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西方的比较到“两种文化”的整合——方法论视角下的我国科学哲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两种论文,东西方论文,视角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6）02—0045—05
1 在我国哲学界乃至一般文化界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西方人善于分析，东方人则善于整合；西方的哲学研究乃至一般思维，往往表现出极端化取向；与此相对照，东方的哲学研究以及一般思维，则往往表现出了辩证的取向。
以上的说法是否真有道理？在对这一问题做出明确解答前，不妨首先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从事这样的比较研究？什么又是这种研究的合理定位？具体地说，这显然可以被看成相关研究的一个直接启示，即是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对照或比较的重要性：“有比较才能鉴别”；进而，从更为深入的层次上说，这又可被看成比较研究的一个合理定位：这主要地并不是为我们提供某种可资直接仿效的现成蓝本，而是提供了一个“镜子”，借此我们即可更好地认识自己，包括清楚地认识自身的优点与不足之处，从而也就可以通过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不断取得新的进步。显然，以上的分析事实上也就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点：与东西方的准确“定位”相比，我们应当更加注重通过这种比较究竟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启示？以下就从这样的角度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1）作为对于西方思维方式的具体分析，笔者以为，我们应当深入地去研究究竟什么是所说的“分析”的真正涵义？具体地说，西方哲学研究中所谓的“分析”应当说不只包含了“分解（剖析）”这样一种与“整合”直接相对立的意义，即是指深入地去了解对象的各个部分或构成元素，而且也包含有以下一些特殊的意义：第一，即如维特根斯坦的论述所清楚地表明了的，这事实上也是对于表述的清晰性与论证的严格性的刻意追求：“凡是可说的事情都应当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当沉默。”[1]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所说的“分析”往往又是与哲学上的批判性工作直接相联系的，即是希望能够通过深入的分析更为清楚、更为全面地去揭示有关“对象（理论）”的错误性。值得指出的是，按照西方的普遍认识，所说的批判性事实上也就应当被看成哲学的一个基本使命。例如，正如人们所普遍了解的，各个著名哲学家往往就以对于已有理论的批判（分析）作为自己的学术活动的直接出发点：“基本上每一个新的体系都是整个从头开始，每一个思想家都追求他自己的坚实基础，而不愿意随着前人亦步亦趋。……几乎所有的伟大思想家都把哲学的彻底变革看成必要的，并且亲自进行这种变革。”[2] 显然，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我们也就应当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肯定综合性工作重要性的同时，我们是否忘记了哲学研究的批判使命？
当然，我们在此又不应将批判与理论建设（创新）绝对地对立起来。恰恰相反，正如前一引言所已表明的，哲学上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就可被看成为相应的理论建设，包括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进而，这事实上也应被看成西方的哲学研究、包括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即是表现出了很强的原创性。对此由波普、库恩等人的相关工作就可清楚地看出。与此相对照，原创性工作的缺乏则又不能不说是我国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之处，甚至对新的发展也缺乏应有的敏感性。例如，“我们至迟于1976年已经开始接触到了库恩的工作，但中国学者在后继的二三十年时间内却始终局限于对别人的工作做出介绍或评论，而没有能做出任何在国际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也即具有一定开拓意义的工作”；与此相对照，西方却正是以库恩的工作为起点，在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3]
但是，擅长“辩证的整合”难道不就可以被看成对于缺乏原创性工作的必要补偿吗？显然，这也就将我们直接引向了下一个话题，即是关于东西方差异的第二种分析：极端化与辩证性的对立。
（2）具体地说，笔者以为，后一说法确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思维的极端化在一定意义上并就可以被看成西方之所以能做出如此之多原创性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相对照，东方所谓的“辩证的整合”在现实中却往往只是停留于指明了可能的“出路”，但却未能在所说的方向上做出切实的工作，从而就在很大程度上“蜕化”成了逃避深入研究的一个托词。当然，笔者在此并非是指我们不应积极地去追求“辩证的整合”，而只是认为这方面的现实情况即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点：如果未能深入地去思考究竟如何才能实现对立面的整合，所说的“辩证的整合”就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空中楼阁。
