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若干哲学问题的逻辑梳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逻辑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清理一下先前的哲学问题很有必要。在这方面，许多学者已做了大量工作，不足的是：清理学术材料的多而清理理论逻辑的少。本文试图对此有所弥补。现将部分思考分述于后。
1.中国民族的思想力问题
所谓思想力，是指理解和把握自身命运的心智能力。一个民族要有足够的思想力，才能认清自己的真实状况，才能恰当地根据环境的特点及其变化来设计和调整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发展道路。反之，缺乏思想力或思想力严重不足，就只能受穷、内耗、挨打以至毁灭。无数的历史事实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中国民族的思想力究竟如何呢？
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出了许多思想家，他们代表着我们民族的思想水准。要在思想力方面去指责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恐怕都难以服人。然而，有一个事实却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集众多思想家的功夫，中国民族并没有把握着自己的近代命运，我们是在几乎浑然不觉的情况下被西方人硬拽上近代之路的，并且每挪一步都是借西方人的思想来指导行动的，为此，我们已付出沉重代价。只此一点，即可令我们得到一个看法：中国民族固然创造了许多思想，但从总体上讲，它的思想力相对于它的需求来说，是严重不足的。直到今天，我们的思想主要还靠“进口”，在思想的“对外贸易”方面，“逆差”依然是鲜明的主题，这些应是毋庸讳言的。
造成中国民族思想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无疑不在人种方面，也不在文化方面，而在思想的生产方式上。众所周知，在经济生活中，当产品按照政府的统一计划来生产时，一定会出现短缺现象，消除短缺的办法就是实行市场经济。思想的生产与此同理。也就是说，思想的计划生产是思想力不足的根由，而思想的市场生产则是思想力发达的机制。思想之所以要计划生产，源于传统社会的一个特有难题：按照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要定于一尊的游戏规则，思想生产与秩序的生产，是任何统治者都会作出的选择。所以，在传统社会中，思想的繁荣总与社会的混乱相伴随，而社会的有序又与思想的贫乏相联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需要传统社会有相当的思想力作为支撑；而只有在现代社会的市场化生产方式下，思想力才会不断增长。这就构成了一个悖论。历史解决这个悖论的方式就是传统社会中持续不断的必要思想违规，而那种结构缜密、裁判极严的社会，由于消除了违规的可能，因而使思想力无法累积到足以满足转型需要的程度。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上所看到的难局，就是如此。
对照历史，看看我们今天的思想力水平究竟怎样，缺欠究竟何在，如何才能为今后的更加深广的社会变革储备尽可能多的思想力，应不应该、可不可能凭借自己的思想力把握住自身命运，这些似应成为我们民族思想活动的首要问题。
2.元哲学问题
哲学是抽象程度最高的思想活动，它理解世界、理解自身的深度，是一个民族思想力水平的根本标尺。理解世界，就是为我们的世界提供一个根本性的说法，以作为我们生活的依据。理解自身，就是对自己求得自知之明。为世界提供说法不难，难的是具有自知之明。由于关乎宏要，哲学而无自知之明，必定遗祸无穷。元哲学就是这种自知之明之学。
在人类思维的当下水平上，哲学的自知之明大致达到如下深度：哲学为人类生活所必需，但它的工作方式包含着无法解决的矛盾。首先，哲学揭示本体，但无法证明本体。常识和具体科学处理这个世界的表象，这种处理需要根据；处理表象的根据不可能是表象，而只能是表象背后的东西，可称之为本体；哲学就是处理本体的，或者说处理本体的就是哲学。表象是多，本体是一。表象是可以经验的，本体则是超验的；经验离不开超验的支撑，但超验却不由经验来验证。也就是说，一不是多的集合，而是多的共相；共相是集合的根据，但集合不是共相的证明。其次，哲学以统一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为己任，但它自己并不是此岸和彼岸之间的桥梁。科学单纯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宗教单纯回答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哲学被期望将二者统一起来：给事实以目的，给价值以理由。