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与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经济学家既基本完成了对现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的补课任务，又走过了将自己视为各种外国经济学理论的简单延伸的阶段，经济学家们开始意识到，在他们的研究中，有某种“中国因素”在起作用；他们开始关注，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独特命运；他们开始发问，这一发展将会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种意识的觉醒足以构成某种意义的“转折”。也许由于这个原因，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学如何发展”，“是否会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中国经济学”这类问题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并作为一些研讨会和论文的主题。单是提问，已经说明问题了。
——引自《中国经济学1995 》前言（代序）
在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感到传统经济学对现实越来越缺乏解释力了，而传统理论经济学在整个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受到了挑战。那么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谷书堂（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教授）：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深入迅速拉大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差距，我国的经济学正在为基础理论经济学事实上的缺位而困扰。从目前情况看，这种现象突出地表现在曾经一度占据基础位置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与在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应用经济学理论的内在联系正在不断弱化。只要我们翻开货币银行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市场营销等应用类教科书，就会发现越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结合紧密的学科离现行的反映市场经济不充分的政治经济学越远。而适应市场经济实践需要的应用经济学理论则纷纷改换门庭，使自己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挂钩；由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局限不能为应用经济学理论提供理论支持的政治经济学，则由于它的分支学科纷纷与其脱钩而使自己的基础地位不能不处于虚置状态。
面对我国理论经济学落后于迅速变革的经济实践，我国的理论经济学家曾做过哪些努力，效果又如何呢？
谷书堂：面对来自实践和理论上的冲击，为了保持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有些经济学家曾致力于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重建中国理论经济学体系的探索。在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已形成了三种值得注意的趋势：
一种趋势是保持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体系，只是在制度分析过程中加入一些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第二种趋势虽然是以制度分析为假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却同时将整个结构体系分为制度分析、运行分析和发展分析三大块，并以运行和发展分析为主体；第三种趋势则只在导言中简要概述了制度分析以后，着重分析经济运行的全部问题。
这三种体系虽然各有各的理由，但却都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共性问题，即他们的逻辑分析难以贯彻始终。制度分析是以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为基础，而运行分析则大都采用了西方新古典主义的思路和方法，发展分析则进入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因此，分析过程中往往存在着概念和范畴不够一贯和相互矛盾的现象，诸如生产劳动价值论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劳动者公有制与劳动力商品及劳动力就业事实上的不平等、按劳分配理论与按效益分配的现实等等，都反映出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内在矛盾。而这些恰恰是尚在发育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传统的计划经济学理论矛盾的反映。
盛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博士）：我国改革实践的成功及其速度之快，是超出许多人预料的。今天，当我们回顾改革时，会发现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们曾学习其他国家的这种模式、那种模式，而现在我们自己也成了模式。“中国的市场化道路”逐步成为一种概念，出现在改革者的语言中，出现在学术论文中。“中国特色”已经获得了它的独特理论涵义。
我们的经济学家以前基本上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后来因实践的需要，逐渐开始接受新古典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但这些理论却缺少动态特征，即只告诉人们应该怎样，而没有告诉人们如何这样。它一般只进行既定制度安排下的成本——收益分析，却很少研究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学问题。由于存在这一缺陷，不少人误以为只要选择对了目标模式，改革就大功告成了。但不同国家的改革实践及其不同后果提醒我们，市场化改革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改革的问题。而这是正统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没有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许多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制度经济学，并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我国的改革过程做了尝试性的分析。应该说，从我们开始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运用，到这几年对制度经济学的运用都是比较成功的。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过去所做的只是对现有理论的应用，中国的经济学家还并没有在现代经济学上有所贡献。
李义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 博士）：我们在讨论经济理论的发展时，首先应当明确界定什么是经济学的发展。从一般意义上考察，经济学的进步应该是产生了一种规范或者范式。如果以此来衡量，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界还没有出现让众多同行信服的规范，即使全盘把西方经济学的名词照搬过来，冠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也不能说发生了所谓规范的变革，因为这些并没有包含中国经济的灵魂，对于中国经济是缺少说服力的。相反，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倒是给掩盖了，例如市场经济的功能与市场经济的制度构建问题，股份制与制度环境问题，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问题等。甚至一系列较为浅层的问题，例如拨改贷，法人、破产等也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发现，在不少研究论文中更多的是阐述应当怎样。而这些应当怎样，往往是把西方发达国家的东西作为参照系的，并没有探索就我们的条件而言，我们到底可能怎样，能够怎样。事实说明，理论上讲不通的，实践上肯定做不通，理论上不彻底的，实践上最终会捉襟见肘。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迄今为止，已有许多国外经济学理论被介绍到了国内。但我们应该注意：经济学家一般以他们自身所处社会的经济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比如，西方的经济学家在研究中会自觉、不自觉地把他们所在社会现有制度、技术、资源作为给定的前提，也就是把处于技术前沿而制度相对稳定的社会作为出发点来研究问题。而我们在运用外来的经济理论来分析、理解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时，容易生搬硬套。结果，忽视了一个理论只有在弄清楚它所舍弃的社会变量在我国也同样无关紧要，而这个理论所抽象出来的几个变量在我国的社会也同样重要时，这个理论对我们的经济实践才会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前不久上海的社会科学报曾以“中国经济学寻根”为题展开了讨论，大家认为：
