一点首先在医疗队队员的选拔工作上体现出来。

       1963年，第一批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队员的选拔就有严格的政治条件。公安部门秘密调查了队员的政治成分和海外关系。(34)1964年，国务院明确援外医疗预备队队员除有合格的专业技能和外语能力外，还必须“政治立场坚定、历史清楚”。(35)1970年代初，政治条件开始取代技术能力成为选拔标准的重点。1971年，国务院发文强调，医疗队员必须“政治思想好，立场坚定，历史清楚，无复杂社会、海外关系，工作有干劲，技术过得硬，身体健康”。(36)7月29日，周恩来向塞拉利昂代表团保证中国医疗队坚决不做和平队，不要任何特权，医疗队员要既红又专。(37)1972年10月，卫生部再次发函，要求各省市选派“政治好，熟悉业务，有一定医疗技术水平，能独立工作”的医疗队员。(38)

       医生本为知识性和技术性极强的职业，医疗卫生系统一直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既然要求又红又专，那么城市中可选的对象就越来越少。从1968年开始，卫生部革委会强调重点挑选县以下医疗机构中的医生，(39)纯粹的技术选拔被批判为“搞神秘化”。(40)各省开始在地、县及以下的乡村摸排、登记符合援外条件的医务人员。当时正值赤脚医生开始盛行，不少像张永太这样技术稍好的赤脚医生便成为候选人，卫生部负责人曾点名要求湖北省派赤脚医生参加援外医疗队。(41)陕西省1971年到1973年间派出的48名医疗队员大多来自地、县级医院及以下医院。(42)

       符合条件的赤脚医生要接受一周到两个月的出国培训，内容包括政治学习和业务训练两个阶段。前者往往占据大部分时间，队员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研读各类政治教育材料，开展包括革命大批判、忆苦思甜、反修学习在内的各种政治活动，以此“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增强执行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自觉性，使自己成为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通常，业务学习相对简单，主要内容是简单的医学技术和理论培训、基础外语以及受援国国情教育。(43)

       三、非洲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为落实革命的卫生道路，中国援非医疗队将“面向上层、侧重中下层”确定为指导具体工作的方针，(44)医疗队的工作重点是偏僻的非洲农村，这也恰是“六二六”指示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具体的医疗援助工作中，援非医疗队仿效国内医疗队的做法，采取了包括偏远地区设点、下乡巡回医疗、宣传毛泽东思想、培训当地医生在内的一系列措施。

       中国医疗队开展援助工作的第一步是在非洲国家偏远农村地区设置医疗点。1963年，第一批到达阿尔及利亚的中国医疗队驻扎在西部偏远的赛义达省，中国医生此后在偏僻的农牧区建立了12个门诊点。(45)1971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增派67名医疗队员，新设的阿尔及尔、盖尔马、赞那迪3个医疗点都在农村或大城市郊区。(46)在苏丹，中国医疗队分散驻扎在布鲁克、阿布欧舍、朱巴、马拉卡尔、瓦屋、库来玛、阿威尔这七个位置均十分偏僻的医疗点，(47)即便是喀土穆的医疗点，也只是位于郊区的一个只有120张病床的小医院。(48)1972年，中国增派苏丹40多名医疗队队员，新增的四个工作点均在偏远地区。(49)驻坦桑尼亚和马达加斯加的医疗队将15个医疗点中的13个设在远离首都和大城市几百公里甚至一千公里以外的边远城镇。驻坦桑尼亚医疗队的11个点分散在全国东南西北中的11个县级医院。马达加斯加的三个医疗点没有一个靠近城市，马义奇点设在离县城五公里的马义奇镇上，瓦都曼德里点距离第二大城市塔马塔佛200多公里，昂布翁贝点在马尔加什岛最南端。中国医疗队在上沃尔特、贝宁、多哥和塞拉利昂四国设立了六个医疗点，除了多哥的洛美点离首都较近外，其余五个点均远离大城市。(50)

       中国医疗队落实“六二六”指示的第二步是在非洲开展下乡巡回医疗。驻阿尔及利亚的中国医疗队在周围两百公里的地区设立了27个临时农村门诊点，以便定时、定点、定人送医送药到牧区农村。(51)驻桑给巴尔的中国医疗队坚持每周三次下乡巡回医疗。两年中，他们在农村巡回医疗治病5.3万多人次，这个数字接近桑给巴尔岛上农村人口的一半。(52)驻扎在苏丹的五个医疗队分队每周1-2次到所在地附近的农村进行巡回医疗。(53)驻马达加斯加医疗队坚持每周一次巡回医疗，各科医生轮流到巡回点为当地民众诊治，他们在1978年通过巡回医疗诊治18095人次，行程31974公里。(54)

       低成本是革命的卫生道路的一部分内容，中国医生利用各种方法降低医疗成本。他们制作医疗工具以解决药械不足的问题，回收利用纱布和手套，自制药膏和眼药。在条件很差的苏丹喀土穆医院，中国医生用铁丝磨成简单的器械，用木板制成回定架，用土办法制成吸引器，缝制敷料，用乙醚口罩代替麻醉机。(55)针灸也是节约成本的治疗方式，中国医疗队在非洲利用针灸麻醉以节约药品，用针灸治疗关节炎、腰背痛、聋哑病、小儿麻痹后遗症等一系列内外科疾病。