但是，哲学并不拥有更加高明的第三种手段，它赖以统一二者的就是二者本身：要么是事实，要么是价值。再次，哲学把握一般性，可它自身却是最个性化的思想活动。科学以一般为对象，因而真正的科学理论是公共认可的。艺术以个别为对象，因而真正的艺术作品总是各不相同。哲学对象比科学对象更具一般性，但哲学学说的个性化程度并不亚于艺术作品。这就意味着，哲学家如果连对手都不能说服的话，他是没有理由让大家相信他的话是普遍真理的。哲学的困境昭示我们：想通过完善一种哲学理论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哲学问题是绝对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就是通过不同理论间的竞争和互补使问题不断获得有限的解决。
我们从前的哲学普遍缺乏自知之明。它们一般不认为哲学本身有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只认为错误的哲学才有这种困难，因此，解决哲学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用正确的哲学消灭错误的哲学。正是这种想法，使得我们不能容忍理论间的竞争，从而也就不能从理论互补中受益。我们民族思想力水平长期徘徊不前，与此密切相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省有关问题，提高自知之明，促成多元格局，是哲学对自己首先要做的事情。
3.实践问题
众所周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标志着中国一个崭新历史时期的开始；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全新解释，是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的根本理论支柱。由此可以认为，实践理论是新时期我国哲学思想活动的最重要成果。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对实践的研究没有问题，更不意味着哲学思维可以在实践环节上止步不前。
实践问题的要害是：究竟承不承认实践理论只是新时期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环节？或者说，究竟愿不愿意从作为理论环节的意义上去理解实践的逻辑？
实践范畴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革命性，在它面前，不变的自然性和人性、不变的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无不纷纷瓦解。如果把实践的逻辑贯彻到底，那么，人就是实践的人，自然就是实践的自然，世界就依实践而转移。但接下来却有一个问题：实践规定一切，什么规定实践？近现代人类实践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人的实践对自然并不能随心所欲，人只能在自然规定性中进行实践，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人的实践对人自身也不能随心所欲，人也只能在自身规定性中进行实践，否则就会受到种种人类劣根性的嘲弄。也就是说，实践固然可以改变自然和人，但这种改变不可能超出自然性和人性所规定的范围。可见，彻底的实践逻辑的片面性是至为明显的。
如果把实践理论不是看作哲学发展的一个环节，而是看作哲学发展过程的终结，那么，这种片面性的逻辑为何在历史上还能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就只能是一个谜了。反之，如果从作为环节的意义上去索解，那么，实践理论表面上看是在否定不变人性和自然性本身，而实际上只是在通过自己的理论片面性去否定先前那种不变的关于人性和自然性的理论教条，并进而否定由这种教条所支撑的体制和观念。存在不变的人性和自然性，这是一个事实；但人性和自然性的具体内容只能通过人的认识而得到把握；由于任何认识都是不完备的和暂时的，因而将某种对人性和自然性的认识固定化，只会阻碍有关认识的不断深化。摧毁僵化的人性和自然性理论的最好武器就是实践的逻辑，但摧毁本身不是目的，为新的人性和自然性理论扫清道路才是目的。所以，实践理论只是一种破坏性的理论，它是关于人性和自然性的新旧理论之间的中介环节。
扬弃实践环节，我们就能达到实践和自然、人之间的相互规定。说没有固定不变的自然性和人性，只是说没有对自然性和人性的固定不变的理解，自然性和人性是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显现的，我们只有抓住实践，才能把握自然和人的本性。反过来，实践并不是人和自然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它只是人作用于自然对象的活动，其全部规定性均源于人性和自然性。从既有的实践去理解人和自然，又从当下确知的人性和自然性去规定将来的实践，实践和自然、人之间就有了良性的互动：只要任何一方都不固定在一个点上，那不变的本体就能向我们靠近。
