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文化战线的巨大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战争论文,战线论文,中共论文,巨大成就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但领导武装斗争，也领导了文化战线的斗争；不仅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也打破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这段时期党领导文化战线重要组成部分的“三十年代文艺”、“左翼十年”遭到了全盘否定。〔1〕后来， 有些海内外学者提出，由于中共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革命压倒了文化启蒙，使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也有人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忙于武装斗争，没有也无暇顾及文化工作〔2〕。 但笔者认为事实胜于雄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文化战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高举革命红旗，坚持文化战线的革命斗争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在决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同时，立即着手恢复和建立党的宣传阵地。1927年8月21日， 《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一文指出：“政治宣传和鼓动，乃是党调动群众领导群众兼以训练党员之必需的条件。”〔3〕同年10月， 中央发布通告第11号《关于出版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的决议》，组建了由瞿秋白任编委会主任的5人编辑委员会，直属中央党委领导。 除《布尔塞维克》外，还先后创办《中央通讯》、《红旗》、《党的生活》、《实话》、《党的建设》等刊物。在文化战线上举起革命的红旗，宣传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回答革命急需回答的种种问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人民和叛变革命的种种罪恶，批判改良主义和取消主义对敌妥协投降及其对中国革命的错误认识，给广大党员和群众指出了革命的方向，在思想上将全党团结起来。
在武汉转移和武装起义失败之际，为了保护文化干部并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安排他们撤离并转赴上海，在实际上起到了聚集文化战士的作用〔4〕。1927年底至1928年初， 聚集于上海的一些文化界党员在瞿秋白的同意和支持下成立了太阳社〔5〕， 后来，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建立了创造社的党小组〔6〕。 李立三和周恩来还分别会见了从日本回国的文学青年冯乃超、李初梨等人，“鼓动他们为革命事业而奋斗”。〔7〕
党的六届一中、二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宣传工作决议案》，是这一时期党的文化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为“六大”所确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充分体现了党对文化工作的重视。它不但提出了文化工作的各项任务，如加紧翻译出版马列著作，开展理论斗争，组织社会科学和文学戏剧团体，利用扫盲识字接近影响群众等等，还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在此以后的中央文件中，也曾多次提出过对文化工作的安排和意见。不过，当时在中央文件的决议名称上一般称之为“宣传工作决议”。其实，只要读一读这些文件就可以发现，这些“宣传工作决议”是包罗了非常宽广的文化内容的文件，这一点，恰恰被许多文化史、文学史家所忽视。甚至有人以当事人的身份写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中央，从成立到1928年底我卸去宣传部秘书为止，根本没有列为专项的文化工作”，也从“未见有文化运动决议案”〔8〕。 但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撇开单项的宣传工作决议不说，仅包括众多文化工作内容的文件就有：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委会《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1925年1月， 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1925年10月，四届二次中央执委会通过的《宣传问题议决案》；1926年7月， 四届三次中央执委会通过的《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和1928年7月，六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议决案》。
根据六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精神，党进一步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1929年10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将1928年7 月成立的江苏省文化工作党团改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领导广大党员和群众展开文化战线的革命斗争。
二、坚持党对文化战线的领导，打破反动的文化“围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工作重心毫无疑问地是在武装斗争方面，但党并不是、也没有就此放弃对文化战线的领导。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源于工农红军的存在和工农武装革命；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如果没有文化革命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新军，那么这种“围剿”简直就不可思议！
在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革命文学”的论争。这是一场革命者内部的争论，但是因为其妨碍了共同的对敌斗争，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李立三等作出了停止论争，建立左翼文化团体的决策。1930年3月以后，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推鲁迅为旗手， 以上海为中心，陆续组织了“左联”、“社联”等一批左翼文化团体，并发展到全国和海外，在现代文学史、文化史、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931年夏，瞿秋白受中央委托领导上海的文化工作，大大增强了领导力量。他在领导文化工作的过程中，从理论上阐述了在文化战线坚持无产阶级领导和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原则，并且在实践中进行了十分有效的领导。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文化观为依据，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文化革命的对象、文化服务的对象、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分析，提出了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是总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9 〕；提出了争夺文化战线领导权是最严重的问题〔10〕；提出了要在文化战线上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苏维埃革命的任务〔11〕；得出了文化战线的领导权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身上的结论〔12〕。