       同国内一样，宣传毛泽东思想被医疗队视为最根本的任务。医疗队员被告知要“有针对性，因人而异，正面诱导，不干涉内政”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发现自己在非洲的意识形态宣传活动有着先天的优势：

       因为我们接触面广泛，可以通过看病联系上中下各阶层，同群众建立感情，交好朋友，进行言传身教，医务人员的身份，行动比较自由，可以上山下乡，接近劳动人民较易，对方顾虑较少，容易取得信任，宣传收效较大。(56)

       医疗队抓住一切机会来宣传毛泽东思想。队员们先是将门诊、病房当成对外宣传阵地，在墙上挂上毛主席像章，办公桌上摆上宣传品，还把医疗队的名称和宣传口号印在处方签和药袋上，配眼镜用的试镜也用《毛主席语录》、画报等宣传品来制作。中国医生抓住每次为病人治愈的机会宣传毛泽东思想。赠送宣传资料是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中国医生不但请住院的病友阅读毛主席语录，还在下乡巡回医疗的过程中赠送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援阿尔及利亚第二队利用治疗20余万人的机会，向病人赠送了大量的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以及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画报、周报。语言宣传、戴毛主席像章和合影也是重要的仪式。郑淑珍和朱惠娟于1974年到1975年在几内亚从事医疗援助工作，她们学的第一句当地语言便是“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并在以后的医疗工作中反复向病人讲述这句话。(57)在阿尔及利亚，中国医生在抢救产妇之后将毛泽东像章戴在婴儿胸前。在桑给巴尔，中国医疗队员与高举毛主席像的病愈农民合影留念。

       此外，中国医疗队也不放过在其他交际场合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机会。在阿尔及利亚马斯卡拉工作的中国医疗队员利用1967年三八妇女节的机会邀请病人参观展览，放映电影《东方红》，赠送中国纪念邮票，学习法文版语录，介绍阿尔及利亚人收听法文广播。他们还在中阿医学讨论会上宣传毛泽东关于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58)

       与“帝修反”国家医生的斗争被视为配合医疗队正面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必要措施。1968年回国的第二批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队员讲述了他们在过去两年中经历的“国际阶级斗争”。(59)他们同所在医院里来自苏联、保加利亚、捷克的“帝修反”国家医生进行了一场场较量。中国医疗队以治愈“帝修反”国家医生无能为力的病例、争抢“帝修反”国家医生不愿意干的活儿为荣誉。他们治好了因保加利亚医生治疗不当而陷于生命危险的当地人法迪东，接收因为脏而被摩洛哥医生拒收的病人，治好匈牙利医生久治不愈的眉眶炎。(60)而这一切都被当成革命的卫生道路的胜利来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1974年，医疗队在非洲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作达到了顶峰，当年，华国锋在全国医疗援外工作会议上表扬援非医疗队是一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因为“(医疗队)用实际行动宣传了毛泽东思想”。(61)

       为了传授和巩固“革命的卫生道路”，中国医生在言传身教的同时也培训当地医生以留下革命的种子。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强调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1964年，周恩来在访非途中会见中国医疗队队员时提醒他们要努力培训当地的医务人员。(62)1974年3月，毛泽东告诉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中国医疗队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教会对方的医生”，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63)1974年全国医疗援外工作会议后，培训当地医生一度成为中国医疗队所担负的仅次于宣传工作的第二大任务。到1974年，医疗队已培训当地医生600多名，(64)20年时间内，中国医疗队为非洲国家培训了1000多名中、初级医生。(65)坦桑尼亚的培训工作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医疗队如何通过培训工作培养革命的种子。

       中国医疗队在桑给巴尔岛上的培训工作始于1964年，医疗队一共举办了七期各类培训班，并于1975年到1977年将14名学员送到南京医学院学习两年。包括医生、医助和拔牙技术员在内的98名医务人员最终完成培训，这其中既有第一副总统琼布的长子及其他一些高级官员子弟，也有出身农村的平民子弟。此外，中国医生还为11名从海外回桑的医生临床带教一年。中国医生的培训目的主要是教会当地医生处理一般常见病，培训形式根据所学内容和教学形式分成师徒带训、专科医助培训和全科医助培训三种。此外，政治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教学内容，学员们需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些由医疗队培训出来的“中国式医生”被分配到几十个城乡医疗单位工作，不少人成为当地卫生系统中的工作骨干和负责人。(66)

       规模最大的培训工作在乌贾玛村进行。1970年代初，尼雷尔发起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乌贾玛运动，乌贾玛村的医疗工作由村卫生所的卫生员和农村医助承担。这些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很低，农村医助只能处理一般性疾病，不会手术，部分卫生员甚至没有能力处理小伤病。中国医疗队通过下乡巡回医疗、蹲点医疗培训农村医助和村卫生员，(67)使其掌握针对农村一般常见病的诊断治疗技术和操作方法——这与国内培训农村赤脚医生的做法无异，而后来，接受过中国医疗队培训的农村医助和卫生员都被称为“赤脚医生”。

       四、“六二六”指示在非洲的成果

       1970年代初，艾伦·哈钦森在考察了位于非洲大陆的一些中国医疗点后，认为中国的赤脚医生可以很好地适应这些贫穷地区的医疗条件，并能提供可靠的医疗服务，他因而肯定赤脚医生模式十分适合非洲贫困落后的医疗状况。(68)然而，哈钦森或许不知道，自己当年看到的只是表象。解密档案显示，与“文革”之前相比，中国医疗队在非洲根据“六二六”指示实践革命卫生道路的效果实际上喜忧参半。

