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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生命的流程中，受教育可以说与成长相伴相随。无论你乐于受教，还是无奈相从；甘之如饴，或是备受磨砺，你都会被这巨力挟裹而前。上课、做题、考试、升学，你已登程，犹如过河之卒，只能一往无前。是痛苦？是快乐？是苦中有乐？还是根本无法乐在其中？社会感觉为这一代青少年提供了过于优裕的条件，但孩子们却似乎难以领情。其实成长本身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然而却不是整个社会都能认识到稚嫩的生命可能经不住突如其来的风雨。
1995年11月15日，北京市一所重点中学的好学生袁鑫两次自杀未遂，给社会敲响了警钟。学生自杀、出走的极端事件屡有发生，不少孩子处于厌学及各种难言的苦闷之中。有人说这一代独生子女太脆弱，我们不能不思考一下，我们的教育制度是否存有误区？我们对青少年的培养造就是否矢矢中的？更切实具体地说，我们在关心孩子们饮食起居、授以学识的同时，对他们的心灵又留意、关怀了几分？
一个简单的起因导致了15岁女生的自杀，是她太傻，还是令人痛心的疏漏太多？
当我在一个晴和的上午见到袁鑫时，她已静静地躺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博爱医院的病床上。尽管经过医生的全力换救她脱离了危险期，但由于胸椎横断性骨折，造成高位截瘫，袁鑫可能终身不能离开病床了。但床头依然摆着漂亮的绢花和布娃娃，床下放着健身的哑铃，手中捧一本《傲慢与偏见》，生意盎然之中，令人无法不对她深深惋惜。
袁鑫自杀的起因，仅是为说了一句议论老师胖瘦的话。11月15日下午，袁鑫和几位女生在教室外看见一位女教师提着一袋梨，袁鑫说：这么胖，还吃梨！这位女教师听见后就告诉了袁鑫的班主任姜老师。姜老师随即把袁鑫叫到办公室，并没问一问她，令其站立一旁学习《学生守则》。袁鑫想解释一下，姜老师却对她说：如果女老师告到学校，就要给你处分。那天恰好是家长会。结束后袁鑫的母亲跟姜老师来到办公室。其时，袁鑫已在办公室站立长达一小时。见到母亲，袁鑫未说话就先哭了。袁鑫把同学李娜、崔敏等6位同学写的证明给姜老师看。证明上写着：“姜老师：袁鑫没说太过分的话，就说她有点儿胖。我们都可以证明，请您原谅她！”但姜老师看了看就把证明推给了袁鑫，让袁鑫家长下周一上午9点半带孩子向那位女教师赔礼道歉。
当晚10点多，袁鑫母亲带着她从姥姥家回到石景山家中，并将此事告诉了袁鑫父亲。袁鑫父亲略略批评了几句，让她尊重老师。袁鑫只是哭泣，并没有说什么。袁鑫父母也没过多留心孩子的反应，天色已晚，催她早睡。而此时袁鑫心中正经历着有生以来最难以排解的痛苦。当夜，她给父母留下一封3页纸的遗书，割开了左腕与左臂弯处的血管，唯恐死不了，又从6层楼上跳了下去。直到第二日早上，有邻居见她躺在楼下水泥地上，跑去告诉她家长，才将她送往石景山急救中心抢救。
袁鑫虽然没死，但其结果却比死更痛苦。她给自己未来的人生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也给家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创痛和生存负担。令社会为之扼腕。
传媒披露袁鑫跳楼后，我走访了袁鑫所在的中学。学校科研室主任崔金君在接受采访时说：学生出这样的事，学校老师、尤其是她的班主任压力很大。她的班主任并没对她说过要给处分的话，您听听这样的事够得上给处分吗？也许任何思维正常的成年人都能顺着这位科研主任的提示作出正确的判断，但15岁的初中生却自己钻了牛角尖。袁鑫在接受《中国初中生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怕背上处分，学习再好，那样也完了。”袁鑫的班主任姜老师是一位有3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他双耳失聪，靠助听器与别人交谈。袁鑫说平常与班主任老师交流不多，心里比较怕他。姜老师曾两次带着水果到医院看望袁鑫。事到如今，他只能无奈地劝袁鑫：“好好休息”。