值得指出的是，就现实而言，这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普遍模式，特别是，诸多的博士论文往往就采取了这样一种理论结构：先是对西方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其中之一往往代表了新的发展或时髦理论）做出介绍与分析，并指明两者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即是表现出了明显的片面性和极端化；再将“辩证的整合”作为自己的基本立场，并就认为可以通过这一渠道解决所说的“两极对立”。例如，就科学哲学的现代发展而言，人们往往突出地强调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与“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特别是SSK）”的对立， 并认为正确的立场即应努力实现两者的必要整合；再例如，在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中，我们则又往往可以看到对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这样两种立场的同时批判，并认为惟一的出路就是两者的辩证整合。更为一般地说，我们则又显然可以提及所谓的“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等等。
由于“辩证的整合”又常常被说成中国科学哲学（乃至一般哲学）研究的特色所在，因此，这事实上也就更为清楚地表明了深入地去研究这样一个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很好地实现对立面的必要整合？
（3）应当提及的是，就西方的科学哲学研究而言， 应当说不仅具有很多原创性的工作，而且也有不少整合性的工作。例如，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与所谓的“新理性主义”（劳丹等）显然就可被看成属于后一范畴，特别是，即是表现出了对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一种整合。进而，这又不能不说是西方与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一个明显不同：西方的相关研究并不局限于一般性的议论，而是表现出了由“一般性思想（理论观点）”向具体的研究规划的重要过渡，而又正是通过后一方面的深入研究才较好地实现了对立面的必要整合。显然，在这样的意义上，所谓的“整合”事实上也就应当被看成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从而，我们就不仅不应将所说的整合与创新看成互相对立的，更应注意由西方在这一方面的成功实例吸取有益的启示。
2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显然也是现今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个主张。但经过仔细的考察可以看出，这又不能不说是相关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之处，即所有这些工作往往都只是停留于一般性的口号，却未能对“如何才能实现所说的整合”做出深入的分析。
由于所说的“整合”显然以对立面的明确区分作为必要的前提，因此，这事实上也就应当被看成很好实现“两种文化”的辩证整合的一个必要前提，即是应对所说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都有很好的了解，包括一定的切身体验，从而才能真正品得“个中滋味”。对此不妨首先以“数学文化”为例进行分析。这就是指：究竟什么是“数学文化”？
（1）首先，正如人们所普遍了解的，在较为专门的意义上，文化即是指由某种因素（居住地域、民族性、职业等）联系起来的各个群体所特有的行为、观念和态度等，也即是指各个群体所特有的“生活（行为）方式”。由于在现代社会中数学家显然也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可称为“数学共同体”），并有着相对稳定的数学传统，因此，我们也就可在这种意义上去谈及“数学文化”：这即是指数学家特有的“行为方式”，也即是指特定的数学传统。[4]
其次，如果我们将着眼点由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扩展到一般民众，则又可以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去谈及“数学文化”，即是指数学在观念或信念等方面对人们的重要影响。特殊地，“数学文化”这一术语的采用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点：我们在此所关注的主要是数学对于人们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影响，从而其涉及面就已远远超出了数学研究的范围而扩展到了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而，这又正是“文化”的一个普遍特性，即所说的影响主要地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即如通过在校期间的数学学习）发挥作用的。由于所说的“数学文化”同时也应被看成整体性的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我们在此就应当特别注意对于两者关系的深入分析。特殊地，也正是从后一角度去分析，我们又可引出关于“数学文化”的一个特殊用法：由于数学在西方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往往就将近代的西方文化称为“数学文化”，以清楚地表明后者与其他一些文化（如东方文化或原始文化等）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显然，就“两种文化”的整合而言，我们也应首先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做出清楚的界定和较为具体的说明。
