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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根·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其理论中最能吸引人和打动人、最具有时代特色和现代意味的成分，是他对现代技术文明与技术理性所作的批判性反思，其中涉及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难题，诸如：如何认识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科学技术应用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后果的关系？如果有效地避免和克服西方工业化以来日趋严重的“物支配人”、“人的物化”等消极因素？所谓“技术统治人”、“技术支配人”的实质是什么？哈贝马斯虽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作出了一定的探索，但囿于唯心史观的束缚，在那里并没有使这些问题得到科学解决。为此，本文试图对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社会学理论进行认真的剖析，这对于我们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促进我国的科技进步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无疑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一、科技发展的趋势与西方“新型的极权主义”是相容的吗
哈贝马斯在本世纪70年代初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需要哲学？》的纲领性的文章，强调当今理论界的主要任务是批判科学技术，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代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他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或“发达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时期。这个历史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出现了两种新的趋向：一是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二是技术的独立性的增长使科学成了第一生产力。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两种趋向已从总体上破坏了资本主义原有的“制度结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即“古典”资本主义社会，是围绕着通过交换关系的中介的政治权威而组织起来的；而在今天的“后工业社会”，由于国家介入经济事务而掌握了科学技术的管理和使用权；因而它是围绕着通过技术和有目的的合理关系的中介的政治权威而组织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以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科学技术本身已“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①
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书中，哈贝马斯援引了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如下观点：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促使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合理化”。正是这种“合理化”，改变了旧的社会制度，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他说：“合理化的含义首先是服从于合理的决断标准的那些社会领域的扩大，与此相对应的是人们使社会劳动工业化，其结果则是：工具活动的标准渗透到了其他生存领域（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交通和交往的技术化）。”②哈贝马斯肯定了韦伯在研究当代社会时引入合理化概念的重要意义，但又批评他未看到隐藏在合理化背后的强制性的政治统治的问题。哈贝马斯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毋宁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统制的一种特别形式。”③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当代科学技术已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成为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它“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不可能使人成为自主的，不可能使人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④由此，他得出结论，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是社会的极权主义化，并进而导致“在工具主义的地平线上展开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⑤
毋庸讳言，任何社会都少不了政治控制，统治阶级为了保证他们所需要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过程的某种有序运行，总是把他们的统治说成具有政治的合理性，总要借助一系列手段和工具（包括科学技术）来强化他们的政治控制。哈贝马斯实际上已觉察到了这一点。其关于科学技术是政治控制形式的观点，乃是对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对政治、经济和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及异化现象的深刻揭示。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哈贝马斯在对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进行分析时，并没有去解剖资本主义国家和法律的阶级本质，更不愿去批判西方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在他看来，造成当代西方极权主义社会的主要方面不是政治经济制度，而是技术进步。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科学依据。
的确，随着科学的进步和高技术时代的来临，科学发展已经远远超出自身范围，开始与社会的政治、经济交织在一起。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技术手段正在趋向于变为一种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作为政治控制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统治阶级主观意志的外化，它本身并不蕴藏技术的合理性，也不是技术合理性的发展。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能力的发挥，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而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一次全面正确地论定了科学技术的本质与功能。他们指出：“社会的劳动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⑥科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⑦“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为……。”⑧“蒸气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⑨当今，包括生物工程、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在内的新科技革命，使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更加明显。据统计，在80年代，科技发达国家促进国民生产总值提高的诸因素中，科技进步因素所占的比重高达60-80%。因此，科学技术仍然是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内趋力。