中国经济学有三个根。第一个根是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近代以来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这个根不是存在于经济学家的头脑中，而是生长在领导人的身上、普通百姓的心中。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在于管理，因为小农经济缺乏经营，所以政府行为是如何管理经济，如何治理经济。第二个根是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理论是上世纪末传入我国的。20—30年代曾有大量译著。第三个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是19世纪初就完成了，本世纪初传入我国，解放后一直是我国的主流经济学。
如今，我们要在这三者基础上对理论经济学进行创造性重构，那么，其基本思路是什么，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
林毅夫：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的国际意义将越来越大。一般说，一个理论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力也越大。因此，我想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使中国经济学家更有条件对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特殊的贡献。具体来说，我们的经济学家在两个问题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是过渡问题，西方经济学过去研究的主要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对于一种体制的过渡，它通常是不涉及的，对于过渡问题的研究，西方学术界也仅仅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以后，才开始研究。因此，关于过渡的问题，西方经济学至多只能提供一种理想的目标模式。但是如何从目前的状况达到理想的目标，西方经济学现存的知识库中还没有现成的理论。另一个是发展问题，据预测，下个世纪初，中国很可能步入世界经济规模最强的国家行列。但这只是从总量上讲的，从人均量来看，还将有很大差距。因此，在总量增加的同时，需要继续增加人均量，这就是发展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在目前的经济理论体系中还没有成熟的发展理论可供参考借鉴。
经济科学理论的创新往往是在现有理论解释不了出现在某一特定社会的经济现象时发生的。新的经济理论不是来源于书本，而是不断地从现象中去归纳和总结，从中提出一些抽象的模型，然后演绎，并验证演绎的结果是否与实际发生的一些现象相吻合，只有这样产生的理论才能对我们未来的行动具有指导意义。古人讲过，学问有三种：一种是生而知之，一种是学而知之，第三种是困而知之。我们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所面对的就是困而知之的问题。
我曾提出过中国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所谓本土化，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首先必须把要解释的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理解透彻，弄清楚哪些是导致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主要经济、政治、社会变量，然后才能构建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来说明这些重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吃透所要解释的经济现象是经济科学理论创新的第一步。而对发生在一个社会的经济现象，通常只有生活在那个社会的经济学家才能了解清楚，对于那些不身临其境的经济学家一般只能是隔靴搔痒。我们应该注意到，任何一个有影响的经济理论首先都是本土化的理论。
刘诗白（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 教授）：我认为，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应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学无疑需要研究生产关系，阐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特征、内在矛盾、发展趋势，阐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变化的规律；第二，我们正在加快现代化进程，力争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经济学无疑需要研究生产力，阐明生产力要素、结构、发展的动力与机制；第三，我国实行的是由市场机制调节经济和配置资源，经济学需要全面阐明市场微观主体及其行为特征，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及其功能；第四，我国实行的是政府有调控的市场经济，这就要求经济学阐明政府对经济的间接管理和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要阐明进行调控的经济杠杆：适应市场经济的银行体系和财政体系。由此可见，我国的理论经济学将不仅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力，还要研究经济运行。
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创建，必须以中国改革实践为基础。当前，我们应防止两种“本本主义”：一种是以市场体制目标模式为理由，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从而在经济理论上照搬“西方本本”，以为这才是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方向；另一种是头脑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的“本本”所束缚，不热心于研究现阶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方式的新特征，更说不上积极主动地为适应经济体制转轨进行经济理论创新。
盛洪：我想，中国经济学家在未来的经济理论创构中具有三个有利的条件：第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和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有着相通之处。第二，我国的经济学家正经历着一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伟大的经济体制变迁。这一背景不仅为探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奥秘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经济材料，并使我们的经济学家有幸身临其境、近距离地观察制度变迁的细微之处，而且能够为这一研究提供越来越多的材料。经济学家们既会在改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又会受惠于此。第三，现在许多西方国家，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走上了片面追求形式化、模型化的研究方法中，而这是以远离现实、丧失活力为代价的。
