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在推动美国新一轮国防改革中的作用与启示 *
刘 忠1张世昌2
(1.南昌师范学院 南昌 330032；2.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目的/意义] 以《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出台为标志，美国最新一轮的国防改革全面展开，目前正处于计划落实和深入调整阶段。该文以美国智库在推动最新一轮国防改革中的主要行动为研究对象，综合分析智库呼吁改革、参与改革和推动改革的全过程，总结其做法和经验，结合当前中国的国防和军队改革进行相关思考。[方法/过程] 采用文本分析法和归纳法，对2015年以来美国智库参与国防改革的主要活动和举措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分析其举行的会议记录、出台的研究报告和阐述的主要观点，以此作为研究的基本史料和立论依据。[结果/结论] 美国的智库比较发达，在推动美国国防改革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最近的国防改革中，美国智库的积极呼吁、大力推动和全程参与对于改革的顺利起步和全面推进至关重要。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当前中国的国防改革和军队建设也在向纵深推进。在学习借鉴美国智库的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该文在如何推动中国防务型智库建设的同时，推进军队改革和国防建设的长远发展，提出四点建议：一是集中力量建设高端智库优先解决“智力不足”之急，二是通过释放防务型智库的活力来提升能力，三是建立和完善培养、保留和使用人才的制度措施，四是智库研究方向要凝聚战略目标服务改革强军大局。
关键词： 智库；美国国防改革；习近平强军思想；军队建设
从建立初期始，美国智库的研究领域和主要活动就与军事战略、国防改革和武装部队建设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形成了积极参与国防改革、支持改革和服务改革的历史传统。2016年是美国《戈德华特-尼克尔斯国防部改组法》(以下简称“戈法”)在国会获得通过30周年，以此为契机，2015年年初开始美国智库就积极呼吁进行新一轮的国防改革，以解决美国国防部在组织结构、军事指挥体系和应对多种威胁模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在改革计划的酝酿、改革法案的制定和出台，以及在改革措施落地、改革内容向深处拓展的过程中，智库很好地发挥了智囊、参谋、监督者和评估者等多重作用。深入研究美国智库参与国防改革的情况和好的经验做法，对中国的防务型智库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具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1美国智库形成了参与国防改革的制度和传统
1.1美国防务型智库的历史发展过程 美国是智库发展的源起和重镇。二战期间美军组织专业研究人员参与对战略计划、军事部署和武器装备等的秘密研究工作，智库主要是指当时进行研究的保密室。二战后，美国智库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一批专注于国防和国际安全领域的智库纷纷出现，如1948年成立的兰德公司(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RAND)、1962年成立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1973年成立的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7年成立的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等。作为独立的社会组织，智库通过出台研究报告、举办专题会议、进行思想宣传等形式，对美国的国防改革和军力调整等问题进行研究,并施加较大影响，号称“影子内阁”和“美国大脑”，与国会、国防部共同组成推动国防改革的“三驾马车”。
1986年的“戈法”是二战后美国国防领域最为彻底、成效最大的一次改革，奠定了美军联合作战的制度基础和指挥架构。在这次大改革的过程中，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等智库机构积极参与，为改革取得最后的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1985年2月，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建议对国防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报告，得到了6位前国防部长及许多前政府和国会高官的支持，大大增加了改革的声望。同时，在起草报告过程中，专家学者们还建立了跨立法界、军界和学术界的“支持改组联盟”，壮大了改革声势。以海军为首的改革反对者们也积极动员自己的社会力量，成立了专门机构，对改革研究发起攻击，甚至派“间谍人员”潜入了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传统基金会，这充分反映了智库在改革中作用和声望的提升。
冷战后，美国智库对国防改革的参与和贡献有增无减，在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21世纪初期的拉姆斯菲尔德和盖茨两任国防部长主持的改革期间，智库都积极参与表现活跃。而以《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出台为标志的美国新一轮国防改革，智库更是充当了倡导者和排头兵的作用。