       赤脚医生本是中国农村半农半医的医疗保健人员，虽然出国之前经过短暂集训，但技术水平仍然很低，他们的加入导致“文革”时期援外医疗队的业务技术水平下降、事故率上升。在阿尔及利亚，医疗队中的赤脚医生出国前从未管过病房，数次开错药方，以致被阿方护士怀疑身份；眼科医生由于业务生疏三次白内障手术失败两次；10名针灸医生只有三名在国内学过三个月的新针疗法；有的外科医生甚至不会做阑尾手术。(69)1972年，中国医疗队位于阿尔及利亚赛义达省的医疗点的技术力量因此削弱，技术骨干为数甚少，很多医生业务荒疏，并且毫无外文基础，只想反帝斗修。(70)赛义达省省长向中国大使抱怨中国医生诊断方法单一，总以一种类似阿司匹林的小白药片敷衍病人，他要求中国派一些技术水平更高的医生。而赛义达、马斯卡拉的民众反映中国医疗队第四队的水平不如第三队。(71)1973年，中方内部调查也发现过去两年医疗队的技术有所下降，并由此导致过去一年中的医疗事故增多，乃至医死病人。

       技术水平下降只是问题的一面。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医疗点分散、偏僻给管理带来了麻烦。上沃尔特、贝宁、多哥和塞拉利昂的中国医疗队的医疗点因为相互距离太远而导致通讯困难，队长职务基本成为摆设。(72)

       如果管理问题可以依靠医疗队的自觉性来解决，那么，非洲地区极不均衡的医疗资源分布和糟糕的交通带来的医疗条件问题，则使偏居一隅的中国医疗队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非洲农村地区的医疗设施大都陈旧，交通滞后又导致药械供应困难，医疗队的工作条件十分落后，有时甚至连基本的工作条件也难以保障。在苏丹，中国医疗队初到喀土穆郊区医院时，发现手术室只有一些简单器械，没有麻醉机、吸引器，连手术手套也很少，化验室只有一台陈旧的显微镜，找不到试剂和X光机，连血压计也缺少。器械药品缺乏加上苏丹政府不能及时提供使医疗队一筹莫展。(73)而医疗队位于该国偏远地区的医疗点的情况更加糟糕，阿布欧舍、朱巴、马拉卡尔三个中国医疗点直到1981年还存在设备差、药品严重缺乏的问题。(74)

       中国医疗队将医疗点设在农村偏远地区，本意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中下层居民，但非洲农村地区往往地广人稀，人口居住分散，由于驻点附近人口稀少，中国医疗队常常面临无病人可看的尴尬状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驻桑给巴尔医疗队在奔巴岛最南端的姆可阿妮医院设置的医疗点，该点所在地只有3000人，医疗任务很少，中国医疗队几乎成为摆设，(75)以至于桑给巴尔政府在十多年间几乎忘了这个中国医疗点的存在。尽管巡回医疗可以让中国医生有机会接触更多的病人，但非洲地区糟糕的交通状况使得这项工作的效率大打折扣，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少数情况，医疗队的巡回医疗大多因为缺乏药械和简陋的医疗条件而只限于问病发药，难以开展高难度的治疗工作，医疗效果可想而知。(76)

       简陋的生活条件也是中国医疗队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医疗队设在坦桑尼亚南方内瓦拉和北方蒙杜里的两个点无法保证水电供应，中国医生不但无法发挥医术，生活上也困难重重。马达加斯加的马义奇点、瓦都曼德里点、昂布翁贝点以及上沃尔特、贝宁、多哥和塞拉利昂的一些点均存在上述问题。(77)尤其是位于马达加斯加首都以南1000多公里的昂布翁贝点，当地干旱的气候以及高温、大风沙使得医疗队员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78)在姆可阿妮医院，中国医生在临时工棚里住了十年，因为白蚁、蚊蝇和毒蛇的侵扰而苦恼不堪，使用的汽车也极为陈旧。(79)

       中国医疗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并针对同医院的美国、苏联、古巴等国的医疗队开展反帝批修斗争，却往往遭遇排斥和孤立。中国医疗队包办一切开支的做法本已引起受援国的疑虑，而医疗队公开和直接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则更是让受援国政府和民众疏离自己。在阿尔及利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当地人因为要戴像章、念毛主席语录并感谢毛主席而不敢来看病。阿尔及利亚政府转而邀请保加利亚、捷克、苏联、法国等国医生。中国医疗队的宣传活动被视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受到各方监视，阿尔及利亚病人因为担心“政府注意自己”而不敢找中国医生看病。医院院长认为中国医疗队开展农村门诊点工作是为了扩大影响，他阻止中国医疗队将队名和口号印在处方签和药袋上，不久便接管了中国医疗队五个门诊点中的两个，随后，又要求中国医疗队将人口比较多的哈辛农村门诊点换给保加利亚医生。(80)反帝批修主张下的中国医生则实行“关门主义”，他们拒绝与当地医生在医疗业务上进行合作，并企图挤走当地医生。在上沃尔特、贝宁、多哥和塞拉利昂，中国医疗队队员很少与法国、西德、美国医生接触，在医疗业务上相互拆台。(81)驻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和马达加斯加的中国医生不分青红皂白地批斗古巴和苏联医生，双方的关系“水火不相容”。中国医生的“好斗”不但限制了医学交流，而且让中国医疗队颇受非议，迫使受援国政府将凡有中国医生工作的医院里面的第三国医生调走。

