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绩效分析与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绩效论文,评价论文,政策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14.6 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2X（2002）－03－0013（06）
中国经济从经历了1989～1992年的严重衰退到1993～1997年的高速增长，继而又实现了“软着陆”。然而，近几年（1997～200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显著放慢，由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10％以上的年增长速度下降到近几年的8％左右的年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消费持续低靡， 中国经济首次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现象。对此，中国政府已采取了多项宏观经济政策措施对经济实施调控。这些宏经济政策主要有最早的大幅度降低储蓄存款利率、大幅度提高公务员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大量增发国债和政府增加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财政政策以及启动消费信贷，其实施的力度都是空前的。然而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就刺激经济和消费的增长幅度而言，大都未达到满意的效果。那么是这些政策措施实施的力度还不够大呢？还是这些政策措施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下根本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相对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呢？本文将从一般的定性分析和定量的实证性分析两个方面着手对此进行研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下面的分析都是基于经济增长与消费启动目的而言的。
一、利率政策
利率是一种重要的中介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政策是通过利率变动而对投资、储蓄、消费等经济变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货币政策。其作用机理是：当利率上升亦即货币的价格上升时，持有货币与运用货币的成本上升，而让度货币的使用权则可以得到更高的报酬。对居民而言，储蓄（延迟消费）而不是（即时）消费将具有更高的效用，因而储蓄上升，消费下降；对企业而言，贷款的成本增加，因而贷款投资的倾向下降，进而生产供给减少。综合上述两点，此时，消费和经济将趋冷。反之，当利率下降亦即货币的价格下降时，持有货币与运用货币的成本亦随之下降，而让度货币的使用权的报酬变小。对居民而言，（即时）消费比储蓄（延迟消费）将具有更高的效用，因而储蓄下降，消费上升；对企业而言，贷款的成本降低，因而企业有增加贷款投资的倾向，引起生产供给增加，这样，消费和经济将趋热。
利率对经济的影响机理得以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利率对储蓄、投资的影响必须是敏感的，或者说利率对储蓄、投资具有弹性。该条件在许多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是满足的，因而他们常常利用利率政策对经济实施影响，效果也往往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在中国的现阶段，该条件是不满足的。下面我们从定性与定量两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1.一般性分析
（1）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预期，使得储蓄利率的弹性下降。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在演进中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变数，人们对自己在未来的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的把握缺乏相当的自信。在一个不确定性感强的环境里，风险反感（risk averse ）者（多数人是风险反感者）的一个本能反应是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减少风险损失。表现在经济上就是，人们尽可能多地储蓄，以尽量减少未来的经济风险损失。目前的利率降低对居民储蓄造成的损失值，远不如人们对未来风险预期损失值为大。所以，在收入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尽管利率大幅度地一降再降，很多居民还是选择了储蓄而不是大量增加消费。
（2）我国居民的低收入以及其稳健和节俭的生活传统， 使大多数人对利率不敏感，因为其存款的目的有投资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为了预防动机（未来的风险保障）。当然也不能排除积累财富的因素。由于长期的社会封闭和低下的生活水平，使得人们养成了节俭的生活习惯和稳健的生活态度，人们对延期消费的效用主观赋值较高，所以储蓄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宁可年轻吃苦，不让老来受穷”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
（3）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 是导致储蓄利率弹性低下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在中国尚未建立起来，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则几乎更是空白，居民对未来的养老、医疗、失业、教育等的保险都要在很大的程度上进行“自保”（self－insurance），即在现期收入中提取一定的比例备用，从而积累一定的自保基金。由自保的性质可以知道，风险是决定自保基金提取和积累的唯一根本因素，而利率的影响则是次要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居民的储蓄主要是为了预防，换言之，目前居民的储蓄是由预防动机决定的，而不是由利率决定的。
（4）计划经济时期的外延扩张性投资的惯性影响， 使得利率对投资的制约或者激励作用大大弱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政策作为委托人考核企业领导人的指标是企业的发展速度与规模，而不是利润或者效益。因而企业领导人追求的是企业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企业的目标就是为了规模的扩张，而经济效益则是第二位的。贷款投资是企业实现快速扩张规模的最有效最简洁的办法。此外，国有企业与银行在名义上都隶属于国家，因而企业领导人只关心现在是否可以得到贷款和可以得到多少贷款额度，至于利率的高低、经济效益、还贷的能力用不着考虑，这可能是下一任领导人要考虑的问题了。因为一个企业一旦得到规模上的快速发展，企业领导人就可以升迁到更高一级的部门就职，还贷也随之不在其职责范围了。目前这种问题仍然在相当范围内存在，因此，利率对企业的贷款投资的弹性仍然很低，制约作用很小。
（5）社会转轨时期的社会信任系统紊乱，导致借款的投机、 欺诈心理作崇，使得利率对贷款的约束进一步弱化。由于制度处于不稳定的变迁之中，整个社会系统也是处于从混沌向有序转化的初期，各种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十分普遍。在金融界，诈骗活动猖獗。一些名义上的贷款活动，其实质是彻头彻尾的有借无还的信用诈骗，这往往使银行血本无归，何谈利息与利率。这无形中又使银行加厚了贷款的壁垒，并使得利率弹性进一步变小，利率对贷款投资的作用也随之更加弱化。