理论与实践是互动的。在我们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后，通过其中的问题导向，中国的经济学家会对许多经济理论进行创构，今后会有人做集大成的工作，并形成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现在的经济学家应该关注的是那些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多，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企业间的并购问题、市场制度的形成、法律制度的变迁等等，都是我们在制度变迁中所遇到的课题，而这些课题本身在现代经济学中都是前沿尖端问题。
经济学家的视野应该更开阔，对一些问题需要超前关注。在时间上，我们的研究应包括后市场化的问题，也就是在逐渐完成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后，市场经济本身将存在的问题。比如垄断问题、市场周期问题、贫困问题、环境问题等。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事；随着我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我们应该加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寻求我们在各国利益互动中的合适位置和角色；同时，经济学家还应用自己的工具和方法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合作，在法学、政治学、史学、社会学的领域展开分析。
谷书堂：如果我们从活生生的实践出发，就比较容易发现，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坚决务实地利用了人类优秀的思想成果。
就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逻辑看，社会实践的需要、经济运行与发展过程中内在矛盾的暴露程度和理论积累的程度是经济学实现大的变革的三个基本前提。有鉴于此，我认为，第一，目前我们应该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经济改革中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深入的研究，培植新的理论增长点；第二，可以看到，现存的任何理论经济学体系都难以“独立”承受我国经济问题分析的艰巨而又繁重的任务，这便决定了研究我国经济问题的理论来源和方法不可能是单一的，只有在方法上从实际出发，坚持以实证性的比较研究为主，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力求在比较研究中鉴别各种理论的有效性，才能形成新的理论思路；第三，由于理论抽象的角度不同，形成各种新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是正常的，至于各种假说和理论的有效性、在实践中的适用程度及在我国理论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则只能取决于其内在的客观真理性，并会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进程中接受检验和修正。
李义平：经济学的创构需要应用人类已有的经济学知识和其它文化遗产，紧密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创造出对于我国经济问题具有理论透视力和历史预见性的科学规范。这一规范可以运用各种经济学知识，但各种经济学知识都必须服务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与中国经济问题水乳交融。
为了使中国经济学真正有所发展，当前需要引起充分关注的问题是：
第一，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实践千万次证明，现实的选择是历史选择的继续。历史上的许多因素，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现实的选择，各国经济体制模式，无不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均衡。
第二，当我们借鉴和运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已有成果的时候，必须充分重视它的环境性和条件性。世界上任何经济学思想，任何经济政策方案都是有条件的，在此条件下是优秀的，在另一条件下就不一定是优秀的了。例如发挥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需以市场经济的制度构造为前提，市场定价以市场主体的确定为前提，股份制功能的发挥以股份制的制度构造和制度环境为前提。离开了这些条件，那些在具备了这些条件时是优秀的东西，可能恰恰就不优秀了。
在我国经济学理论不断求发展的同时，经济学工作者本身的价值取向及学术研究的规范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了。
李义平：的确，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首先应当重视经济学家的价值取向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的统一。任何科学研究都渗透着研究者的价值取向，特别是社会科学。尽管人们都强调社会科学家要以超然的态度考察社会事实，但事实上却很难超然地对待自己的意见，对待自己的价值取向。
我国经济学家由于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接受了不同的经济学知识，掌握了不同的研究武器，也形成了一定的先入为主的价值取向。但我想，一个致力于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经济学家，他的最高价值取向应当是经济学的科学性。这里所讲的科学性就是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和经济发展的预见力。
我们的经济学家应当有一种使命感，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对于经济学家的衡量标准，也只能看为我国经济学和经济的发展所作贡献大小。经济学家应当有一个分工，应该有相当的力量关注基本经济理论的研究。
林毅夫：理论经济学在创新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学术研究的规范。从本质上看，理论应该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体系，力求经过逻辑推理搞清楚几个变量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因此，经济理论创新首先必须遵守形式逻辑的要求。当然，理论不是逻辑游戏，是为了解释社会现象。因此，理论的各种推论必须与其所解释的社会现象一致。从形式上看，我们必须改变那种总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理论研究方式，推广国际社科界比较成熟和公认的论文写作范式的评价体系。
经济学的争论也应遵守相关的规范。理论既然是为了解释社会现象，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对理论的争论就应该：一是看理论的逻辑体系内部是否有问题，因果关系和推论是否是严谨的；二是看这个理论与其所分析的现象是否是一致的。如果这两个条件都满足，那么这个经济理论就是未被证伪的，我们可以暂时接受。假如我们要反对，就应该去收集更多的社会现象去证明该理论及其推论的不足。但目前这一规范还未被普遍遵守。比如，有的学者在论证时用的必要条件，而与之争论的人却用充分条件去要求和反对它。再如，一些人在一套理论、一套逻辑体系中讨论问题，而另一些人却用另一套逻辑体系来要求。这样就既不能指出前者的逻辑是否有问题，也不能指出前者的理论是否与现实相符，结果必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致使我们不会在理论上产生多少进步。
最后，我们以陈贷孙教授在一次演讲中的话来结束讨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经济学界曾经有过一个类似口号的东西，叫做理论联系实际。我们有不少人在这方面做过努力，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努力的结果并不十分的理想。经济学的发展从历史上说就是一个理论跟实际联系的过程，时代变了，经济实际变了，就一定会反映到经济思想方面来。如何了解这种实际，分析这种实际，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理论问题，有了这个理论之后，我们反过来由理论又来解释实践，而实践又是由理论来指导的实践，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在这方面我觉得做的还是不够的。今天，尤其我们中国处在这个时代，变动很大的时代，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如何解决这些新的问题，是我们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本组稿件由陈蓬采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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