实践理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去砸碎一个旧世界，而要建设一个新世界，是否应该从实践理论继续前进呢？
4.人的问题
我们正在变革的这套社会秩序是以物的名义建立起来的。把物作为社会秩序的依据，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难。从理论上讲，这种物并不是真“物”，因为它不过是某些人对物的一种看法；自己断言自己的看法跟对象完全相符，于是这种看法就成了物。即使这种看法是真“物”，单靠这种物的实然性也无法说明人的生活的应然性。从实践上讲，依据一种假冒的“物”来安排社会生活，必定排拒人们对真“物”的探究和对人自身本质的了解，从而必定妨碍社会进步，损害人的幸福。变革这套社会秩序，就是推翻假冒之“物”，把人从一种特定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从物役使人到人支配物的价值转向。实践正是这种转向的根本力量。
当人只能由物来规定的时候，物就是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工具性。当人对物的反抗达到极致，人将自身的物性彻底清除的时候，神就是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完满的自我实现性。这两种各执一端的看法有着共同的前提假定——人的本质是一种纯然无矛盾的状态，以及共同的人格理想——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成为完满无缺的人。实践表明，人固然不应该仅仅是物，但也决不可能就此成神；人就是人，是物性与神性的一种矛盾统一体，是一种既不愿当牛做马又不会成圣为仙的特殊存在。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如今才面临一种难堪的现实：人的解放尚未完成，人的劣根性即已毕露。这使许多人对人的解放的崇高性发生了怀疑。
其实，人的解放不是对约束本身的消除，而是对旧的约束的消除；不是不要社会秩序，而是要建立新的秩序。社会进步就是新旧约束、新旧秩序间的替代。这种替代之所以是一种进步，不是因为它实现了神物矛盾的彻底解决，而是因为它实现了神物矛盾的层次跃迁。与人的需要具有层次一样，人的总体生活状态也是有层次的；高低层次间的区别，不是有无矛盾的区别，而是矛盾的人道程度的区别；层次跃迁就是从不够人道的矛盾方式上升到较为人道的矛盾方式。
如果说物性的人性论是一种自卑的人的哲学，神性的人性论是一种自负的人的哲学，那么，神物矛盾性的人性论就是一种自省和自信的人的哲学。不管人们如何理解自己的本性，只要理解在进行，这种理解就会自动成为评价、构建社会制度的最后根据。这就意味着，我们正在从事的制度创新，跟我们民族，特别是其中的精英阶层的自觉不自觉的人性理解密切相关。就此而言，人的问题的研究在下世纪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5.价值问题
在价值问题上，改革开放前的提问方式是：人对什么有价值？改革开放之初的提问方式是：什么对人有价值？如今的提问方式是：什么对人有价值，以及人对人的什么有价值？第一个提问方式的致思取向是将人的价值归结为非人的东西，看似给了人一个坚实的意义支点，实则是用非人的东西去剥夺人。第二个提问方式把人作为坐标，致力于回答非人的东西对人的价值，虽然提升了人的主体地位，却回避了人的自身价值这一最关键的问题。第三个提问方式既坚持了只有人才是价值坐标而非人的东西不是价值坐标的立场，同时又对人采取了必要的批判态度，肯定人的某些属性的价值性，否定另一些属性的价值性，从而确定了一个一以贯之的价值方向：从非人到人再到人的理想性属性。然而，即使第三个提问方式也并没有触及价值问题的真正内核。
价值问题的真正内核是价值和无价值的矛盾，这个矛盾是由生的维度和死的维度共同规定的。自然世界本身没有价值问题，人作为自然世界中一种微不足道的有限的存在，对自然世界来说也没有价值可言，人的价值是在人的存在已成事实之后发生的，并且人发生价值问题是不由自主的，是被动的。所以，一方面，必死的结局使人的一切归根到底没有价值，这是一个无须申辩、更不容回避的前提，不管人如何讨厌这个前提；另一方面，人只要活着又不得不去追寻价值。如是，揭示该矛盾的提问方式就应当是：在人归根到底没有价值的前提下，人对人的什么有价值，从而什么对人有价值？在这两个“什么”中，前者是价值形式，后者是价值质料；价值形式是人的理想，价值质料是实现理想的各种手段；人的生活就是用价值形式去摄取价值质料，或者用价值质料去满足价值形式。又因为这一切都以无价值为前提，所以价值形式又是相对的，价值质料也是变易的，人们的价值理论和价值实践因之而呈现出巨大的时空差异。目前，我们的价值研究基本上只有生的维度，而没有死的维度，因此，虽然理论的丰富性较过去增强了，但总体理论深度反而不及历史上许多价值学说，特别是宗教哲学的价值学说。