1.2智库对本轮国防改革必要性的认识 1986年的国防改革是二战后美国进行的规模最大，也是最为彻底的一次改革。但随着30年来在安全环境、军事战略、作战对象和理论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法案确定的美军指挥管理体制和组织架构也逐步暴露出很多的不足。2016年是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30周年，以此为契机，美国智库针对法案的历史作用和时代局限性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反思。各主要智库一致认为，与30年前相比今天美军面临的战略环境和作战任务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超级大国间的大规模战争模式已经让位于大国军事竞争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美军的任务也由遏制和击败苏联的威胁转变为应对大国军事竞争和打击全球恐怖主义，重点是解决一体化军事战略下跨地区、跨职能、跨领域的联合行动和全球范围内资源的优化整合问题。美军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作战行动主要是着眼于陆海空三军的联合，30年后的今天美国面临的是“2+2+1”的威胁模式：来自中俄的大国竞争，来自伊朗和朝鲜这两个地区核武国家的威胁和挑战，以及以IS为代表的全球恐怖主义威胁，这需要国防部各部门、机构和领域之间的更广泛联合和行动。从2015年起，美国主要智库开始就国防体制和组织机构存在的问题展开密集的讨论，与参众两院一起推动新一轮国防改革的启动工作。
2在美国新一轮国防改革过程中智库的举措和行动
随着军事前沿技术的颠覆性发展和军事科学精细化、专业化趋势的加强，如何建强防务型智库，打造中国的“军事智力”体系，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国的智库建设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代，防务型智库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国防改革和军队建设也在向纵深全面推进。美国防务型智库比较发达，在推动国防改革和军队建设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入研究美国智库的一些有益经验和做法，特别是其在国防改革全过程中扮演的倡导者、参与者、监督者和评估者等多重角色，对于中国的防务型智库建设，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2.3改革深化阶段参与论证和评估 本轮国防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横跨奥巴马和特朗普两届政府：2015-2016年是改革酝酿和制定计划阶段，以2016年底出台《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为标志；2017年以后主要是改革计划落实和进行深入调整阶段，由特朗普政府实行。特朗普上台后，对改革做了较大调整，特别是在探索太空部队独立成军方面动作很大，这成了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也为各界普遍关注。长期以来，军种利益纷争导致美国太空部队分散归属到空军和战略司令部等军种和职能司令部中，一直以来统合太空部队成立天军(或称太空军)的呼声很高，但阻力很大。特朗普认为美国在太空领域长期保持的技术和能力优势正受到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和中俄在太空领域的“进攻性行动”等方面的挑战。基于对太空成为一个独立的新作战域的认识和重视，美国重建了国家太空委员会，加速整合和建设太空作战力量，多年来太空独立成军的呼声可望成为现实，但对于组成天军的可行性和前景需要谨慎论证，以科学组织、规避风险，这就需要智库提供专业的意见建议。2018年4月，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研究报告《太空威胁评估2018》，对美国太空系统面临的威胁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目前美国太空系统和地面站面临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加多样性、复杂性、影响性、严重性、挑战性等特点，需要决策者重视和采取有效应对行动[4]。2018年6月，特朗普就在美国太空委员会会议上指示，国防部立即启动组建独立天军的必要程序，将其作为与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并列的第6个军种，这也成为本轮国防改革的一个关键内容。
4.1集中力量建设高端智库优先解决“智力不足”之急 人才和智力的竞争是大国竞争的根本，21世纪的中国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更需要建立人才和智力的高山，以应对各种纷至沓来的难题、风险和挑战。2015年发布的《意见》指出，随着形势的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形势越来越突出”，提出到2020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清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9]《意见》充分反映出当前智库建设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也明确了重点建设一批高端智库的发展目标。衡量智库是否高端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智库产品的质量和影响力，即智库的研究产品和对策报告能多大程度上影响决策，指导决策。在党和国家顶层设计的政策利好下，当前以国防和军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防务型智库建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契机，而其首要任务就是破解“智力不足”、高端智库严重匮乏的严峻局面。在《2018全球智库排行榜》中，全球聚焦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的智库共有111家上榜，美国共有24家入围，其中有6家位列前10名，19家位列前50名。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排名第一，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排名3～5位，贝尔弗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排名第8和第9位。