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模式与列宁晚年构想关系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新论论文,列宁论文,晚年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列宁晚年通过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验，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构想。遗憾的是，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这些构想长时期地停留在理论状态。〔1〕列宁过早逝世， 无法亲自实践这些构想——这些构想本身就是列宁作为遗嘱、作为给后人的规划提出来的。斯大林，作为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继任领导人，在他执政后，很快地宣布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到三十年代，一种迥异于列宁构想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斯大林模式正式形成了。
对斯大林模式的评论已汗牛充栋。本文无意再引证那些已广为人知的材料或提供某些新的材料。我们的工作只是在于试图为评价这一模式提供一种新视角，即从社会主义价值论视角，简要勾画出斯大林模式与列宁晚年构想之间的真实关系。
一些流行观点的论者或根据斯大林对工业化重要性的强调，把他说成是“大加修改或抛弃”了列宁关于目的的思想的工业化分子〔2〕； 或根据斯大林偏重于从公有制和消灭剥削阶级方面论述社会主义特征的倾向，把他说成是一个“雅各宾主义者”，一个道德理想国的设计者和实践者〔3〕。我们不同意这样的论评。我们认为， 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对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及其实现基础的关注都是客观存在的。
首先，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有着极其坚定的信念和追求。列宁逝世不久，苏联共产党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斯大林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在他的回答中，包括了他对苏联建设的目标和前途的认识。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建设，就不能真正建设。不知道前进的方向，就一步也不能前进”。〔4〕
即使斯大林为后人所诟病的一些做法，如宣布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加快实现工业化，全盘实现农业集体化等等，从思想根源上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想尽快建成社会主义。1936年他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是：“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获得完全胜利”，“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而成为我们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所有剥削阶级都消灭了”。〔5〕这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正可以作为他消灭私人资本、消灭富农、 全盘集体化政策的注解。新经济政策停止实行后，斯大林实际上是恢复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这里，他对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追求无疑是显见的。
其次，斯大林也是致力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社会的生产力的。在他掌权初期，苏俄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虽已基本完成，但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为此，斯大林在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1925年）中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6〕这以后， 全国便开展了工业化和旨在把小农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农业集体化运动。30年代，为迅速发展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斯大林先后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针对当时有人把科学技术看作是资产阶级东西的现象，斯大林指出：“我认为不消除这种野蛮和不文明的现象，不消除这种对待科学和有文化的人的野蛮态度，我们就一步也不能前进。”〔7〕斯大林的这些论述， 就坚持社会主义的建立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因而必须利用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实现代工业化这一点而言，无疑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苏联的迅速工业化（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对于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以及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世界格局的变化等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的《斯大林时代》一书中高度评价了苏联工业化的成就，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以上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考察，即使再去除其“政治家的狡诈”、〔8〕“现实环境作用”〔9〕等因素。我们也可从中看到，强调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与强调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同是斯大林思想中的重要方面，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否认另一方面的存在，是不合事实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说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是一个迥异于列宁晚年构想的模式？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我们认为，根本之点在于，斯大林模式把列宁晚年构想中竭力保持的手段与目的、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合理张力打破了、取消了。这样，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虽然在其中都得到了强调，但是这双重原则之间却不是统一的，而是互相分离的。
试以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学说与列宁晚年构想作一比较。一方面，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连续性，两者都指出了依靠俄国自身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列宁认为，俄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逐渐地、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10〕，对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这些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是摧毁它们，而是在它们活跃起来的同时使它们受到国家的调节，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缓慢地、逐渐地走向社会主义。斯大林则主张最根本、最基本地摧毁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借助国家强制手段超越新经济政策，一举实现生产资料的彻底公有化。在社会主义经济与农民经济的结合问题上，列宁强调商业的结合、利益的结合、自愿的结合，斯大林则强调生产性质的结合、所有制改造和农村的阶级斗争。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上，列宁认识到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的发展不可避免。他主张利用私人资本，以提高生产力，推动对小生产的改造，斯大林则把排挤和消灭城乡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认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是要“向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实行全线进攻”〔11〕等等。
造成斯大林模式与列宁构想之间差异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是，重要的原因在于，斯大林未能象列宁那样认识到“迂回”的行动方法、合作社自愿结合的形式、利用私人资本这些手段对于目的所具有的意义。而手段与目的之间关联的打破，一方面使得目的实现缺乏了恰当的手段，目的不是变成空中楼阁就是被降低了标准。直至30年代初，斯大林还批判“贫穷社会主义”，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应具有超过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12〕，但是，当他在30年代中期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时，所依据的生产力标准只是苏联已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以及建成了一批具有当时先进水平的重工业企业。30年代末，苏联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40%，在这样低的生产力水平下，斯大林和联共（布）却宣布苏联进入了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这里的共产主义，无疑是降低了标准的共产主义。〔13〕