既然人是在无价值中寻求价值，价值就不可能有绝对的根据，它从究极的意义上讲只是人们之间的默契或约定。无价值的世界只有事实，价值的世界是超越事实的。因此，从事实判断不可能推出价值判断，从价值判断才能推出价值判断；如果有谁从事实判断推出了价值判断，那一定是因为他在事实判断中已经隐含了一个价值判断作为推论的前提。价值判断的合理性决不在先定的规律当中，而在价值活动的当事人的生活需要里，在他们的集体愿望里。下世纪我国价值研究的一大任务，就是通过揭示十数亿中国人的生活需要和集体愿望来塑造全民族新的价值理念。
6.认识的确定性问题
哲学中最富有魅力的问题是认识问题，认识问题的核心是认识的确定性问题，而20世纪人类思想史的最重要成果正是对认识确定性的全方位否定。
认识的确定性问题指的是：人对于对象的认识作为事实判断是否可靠？在康德以前，人们普遍相信，由于认识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因而人的认识能够在对象本身的参照下达到与对象的符合。这里，认识的确定性支点在对象身上。在英国经验主义将人们对对象的认识一步步还原为主观经验之后，认识确定性的外在支点被瓦解了，人类的知识大厦遭到彻底动摇。康德扶大厦于将倾，在人的主观世界给人的认识找到了新的支点。此后，经验检验、逻辑证明、语言分析、直觉设定等，成为在主观世界巩固认识确定性的主要办法。但是，上世纪末以来，所有这些努力均告失败。人们发现：对一个科学命题，完全的证实和彻底的证伪均不可能；所有解释，与其说是对被解释者本义的阐述，不如说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视界的融合；至于对超验对象的认识，则更是无处立足。也就是说，不论对自然对象，还是对人文对象，不论对经验对象，还是对超验对象，我们都不可能获得确定的认识。至此，认识的确定性全面丧失，后现代主义思潮表征了这一事件。
耐人寻味的是，与认识确定性从外到内、从有到无的过程相伴随的，不是人类认识活动的节节败退，而是认识成就的与日俱增。破解这一矛盾现象，在新的水平上重建认识的确定性，必将成为新世纪认识研究的根本任务。对此，实用主义的理论思路富有启发意义。与其他各种思路从认识的起点走向终点去寻找认识的确定性终于一无所获不同，实用主义通过从终点回溯起点而与认识的确定性不期而遇：既然认识活动是成功的，认识具有确定性便是无可怀疑的。为什么顺向不能找到的东西逆向却能找到？原因在于非实用主义思路假定了一个前提而自己却忘记了这个假定，该假定是：认识仅仅是认识机能的事情，正如情感仅仅是情感机能的事情，意志仅仅是意志机能的事情一样。非实用主义思路的不通只能说明，如果把认识仅仅看成认识机能的事情，那么认识具有确定性就是不可理解的。这一结论的重大意义在于彻底否定了存在绝对不变的真理的可能性。但认识事实上又有确定性，这表明：认识不是单纯认识机能的事情，而是人的全部意识机能的事情；在认识的此岸与彼岸之间，认识机能固然是唯一的乘渡工具，但当其竭尽全力也不能靠近彼岸时，人的意识的其他机能便如跳板飞架船岸之间，从而实现从主观到客观的超越，使认识的效用得以发挥。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认识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统一体，并相应获得一条启示：认识确定时，不要忘了有情感和意志在帮忙；不确定时，也不要懈怠了认识机能本身的锤炼。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认识批判才有两条相互配合的战线：一是把认识作为真理来拷问，二是把认识作为权力或别的什么来解剖。现代主义只在前一条战线作战，后现代主义则只在后一条战线作战，二者各执一端。
由于认识确定性的丧失，相对主义潮流涤荡了当代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今该是从相对主义往前走的时候了。
7.发展问题
发展是近代以来人类生活的主旋律，追求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最显著的价值取向。就目前情况而言，发展的问题主要不是应否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看待和操作发展的问题。迄今为止的主流发展观是至善主义的，在这种观点看来，发展就是恶的递减和善的累积，其终极状态是至善无恶，操作的办法就是从善如流和除恶务尽。实践这种发展观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拼命开发能源却招致环境污染；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单纯追求效率却引起社会不公，竭力推行公平又严重损害效率；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价值的自我实现和问题的自我实现总是如影随形。由此，我们不得不对至善主义发展观产生怀疑。构建新的发展观将是新世纪的一个主导趋势。