与智库重镇美国相比，中国的智库发展起步晚、基础弱的劣势比较明显，在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全球智库排名中仅有两家入选，北京大学的国际战略研究院(IISS)排名第16位，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CICIR)排名第50位，数量上比印度(5家入围)还要少[10]。虽然这其中有国防和军事领域的智库主要由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这样的军队系统内部智库担负的因素，但也充分反映出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相比，中国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国防领域智库知名度不高、质量不足、影响力不够的问题，更深层次上是中美两国智库对战略性、全局性问题的研究和预判方面的差距。虽然中国智库的数量在快速增长，但许多智库“智力”的作用和特征并不明显，工作大多停留在政策宣讲、组织活动和翻译介绍国外研究报告、理论文章和作战条令等低水平。在当前智库建设政策利好的大背景下，优先集中力量建设几个能用、管用、急用的防务型高端智库，产生出一批重要、急迫、管用的研究成果，这既是贯彻党和国家的决策部署，解决当前“智力不足”难题的迫切需要，也是防范大力推进智库建设过程中出现撒胡椒面和做夹生饭现象的有力举措。
3.3智库与军方和政府部门有效衔接配合形成合力 本轮国防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展开，与美国智库、国会和国防部的密切协作密不可分。为推进国防改革议程，在智库大力呼吁的同时，美国参众两院也积极参与，协力推进。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举行了十余场系列听证会，如2015年10月21日举行了题为“未来的国防改革”的第一场听证会，随后在2015年11月10日举行了“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改革30年”听证会，2015年11月17日举行了“国防部改革：破除障碍，提高管理效益”听证会，2016年6月28日举行了“加强国防部战略一体化”听证会等。仅2015年秋，美国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就多达13场，52位前国防专家和军事领导人受邀参加，对改革提出了广泛的意见和建议。美国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也在2016年7月7日举行了“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改革：今后的走向”听证会。与此同时，2015年11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卡特命令国防部首席副管理官彼得·雷文和联合参谋部联合部队发展部(J7)部长托马斯·沃德豪瑟中将组建联合工作小组，就“戈法”执行情况和国防部机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分析，并提出改革建议。2016年4月5日，卡特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讲话，从明确参联会主席职能、装备采办改革、战区作战司令部调整和军官职业发展等方面，正式对外公布了国防部改革的计划和设想[3]。联合工作小组在进行调查研究和征询吸纳国会和智库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完成了评估报告，2016年5月该报告作为《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的一部分提交国会参众两院审议，经反复争论和修改后获得通过。
2.2重点关注改革的 3个焦点问题 本轮改革涉及3个焦点问题，即是否将参联会主席纳入指挥链、是否改革地区作战司令部、是否取消地区司令部下辖军种组成司令部。一是是否将参联会主席纳入指挥链。由于目前美军将联合指挥重心置于作战司令部，造成跨地区、跨领域、跨职能进行兵力调动和资源调配上的困难。因此在本轮改革中，如何理顺高层指挥关系，特别是加强参联会主席的职权问题成为智库、国会和国防部三方争论的焦点。部分智库和参议院建议设立总参谋部、将参联会主席置于作战指挥链上以及参联会主席经国防部长授权可临时进入作战指挥链等，主要着眼点是将联合指挥重心提升至参联会。国防部认为这些建议过于激进，违背了文官治军的总原则。国防部长卡特和参联会主席邓福德也都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将参联会主席置于指挥链上会侵蚀参联会主席作为总统和国防部长首席军事顾问的客观性，影响其向总统和国防部长提供军事建议的职能[3]。最终改革采纳了国防部的观点，明确维持高层指挥体制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加强参联会主席的职权和延长任职年限来加强其进行一体化组织指挥的能力。2016年4月5日，卡特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讲话，介绍美军主要通过3种途径来清晰界定参联会主席以及参联会、联合参谋部的角色和权限，以此强化参联会主席跨区域的协调权：首先是帮助协同全球资源，以满足全球日常作战行动的需要，从而增强美军的灵活性，并强化国防部长跨作战司令部快速调派部队的能力；其次是要针对正在进行的作战行动为国防部长提供客观的军事建议，而不仅仅是未来规划；最后是为国防部长提供军事战略和战役计划方面的建议，如确保美军的作战计划能够做到周密细致，将多种可能同时发生的紧急事态都通盘纳入考量范围[3]。国防部高级领导人到智库发表讲话，阐明观点，以此对智库的关切做出回应和解释，这也是美国的一种惯常做法。二是是否改革地区作战司令部。智库提出分别将非洲和欧洲司令部、南方和北方司令部合并，目的是减少地区司令部数量和节省军事资源，以集中力量应对亚太等重点地区的威胁，同时提出为更好地打击中亚的恐怖主义组织新增一个南亚地区司令部(包括印度次大陆和部分印度洋地区)和一个中亚地区司令部(包括中亚五国)，将印度从太平洋司令部转归南亚地区司令部。参议院提出以联合跨机构组织取代地区司令部，负责外交政策、军事行动等地区性安全事务，以利于在对外行动的各个阶段整合运用外交、经济、作战、情报等各种力量手段。