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变革的创造性摧毁——中国城镇失业与下岗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造性论文,中国论文,城镇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鞍钢（清华大学教授）
首先，我想就这个主题“结构变革的创造性摧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它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失业问题，一个是就业问题。我想讨论中国的失业和就业问题应该是在全球背景下和中国国情的条件下来讨论。（我只能简要的说一下）那么，从全球来看，失业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最大难题之一，当然创造就业也成为全球发展的最大任务之一，这就是中国就业和失业问题的全球背景。我只能概括地做一些总结。
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成熟市场，它的失业率其实是居高不下的，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失业挑战，特别是在欧盟这些地区。第二就是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公开和隐蔽性失业人口，这种表现在城镇是公开性失业，农村则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第三个就是东南亚，包括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受到金融危机和这次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贸易增长率从原来13%降到去年的1%，这两次冲击我们称之为W型，出现了失业率的大幅度攀升。第四类就是所谓的转型国家在经济转轨中出现了所谓突发性的失业增长，叫转轨衰退。就是一转轨，生产下降，就业人数下降，失业率上升，失业人数上升，通货膨胀率上升。进入21世纪，显然人类正在爆发一场我们称之为无硝烟的但是规模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就业战争。这就是我们讨论中国失业和就业问题的国际背景。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中国的基本国情。把中国放在全球来讨论，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1999年总劳动力人口为7.51亿，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占了世界总量的26%，我们算了一下，这相当于高收入国家总劳动力4.35亿的1.73倍，而它们占用了世界上80%的资本资源；相当于欧盟国家总劳动力1.36亿的5.5倍，相当于美国总劳动力1.43亿的5.3倍，也就是中国创造就业这个问题在全球极具特殊性，大家要记住这个基本国情。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面临着如此巨大的就业挑战。是什么含义呢？要知道，我们是用两个7%来养活一个21%的人口，就是用7%的耕地、7%的水资源来供养22%或是21%的中国人口。同时，我们是用两个不到10%的资源来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就是世界上9.6%的自然资源（很多资源综合在一块）、世界上9.46%的资本资源（包括国内投资，还包括股票市值等）；用两个不到8%的资源，也就是说知识资源，我们算下来大概1.85%（包括因特网、发明专利、科学论文等）和1.83%的国际资源（包括进出口贸易和与其相关的版权、收入、支出）来为26%的劳动人口创造就业。我想面对这个基本事实，无论谁当政，都会把这些事情——创造就业、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当作优先发展的任务，这是与我们的基本国情相关的。
此外，中国正在经历两个巨大规模的社会转变，包括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1998年我们已经提出：失业问题将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最大挑战。而今天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正在经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在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岗位的同时也在大量地摧毁旧的工作岗位。而且摧毁的速度超过了创造的速度，摧毁的规模超过了创造的规模，因此也就提出所谓引发了大规模、突发性，看来也是持久性的下岗工人和失业工人。这种严重的失业问题已经对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等方方面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成为我国下一届领导人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来讨论一下。
如果按照官方的数据，我们做了一下计算：2000年中国的国有单位在岗职工比1995年减少了3159万人，下降28.1%；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1648万人，下降了52%；两者合计减少了4807万人，相当于我们在五年的时间内把正规岗位减少了一个韩国的人口。如果我们扣除正常退休的大约780万人的话，下岗职工累计数也在4000万人左右。
根据国家官方数据，1998-2001年仅国有单位不包括事业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有2550万人下岗，500多万人待岗。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去年全国国有单位比上年减少462万职工，城镇集体减少了208万职工，合计减少了实际上是670万人，其他方面相应增加224万人。