新的发展观除了保留一些正确的传统理念外，至少还应增加如下理念。首先，人性是一个永恒的矛盾结构，任何发展都至多是这种矛盾结构在不同层次之间的转换，而决不可能是矛盾结构本身的消除。矛盾结构的层次不同，矛盾的具体内容也就不同。因此，发展与其说是问题的解决，不如说是问题的置换。其次，发展的合理性在于，唯有发展才能抵消效用递减规律对生活意义的侵蚀。人性矛盾结构的每一层面都承载着大致稳定的生活内容，人对生活意义的需求全靠这些内容来满足，但这些内容的效用却是递减的。发展就是用新的生活内容代替旧的生活内容，以保持甚至增加意义效用。所以，发展的真义并不是寻求特定的生活内容，而是有效地更新生活内容。有了这种理念，我们对发展就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从而既可以增强对于包医百病无副作用的种种乌托邦宣传的免疫力，又可以疗治我们只知模仿不讲效用的殖民地心态的创痕。
发展问题的最新话题是可持续发展，国内有关研究存在严重缺陷。发展作为人的活动包含主体、客体和中介三个因素，只有这三者都具有可持续性，发展才可能持续。目前的研究只注意到了客体和中介的可持续性，而基本上没有注意到主体的可持续性；就逻辑关系而言，主体的可持续性才是第一位的。客体的可持续性主要指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中介的可持续性主要指技术条件和劳动质量的可持续性；主体的可持续性主要指动机、权利和能力的可持续性。在以计划经济为中轴的传统体制下，政府包办一切，民众自我发展的天然动机受到压制，自主发展的主体权利受到剥夺，自谋发展的实际能力受到削弱，这是先前社会发展速度迟缓、效率低下、道路曲折的根本原因。如果不彻底变革这种体制，从而解放民众的动机、恢复民众的权利、培养民众的能力，那么，不管我们在客体和中介方面花费多大力气，也决不可能造成可持续发展的局面。西方国家之所以主要讲客体和中介的可持续性而不大讲主体的可持续性，乃是因为类似我们这里的主体问题在它们那里早已解决。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直接从西方引进的，西方人不讲的我们也不讲，由此造成重大理论盲点。
8.文化问题
自国门洞开以来，欧风美雨已经严重侵蚀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根基。不以道理仅以亲知而论，环顾四周，内省己身，凡衣、食、住、行、工作、学习、思考、组织管理等所涉及的器物、知识、信仰、制度等，真正由中国人自己发明或初创的，实在寥寥。文化问题，说穿了，就是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问题。丢失了自己，却还不愿舍弃这种生活，因为在那未曾丢失自己的岁月里，我们的日子有太多不堪回首的内容。如果人只有过好日子的需要，而根本就没有必须找到自己的需要，或者反过来只在乎是否找到自己，而根本不在乎生活如何，那么，文化问题是不会发生的。相比之下，西方人的感觉要轻松得多，因为他们与自己的生活没有文化疏离感。今天，如果说西方人的文化问题是升级换代问题的话，那么中国人的文化问题就是嫁接改造问题。
先前文化讨论的根本弊端就是没有确立文化评价的主体坐标，表现为用文化问题取代了文化主体的文化问题，用中国文化的问题取代了中国人或中国民族的文化问题。确立主体坐标的关键，是在人和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明确人在价值上对文化的优先地位。没有主体坐标时，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什么？其言下之意是：中国传统文化怎么办？当代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该承担什么责任？有了主体坐标，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民族的文化出路是什么？其言下之意是：当代中国人为着自己的发展和进步应继承、借鉴和创造什么样的文化？哪些文化对我们真正有价值？坐标的这种转换，使百余年争执不下的古今中西问题可望从根本上厘清。
文化评价的主体坐标至少应有如下内涵。首先，必须以近十三亿当代中国人的幸福作为评价文化的根本标准。幸福是一种感觉，感觉是要变易的，感觉的内容及其变易趋势最终只能由感觉者自己确认，因此，虽然文化评价是一种规范性陈述，但规范性陈述的标准却只能通过对十三亿人共同感觉的指示性陈述来建立。求温饱、奔小康是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主题。什么文化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文化就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什么文化妨碍这个问题的解决，什么文化就是糟的或比较糟的，不管它是土特产还是舶来品。随着基本生存需要的逐步满足，民族自尊、民族认同等需要渐次增强，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受到重视甚至偏爱，理所当然。