最终，《法案》没有采纳上述方案的主要考虑是：合并地区司令部虽可节约一定资源但会导致各司令部责任不明，难以有效应对非洲、拉美等非重点地区的突发事件；新设地区司令部需配备更多的人员和基础设施，将耗费大量资源，得不偿失；设立联合跨机构组织在过度集中权力的同时将弱化作战职能。最终，国防部决定通过整合联合参谋部、各联合作战司令部及其下属单位的后勤、情报和计划等职能，在削减冗余机构同时又不损害美军作战能力，进而提升美国国防部的工作效率。由此可见，改革在有关地区作战司令部调整问题上比较谨慎，对智库的建议在讨论论证后，并没有完全接受。三是是否取消地区作战司令部下辖军种组成司令部。美国参议院建议用联合特遣部队取代军种组成司令部，并提出以一个地区司令部为试点，进行相关试验评估。主要考虑是简化指挥渠道，更加灵活地应对特定地区作战任务，缩短对地区危机的反应时间，同时避免军种组成司令部更多考虑军种利益、不利于联合作战的问题。此外，联合特遣部队可根据任务随时解散，能精简基础设施，节约更多资源。对此，智库方面也展开了深入研讨，对取消军种组成司令部的优点和局限性进行了讨论论证。最后，美国国防部否决了这一建议，认为撤销军种组成司令部后，其承担的人力、计划、通信、后勤等保障职能将无人承接，导致联合特遣部队难以遂行作战任务。最终，《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提出，国防部须充分论证地区司令部仅下设联合特遣部队或任务编组部队的可行性及其职能定位，同时还要求国防部对当前地区司令部内部结构的有效性、合理性进行评估论证，并拿出未来改革的意见建议。
3智库发挥的主要作用
3.2智库作为独立第三方在改革的推进阶段发挥监督和评估作用 国防改革是一个不断创新、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对于前沿技术领域的发展应用前景，对于大的改革措施，需要借助第三方的专业力量进行必要的研究论证。即使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对改革内容进行讨论和专业论证的大门也应该是开放的。以当前军事前沿技术领域的人工智能为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军事领域的应用前景和可能带来的影响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利益问题，需要专业的研究评估。2017年7月，贝尔弗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推出了研究报告《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全面分析了AI技术的发展进步及对美国军事和国家安全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以核、航空航天、网络和生物技术这四个变革性技术的发展应用案例，寻找未来人工智能应用于军事和国家安全领域应汲取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维持美国技术领先优势、支持AI技术用于和平目的和管理灾难性风险”这三大目标以及11项具体建议[5]。2018年3月和11月，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先后推出了《美国机器智能国家战略报告》[6]和《人工智能和国家安全: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重要性》[7]，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及国防运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智库研究的基础上，2018年上半年，美国国防部设立了“联合人工智能中心”，计划通过一系列“国家任务倡议”将人工智能转化为决策和影响力。2019年2月，美国国防部推出了人工智能战略报告《2018年美国国防部人工智能战略——利用人工智能促进安全与繁荣》，客观分析了美国国防部在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形势，阐明了国防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的途径和方法[8]。再如对于太空力量独立成军的问题，国防部正在组织智库力量和专业机构进行方案制定和第三方评估，以保证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方向不偏、力度不减。
为了客观地衡量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质量安全水平，本文在表3中整理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2007-2016年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和进出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抽检合格率。从合格率水平可以看出，虽然国内生产和进口的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抽检合格率都处于较高水平，但是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合格率略优于国内生产的婴幼儿配方乳粉。
3.1智库的参与有利于对改革计划进行充分、公开和科学的论证 美国历史上的国防改革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改革法案出台前鼓励讨论和观点辩论，允许不同意见和反对声音，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改革方案进行评估、调整和优化。而一旦改革方案最终确定下来并以法案的形式生效后，从国防部到各军种和职能司令部，各方都会坚决贯彻执行，历史上较大的几次改革在这方面的特征极为明显。智库在改革过程中很好地发挥了建言献策和方案论证的职能，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旋转门”制度，它使得许多推动改革的精英阶层很多拥有在军方、政府、金融跨国公司和大学、智库等多个部门轮换任职的经历。智库成员既有资深的专家和研究员，又有前军政高官，如美国的国防部长卡特离职后接替格雷厄姆·艾利森任哈弗大学贝尔弗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主任，罗伯特·沃克在就任国防部副部长前曾任职于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CSBA)和新美国安全中心。这样，智库对国防建设的现状有实践认知，又对专业领域有深刻认知，其研究成果和提出的对策报告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针对性。长期酝酿、充分准备、各方参与是美国国防改革的历史传统，也使得改革能够做到计划周密、科学论证、衔接紧密。