面对如此痛心的事件，人们不仅要发问：如此一所重点中学，为什么不配备一些至少能倾听孩子声音、能与孩子沟通的班主任？家长们满怀希望地把孩子送到重点中学，心里指望的是他们学得更多更好。但当孩子学到了知识，却抛弃了生命，这知识又有什么意义？老师们日复一日兢兢业业地授以学识，为什么就不想到要对那些稚嫩的心灵多一分关怀呢？
当问袁鑫父亲对孩子轻生家长最自责的是什么，袁鑫父亲沉痛地说：平常我们和孩子对社会上的事聊得太少。尤其是社会上不好的事，基本不在孩子的面前说，怕她过早知道会沾染上。我们最担心初中生早恋会影响她。其实她很单纯，个子虽说一米六，但心态就像十一二岁的孩子。另一方面，我们总对孩子说，要按老师说的去做，却从来没告诉过孩子当老师、家长错了时该怎么做。这是我们最后悔的。
袁鑫在小学曾连续6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小学毕业前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少先队员，当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到这所市重点中学。听袁鑫父母说，袁鑫是一个较懂事的孩子，也不是特别说不得。但长期较顺的环境毕竟使她缺乏对挫折的耐受力。因此当她受到委屈和挫折时，她便选择了最消极的回避方式——自杀。她想以此得到解脱，却坠落到更深的痛苦之中。当一位老护工问袁鑫：孩子，你后悔不后悔？袁鑫点点头，流下了眼泪。袁鑫让记者告诉所有受了委屈的孩子：“千万别像我一样傻！”
但这血的教训，仅仅真是袁鑫太“傻”吗？
极端事件之外，孩子在学业压力下受到的日常伤害，也不容忽视。这一代孩子也许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充满幸福。
谁都知道现在学生的书包越来越沉，课业负担越来越重，但又有谁能够真正将学生从繁重的习题与考试中解救出来？
不少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早已看清“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北京实验二小校长姚尚志认为：“应试教育”强调的是教育的选拔功能，忽视的是教育的发展功能。选拔是用一个标准、模式让孩子去适应，自然有适应不了的，就会产生很严重的矛盾，解决不好就容易产生种种问题。今天讲素质教育，应当突出教育的发展功能。对有差异的学生进行有差异的教育。使他们能在不同的起点上得到最好的发展。北京一中校长王晋堂说：就每一个受教育的个体而言，我们的教育体制并没有真正做到因才施教，而是实行了一套“丢卒保车”的做法，实则是一种“淘汰制”。淘汰制使100人当中可能有60人感到自己是失败者。应试升学也使学校无法依照人的素质与发展去施教，而是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不考的就像甩包袱一样赶紧丢掉。高考文科不考地理、理科不考生物，这两科马上成了“冷门”。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着重智育轻德、体、美，智育中又重知识轻能力，知识中又只重考的几门，忽略其他的科目。所以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很容易出现“高分低能”。一个在学校品学皆优的学生可能完全不懂社会，无法适应人际关系，心理脆弱，受不起挫折。
“应试教育”从根本上限定了教育的灵活性与趣味性。本来成长应当充满了生机与乐趣，而这一代青少年却并没有得到任何“特别待遇”。北京市教育学院东城分院德育教研室主任齐续暄对记者说：厌学和厌学情绪恐怕是学校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不仅学习差的学生厌学，学习好的学生同样有厌学的。学校不是不想解放学生，但评价教师好坏的标准是升学率，衡量学校好坏的标准还是升学率。教材和教学计划就是那么设置的，即使每星期改到上5天课，但要求并没丝毫降低。因为考试是终极目的，学校和教师努力的方向便是你出什么题、我教怎么考。而考试在学生成长中是不可能涵盖一切的。比如德育课，一个卷面成绩100分的学生随地吐痰或是自私狭隘，这个学生的德育成绩该打多少分？有学校出现考试结束学生撕书本的事，学生表示“学腻了”，但厌学情绪在学校中无疑被作为“错误”接受批评指正。本来学生是某个“错误”的受害者，但他们却只能接受并忍受这个“错误”。如果他们想站到这个“错误”的反面，他们就被看作真正有错。这种前提下，青少年要忍受的的确很多。