       五、对非医疗援助的调整及效果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援非医疗队的问题开始受到重视。1977年，卫生部开始陆续派调查组赴坦桑尼亚、刚果、扎伊尔、突尼斯、摩洛哥、塞拉利昂、多哥、上沃尔特、贝宁和几内亚等主要受援国实地考察，以便纠正“极左造成的问题”。1977年10月，国务院决定调整援外医疗队管理体制，解决长期困扰医疗援外工作的归口管理问题。从1978年起，援外医疗队工作由外经部归口管理，卫生部负责筹组，并统一了地方管理制度。(82)

       从1978年年中开始，卫生部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局和援外机构座谈会，商讨并确定具体的改革措施。首先，在当时全面缩减对外援助规模的背景下，卫生部决定原则性取消无偿医疗援助政策，要求受援国根据自身情况部分或全部承担费用。到1983年，中国35个援外医疗队的费用中，有10个队基本上由受援方负担，11个队由双方共同负担，10个队由贷款支付，只有4个队属于无偿援助性质。(83)其次，医疗援助的内容得到根本性调整。1979年6月，卫生部下发文件明确医疗队的核心任务是在受援国开展医疗工作而非政治宣传，中国医生停止“反帝斗修”活动，加强了与外国医务人员的业务交流和学习，同时，中国医疗队正式取消效果欠佳的巡回医疗以及疾病预防和培训当地医疗人员的工作，医疗队只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举办短训班。(84)

       1978年到1981年，卫生部陆续裁撤、合并一些偏远地区的医疗点，加强位于各国首都的中国医疗点的力量。在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设在南方的仅有五人的内瓦拉点被合并到省会姆特瓦拉点，西部仅有五人的吉戈马点被合并到塔宝拉点，西北部仅有四人的西阳戈点被合并到多多马点，北部仅有五人的蒙杜里点被合并到辛吉达点。(85)1981年，驻坦桑尼亚的医疗队将医疗点由12个减少到10个以便集中力量，并第一次进入达累斯萨拉姆市内的姆希比利大型医院。驻桑给巴尔姆可阿妮医院的全部中国医生被转移到马达加斯加的南方点。(86)中国医疗队撤销了位于苏丹北方库来玛和南方瓦乌的两个医院的分队，使得驻该国医疗队减少为三个分队。(87)在阿尔及利亚，为集中力量做好医院本部的工作，中国医疗队撤销了几乎全部的农村门诊点(剩一个)。(88)

       同时，卫生部调整了医疗队员的出国培训内容以便提高队员的外语和医疗技术水平。1979年，卫生部要求培训工作必须保证医疗队员进行至少六个月的外语训练。(89)1980年10月，卫生部在山东召开出国医疗队外语培训经验交流会，讨论解决教员、教材问题。(90)1981年底，卫生部制定了《援外医疗队工作条例草案》和医疗队工作人员职责，明确了医疗队的任务和各类队员的职能。(91)接受正规医学训练的医生开始全面取代赤脚医生，在湖北援助阿尔及利亚医疗队中，医学院毕业的主治医生和讲师占到了88％。(92)

       1981年，卫生部进一步推动市场化导向的援外医疗体制改革，开始重点推行带有经济刺激功能的收支包干制度，中国援外医疗队在经费开支上吃大锅饭的时代终结。从1981年1月开始，医疗队的经费由卫生部统一收取和支付，经费结余按一定比例分给派遣单位，以此进行经济鼓励。(93)

       一系列改革使得中国医疗队的医疗效率和质量得到改善。1980年，驻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全年门诊量共计1151772人次，治愈率上升到85.47％，(94)同时，医疗援助已经成为阿尔及利亚十分成功的自费技术援助项目。(95)1981年，驻坦桑尼亚医疗队全年诊治病人62.1万余人，各种手术1.26万次，中国医疗队在心脏手术等一些难度较大的疾病的治疗方面有了新突破。(96)在马里，中国医疗队完成了两例被马里医学界称为非洲地区创举的高难度显微外科手术；在塞拉利昂，医疗队成功为一名患巨大阴囊象皮肿的病人切除了重71磅的肿物。(97)同时，中国医生与其他国家医疗队的关系得到改善，他们与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度、西德、苏联和古巴的医生和睦相处、相互学习。(98)

       中国医疗队不仅成为媒体塑造中非友谊的重要内容，而且也获得了受援国民众的认同。1982年，赞比亚的卢安夏地区发生了因撤销中国医疗点而导致的群众示威游行，迫使中国不得不取消撤点计划。(99)在坦桑尼亚，中国医生成为各地居民争抢的目标，省长的职位和中国医生的去留挂钩。(100)中国医疗队在阿尔及利亚的境遇得以改善，赛义达省卫生局长要求用中国医生代替苏联、古巴、埃及等国医生，因为中国医生不仅最容易管理，也最受当地民众欢迎。(101)