美国新一轮国防改革继承了国防部主导、国会和智库广泛参与的特点，总体上对各方争论的前3个焦点问题进行了明确，即参联会主席不在作战指挥链上，地区作战司令部不合并，战区军种组成司令部不撤销，这反映了改革谨慎和保守的一面，文官治军原则和保持作战部队的稳定性是改革要坚守的底线。虽然智库的意见建议并没有被最终采纳，但广泛的研讨和辩论为各方对相关改革内容廓清了认识，加深了理解。
4对中国防务型智库建设和服务国防改革的几点思考
2.1在改革发起阶段大力呼吁推动 2015年4月，新美国安全中心的5位专家以公开信的形式呼吁美国国防部和国会领导人解决“威胁美国军事力量健康和活力的国防预算越来越失衡的问题”。 作为美国国防改革共识项目的一部分，这封公开信上有包括美国企业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EI)、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CSBA)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15家智库和大学的38位专家的联合声明，他们呼吁“在全球威胁的增加和美国武装力量在部队规模、战备程度、技术优势和一些主要能力上不断缩减的情况下，现在是重振美国军事力量的时候了。太多的国防预算浪费在无效的管理工作上……国防预算的很少一部分被用来进行人员配备、训练和装备美国的作战部队方面。现在要开展关闭多余的基地、削减大量的文职人员岗位这项困难但必要的工作，并为未来美军的服役人员提供更现代的薪酬和福利”[1]。此后，各主要智库通过举行专题论坛和发布研究报告的形式为改革谏言。2016年3月，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戈法”通过以来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当前美国国防面临的问题，成立了分别由美国前军政高官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资深专家组成的两个专家组，组织了较大规模的论坛，超过20名前美国国防部和军队高官参与其中。在论坛会发言中，负责美国人事与战备的前国防部副部长鲁迪·戴伦提出，改革一是要调整指挥链使参联会主席提出的军事建议得到重视，二是在采办方面使美国下一代部队的现代化建设装备项目进行全速度生产，三是解决在人事、战备和国会存在的决策层纷争问题。美国前任财政部副部长、前任海军部长希恩·奥科夫认为，国防改革要明确三个问题：一是指挥链的问题；二是联合性的问题，包括各种力量的最佳调配方式以及从作战角度做出决定的人员；三是作战指挥官的情报需求问题，即如何更有针对性地确定作战指挥官的情报需求，如何分发和获取信息。在文职人员制度改革上，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防务预算分析部主任托德·哈里森建议国防部和国会应该“走出去”调研，设计出适合国防部选择的文职人员制度，包括改革薪金制度、晋升制度、雇用与解雇制度，从而使文职人员队伍更具灵活性和敏捷性。[2]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资深顾问马克·坎西安的发言透露出，专家们一致认为应该将美国网络司令部和太空司令部由配属地位升格为独立的职能司令部，网络和太空需要更多的关注。对于作战司令部的新建、合并和调整问题，专家们担心这会向美国的盟国发出错误的信号，即这意味着美国从这些地区撤出或收回某些安全承诺。在解决国防部的臃肿问题上，一些专家建议压缩管理层级，甚至有裁撤军种部的激进观点，最终国会决定各部门削减25%的员额，而没有削减具体的单位。2016年9月1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召开“美国的防务政策创新：国防部长的观点”研讨会，邀请时任国防部长卡特和前任国防部长佩里对如何利用技术优势保护国家发表看法，展开研讨。这些积极的意见建议，成为影响改革法案的主要内容。
整个安葬过程，阿里都很乖。罗四强保镖一样贴身随他。他一躁乱，罗四强就放手机里的哀乐。阿里一听到哀乐，就会静下。罗四强说：“这是你姆妈睡着的声音。”阿里便会大声地“哦”上一声，表示明白，于是又安静一阵。
4.2通过释放活力来提升智库的能力 当前，以军事科学院为代表的中国军内智库正在进行力量整合和全面建设，其总体思路和建设方向可分为3个层次，一是在全军层面建设一到两个顶尖智库，二是每个军种(战区)打造一个服务于本部门战略任务的中心智库，三是院校和科研机构根据本军种(战区)任务需要建成若干专项智库[11]。但不容讳言，当前防务型智库被几层枷锁牢牢捆住，出现了军内智库缺乏独立性，地方智库又搞不起来的两难局面。首先是军内智库的领导管理体制仍难摆脱隶属关系的行政化束缚，结果是接受的指令性任务和指定课题过多，且令出多门，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缺乏自主权。智库作为第三方的专业机构，自主性是生命，研究方向和具体课题被上级领导机关和对口业务部门任务化、指定化，甚至沦为相关部门的“自留地”和“私家田”，造成智库疲于应付、资源分散，只能就具体现实问题提供对策建议，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违背了智库建设和运行的规律，也伤害了智库的积极性和专业性；其次是受保密制度和保密措施限制，地方智库信息渠道不畅，难以真正参与进来和发展起来。由于军事和国防领域的特殊性质，保密工作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但由于保密权限和保密等级缺乏严格的法治规范和执行机制，职能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保密门槛抬得过高，相关信息资料的分发阅览是按照部门和人员级别来划分，以控制受密范围实现保密目的，结果是许多信息资料领导干部看得到，专业研究人员却接触不到。特别是地方的智库人员被隔离开来，掌握不了真实情况，没有了研究的基础。以军内智库为主导，军地深度合作、信息资源共享是未来防务型智库的发展方向，这就需要一方面科学划分密级，允许军内专业的研究人员和地方智库接触研究材料，另一方面接触方要签订保密协议，承担保密义务和责任，完善保密制度，在维护保密安全的前提下顺畅信息资源占有和开放合作的机制。