在学校里，学生们被粗暴对待，教师不尊重学生的事也时有发生。一所重点小学因为学生上体育课时讲话，老师用胶条将学生的嘴粘上。一所普通小学，每个学生都有一本评分册，学生只要做错事就得扣分。迟到扣多少分，上课做小动作扣多少分，没带作业本扣多少分。不少极具上进心的孩子捧着这样一本评分册犹如惊弓之鸟。有一些学校，老师动辄就把学生叫到黑板前或教室外罚站。考试错了一道题，罚抄50到100遍。有些教师对学生时常出语讽刺挖苦，当众刺痛学生自尊心。比如某小学，老师布置学生写作文记一件家务事。一位学生写了升国旗。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科学证明猪都有脑子，XXX连猪都不如！”这类日常性的伤害虽然不像极端事件那么触目惊心，但却是大范围的存在。也许这类常态的、为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会在某一个错误的时刻摧毁一颗幼嫩的心灵，酿成又一起无法换回的悲剧。
社会转型期带来观念歧义。社会人际关系更难把握。过高的期望值，令这代青少年要面对的学习与生活更为不易。
都以为这一代孩子在蜜罐子中泡大，生活优裕，无忧无虑。但事实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艰难。首先他们生长的这个社会环境就比以往更为复杂。他们遭遇的生活境况也许更没有先例可循。他们是独生子女，畸型的优越感和深重的孤独感之外，承载的希望也是历代人所无法比拟。优厚的物质条件背后，他们往往有着比上一代人更深的心灵苦闷。
在学校是升学压力，回到家又是“望子成龙”。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在结束学校沉重的课业后，回到家中等待他们的还有钢琴课或是绘画练习。有一些低年级的孩子，当让他们放下书本、走到户外，他们竟不知怎么玩儿。在多方面呼吁减轻学生负担之下，学校真给学生减少了作业量，马上就有家长找到了老师。一些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后，还要再抄写爸爸妈妈的生词。不少做父母的渴望在孩子身上实现自己的一切梦想，他们似乎要把自己没有学成的一切知识和技艺都让孩子来掌握。他们把这一切看作是为孩子“创造了条件”，体现的是一份深厚的父爱、母爱。但他们却不愿看到，恰恰是这份深重的爱，使孩子的天真快乐和无拘无束的创造性变得萎缩。
转型期带来社会观念的改变。人们感情生活的活跃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频繁，使这一代孩子的生活背景变得动荡不安。离婚率提高令不少孩子失去了由父母双亲组成的传统家庭，无论是随父亲或母亲再婚，或是由单亲抚养长大，这些孩子面对的生活境况和承受的心理压力无疑要比他们的同龄人更难更多。同时，有不少看上去健全的家庭，但父母或投身事业，或忙于公务，或文化太低，理解力不够等，同样无法给予孩子及时、准确的指导。
教育专家认为，学校的人际关系多半是社会人际关系的折射。社会的一些流行思潮必然要反映到学校中来。社会经济活动的渗透，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心态。有一些学生过早看到了金钱的效用，学校通过正面教育在他们心中树立的理想被动摇了。北京东城某普通中学，有女生去星级饭店打工，男生则琢磨着做买卖挣钱，很快对学习不再有兴趣。
一位有42年教龄、一直从事德育教育的教师尖锐地指出：如今课堂不再是神圣的殿堂，校园不再是一块净土。从来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现在连老师、校长都天天在搞人际关系。看学生档案先看家长是干什么的，对我有没有利，能不能为我解决房子。而我们的孩子恰恰在旁边看着呢！两个学生争执，受了委屈的一个孩子要告诉老师，另一个笑说：“老师正求我爸帮忙呢！”教书育人，讲求潜移默化。但当师长都言行不一，孩子正确的行为准则又如何树立？这种表里不如一的教育状况也极易导致孩子的心理失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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