另一方面，目的与手段之间合理张力的打破、取消，也使得手段无法贯注目的精神，在实现自身的同时超越自身，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上，强调工业发展的高速度，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认为快速发展、优先发展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然而，在实际的工业化过程中，却失去了社会主义价值理性的导引，发展工业所需资金主要是通过缴纳的“贡税”，即农副产品和工业品的剪刀差来取得，整个工业化时期，国家从农业方面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把农民挖得很苦。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斯大林也把重工业作为新时期改造农民的杠杆，振兴农业变成了建设重工业。全盘集体化的强硬手段几乎消灭了农村个体经济和富农阶级，进一步窒息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样，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一系列成果的取得，是以牺牲农民利益，牺牲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造成农轻重、积累与消费之间比例的长期失调为代价的。人类历史上第二个现代化文明模式（第一个是西方模式）仍是一个片面发展的模式。这一片面性不仅表现在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损害，而且还表现在它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斯大林构建的社会生活管理模式（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体制）与他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是紧密相联的。如果说苏联的工业化模式是他失去了价值导引的工具理性膨胀的产物，那么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社会生活管理模式则是他高扬同样片面的价值理性的结果。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在所有制、阶级结构等方面得到了一再的强化，而其中更为广泛的内容却在他的视野之外。这些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对私有制的积极扬弃，它的实现及其实现程度取决于“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阶级的消灭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进步〔14〕；等等。因此，斯大林在上述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基础上构建的社会生活管理体制，确实是一种带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政治蓝图设计。
可见，斯大林打破、取消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手段与目的、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必要张力，在他那里，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与科学原则之间没有实现有机的统一。作为后果，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出现着生产的停滞和价值的失落并存的现象，而且，由于斯大林模式广及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为后世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把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仅仅用钢铁的吨位和电力的瓦数来衡量社会主义的成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式化了；现代经济发展目标取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马列主义的思想宣传仅仅服从于民族主义的辩护目的。有的学者指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成了“世界工业舞台上的后来者，它们穿着马克思主义的旧外套，仿效资本主义前辈‘积累着技术手段’，正在把一场历史上的摹仿闹剧演到底”，〔15〕这一尖刻的批评同时又是深刻的。
另一方面，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较多地从价值理性的意义上抗争着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它们在社会生活管理体制上——斯大林模式化了，而在社会主义生产力特征方面降低了要求（这也是斯大林模式的内容）。这种以马列主义为价值资源的抗争资本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预设了它的实践后果，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是建立在科学理性、历史理性之上的。而这一抗争运动遭受到巨大的挫折，又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价值理想，试图进入资本主义秩序，二十世纪末期社会主义世界的剧变，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所有这些都表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不仅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给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打上了深刻的印痕。它为我们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历史尺度价值尺度相统一的极端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证。
注释：
〔1〕当然，短暂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可看作是列宁构想的实践时期。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把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新鲜经验看作是列宁构想形成的现实基础。
〔2〕参看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6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3〕这里意指斯大林是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终极目的”的追求者，而正是这一道德理想主义的立场，导致了他的专制独裁，象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专政一样，可参看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其中云：“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个这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 %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顾准文集》，第37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4〕《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89页。
〔5〕《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92—400页。
〔6〕《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94页。
〔7〕《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64页。
〔8〕这时借用黑格尔术语“狡诈”， 意指政治家有时言行之间存在着不一致。
〔9〕现实环境作用因素包括党内斗争、国内外形势等。众所周知， 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与当时欧洲战争危险的迫近有关。
〔10〕《列宁选集》，第4卷，第574页。
〔11〕《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22页。
〔12〕参看《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8页。
〔13〕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到布哈林当年提出“乌龟速度”，主张通过迂回、缓慢的途径建设社会主义，不仅仅只是个方式方法问题，而更是关涉到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大问题。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仅提出高远目标，同时还提出达到这些目标的恰当手段。手段问题在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具有重要地位。
〔14〕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页。
〔15〕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序”。
标签：斯大林论文; 列宁论文; 斯大林全集论文; 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