其次，必须确立当代中国人在新世纪文化交往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文化是相对独立的，更是相互交融的；文化是代代传承的，更是不断创新的。文化疏离感引起的痛苦不是永恒的，外来文化可以被我们逐渐消化。关键是我们要创造，要做文化的主人而不是奴隶。挺立中国民族的文化脊梁，不在于乞灵于祖宗，而在于创造出更加卓越的新文化，以使当代中国人在中国文化的年轮上能生长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圈。否则，中国文化之树只会渐渐枯萎，遑论吐故纳新。再次，应该有主体间代际代价意识。我们今天取舍难决的文化困境是前世文化主体作孽招来的报应，如果我们这代文化主体执迷不悟，继续作孽，我们的后辈文化主体还会受到更大的报应。这里所谓作孽是指我们民族在过去两千多年间安于专制制度，自戕了文化创新的生机与活力，使总体文化结构严重畸形，许多文化成分品位太低；唯其如此，我们才不得不嫁接改造。可见，作孽之后还想舒服，天底下是不会有这等好事的；明智之举只能是接受历史教训，尽量降低代价，致力于文化图强。
本世纪的文化争论主要在形形色色的批判主义和各代保守主义之间展开。其实，是批判还是保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对现有批判或保守的前提展开批判，要对被批判或保守的对象进行保守。如是，在新的世纪，我们始能超越文化评价两极对立的知性模式。
9.人类观问题
人类观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人类，进而如何理解我们民族与人类的关系的问题。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人类的命运和我们民族的命运不可分割。我们理应在人类前途的大背景下来思考中国的问题，通过对中国命运的把握来承担对人类的责任。中国民族历来是一个极富天下感的民族。曾几何时，我们的祖先不想则已，一想就是天下。可惜他们后来坐井观天，贻误了后人。近代以来，边缘化的不幸使我们的天下感遭到挫折。如今，我们终于以巨大的代价摸索出了一条非边缘化的道路，那失落已久的天下感似乎正在回归。这种情况下，反思我们在人类问题上的思维方式，很有必要。
近一百多年来，我们主要有两种观察、思考人类世界的方式，一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一元论，二是中国西方各执一端的二元论。一元论主要为文化批判主义者所采用，基本特征是坚信人类有一个共同的未来，但问题在于不同的一元论对未来的理解各不相同，相互之间恰好构成反驳关系，从而瓦解了一元论本身的逻辑基础。二元论主要为文化保守主义所采用，基本特征是坚信西方和中国是人类文明的两极，各有各的道路，各有各的未来。经过几代二元论者的认真努力，中西主要特点已被开列成了一份长长的清单：中国居东，主静，素食为主，好人文，精神文明发达，崇尚天人合一；西方居西，主动，肉食为主，好科学，物质文明发达，崇尚主客二分。这一清单还在继续开列之中。但二元论者解释不了这种神秘的对称性是怎样产生的，中西之外的民族位居何处，西方各国间何以也判然有别？显然，二元论将因其过于精致而走向破产。其实，不论一元论还是二元论，都是知性思维的产物，它们把共性和个性抽象地对立起来，以至于两种理论之间到了难以沟通的地步。
我们怎样理解人类的前途，就怎样来安排中国的事务，怎样处理国际关系。旧有的思维方式无力给我们提供较为真实的世界图景，致使我们一次次误入歧途。所以，变革思维方式势在必行。新的思维方式应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应把尽可能多的人类生活样态，包括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情况、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情况、不同历史阶段的情况等，纳入研究当中，尤其是应开辟和加强对中西之外的各种文明的研究，在异质性程度尽可能高的材料的基础上去进行理论抽象，力避以一孔所见支撑全称判断的种种作法。再者，用新的思维方式取代旧的思维方式，不是要用新的话语霸权取代旧的话语霸权，而是要消除话语霸权本身。就此而言，新的思维方式应是多元互补的。不论新的思维方式的具体面貌怎样，我们对它们的期望是：在中国民族又一次面临何去何从选择的关头，帮助我们弄清什么是人类文明的大势，是我们不应抗拒而应顺应的；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特色，是我们不应抛弃而应珍惜的。
除了上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生态哲学、历史哲学、伦理哲学、心理哲学以及人口哲学等广泛领域，笔者还预备了许多思考已久的问题。我相信，只有将所有这些问题的理论逻辑都清理一遍之后，新世纪哲学的主要任务才可能逐渐明确起来。
写于1998年清明和谷雨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