（2）为了清楚地认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特点，一个最为有效的途径即是适当的比较。以下就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对此做出初步的说明。笔者原是学数学出身，尽管现已转行到了哲学界中，但方方面面仍明显地表现出数学的影响；与此相对照，我的导师林德宏教授则是学哲学出身，从而由我们两人的对照就可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哲学与数学的差异：如果说哲学家主要表现出了诗人的气质：敏感、充满激情、思维的开放性等等；思维的逻辑性、冷静的理性分析、注重方法论的重建、思维的封闭性等等，就清楚地反映了数学的影响。从而可以看出哲学思维与数学思维的一个重要区别：如果说数学思维明显地表现出了直线性、单向性，特别是，数学的发展主要地就表现为以已有的知识为基础去建构新的理论；哲学思维则可说明显地表现出了网络性、双向性和间断性，特别是，哲学的发展往往就表现为用新的不同范畴去把握对象，也即主要表现为揭示出了更多的方面或内涵。
应当指明的是，我们事实上还可从更为深入的层面去揭示在数学与哲学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例如，任一真正深入到了哲学领域之中的人都会发现，这可以被看成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了理论的多元化与不连续性，从而也就与数学的统一性与连续性构成了鲜明对照；进而，各种哲学理论似乎又都不能被看成客观的知识而是明显地表现出了哲学家的个人痕迹，我们在此所主要关注的似乎也不是结论的对错，而是相应的分析究竟能为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数学知识的客观性与真理性。
再例如，作为“两种文化”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具体体现，笔者以为，我们甚至可以在这一领域中大致地区分出“科学主义”① 与“人文主义”这样两种不同的研究模式或研究取向。具体地说，对于规律（包括方法论法则）的刻意追求以及对于科学哲学规范性质的突出强调即可被看成科学哲学中“科学主义取向”的主要特征，因为，这显然清楚地表现出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重要影响；与此相对照，对于人的因素的突出强调则可被看成所说的“人文主义取向”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从而也就与“科学主义取向”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例如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研究显然就可被看成前者的典型例子，特别是，由于突出强调了“发现”与“证明”的区分，以及认为科学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科学的逻辑重建，因此，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科学家与科学知识就被绝对地分离开来了，而这事实上也就是把人的因素彻底地排除出了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如果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可以被看成“20世纪科学哲学的转折点，开创了科学哲学的新时期”[5]， 那么，其最重要的贡献显然就在于将分析的着眼点由科学知识也即科学活动的最终产物转向了科学活动本身，转向了实际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从而，这也就可以被看成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人文主义取向”的一个典型例子。
值得指出的是，笔者也正是通过与科学哲学领域中其他同行的广泛接触逐步认识到了上述的区分。例如，正是通过实际聆听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科学哲学家的学术报告，笔者认识到了甚至就表述方式而言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到“两种文化”的影响：“人文主义取向”的学者在自己的报告中往往广泛地应用了“隐喻”、“讲故事”等方式，相关的论述又常常包括较大的跳跃，并流露出了强烈的个人情感；与此相对照，“科学主义取向”的学者则往往采取平铺直叙的论述方式，讲究逻辑线索清楚、结论明确、概念清楚、论证有效，并努力排除个人的感情色彩，等等。再者，在笔者看来，当前在国内被认为是对“科学主义”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几位学者原先所从事的都是科学史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哲学研究，或许也可被看成为所说的区分提供了一个新的佐证。
综上可见，“两种文化”不仅涉及了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研究传统，而且也涉及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价值取向……显然，如果对此缺乏深入的了解，包括必要的体验，所说的整合就只能是隔靴抓痒、画饼充饥！
还应强调的是，对于“两种文化”的很好了解当然不仅是指各自的优点，而且也是指对于各自局限性的清楚认识。正是从后一角度去分析，笔者以为，这就可以被看成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即是清楚地指明了“科学文化”特别是“唯科学主义”的局限性或错误性。例如，我们不仅应当突出地去强调“数学的善”，而且也应清楚地认识“数学的恶”。[6][7] 显然，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我们也就应当认真地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充分肯定哲学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深入地去思考“哲学的恶”？