       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在工业、农业、军事等领域缩减对非援助规模，但医疗援助却稳定增长。1979年，中国在国外派驻了34个医疗队、总计1200名医疗队员，其中大部分在非洲地区。(102)1981年，中国在33个国家派驻医疗队，共计78个医疗点，近1000人。(103)1983年，中国在35个国家设立了80个医疗点，派驻1100名医疗队员。(104)1985年，《人民日报》刊文宣布废除“赤脚医生”的称呼，(105)“六二六”指示和革命的卫生道路正式成为历史。当年，中国累计向42个受援国派出医疗队员8000人次，1300名医疗队员在国外的90多个医疗点工作。(106)直到2013年，1100多名中国医疗队员在50个国家和地区的113个医疗点从事援助工作，其中43个是非洲国家，并且数量还在增加。(107)

       总结全文叙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革”时期，中国医疗队遵照“六二六”指示所建立的医疗援助模式消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却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相反，1970年代末，医疗改革之后确立的对外医疗模式却能以低成本获得更佳的援助效果，并使医疗援助持续增长。究其原因，1983年，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将其归结为“左倾路线的影响”，(108)他指出，医疗援助的效果欠佳是当时国内的“文革”意识形态影响所致。谭云鹤的总结无疑从国内政治和文革意识形态的角度提供了一个答案。但医疗援助毕竟是一项国际技术援助，因此问题的症结也不仅仅局限于意识形态因素。

       国际援助始于马歇尔计划，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条件下发展起来。因而，援助行为本身就不是单纯的资源流动，输出自身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价值观，扩大在受援国的政治文化影响，进而改变受援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已成为援助国开展国际援助行为的主要目的，这一点实乃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派的共识。(109)事实上，与中国医疗队功能类似的美国和平队就是一种通过提供中等智力支持、输出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国际援助项目。战后国际援助的这一基本特点使得援助具备了多重目标，援助的实施也不仅仅在一个层面上完成：它不但是物力、智力的转移，也是价值观、制度的传授，前者可以概括为援助的基础功能，后者则是援助的拓展功能，二者之间的关系互补且微妙，后者往往以前者的实现为基础。

       中国作为国际冷战的参与者，其向非洲国家提供的医疗援助自然具备上述动机和双重功能，因此，医疗队项目中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输出符合战后国际援助的一般性规律。中国相信以“六二六”指示为核心的革命医疗道路适合医疗条件同样落后的非洲地区，它能提高非洲国家的医疗水平，促使它们“反殖、反帝、反霸”。为完成上述目标，中国医疗队既要完成医治病人这一援助的基础功能，同时也要宣传中国自身制度和意识形态价值观。以此角度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医疗队以“六二六”指示为基础建立的医疗援助模式非但无法增强援助的基础性功能，反而使它受到削弱，并与拓展功能之间的关系发生颠倒。

       医疗援助本是技术导向的一类国际援助，包括医术和外语在内的队员个人技术能力是实施援助的前提，中国医疗队在这方面本无先天优势，导致“文革”之前对非医疗援助发展缓慢。1968年开始的赤脚医生出国政策虽然弥补了援外医生数量的不足，但却直接造成了医疗队整体技术水平的下降。赤脚医生缺乏系统的专业医学培训，虽然政治素质较高，但在非洲却无法转化成技术能力。其次，中国医疗队仿照国内情况侧重非洲农村工作，将医疗点大部分设置在农村偏远地区，然而，非洲地区人口分布状况不同于中国国内，其农村地区人口稀少、分散，加之交通不便，中国医疗队的设点位置不但使自己丧失了争取更好工作条件的机会，也在客观上减少了接触非洲国家民众的机会，缩减了医疗队的工作面。虽然巡回医疗可以部分弥补这一缺陷，但受交通困难等因素影响，巡回医疗难以开展，医疗队实际上难以经常和深入地接触治疗对象。再者，医疗队仿照国内做法，将意识形态宣传作为根本性任务，以毛泽东思想宣传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工作在医疗队日常工作中的强化，事实上挤占了队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得医疗队的日常工作重点发生偏移。

       另一方面，中国医疗队通过宣传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以实现医疗援助的拓展功能时，并未处理好特定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之间的关系。医疗援助所具备的救死扶伤功能本无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区分，其背后代表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可以跨越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普世价值观，对此美国人有着清醒的认知。肯尼迪政府在制定美国和平队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宣传策略时强调“非美国化”，极力避免使外界认为和平队是美国外交、对外宣传或意识形态渗透的政策工具，和平队队员不允许在受援国直接和高调地宣传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念，而是通过“自我能力和经验的展示”(也即实现援助的基础性功能)来展现美国社会制度和文化的优势。(110)这样做实际上突出了医疗、教育这类技术援助本身所具有的救死扶伤等普世价值，减少援助实施过程中来自受援国政府和民众的因政治、宗教、社会习俗等差异而产生的排斥和抵制。而最终，普世价值的展现可以促进特定意识形态的隐性输出，达到“没有宣传”的最佳宣传效果。

       中国医疗队虽然已经注意到自身的“非政治化身份”带来的优势，然而，中国医疗队扮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角色，利用各种措施直接和高调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这种行为本身却是高度政治化和显性的。它强调和凸显了中国自身特定的意识形态特征，忽略和淡化救死扶伤这一普世价值，加之医疗队没有将自身能力和经验的展示放在首位，难免遭到受援国政府和社会的排斥。