那么，到底应如何看待科学技术成果的资本主义运用所带来的消极的社会政治后果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学技术作用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马克思认为，科技发展的社会作用，与历史发展规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科技发展也并不单纯只表现出消极作用，而是具有两重社会政治效应：“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阶级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⑩因而，任何科技悲观主义的结论与科技发展的革命本性都是不相容的。当然，科技发展又确实伴随着一些消极社会现象。诚如哈贝马斯所说的，科学技术成了资本对劳动的奴役的工具，成了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根据。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究竟科学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样的角色出现？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生产方式，取决于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下的人，取决于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统治阶级。他生动地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力量。”(11)而克服这种消极作用的途径不在于消灭科学技术，而在于根本改变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指科学技术－－引者注）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12)
显而易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技术的所谓政治功能，并不是其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在人们运用过程中赋予它的。反观现实，确实如此。一方面，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迅猛异常，科技的价值功能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深层面，各个领域的重大变化中都明显地呈现出科技的巨大威力，但是，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职能也日益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其它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只有具备必要的社会前提，才能建立和完善符合科学技术发展客观规律的新的运行机制，从而有效地协调科学技术与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更好地发挥它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中的伟大作用。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则为科学技术的充分发展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当代中国所确证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非但不排斥而且内涵着要为科技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完善科技发展的外部机制和内部机制。
哈贝马斯尽管对科学技术的解放作用有时也作了某种肯定，承认它是“第一位的生产力”。但是，当他将科学技术当作发达工业社会或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控制形式以及异化和苦难的根源来加以批判时，则表明他并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伟大的革命力量这一主流方面，没有看到科学技术预示了人类社会的光明前途。相反，他却把科学技术看成一种社会的统治力量，即他所谓的“生活条件的合理化与没有公开承认的统制形式是同义的。”(13)这样，在哈贝马斯那里，科学技术也就成了消极的力量，它威胁着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包含的争取解放的潜在因素，是反民主的主要动力。显然，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的理解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西方工业社会的极权主义，首先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政治经济制度造成的，只不过它借用技术理性加以操作，显得“合理”而“有序”罢了。哈贝马斯把造成极权主义的原因归结为技术进步，用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批判来代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就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和本质，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痼疾产生的深刻根源，从而不可能唤起人们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相等同的吗
面对着科技革命深化在当今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引起的许多新变化，哈贝马斯从意识形态角度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也做出了自己的推测，断言：“在技术统治意识的形态下，科学技术今天已经产生了意识形态的附带效果。”(14)
哈贝马斯的上述看法正如他自己所说，起源于赫伯特·马尔库塞自五十年代起就一再谈起的观点：“在工业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不仅成了创造用来安抚和满足目前存在的潜力的主要生产力，而且成了与群众脱离的、使行政机关的暴行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的新形式。”(15)与马尔库塞一样，哈贝马斯基本上也是在否定意义上来看待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意识”，断言意识形态概念系价值性概念，它具有功利性、效用性，以满足狭隘的阶级利益为准则。他曾写道：“阶级利益是公众舆论的基础，可是这种利益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和公共利益相适应。因为这个舆论必须能够被誉为‘公众’的舆论，也就是要打起公理的招牌，从而被当作是合理的舆论。”(16)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它赋予某种政治统治和政治秩序以合法性。正是基于对意识形态的本质社会作用的这种认识，哈贝马斯又进一步分析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状况，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命题，并从两个方面对此作了论证：
第一，哈贝马斯声称，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起作用的是“工具理性”（即抽象的技术体系），理性成了征服自然、控制社会、操纵个人的工具，并集中体现在被他称作“经验－－分析科学”即自然科学和“历史－－解释科学”即社会科学之中。在他看来，随着现代技术与科学、工业研究与工业利用结合成一个整体，现代技术已经成为维持社会系统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成为一种决定社会系统发展的自主性力量。这就使得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这样一种前景：“社会制度的发展似乎是由科技进步的逻辑决定的；科技进步的内在规律性，似乎产生了事态必然发展的规律性，而服从于功能需要的政治，必须遵循这种事态必然发展的规律性。”(17)因此，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已具有了“统治的功能”，“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策划好了的和正在策划着的统治。”(18)