2.利率政策绩效的实证分析
（1）利率对储蓄的影响。表1是我国从1985年起经过适当调整后的一年期法定存款利率的变化情况。
表1 1985年起按年变化调整的利率表
时间198519861987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利率%6.72*
7.2 7.2 7.68*
11.15*
10.395*8.19*7.56
时间19931994199519961997 1998 1999 2000
利率%9.54*
10.98 10.98
9.386*
5.67 4.142.9625*2.16
注：表中代＊号的数字是经过调整后得到的利率数字。例如，1988年前8个月的利率是7.20％，后4个月的利率是8.64％。其调整过程是：（7.20×8＋8.64×4）÷12＝7.68。1993年的调整过程为：（7.56×4＋9.18×2＋10.98×6）÷12＝9.54。
将储蓄（C）对利率（r）进行回归，可以得到如下回归方程式（注：方程式下面小括号中的数字为t统计量数值，以下同。）
C＝350668.69－37253.922r （1）
2.939）（－2.524）
R[2]＝0.313，
≥0.264
由于相关系数仅为0.313／0.264，即储蓄与利率是不相关的，（注：通常认为，当相关系数R[2]（或调整相关系数）大于0.81时认为两变量存在相关性。）也就是说，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利率和储蓄不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性。
表2是利率对储蓄的各种曲线的回归的相关系数结果：
表2
直线 逻辑 二次
三次
复合 幂指数 S型曲
生长 指数 逻辑
模型 双曲线
模型 曲线 曲线
曲线
模型
模型
线模型 曲线 模型 模型
相关系数 .397 .520
.653
.665
.671
.121
.205
.259.121 .121 .121
由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 储蓄对利率的各种曲线回归的相关系数也很小，即它们之间也不存在明显的曲线相关性。
（2）利率对消费的影响。
表3是利率与消费的各种线性与曲线拟合的相关系数。
表3
直线 逻辑 二次
三次
复合 幂指数 S型曲
生长
指数
逻辑
模型 双曲线
模型 曲线 曲线
曲线
模型
模型
线模型 曲线
模型
模型
相关系数 .309 .425 .476
.592
.599
.147
.238.293
.147
.147
.147
由表3可以看出利率与消费也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3）利率对投资的影响。
表4 是利率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线性与各种曲线拟合的相关系数。
表4
直线 逻辑 二次 三次 复合 幂指数 S型曲
生长 指数
逻辑
模型 双曲线
模型 曲线 曲线 曲线 模型
模型
线模型 曲线 模型
模型
名义固定投资 .307 .429
.485
.608 .614 .140
.225.227
.140 .140
.140
实际固定投资 .354 .484
.541
.658 .661 .229
.331.381
.229 .229
.229
同样可以看出，利率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也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情况下，利率与储蓄、投资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因而用利率政策通过影响储蓄、投资进而影响消费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利率政策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结构下所发挥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二、增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
1.收入是决定消费支出的最基本因素，因而收入的增加必然会对消费支出产生直接的影响
政府从1998年到目前为止，连年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加薪，其中一个重要的意愿就是希望以此来刺激消费的增长。就增加收入的对象和范围而言，收入增加的幅度确实比较大，其总增加幅度超过了20％。然而宏观经济并未出现所预期的效果，其原因何在？概括起来大致就是：第一，收入增加的范围还远未达到应有的范围。广大的真正急需增加收入且增加的收入马上可以大幅度地转变为消费的低收入阶层（主要是农村居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并没有明显增加，有些人的收入甚至有所下降。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显然比前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大。第二，单纯增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收入，是社会收入差距拉大，将导致其他一些不利于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因素产生。第三，整个社会成员收入增加的幅度还不够大，对社会总消费的影响有限。
总之，居民总收入的增加量还不足以对社会总消费量产生显著的影响。下面对此做实证性分析。
2.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间的关系及其及二者的比较分析
在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消费与城镇居民的收入、消费是有很大差异的。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几乎完全是通过货币形式实现的，而农村居民则并非如此。首先，农村居民的收入有相当一部分是实物收入，消费也有一部分是不通过市场的自产自销的实物品；其次，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和其自己所从事的农业生产经营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城镇居民因不单独从事生产经营，则无此联系。所以我们在分析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时，不采用其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数据，而是采用其和经济增长、社会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更密切联系的现金收入与现金支出数据，这更能反映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与消费的情况。
（1）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通过对农村居民1985年—2000 年的现金收入与现金支出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农村居民的消费方程：
Y＝108.606＋0.953X （2）
（1.610） （19.800）
R[2]＝0.966，＝0.963，S.E.＝137.799，D.W＝0.795
其中：Y—现金支出，X—现金收入。
上述回归的效果是可以令人满意的。
（2）城镇居民的消费函数。通过对城镇居民1985年—2000 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城镇居民的消费方程：
Y＝121.264＋0.779X（3）
（6.701） （154.301）
R[2]＝0.999，＝0.999 S.E.＝38.8703，D.W＝1.386