       反观1970年代末医疗卫生系统所进行的改革，一方面，提高了医疗队的技术和外语交流能力，扩展了医疗队的工作面，使医疗工作重新成为医疗队的核心任务，满足了非洲民众对医疗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中国医疗队结束了毛泽东思想宣传，淡化了中国自身的特定意识形态色彩，更为艺术和巧妙地通过实现医疗援助的基础功能来达到宣传自身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目的。这一点，从万里1983年对援非医疗队员所说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万里告诉医疗队员：“治病这项工作能具体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面貌、道德风尚，宣传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111)

       今天，援外医疗队已被视为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并成为新时期中国对非援助的重要内容。然而，一些研究发现中国对外医疗援助在效果和可持续性方面依旧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有研究者考察发现中国驻喀麦隆的医生技术精湛，但社会影响却相当有限。(112)这提示我们，在对外医疗援助的实施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合理处理援助的基础功能与拓展功能、特定意识形态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之间的微妙关系，依旧具有现实意义。自然，中国医疗队需要更多的尝试和实践来把握好这几个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一过程中，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值得重视。

       注释：

       ①“卫生部关于援刚果医疗队管理工作情况汇报”，1983年1月15日，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档案室(以下简称“卫生档”)，档号148-17-1983-D-97，第157页。

       ②“万里在全国援外医疗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3年4月9日，卫生档，档号148-17-1983-Y-45。

       ③有关医疗队的研究成果不少，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李安山：《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历史、规模及其影响》，《外交评论》，2009年第1期，第25-45页；许文颖：《上海援摩洛哥医疗队研究(1975-1985)》，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11年；符清烨：《湖南援非医疗研究(1973-2013)》，湖南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论文，2013年；王宁军：《中国援外医疗研究(1963-2003)——以江苏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9年。

       ④可见前述王宁军和许文颖的研究。

       ⑤李安山：《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历史、规模及其影响》，第25-45页。

       ⑥“商业、化工、外贸、卫生四部关于赠送阿尔及利亚药品通知、清单及接见阿驻华使团团长基万的谈话记要”，1962年，卫生档，档号148-WS-17-1962-Y-371。

       ⑦《我医疗队十名成员赴阿尔及利亚》，《人民日报》，1963年4月7日，第4版。

       ⑧数量相对较少的保加利亚医疗队规模为300人，越南超过百人，古巴50多人。参见“卫生部召集的援外工作会议情况汇报”，1964年6月9日，湖北省档案馆(以下简称“湖北省档”)，档号SZ115-1-433-3。

       ⑨“卫生部致外交部：向索马里提供医药、卫生援助事”，1963年9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以下简称“外交档”)，档号108-00859-01。

       ⑩详见蒋华杰：《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1960-1978)》，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11)“卫生部召集的援外工作会议情况汇报”；“卫生部关于召开援外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纪录”，1964年，卫生档，档号148-WS-17-1964-Y-414。

       (12)“卫生部关于筹组援外医疗队预备队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及国务院的批示”，1965年4月30日，湖北省档，档号SZ115-2-706。

       (13)“卫生部转发中宣部批转我部关于解决省市培养援外医疗队队员政治质量的报告”，1965年5月24日，卫生档，档号148-WS-9-1965-Y-238。

       (14)卫生部对外联络局：《外宾情况反映》，1966年10月25日，笔者个人收藏。

       (15)“外交部、外经部、卫生部关于援外医疗队工作请示报告和中央的指示”，1969年，卫生档，档号148-WS-17-1969-Y-429。

       (16)“印发关于加强援外医疗队工作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974年10月8日，甘肃省档案馆(以下简称“甘肃省档”)，档号91-0257-007，第160-164页。

       (17)“卫生部、财政部、外交部函发援外医疗队人员生活待遇的暂行规定”，1974年11月5日，甘肃省档，档号151-0010-002，第28-47页；“卫生部寄送有关援外医疗队工作的三个暂行规定”，1974年11月12日，甘肃省档，档号151-0010-002，第14-27页。

       (18)“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关于援外医疗队二十年工作报告”，1983年，卫生档，档号148-17-1983-Y-28，第1-2页。

       (19)同上，第2页。

       (20)“赴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医疗队工作组情况汇报”，1981年3月9日，卫生档，档号148-17-1981-Y-29，第59-60页。

       (21)“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关于援外医疗队二十年工作报告”，第3页。

       (22)“卫生部外事局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对援外医疗队思想政治工作和选审工作的总结、汇报”，1981年11月—1982年6月，卫生档，档号148-17-1982-C-64。

       (23)“外交部顾问何英在全国援外医疗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3年4月6日，卫生档，档号148-17-1983-Y-45，第24页。

       (24)“湖北省革委会组训赴阿医疗队简报”，1970年10月14日，湖北省档，档号SZ67-4-125。

       (25)“组训阿尔及利亚医疗队简报”，1970年4月6日，湖北省档，档号SZ67-4-125。

       (26)Alan Hutchison,China's African Revolution,Boulder:Westview Press,1975,pp.220-221.