我们的失业人数基本上包括了4部分，第一部分是登记失业人数，第二部分是下岗失业人数和下岗之后失业，第三个是城镇农民工失业人数，当然我们这个失业是按照国际劳动组织的定义，不完全按照中国的定义。再一个加上最近大专和大本科毕业生待业人员，可能就是在座者中的有些同学。根据我们的计算和分析，我把有关的数据，比较简要地给大家做一下分析。登记失业人数从1993年的420万提高到2000年的600万，去年已经提高到680万人。那么，下岗失业人数呢，从1993年的120～180万迅速上升，到了2000年大约是1000万左右。去年官方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大约是500多万，但如果加上城镇集体单位及其他的人数，我们认为是在2000万左右。那么，农民工我们做了一下计算，主要是根据历年的千分之一的数据来计算一下它大体上只占1.5%，总体计算结果2000年我们认为大约在120-150万人左右。（因为时间关系无法展开）从统计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官方的数据大体是登记失业人数，这一部分是所谓的下岗职工人数。
显然中国已进入到城市高失业阶段。我们对这些数据作了一些统计和分析，官方的数据大体是2.9%-3.1%，去年提高到3.6%了。我们计算下来是两个统计，一种是综合统计，考虑农民工；另一种就是不考虑农民工的时候，大体在8.3%。去年呢？我认为失业率大体在8.5%。
中国进入高失业阶段，其实官方已经给予肯定了。首先来看2000年的登记失业率已经上升为3.6%，2002年国家的控制目标已经确认为4.5%。国家十五计划是控制在5%以内。这是从国家角度来讲，它已经意识到我们的失业率在逐年上升。从官方数据来看，去年城镇失业人口，一个是680万的登记失业人员以及国有企业500万，总计约1200万。但同时也预计，到今年大约是1400万人。所以，我们的数据其实是比官方要高。但是官方高，我们也会高的。我保守估计是在1900万人，它主要包括刚才说到的680万的登记失业人员加上1000万左右的下岗失业人数，特别是城镇集体这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再加上大约120-150万的城镇农民工，如果说考虑到初次就业的话，还有70万大专大本毕业待业人员。那么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了8.5%。这些信息给我们一个明确信号：中国已进入到一个高失业阶段。我们现在很难说什么时候下去。现在的情况是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又增加了新的就业问题。如2001年本科生一次就业率为70%（这是教育部的数据），待业率大约30～34%，估计今年在37万人；第二个是大专、高职就更低了，一次就业率约为40%，待业率达到60%，预计今年是43万人。估计今年总的可能达到80万人。需要说明的是，实际上中国大学本科和以上学历的大约只有4600万人，占我国全国人口大约只有3%，实际上，这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是比较低的。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绝对需求大专、大本，包括高职。现在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不是灵活的。大家出于收益——成本问题也都愿意留在大城市，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形成待业率比较高的情况，但是，我们也看到发达国家教育文化程度高并不代表待业率也高，所以说这个问题看来是比较突出的。
下岗失业人员由于时间问题只能简单介绍一下。从下岗职工的学历来看，我们认为主要是初中及初中以下多一点。我们统计了一下，下岗职工的平均文化程度是10年，实际上远高于东亚国家，当然除了日本和韩国以外。他（们）主要是就业竞争能力不够。登记失业人数现在以初中高中为主，特别是也包括高职的。下岗失业人群主要以35岁以上人群为主，这是一个驼峰，登记失业人员以35岁以下为主。实际上我们失业人员年龄分布还是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从不同类型来看，我们发现，所有企业下岗失业人数都在上升，只是国有企业比重更高一些，他们成为主体。亏损企业是下岗失业主要的来源，可以看出比例相当高，到2000年已经提高到63%了。
另外，地区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特别象结构调整比较高的东三省地区比较集中，而且从规模上看，全国有8个省份下岗职工超过100万，其中辽宁比较严重，根据我们的数据来看，从1996-2000年，在岗职工人数减少了410万人，没有一个地方比它更大规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么多人裁下来。这个研究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今年的一个研究结果，结论就是离岗、失业、待业人员达到了310万人。所以说从全国来看是不平衡的。沿海的发展实际上非常快，创造非常多的就业机会，像广东、福建、浙江等。
我们转到另一个问题，说说创造就业问题。我想简单的回顾中国的就业情况。实际上我们是在不断创造就业的。从1952年的2亿人达到了现在的7.1亿人，实际上去年已经达到了7.3亿人。同时我们就业参与率从36%到56%（我们这个就业参与率使用总人口就业参与率，就是就业人数／总人口数），这在国际上也是非常之高的。从就业弹性来看，无论是增长弹性还是投资弹性都在不断地下降。我比较同意孙立平（音）教授的观点，就是说在改革初期所有人都受益，而且主要是贫困人口先受益，如农民等。同时也发现80年代中国的就业增长率达到了100%，但是进入90年代后就迅速下降。从就业增长弹性来看，改革前相当高，大约是0.42，就是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率可以增长0.42个百分点，和发展中国家比较一致的；到了80年代降到0.31也还可以，到了90年代降到0.1了。就是说经济增加并不一定会带动就业增长，这说明我们中国就业模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走的是一个比较快的我们称之为资本深化的过程。