3 如果说对于各个环节的很好了解即是对立面辩证整合的必要前提，那么，就后一方面的实际工作而言，笔者以为，我们又可大致地区分出三个不同的层次或发展水平，即“互补”、“渗透”与“整合”。以下联系现状对此做出具体的说明与分析。
（1）互补。这主要地是指已经建立起了这样的认识：我们不应片面地去强调对立环节中的任一方面，并对另一方面采取绝对排斥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应清楚地看到两者的兼容性和相互依赖性，并应努力做到两者的必要平衡或适当互补。例如，现今在各个大学中所普遍采取的一些做法显然就可被看成“互补”这一方向的具体努力，即是为理科学生开设文化素质课，为文科学生开设高等数学课程，等等，有关方面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两种文化”的必要平衡或适当互补。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传统的太极图或许就可被看成最为形象地表明了对立面的必要平衡与适当互补；但是，由于在此尚未能够真正实现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因此，就对立面的辩证整合而言，笔者以为，这事实上就只能被看成最为初等的一个阶段。再者，就现实而言，这一方面的努力又往往表现为一种外部的调整或控制，而其最终的思想基础则就往往是这样一种素朴的信念或传统的辩证思想：“一阴一阳之谓道”[9] 《周易·系辞上》。
（2）渗透。如果说“必要的平衡与适当的互补”在现实中往往主要表现为外部的调整或控制，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则就主要地应被看成一种自觉的努力，从而也就在对立面的整合这一方向上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例如，相对于为大学理科学生开设文化素质课、为文科学生开设高等数学课程等等举措而言，“具有哲学头脑的数学家”和“数学化的哲学”显然就可被看成在“两种文化”的整合上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例如，当代著名应用数学家柔塔（Rota GC.）就可被看成前者的典型例子①；另外，笛卡儿的哲学则就显然可以被看成后者的典型实例。这一方面还有更多实例：与同时强调具体知识与思维方法的学习相比，强调以思维方法的分析带动具体知识内容的学习显然更为高明；类似地，强调思想品德教育对于学科知识内容教学的渗透显然也可被看成同时实现这样两个目标的一个最为有效的途径。显然，与简单的平衡或互补相比，这两者也就可以被看成在对立面的整合这一方向上达到了更高的发展水平。
由于“具有哲学头脑的数学家”最终还是一个数学家，“数学化的哲学”最终也还是一种哲学，因此，所说的“渗透”主要地就应被看成主体对于外来成分的一种“同化”，而并非自身的“异化”。也正因为此，所说的“渗透”就不能被看成真正实现了对立面的“整合”，毋宁说，在此我们仍应努力实现向更高水平的进一步发展。
（3）整合。这里所说的“整合”并不是指简单的“凑合”，或是“同化”意义上的“渗透”，而是指通过对于对立双方的同时“超越”从而达到了新的更高发展水平。
容易看出，就现实而言，无论是“两种文化的整合”或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主要地仍都停留于上述的“互补”与“渗透”这样两个较为初等的水平，而距真正的整合则还有很长的路要真走，进而，后一方面的最大困难则又在于如何能为所说的“真正的整合”找到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因为原有的理论框架显然只能被用于外来成分的“同化”，与此相对照，对于已有理论框架的扬弃则可以被看成“异化”（或超越）的一个重要内涵与明显特征。例如，如果我们始终停留于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最终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两者的“辩证整合”，特别是，相关的论述就只能是“去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或“有中心的非人类中心”这样一些包含有明显矛盾的“胡话”；同样地，如果我们始终坚持“科学文化”或“人文文化”的思维方法与价值取向等，所说的“两种文化的整合”也就只是一句空话。
但是，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所说的真正的整合呢？笔者以为，以下或许是一条可能的途径，即是相对于两者差异的分析而言，我们应当更加注意对立双方的共同点，特别是，即应深入地去揭示两者局限性的共同根源，因为，对于后者的超越显然就意味着达到了新的更高发展水平，也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立面的必要整合。再者，又如前面所已提及的，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可由西方的相关工作获得一定的启示。例如，在笔者看来，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所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即是应当保持思想的开放性，因为作为对于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思想与库恩的非理性主义思想的恰当整合，拉卡托斯事实上就是由数学（而非哲学）获得了恰当的理论框架，这也就是所谓的“数学启发法”。[8]
总的来说，就如何实现对立面的辩证整合而言应当说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本文主要地也只能说是提出了问题而非具体的解答；但是，问题的明朗化显然应当被看成成功解决问题的必要前提与良好开端，希望即能因此而引起读者的普遍重视与更为深入的研究。
收稿日期：2005—06—03
注释：
① 这主要是指相应的研究处于“科学文化”的强烈影响之下，从而就不应“唯科学主义”、“科学至上论”与“科学方法万能论”等错误立场相混淆。
② 对此并可见参考文献[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