       (27)“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问题的报告(附卫生部党组报告)”，1965年1月27日，河北省档案馆(以下简称“河北省档”)，档号1027-2-231-4，第15-23页。

       (28)“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965年7月9日，河北省档，档号1027-2-231，第1页；“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问题的报告”，第15-23页。

       (29)“卫生部党组关于城市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防病治病工作的报告”，1965年1月19日，河北省档，档号1027-2-231，第8-9页。

       (30)“各地组织巡回医疗队的情况”，1965年4月5日，载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宣教动态》，总第1175期。

       (31)土医、土药、土方；自采、自种、自制、自用。

       (32)李德成：《赤脚医生研究评述》，《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7年第1期。

       (33)Deborah Brautigam,Chinese Aid and Africa Development:Exporting Green Revolution,New York:Macmillan,1998.

       (34)笔者采访钱君琦，2013年10月30日。

       (35)“卫生部关于筹组援外医疗队预备队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及国务院的批示”。

       (36)“湖北省民政局关于组织援外医疗队的通知”，1971年8月19日，湖北省档，档号SZ67-4-134，第11-13页。

       (37)“周恩来会见塞拉利昂政府代表团的谈话”，1971年7月29日，甘肃省档，档号151-002-0001。

       (38)“上海市卫生局关于选派外援(赴阿尔及利亚)工作的通知、报告计划、总结”，1972年1月，沪档，档号B242-3-306，第60页。

       (39)“援阿尔及利亚第二医疗队两年九个月的总结(1965年12月10日—1968年9月24日)”，1968年10月16日，卫生档，档号148-WS-20-1968-Y-078。

       (40)“省民卫局副局长杨桂生在全省援外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关于援阿医疗队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湖北省档，档号SZA-1721。

       (41)“湖北省筹组援助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工作的做法和体会”，1983年2月，卫生档，档号148-17-1983-D-97，第86-87页。

       (42)“陕西省革委会卫生局：关于我省援苏丹医疗队发生医疗事故情况的报告”，1973年5月29日，陕西省档案馆(以下简称“陕西省档”)，档号244-1-1944，永久。

       (43)“上海市卫生局关于上海筹组和选审出国医疗队小结”，1973年2月2日，沪档，档号B242-3-306，第52-58页；“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预备队集中学习初步安排的报告”，1972年4月11日，湖北省档，档号SZ67-4-177；“陕西省选派援外医疗队工作情况报告”，1973年2月2日，陕西省档，档号244-1-1944，永久。

       (44)“省民卫局副局长杨桂生在全省援外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关于援阿医疗队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

       (45)《中国兄弟在撒哈拉之门——记中国医疗队在阿尔及利亚》，《人民日报》，1965年10月9日，第5版。

       (46)“援阿尔及利亚第二医疗队两年九个月的总结(1965年12月10日—1968年9月24日)”。

       (47)“中国医疗队在苏丹十一年考察报告(1971.4-1982.7)”，卫生档，档号148-17-1983-D-97，第3-23页。

       (48)“关于赴苏丹中国医疗队情况的报告”，1971年8月31日，陕西省档，档号244-2-2732，第15-22页。

       (49)“陕西省卫生局关于设置外事组给省革委会的请示报告”，1975年4月22日，陕西省档，档号233-2-3121，长期，第1-4页。

       (50)“赴上沃尔特、贝宁、多哥、塞拉利昂调研援外医疗队工作情况汇报”，1980年8月26日，卫生档，档号148-17-1980-Y-34，第24-32页。

       (51)“省民卫局副局长杨桂生在全省援外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关于援阿医疗队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

       (52)“驻坦桑尼亚医疗队关于加强援外医疗队工作的请示报告的意见”，1975年2月19日，湖北省档，档号SZ115-5-48-1。

       (53)“中国医疗队在苏丹十一年考察报告(1971.4-1982.7)”，第3-23页；“卫生部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书备案向国务院的报告”，1975年2月24日，陕西省档，档号233-2-3121，长期，第35-39页。

       (54)“卫生局批报第二批援马医疗队78年工作总结的通知”，1979年5月2日，甘肃省档，档号91-0471-016，第116-125页。

       (55)“关于赴苏丹中国医疗队情况的报告”，第15-22页。

       (56)“援阿尔及利亚第二医疗队两年九个月的总结(1965年12月10日—1968年9月24日)”。

       (57)笔者采访郑淑珍，2012年8月27日；笔者采访朱惠娟，2012年8月28日。

       (58)同上。

       (59)“援阿尔及利亚第二医疗队两年九个月的总结(1965年12月10日—1968年9月24日)”。

       (60)“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汇报材料”，1971年2月8日，湖北省档，档号SZ67-4-134。

       (61)“陕西省援外医疗队工作会议简报(第4期)”，1974年10月27日，笔者收藏。

       (62)“江苏省卫生厅：因地制宜为桑给巴尔培训医务人员”，1983年3月，卫生档，档号148-17-1983-D-97，第58-61页。

       (63)“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谈话”，1974年3月25日，笔者个人收藏。

       (64)“印发关于加强援外医疗队工作的请示报告的通知”，第160-164页。

       (65)“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关于援外医疗队二十年工作报告”，第1-2页。

       (66)“江苏省卫生厅：因地制宜为桑给巴尔培训医务人员”，第58-61页。

       (67)“驻坦桑尼亚医疗队关于加强援外医疗队工作的请示报告的意见”。

       (68)Alan Hutchison,China's African Revolution,pp.220-221.