从城乡就业情况来看，城市成为就业的主体。从就业贡献来看，改革初期农业人口上升，所以以农业为主。到了90年代农业在下降，主要是城市来创造就业。同时我们也看到，从净流入率（城市人口增长率减去自然增长率）来看，80年代大体在3.57%，到了90年代下降到1.70%，这也反映我们就业下降和乡村进入城市每年流入增长率大量下降有关。从第一、二、三产业来看，原来是第一产业也还能创造点就业，现在第一产业不能创造就业，应该是下降，减少农民工。主要是第二产业。但是第二产业从1997年呈下降趋势，同时乡镇企业人数也在下降。发达国家一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甚或90年代末才开始下降。但我们制造业已经不再作为就业机器，而是在开始排斥劳动力了。而第三产业，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现在每年创造的就业岗位比“八五”期间至90年代下降了60个百分点。也就是中国经济需要增长，增长需要多就业，多就业才有收入，有收入才能消费，有消费才有市场，就是这个逻辑。但是进入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期，中国市场发生了大的变化，加上参与全球经济的局势，使得就业机器不是说突然熄火了，而是不再像原来那样产生大的动力。
所以失业问题突出，就业能力下降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我们称之为就业战争。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的就业模式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们提出一个就业模式的转变，所谓model，含义也很清楚，就是说我们把整个中国划分一个阶段的话，就发现在建国初期“一划三改”，是所有就业正规化加快的过程，而后达到高峰，特别是计划经济时期在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百分之百的就业主要在这。经过转型期以后，这个比例是在下降的，非正规就业包括新兴正规部门，假定说外资企业或股份公司，它也在上升，但这个比例非常之低。我们现在正经历这个转型中期，排斥的劳动力——从国有企业下来的这些劳动力包括城镇集体，但是新的部门不能有效的吸收。我们就发现失业人数在上升。我们正处在一个走向上升的过程。我们就提出这个模式，对不对可以再讨论。
数据资料表明，从1950年算起，一直到2000年，正规部门占整个就业比例的情况一直非常之高。世界上发达国家是新兴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就业所占的比例比较高。所以说，中国要实行市场化，就业模式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
从今后来看，中国就业创造的基本思路就是从正规转向非正规。这就包括两个含义，一个就是我们要发展非正规部门，创造良好条件。这次中央要召开就业政策会议，将会提出许多一系列优惠的政策。另外，大量的正规部门，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它还可以创造一些临时性的非正规就业。这两者结合可能会对中国的就业问题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把中国的基本情况介绍一下。总的结论，我的基本看法：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就业战争。因此，如何与失业做抗争，如何创造就业乃是下一界政府的首要任务。当然也不只是下一届了，还包括后边一届。
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郑功成教授）评议：
谢谢胡鞍钢教授的精彩演讲。
过去我多次和鞍钢教授在一起开会，有两个很深的感受：一个是他作为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应该是自然科学家出身，但在他的身上却总是能够看到饱满的人文精神；第二个感受是他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总是很自然地流露出忧国忧民的意识。他一直呼吁政府应当采取就业优先的战略，在多次会议上将社会保障称为积德行善的事业。今天听完他的演讲依然是这样一种感受。他用“创造性摧毁”来概括我们国家的结构变革，这是一种很新和很独特的提法，我们正在摧毁一些旧的结构甚至制度，但这种摧毁不是破坏性的、消极的，而是创造性的、积极的。他同时用了大量资料证明结构变革引发的“下岗洪水、失业洪水”，得出了下岗失业问题将是中国在新世纪最初的十年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发展挑战的结论，是很有说服力，很有启发性的。当然，有两个小的问题，我也可以补充一下我的看法：一个就是关于下岗职工平均有十年教育背景的问题，十年文化教育背景在发展中国家应算很不错了，但为什么下岗？为什么不能适应就业竞争？我认为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教育的水准需要打一些折扣外，是不是还和计划经济体制把人变成一个不需要思考、不需要主动创造、不需要竞争的“螺丝钉”有关，僵化的体制可以把一个有主动性、创造性的人变得没有主动性、缺乏创造性的。第二个是失业率，你讲的比政府公布的高，而计委杨宜勇的结论却比政府公布的失业率还要低，对这个问题还不是完全一致，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好，下面进入提问阶段，哪位有问题可以向胡鞍钢教授提出。
A提问：
当把弹性就业也就是非正规就业作为一种解决就业方法的时候，请问它和社会保障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彼此相互促进的关系，还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您如何看待国际劳工组织讲的体面劳动与非正规就业问的关系？