河东铜铅矿化点，发现铜矿化带2条，方铅矿、毒砂矿化带1条。铜矿化带长约12～500m，宽约5～15m左右，主要有孔雀石化，局部有较强的褐铁矿化、泥化、硫化等现象，孔雀石沿灰岩裂隙面产出，铜的品位为0.1%～0.46%；方铅矿、毒砂矿化带宽约10～30m，长约250m，铅的品位为0.3%～0.5%，砷的品位为1.0%～8.38%，方铅矿呈板状、致密块状集合体，毒砂为星点状、板状、致密块状赋存在花岗片麻岩及裂隙里。
4.3建立和完善培养、保留和使用人才的制度措施 智库建设，人才是关键。防务型智库需要具有战略、军事、国际政治、前沿科技以及管理等多方面的学科背景，学科的专业性、综合性要求较高，专业人才短缺是一个普遍性问题。而随着科学技术和学科专业向深处、广处发展，军民融合的程度不断加强，各学科各专业间的交流融合也在发生急剧变化，打开大门搞研究，放开限制招人才早已成为潮流和趋势。在这方面，美国的“旋转门”制度保证了高级专业研究人员能够实现军、政、学、商等领域的跨界流动，丰富知识阅历，提高实践认知。与之相比，中国国防和军事领域的研究工作长期以来都是军队系统的科研机构在组织，研究的大门关得过紧，研究的整体开放性不高，社会融入性不强。受军官退役制度的影响，一批从事军事和防务研究的军官离开部队后，由于社会上从事防务研究的智库少之又少，导致他们没有条件和渠道继续从事研究工作，造成了极大的人才资源浪费。如何从人事制度层面理顺关系，做到军队体制外的人才能招进来，体制内的人才能留得住用得上，体制内外人员能够有效流动，也是需要重点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风观测特征：塔址观测点来风以偏西风与偏东风为主，平均风速较大。静风频率较小，100 m高度至10 m高度分别为1.0%，1.0%，1.1%，1.2%，1.8%。
4.4智库研究方向要凝聚战略目标服务改革强军大局 通过观察研究不难发现，美国主要智库的研究课题都是聚焦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对战略态势演变、国防改革和军队建设中存在的重大难题和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持续跟踪研究，能够对形势变化做出事前研判，给决策层提供切合实际和有效管用的对策建议。而当前中国防务型智库建设还是以依托军方和政府机构的非独立、半独立单位为主，行政色彩浓厚、受体制束缚大，“都比较偏重于对政府政策的解读和宣传，相对独立的、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较少，能提出创建性、独立建议的也较少”[12]。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军事科学院时提出要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坚持理技融合、研用结合、军民融合，加快发展现代军事科学，努力建设高水平军事科研机构”的目标要求，这为中国防务型智库的发展明确了方向。这也要求中国防务型智库研究要紧紧围绕改革强军大局，要突出问题意识、大局意识和前瞻意识，体现责任担当，直面军事战略和国防改革的困境和不足，找准制约的因素和短板，集中精力对重大战略性问题、军事政策问题、历史发展脉络和规律进行客观研究，对形势变化和政策走向进行分析预测，为决策提供客观公正的指导、意见和建议。在解决具体问题方面多投入，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智库的能力和水平、体现智库的智慧和价值。
挑取1～2环接入细菌斜面培养基上，37℃培养24 h后，用无菌生理盐水洗下菌苔，制成菌悬液。采用麦氏比浊法，用无菌生理盐水调节细菌含量为1×108cfu/ml。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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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and Enlightenment of American Think Tanks in Promoting a New Round of Defense Reform
Liu Zhong1 Zhang Shichang2
(1.Nanchang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2;2.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 150001)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 ]With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of FY2017 , the latest round of Defense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launched in an all-round way, and is now in the stage of implementation and in-depth adjustment of the plan. In this paper, the main actions of the main think tanks in promoting the latest round of National Defense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think tanks calling for reform, participating in reform and promoting reform is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and their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are summarized, which can provide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China's ongoing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reform.