       (69)“卫生部关于选派援外医疗队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1972年10月24日，沪档，档号B242-3-306，第46-48页。

       (70)“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林中访问赫利赞、马斯卡拉、赛义达三处中国医疗队工作点情况”，1972年4月26日，湖北省档，档号SZ67-4-183-3。

       (71)“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关于援阿医疗队工作情况的报告”，1973年，湖北省档，档号SZ115-5-12-7。

       (72)“赴上沃尔特、贝宁、多哥、塞拉利昂调研援外、医疗队工作情况汇报”，第24-32页。

       (73)“关于赴苏丹中国医疗队情况的报告”，第15-22页。

       (74)“中国医疗队在苏丹十一年考察报告(1971.4-1982.7)”，第3-23页。

       (75)“援桑给巴尔医疗队回国人员座谈会简报”，江苏省卫生局，1980年4月7日，卫生档，档号148-17-1981-C-4，第22-26页。

       (76)“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关于援外医疗队二十年工作报告”，第3页。

       (77)“赴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医疗队工作组情况汇报”，1981年9月5日，卫生档，档号148-17-1981-Y-29，第51-68页；“赴上沃尔特、贝宁、多哥、塞拉利昂调研援外、医疗队工作情况汇报”，第24-32页。

       (78)“关于我援马医疗队工作情况汇报”，1976年6月28日，甘肃省档，档号91-312-016，第165-171页。

       (79)“援桑给巴尔医疗队回国人员座谈会简报”，第22-26页。

       (80)“援阿尔及利亚第二医疗队两年九个月的总结(1965年12月10日—1968年9月24日)”。

       (81)“赴上沃尔特、贝宁、多哥、塞拉利昂调研援外、医疗队工作情况汇报”，第24-32页。

       (82)“关于调整外援医疗队管理体制的报告”，1977年12月14日，甘肃省档，档号177-0155-007，第41-47页。

       (83)“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关于援外医疗队二十年工作报告”，第3页。

       (84)“卫生部、外经部、外交部关于进一步改进援外医疗队工作的几点意见”，1979年6月30日，甘肃省档，档号151-0135-002，第1-13页。

       (85)“赴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医疗队工作组情况汇报”，1981年9月5日，第51-68页；“学习简报(第十七期)”，1980年2月26日，卫生档，档号148-17-1981-C-2，第43-48页。

       (86)同上。

       (87)“中国医疗队在苏丹十一年考察报告(1971.4-1982.7)”，第3-23页。

       (88)“驻阿尔及利亚使馆经参处1980年工作总结”，1980年12月22日，卫生档，档号148-17-1980-D-83，第157-166页。

       (89)“卫生部、外经部、外交部关于进一步改进援外医疗队工作的几点意见”，第1-13页。

       (90)“加强援外医疗队外语培训工作的通知”，1980年11月19日，甘肃省档，档号151-0178-002，第60-64页。

       (91)“卫生部函送援外医疗队工作条例草案(讨论稿)”，1982年10月5日，卫生档，档号148-17-1983-Y-28，第101-124页。

       (92)“湖北省卫生局：坚持选审条件保证出国人员质量”，1982年6月，卫生档，档号148-17-1982-C-64，第2-12页。

       (93)“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关于援外医疗队二十年工作报告”，第3页。

       (94)“驻阿尔及利亚使馆经参处1980年工作总结”，第157-166页。

       (95)“驻阿尔及利亚使馆经参处二月份工作简报”，1980年1月30日，卫生档，档号148-17-1980-D-83，第93-99页。

       (96)“学习简报(第十七期)”，第43-48页。

       (97)“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关于援外医疗队二十年工作报告”，第3页。

       (98)“赴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医疗队工作组情况汇报”，1981年3月9日，第29-43页。

       (99)“受援国对我医疗队的反映”，全国援外医疗队工作会议参考材料，1983年4月，卫生档，档号148-17-1983-Y-28，第82-92页。

       (100)“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关于援外医疗队二十年工作报告”，第3页。

       (101)“关于去阿尔及利亚西部三个医疗点和蚕桑组看望情况汇报”，1980年9月24日，卫生档，档号148-17-1980-D-83，第38-44页。

       (102)“赴上沃尔特、贝宁、多哥、塞拉利昂调研援外、医疗队工作情况汇报”；“卫生部、外经部、外交部关于进一步改进援外医疗队工作的几点意见”，第1-13页。

       (103)“卫生部关于派工作组出国对援外医疗队工作进行调查研究的请示”，1981年3月9日，卫生档，档号148-17-1981-Y-29，第8-9页。

       (104)“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关于援外医疗队二十年工作报告”，第1-2页。

       (105)《卫生部负责人在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上宣布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人民日报》，1985年1月25日，第3版。

       (106)“卫生部关于改革援外医疗队管理工作的通知”，1985年11月12日，甘肃省档，档号128-0230-007，第52-61页。

       (107)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生命卫士，大爱丰碑——纪念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50周年》(上册)，内部出版，2013年，第2、4页；笔者采访冯勇，2013年10月29日，北京。

       (108)“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关于援外医疗队二十年工作报告”，第4-6页。

       (109)David Baldwin,Economic Statecraf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pp.41-42；周弘主编：《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

       (110)刘国柱：《和平队与美国对第三世界外交的软实力》，《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39页。

       (111)“万里在全国援外医疗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12)周海金：《中国对喀麦隆的医疗援助：内容与成效调研》，《国际论坛》，2014年第1期，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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