胡鞍钢教授答：
这个问题比较难以回答啊，我还是试着回答一下。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几点：
第一点就是就业机会均等。无论是社会保障还是别的什么，都是要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有一点我这里没有谈到，实际现在正处于一个妇女大裁员的时代。在这4800万人里面已经裁员了1500万人，主要是妇女这部分和农民工。现在存在着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甚至35岁都不予考虑，这些都是不公平的，国外的基本原则是就业机会均等而不应该是歧视性的。
第二，就中国国情来看，我还是认为中央提出的社会保障方针政策是对的，就是“广覆盖，低水平”，这个低水平也不能太低，它必须达到一个基本的生活标准。
第三个来看，要不断增加对人的投资，包括就业培训、再就业培训、岗位培训等等，这样也有助于对人力资本投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的就业竞争能力。当然作为国有企业的职工来看呢，他们很清楚自己没法和年轻的包括自己的子女去竞争，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个他们也看到亿万农民工大量进城，如果他们不去就业，不再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的话，就有可能被排斥在就业竞争之外，这是一个机制问题，是一个经济生活方式发生转变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确实存在着三个劳动力市场。就是刚才所说的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就是年轻人的市场，年轻人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第二个是农民工市场，这里主要是要解决一个血汗工厂的问题。我听说朱镕基总理最近在国务院会议上举了很多的例子。今天早上还在报道，私营煤矿死了很多人。你们是没有做过调查，我到过贵州，这种血汗工厂的基本劳动条件很低，都不如英国19世纪在搞的太原煤矿。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岗人员就是赢家，在岗人员的工资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市这部分去年基本超过10%，极端的提高了20-30%。实际上我们知道，工资率过高的话，失业率就会提高。所以说我们如何协调这些在岗和不在岗人员？确实要重新制定政策。公务员长工资也成为政策的一个很大变动。当然，对于能否扩大内需，已经有人提出质疑，但至少对劳动力市场肯定是阻碍的。我们看到双高，一方面我们工资增长率非常之高，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工资增长率一般都是1%，甚至有些东亚国家还要削减。当然我并不是说有些公务员工资不该长，但是，是不是涨这么高、这么快，我们就要打一个问号了。第二个就是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员。说明劳动力市场是不对称的，是有缺陷的。工资率增长高，劳动力应该是稀缺，但事实上是过剩的、高度过剩的。在这种基本国情下，就要考虑有些政策是有利于创造就业。
在几年前，我们讨论就业优先还是增长优先，但现在主要讨论就业优先主要是为哪些人群。特别是创造一些服务，就业的援助，我认为还是必要的。
主持人（郑功成教授）：
由于时间关系，我现在还提供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请提问的人将问题尽量提得简短一些。
B提问：
中国的失业问题是否是经济转型造成的？失业问题是中国的特色，还是一种普遍现象？失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胡鞍钢教授答：
这个问题也比较难以回答，但我还是试着回答一下。中国确实存在转轨失业问题。在Brunparge写的一本书有所阐述，我们翻译过来就是，存在资源配置和转轨期间的组织解体效应和结构调整效应，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另外一点，我们刚才说了和中国的基本国情有关系。就是说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劳动力需求。我们刚才谈到的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资本深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一方面我们要提高出口竞争力，以鞍钢为例，产钢1千万吨在国际上只需要1万人，它现在从十几万人减到现在4万人，但它还是承担10万人的集团工资，同时计划经济又搞出大集体大概在10万人，从创造竞争力的角度来说，应该减少到1万人，或者说两万人，甚至更少。从创造就业角度来讲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不是都集中在鞍钢这种制造业，竞争很强的地方，还是逐渐帮他们转移到第三产业来发展，或者到其他方面去就业，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在寻找原因，现在很难说了。客观地说，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谁把中国的就业问题解决了，不是说得诺贝尔奖的问题，对中国人的贡献是巨大的。我们也力图，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比较难，我还是持相当悲观的态度。
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郑功成教授）：
我们感谢胡鞍钢教授的精彩演讲。（掌声）
第二位演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掌声）。他演讲的题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