其中，Y—人均消费支出，X—人均可支配收入。
同样，回归的效果也是可以令人满意的。
（3 ）用同一模型对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消费与收入间的关系进行对比分析。如果我们用虚拟变量法将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关系纳入同一个模型中作对比分析，可以得到如下虚拟变量模型：（注：回归方程中的虚拟变量项（D）的回归系数不显著，t统计量的值仅为0.185，置信度仅为15.5％， 即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消费的截距项没有显著的不同。）
Y＝115.252＋0.949X－0.168（DX）（4）
（3.432） （34.892（－7.349）
R[2]＝0.995，＝0.994 S.E.＝99.5415，D.W＝1.026
其中，Y—人均消费（现金）支出，X—人均可支配（现金）收入，D—虚拟变量。
D＝
方程（4）可以根据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不同写成两个方程。
对于农村居民，D＝0，（4）式可以写为：
Y＝115.252＋0.949X （5）
对于城镇居民，D＝1，（4）式可以写为：
Y＝115.252＋0.781X （6）
显然，（5）、（6）与（2）、（3）两式的回归系数很接近。也就是说，无论是把城镇与农村居民放在同一模型中一起进行分析，还是分别进行相互独立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并无实质性的差别。
由（1）、（2）、（3）式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 农村居民的边际现金支出倾向是0.953／0.949，或者说边际消费倾向是0.953／0.949，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779／0.781。第二，农村居民每增加1元的现金收入，将有0.953／0.949元用于即时的消费， 相应的城镇居民则仅有0.779／0.781元用于即时的消费。因此，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出0.174／0.168，或者说，如果农村与城镇居民都增加1元收入，农村居民对经济增长和消费的启动作用要比城镇居民的作用大0.174／0.168元。
3.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与农村、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与农村、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结果：（注：该回归方程常数项不显著，固予以舍弃。）
Y[,总消费]＝1.603X[,农村收入]＋0.370X[,城镇收入]（7）
（8.040）（2.360）
由（7）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的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603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的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仅可以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370个百分点。所以， 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更有利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
农村居民是我国收入最低的阶层，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很高，增加他们的收入更有利于社会总消费的增长，这也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而在我国，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包含其家庭）的人均收入比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要高，其收入的增加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经济的增长的作用更要小一些。（注：由于我国只有关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的统计资料，而无相应的消费支出资料，故此不作定量分析。）所以，单纯增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对于启动消费和推动经济增长是难以奏效的。
三、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的政府投资支出
1.一般性分析
从1998年起，中央政府大幅度地增发国债，加大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力度，即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其宏观经济目标仍然是启动消费，进而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上述两项政策类似，该政策也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1）通过增加发行公债和扩大公共投资来刺激消费， 从一开始就陷入一种悖论之中。就短期而言，当增加发行公债时，即相当于把公众一只口袋中的钱拿走，从而使公众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减少，结果当然是对消费和生产（供给）产生抑制作用；当扩大公共投资时，公众的收入增加，其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也增加，即相当于把一定数量的钱又放入公众的另一只口袋里，结果当然是对消费和生产（供给）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综合上述两方面的作用，扩大公共投资，尤其是扩大对基础公共设施的投资，在短期内不可能对消费和生产产生显著的影响。就长期而言，扩大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改善宏观经济的环境，有利于经济结构的协调均衡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消费的增长。如果仅从该方面讲，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失为一种有助于为中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打基础的积极政策，但它却不是一种可以立即启动消费的宏观政策。