[Method /Process ]By means of text analysis and induc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activities and initiatives of the major think tanks in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ipating in the National Defense Reform since 2015, and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minutes of the meetings held, the research reports issued and the main points of view elaborated by them, so as to serve as the basic historical data and argument basis for the research.[Result /Conclusion ]U.S. think tanks are relatively developed and have been playing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national defense reform. In the recent national defense reform, the active appeal, vigorous promotion and full participation of the U.S. think tanks are crucial for the smooth start and full advancement of the reform.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f strengthening the armed forces,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reform and military construction are also advancing in depth and in an all-round way.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practices of American think tank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mot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reform and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whil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defense think tanks: first, to concentrate on building high-end think tanks to give priority to solving the urgent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deficiency"; second, to enhance the capability by releasing the vitality of defense think tanks; third, to establish and perfect the system and measures for training, retaining and using talents; fourth,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think tanks should focus on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serve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reform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armed forces.
Key words :think tank;U.S. defense reform; Xi Jinping's thought of strengthening military forces;military 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 2019-08-28
修回日期： 2019-10-09
基金项目： 南昌师范学院 11531工程培育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资助项目系列研究成果之一；南昌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基金项目“中国兵学文化研究”(编号： NSBSJJ2018007)的支持。
作者简介： 刘 忠 (ORCID：0000-0002-4911-2041)，男，1979年生，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军事历史、军事战略、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张世昌 (ORCID:0000-0003-3382-4957)，男，1984年生，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智库、意识形态与青年教育。
中图分类号： E3/ 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965( 2019) 12-0009-07
引用格式： 刘 忠，张世昌.智库在推动美国新一轮国防改革中的作用与启示[J].情报杂志，2019，38(12)：9-15.
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19.12.002
(责编/校对：刘影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