瞿秋白的这些思想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和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党领导左翼文化界不停顿地向文化领域冲击并争夺领导权，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在领导文化战线的工作中，党虽然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斗争中总结经验、不断前进，并最终打破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应该肯定：“我党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中，一贯坚持地领导了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领导了工人及其他群众的经济斗争和革命的文化运动，反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和压迫人民的政策。”〔13〕
三、发展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并且在30年代达到高潮，与“五四”时期和大革命时期比较，无论在翻译出版的数量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更大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种结合就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反杜林论》，他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读了10遍等等情况，生动地反映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出版和研究的重大历史功绩。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的深入，无产阶级领导的包括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作用在中国社会性质等几次大论争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并发生巨大的影响，产生了一支文化界的生力军，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其用于中国文化革命的实践。这一个时期党的文化工作，正如毛泽东所正确总结的那样，它“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14〕
“在十年内战时期，革命的文艺可以分为‘亭子间’和‘山上’两种方式”。〔15〕这说明，“红”“白”两区情况不同，“产品”也不完全一样，但它们都是“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16〕在这种“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革命文学艺术运动中，曾涌现了一大批代表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主题深刻、题材广泛、反映社会现实、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高的文艺作品。
革命根据地是中共自己的“天下”，这里的文化工作是一个“崭新的天地”。中共在创建新式的人民军队和革命政权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新型文化。“红色报刊”在这里普遍发行，出版事业蓬蓬勃勃；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形成了热潮，红色戏剧、红色歌谣成为苏区革命文艺的一大特色；报告文学、小说、新诗、美术等也有一定的发展。更值得一提的是苏区的文化普及教育，它是中国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打破了几千年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的历史。在这里，人民尝到了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滋味，为了保卫自己的“主人”权利和果实，人民又走上反“围剿”战争的前线，这就是“阶级战争中的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党初步摸索出一条办文化教育的路子，为抗日战争时期确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方针打下了基础。
四、最终形成了党领导下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
六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把工人、苦力、流氓无产阶级、兵士、职员、学徒、手工艺工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小学教师等作为思想上联合战线的对象。〔17〕因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化战线上，主要的不是解决要不要统一战线的问题，而是这个统一战线范围多大的问题。张闻天1932年写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其主旨就是“要使中国目前的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性运动，”“实现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18〕。不过，当时该文提出的建立“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还仅仅局限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以下的范围。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同时，也作出了转变宣传、文化政策的决策。1936年1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指出：“目前宣传工作最中心最紧急的任务，就在于用一切的力量去暴露日本强盗的凶暴侵略行动”，“去煽动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19〕。为此，中央还派出刘少奇、冯雪峰等一大批干部前往国民党统治区传达贯彻新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大大推动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为了建立更加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上海的“临时文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遵照《八一宣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作出了解散“左联”和各左翼文化团体的决定，并且在党的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建立起包括各党各派、各种信仰、各种创作流派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其后，中央又曾多次指示解散仍在活动的北方左联等左翼文化组织，“以扩大与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20〕