第二，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还具有一种“辩护的功能”。在“科学技术理性”时代，由于国家政权对生产和交换领域的干预，一般以改进公共生活的组织的纯技术手段出现，并倾向于同科学和工艺相结合，于是，科学的观念逐渐取代了以往政治、艺术、哲学、宗教的统治地位，成为社会的主要参照系。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断言，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技术、技术政治思维”日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形成。因此，存在于当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的意识形态也就是科学与技术，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技术统治的意识(das technokratische BewuBtsein)”。这种技术统治的意识具有解释统治合法化与维护现行制度的任务。尽管它是通过作为非政治力量的科学与技术，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的，但在客观上，它成功地阻挠了“人们议论社会基础”，它所产生的奇特效果是：社会的自我理解脱离了交往行为的关联系统，“而为一种科学的模型所代替”，“同样，在合理行为和适应行为范畴内，人的自我物化替代了人用文化对社会生活所作的一定的自我理解。”(19)
不难看出，哈贝马斯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科技进步对人的理性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重大影响这样一个普遍的事实，尤其是注意到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技进步导致工具理性横行这一点。就此而言，他的理论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哈贝马斯在探讨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时，并没有去具体而科学地考察现代西方社会生产方式、社会政治经济特性是如何制约和影响现代西方社会文化面貌、人们文化心理结构的。相反，他抛开特定的社会背景，片面地强调科学技术对理性影响的消极性，将科学技术说成是一种肯定的、排除批判否定精神的思维方式的帮凶，甚至把科学技术直接等同于意识形态，这就偏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我们认为，科学技术（尤其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科学，一般是指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各个领域事物的具体规律性知识的理论体系。它作为人们认识活动的结晶，是社会的精神财富，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同时，它本身也是一种以知识形态存在的（或精神的）生产力。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确具有生产力和意识形态双重属性。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具体的实践中表现为：为人们改造或改变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提供理论和方法，为社会的变革或社会的协调发展服务，改造自然和社会，进而改造人及其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与哲学、宗教、法律、政治等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即一方面，科学能够渗透于社会关系、政治、上层建筑和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之中，从而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的思想体系，特别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也会渗入到科学中，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在此，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的应用不仅取决于生产发展水平和物质技术条件，而且还要受到社会制度、阶级利益、人们的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即受着意识形态肯定或者否定功能的制约。
其实，马克思早已洞见到科学或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联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针对他以前的和同时代的哲学家们只是从外表和效用的角度去看待科学技术（即工业），而忽视了科学技术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精神世界的重大影响这一错误倾向，强调科学已通过工业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它甚至比宗教、政治、艺术等意识形态更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批判了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了科学技术或工艺对意识形态的巨大的作用：“工艺学(Die Technologie)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20)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始终并没有把科学技术直接视为意识形态，而是将之归入生产力范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理论（尤其是自然科学）作为知识形态在未被应用于生产过程以前，是潜在的或间接的生产力，而当它们被应用于物质生产过程时，即会从知识形态的生产力，从精神生产力转化为对自然、社会进行改造的技术，成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他说：“科学应用于私人生产”，成为“物质生产力”的因素，(21)“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22)科学的应用极大地推动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使社会财富不断地涌现出来，改变着整个社会的面貌。因此，依据唯物史观，由自然界本质知识构成的自然科学以及运用它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技术知识，则仅是“头等生产力”。它具有毋庸置疑的“中立性”，而并不具有意识形态所特有的阶级性或政治偏向性。谁掌握了它，它就为谁服务。由此推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技术统治”显然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表现，它完全是由于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资本主义式的利用所造成的，归根到底它只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遗憾的是，当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说成是新的意识形态时，原本是想说明科学技术已变成了资产阶级用以维护其统治的新的更有效的工具，但是，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他忽视使科学技术发生消极作用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而最终陷入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谴责的旧巢之中。
三、科技发展的本性与人性是相对立的吗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或者说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已愈来愈为人们所关注。哈贝马斯同样对此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工业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以科技文明为基础的大工业生产系统基本成型，这种成型固然带来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同时也蒙上了巨大的阴影：科技和生产的发展方向与人类文明的某些精神日益发生背离，科学技术已异化为奴役人和束缚人性的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书中，哈贝马斯援用了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提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活动分为两大类：“目的的－－合理的行为”（也称“劳动[work]”）和“交往行为”（也称“相互作用[interaction]”）。所谓“劳动”，指的是“工具行为或合理抉择，或是它们两者的结合。工具行为由基于经验知识的技术规律所支配。……理性抉择则由基于分析知识的策略所支配。……目的的－－合理的行为在既定的条件下实现其明确的目标。”(23)劳动的合理化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力量的扩张。而“交往行为”，他指的是“以象征（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它由具有约束力的舆论规范所支配。这些舆论规范规定着对行为的相互期待，并且必须被至少是两个以上的行为主体所理解和承认。”(24)交往的合理化则意味着人的解放、个体化和非统治形式的交往的扩张。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人类理性原来应该是一种超越现实（改造对象和变革自身）的一种清醒的批判能力，而在现代，效用性的工具性的科学技术进步代替了以往具有特定价值取向的批判性理性，人们只是关心工具性的操作对象，而不问目的与后果。工具理性正以超价值判断的方式支配人的认识活动，并扩展到社会的总体结构的各个方面，使“劳动”的“合理化”得到了实现。但这种“合理化”，不仅使人本身失去了自由的理性，成为被奴役的、只有技术理性的工具，而且还引起了人们“交往行为”的“非合理化”，因为把“交往行为”吸收到“有目的合理的行为”的功能范围中去，必然会使正常的交往受到控制，遭致歪曲，使交往者陷于痛苦之中。据此，哈贝马斯得出结论，科学技术就是导致人被异化和被奴役的罪魁祸首。