（2）扩大公共投资，难以产生新的消费热点。 造成中国目前消费低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①总量原因，即居民的总收入没有明显的增加，因为收入是决定消费的唯一根本原因，收入没有质的变化，消费也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②结构原因。结构原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收入结构失衡，即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真正可以通过增加收入而转变为消费的居民（农村居民和城镇中的低收入者）的收入没有较大的增加。简言之，即需要增加收入而改善消费的人的收入没有增加，而改善消费并不迫切的居民（如事业单位人员、公务员）的收入却有较大的增加。这也可从两个宏观经济指标中得到反映，一个是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越来越大，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左右增加到现在的0.4左右，（注：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是0.39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数字是0.431。）收入不公现象越来越严重，已达到国际通用的警戒线；另一个是经济的增长速度（8％），既高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4％），也高于消费的增长速度（5％）。这进一步证明了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收入结构失衡有加大的趋势。另一方面，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失衡，即消费者所需求的商品，市场上没有必要的供给，市场上供给的商品又非消费者所需。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消费无热点”现象。
公共投资由于不直接进入生产领域，加之前述的原因，它显然难以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改变上述二原因所造成的结果。
2.实证性分析
（1）公共投资与消费间的数量关系。（注：公共投资数据采用财政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支出数据。）下面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公共投资的回归结果：
Y＝531.48＋17.279X（8）
（0.203） （6.677）
R[2]＝0.761，＝0.744，S.E.＝5409.1611
由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常系数回归项的t统计量值仅为0.203，置信度15.8％，相关系数也不是很高（小于0.81的常规要求），标准误差很大，回归效果并不理想。说明公共投资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解释至少是不充分的。下面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加进模型中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Y＝1959.175－0.117X[,公共投资]
＋0.954X[,全社会固投]（9）
（3.723）（－0.109） （18.468）
R[2]＝0.991，＝0.990，S.E.＝1075.5886
上述回归结果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公共投资项的回归系数是不显著的，即公共投资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影响则是显著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回归结果：
Y＝1928.509＋0.949X[,全社会固投] （10）
（4.499） （39.751）
R[2]＝0.991，＝0.991，S.E.＝1036.9360
可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较强的解释力。显然，公共投资对经济、消费的推动很有限，只有大幅度增加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才可以使消费和经济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四、消费信贷
为了激活消费，在政府的倡导下，各大银行相继推出了各种消费信贷，其中影响较大的当属住房信贷和汽车信贷。上述消费信贷除在上海、北京、广州等一些高收入的大城市或地区有一定的反响之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反响并不热烈。这除了我国居民的消费习惯和消费信贷制度本身的不完善等原因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居民的收入水平还远未达到可以进行所谓的“消费信贷”的水平。没有一定的收入支持，很难设想一个理性的人敢大量地进行消费信贷，否则，其信誉和道德风险就值得怀疑了。
五、消费的决定因素与政策建议
考察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影响消费的因素很多，如利率、消费政策、消费习惯、生产供给等等。这些因素在收入水平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在某一时期左右消费。但是一旦居民的收入水平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上述这些因素都只能是次要因素，对消费只能起到不同程度的随机扰动性的影响，或者说是对消费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而影响消费的唯一显著的决定性因素就只能是收入了，换言之，收入决定了消费。
依据上述结论，我们可以提出启动消费的若干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1.增加低收入居民的收入
由于低收入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增加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要远大于增加高收入者的收入的相应影响。此举还可以减弱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造成的社会不公问题。
2.降低税负，促进投资，增加劳动者收入
减轻我国的企业目前较重的税负，可以刺激企业投资。就对现时经济的影响而言，与政府的公共投资相比，企业的投资是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的，是直接投资于生产领域的，是积极的投资。它一方面可以改善供给结构，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最终达到促进消费的目的。
3.减轻农村居民的负担，解除对农村居民的各种不平等的约束
中国农村居民是收入的最低阶层，而他们的负担相对又是最重的，这不仅严重抑制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且也是阻碍中国消费市场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将农村居民禁锢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和有限的土地上，不仅影响了他们收入的提高，而且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交流与进步，对未来的消费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将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将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释放出来，消除对他们的不平等约束，减轻其过重的负担，增加其收入，对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经济意义和历史文明意义。
4.消除股市泡沫，释放资金以促进消费
股市的泡沫，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金在流通环节从事投机炒作活动。这一方面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威胁，另一方面也抽走了大量的可用于投资、消费的资金，对消费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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