1936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在陕北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这个协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发展无产阶级文艺，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影响和推动全国的文化工作者联合起来，促成巩固的统一战线〔21〕。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工作者指出了方向，对推动抗日文化运动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此之后，文化战线上统一战线的范围更加扩大，直至扩大到“除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和文艺创作流派。
虽然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受“左”倾路线的干扰，在文化统一战线的工作中犯过很多错误，但是终于在曲折的探索中认识了“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22〕，确立了文化工作中统一战线的原则，形成了党领导下的相当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为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大发展作了重要准备。
五、锻炼、培养和团结了一支门类比较齐全的文化队伍
1980年，周扬在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文化战线的主要成员列过一个长达60人的名单：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丁玲、张天翼、叶紫、沙汀、欧阳山、周文、艾芜、肖军、肖红、田汉、夏衍、洪深、阳翰笙、于伶、柯仲平、殷夫、艾青、蒲风、杨骚、聂耳、冼星海、蔡元培、马相伯、胡愈之、邹韬奋、陶行知、陈望道、吴承仕、范文澜、闻一多、朱自清、巴金、曹禺、老舍、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许地山、曹靖华、周信芳、欧阳予倩、徐悲鸿、林风眠、司徒乔、赵元任、黄自、孙师毅、蔡楚生、史东山、应云卫、袁牧之等〔23〕。应该说，这份名单还是不完全的。10年以后，夏衍在纪念“左联”成立60周年的文章中，对上述名单又补充了包天笑、沈起予、林语堂、周瘦鹃、谢冰心、傅东华、黎烈文、赵家壁、丰子恺等〔24〕，这是符合实际的。
周扬、夏衍所列名单主要还是文艺方面的，即使这样，当时也有的人因某种原因而未被列入，如果把这种因素考虑进去，这一名单至少还应增加下列诸人：李初梨、潘梓年、钱杏村、冯乃超、周扬、冯雪峰、李一氓、潘汉年、张如心、柳湜、成仿吾、沙可夫、王学文、张仲实、胡乔木、邓云特、胡绳、何干之、舒群、李达、王亚南、郭大力、吕振羽等等。还有在各个根据地的一大批文化骨干，他们在党政军各部门中都有。通观上述名单可以发现，这支队伍不但有中共自己的文化战士，也有一大批愿意跟党走的文化骨干力量，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翻译、出版等方面都有。形成了一支党领导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的锻炼与考验，成为社会主义时期文化界的骨干力量。建国后，不仅有一批文化界的领导干部来自于这支队伍，而且还有一大批世界知名和人民喜爱的文学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都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长和成熟起来的。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对文化战线的领导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否定党领导文化战线的成就，认为“左翼十年”或30年代文化运动与中共关系不大或毫无关系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说中共领导武装斗争使中国文化出现断层更是毫无根据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命运是同中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党前进了它也就前进，党受到挫折它也受到挫折，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在文化运动中有着极其明显的反映。革命的文化运动离不开党，党也离不开文化运动。文化基础、文化斗争是党的斗争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巨大的成就和丰富的历史经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文化战线给我们留下的一笔财富。
注释：
〔1〕1966年6月22日《中央批转〈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的批语》，国防大学编印：《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53页。
〔2〕王宏志：《文学与政治之间——“左联”研究的几个问题》 ，《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6期。
〔3〕《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1927年8月21日。
〔4〕《阿英忆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第16页；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5〕任钧：《关于太阳社》，《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第156页。
〔6〕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 《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7〕冯乃超：《革命文学论争·鲁迅·左翼作家联盟》， 《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第22页；李一氓：《模糊的荧屏》， 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8〕郑超麟：《谁领导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新文学史料 》1989年第2期，第212页。
〔9〕〔10〕《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集，第882、880页。
〔11〕〔1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集，第231、531页。
〔13〕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43页。
〔14〕〔16〕《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二卷， 第697页；第三卷，第847页。
〔15〕《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 集，第253页。
〔18〕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 《张闻天文集》第1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19〕《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国防大学编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集。
〔20〕1936年8月5日《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集，第64页；张闻天：《给刘少奇的信》，《张闻天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集，第130页。
〔21〕《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二卷，第42页。
〔22〕毛泽东：《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23〕周扬：《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24〕夏衍：《左联六十年祭》，《新华文摘》1990年第6期， 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