我们知道，工业社会特别是现代后工业社会的那种以科学技术为趋动力的生产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达到了一种迅猛增长的状况，这种状况不仅创造出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属人世界，而且也改变着人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下科学技术对人的负面效应，提出了如何限制科学技术的非人利用，如何将人的价值因素结合到科学技术中去等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哈贝马斯的理论是以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伦理冲动为理论支点的，他离开社会的生产方式抽象地谈论科学技术表现出来的某些消极后果，并脱离人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去看待人，不相信人类有正确地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并把科学技术看作超时间、超历史地造成人的异化的根源，这就决定了他难以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答案。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把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才有可能解释科学技术对人的发展的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从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与主体的发展一致的，科学技术的变革和进步符合人类征服自然而强化、完善自身能力的价值取向，它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基本前提或物质保证。因此，科学技术与人生存的意义、价值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对立关系。当然，这是在最终意义上说的，因为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科学与价值相矛盾的一面。特别是在当代，以信息科学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形成了诸如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新能源等一系列高科技产业群，这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人们在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的高大身影中，已经发现自己也正在面临着一种危险，那就是蜕变为单纯的材料和物，人类生存的价值、意义与科学技术的运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矛盾的产生是有原因的。它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够，或缺乏对科学技术的消极后果采取强有力的控制手段而造成的，另一方面则纯粹是由社会关系的因素而引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简单地、抽象地谈论科技发展对人类前景的影响，他们所批评的只是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特定状况和使用。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在大工业生产中的确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关系中，由于资本追求利润的盲目冲动，使科学技术成果的社会运用构成了某种对人和自然的共同伤害。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置疑的事实。”(25)今天，西方工业社会中科学与价值二者之间的尖锐矛盾更加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解决如何运用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的问题，从而发生了科学技术束缚、压制人的异化现象。哈贝马斯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足之处就在于，他把科学技术本身的性质和科学技术在某种社会条件下运用的非人化的倾向混为一谈了，实际上是在用虚构的“科学技术与人性”的对立来代替真实的阶级之间的对立。而他这样做的后果，不仅会引导人们对技术文明的彻底怀疑和全盘否定，而且还会消解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怀疑意识和批判精神。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根本对立。但尽管如此，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观作为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及其社会后果的理论反映，对于我们认识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认识当代技术文明的某种负效应，都不无借鉴意义。与此同时，哈贝马斯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如怎样以科技进步推动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科技使用如何兴利除弊、贯彻“人是目的”的宗旨以更好地为人服务、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防止科学技术转化为压抑人的手段等等。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在追求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不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重要问题。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分析批判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观，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②③④⑤(13)(17)(18)(19)(23)(24)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载《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波士顿，1971年英文版，第100-101、81、82、84、85、82、105、82、105-106、91-92、92页。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37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5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1页。
(12)(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页。
(14)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法兰克福，1976年德文版，第53页。
(15)哈贝马斯：《对H·马尔库塞的答复》，法兰克福，1968年德文版，第54页。
(16)转引自波朗查斯：《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9页。
(20)《资本论》第1卷，第410页注(89)。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60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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