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蓉蓉[1]1989年在《冲突与转化—传统民居走向现代化途径初探》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我国乡村建设的飞跃，现代文明从各种渠道进入传统的乡村社会。新的技术，新的思想对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无不产生影响，原有的传统模式与现代化的冲突也愈见激烈，如何通过对传统民居的生成发展过程的分析，以及对面临现代文明的外因作用它所呈现出的种种内在变化趋势的认识，把握其转化方向，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目的在于研究与民居有关的各因素在这种冲突到转化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力求寻找传统民居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张峰[2]2005年在《皖南新民居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大量转移,以及乡镇企业为形成规模生产而适度集中,小城镇将出现旺盛的住房需求。如何正确对待我国为数众多的小城镇,特别是传统城镇不断出现的新民居是一个重要课题和难题。本文以皖南传统城镇新民居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从皖南新民居的规划设计、开发方式以及新旧民居转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探索皖南新民居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本文希望能对今后我国传统城镇新民居建造有一定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并探讨我国传统城镇新民居走向。文章的主要内容由六个章节组成:第一章在明确了本文的研究目的、方法和意义之后,分析了当今该课题国内外研究的现状,最后对研究中涉及的基本概念作了简要解释。第二章通过对黟县、歙县新民居的介绍,大致勾勒出皖南新民居的现状。第三章在对皖南新民居大的建造环境、总体概况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四个有代表性的案例,针对存在的问题,对新民居改进作了一些思考。第四章首先对皖南新民居开发方式进行分析,然后分别对三种开发方式的存在原因及运行机制进行分析,并归纳了每种开发方式的优势与不足,最后探讨了适宜于皖南新民居的开发方式。第五章首先分析了新旧民居的演变原因,接着探讨了传统建造经验的承传,最后提出了新民居建造对政府、建筑师、居民三方面的要求。第六章在前文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传统城镇新民居建造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皖南新民居建造提出一些对策建议并探讨了我国传统城镇新民居走向。
张晓丽[3]2013年在《晋北传统民居生态经验与应用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迅猛加速,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如何传承和发展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是每一位建筑师的责任。面对我国建筑建设数量的不断增加与建筑能耗不断增长的境况,如何汲取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应用适宜的传统生态营建经验,是提高我国建筑生态设计水平、消减我国建筑能耗过高状况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国传统民居是前人在应对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等诸多条件的制约下,经过漫长的建筑实践活动而形成的劳动产物。其中蕴含着大量的生态营建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不仅表现为具体的生态设计措施,还包括了抽象的传统哲学思维与优秀的生态设计理念。因此,本文以传统民居的生态营建经验及其应用为目地进行相关研究,一方面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民居中隐藏的生态营建思维,使中国传统民居的历史文脉与地域特色得以保留与延续；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研究传统民居中积聚的生态营建措施,来促进和提升中国传统民居生态经验的现代应用和生态节能的设计水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晋北地区传统民居为例,立足于晋北民居所处的地域特征,针对其所含有的生态营建经验,在对相关文献和实地情况的搜集、整理与综合调研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晋北民居的聚落选址与群体布局、空间特征与材料利用、细部构件与使用过程等多方面的生态营建特征,由此总结出晋北传统民居营建经验中包含着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以及“整体性”、“应变性”、“适中性”、“情景交融”等的生态设计思维。在总结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晋北传统民居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传统民居“被遗弃”、新建民居“文脉断裂”、“生态特性缺失”、“千篇一律”、盲目崇拜现代技术文明等问题。坚持民居绿色再生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构筑民居的整体生态性空间、运用多学科、多元化的生态设计思维,建立晋北传统民居科学发展与生态经验现代化应用的理论体系。进一步选取晋北地区朔州旧广武村作为案例背景,以晋北民居科学发展与生态经验现代化应用的理论体系为依据,着眼于传统民居建筑单体的绿色再生与可持续发展,对旧广武村传统民居已建成环境进行节能计算和分析,为新民居的方案设计提供有力的参考数据,最终创造出具有生态特性的本土建筑。
王莉[4]2016年在《西南地区传统村落民居营建技术与工艺优化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传统民居作为居住建筑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广袤的村落、场镇中分布着,其中西南地区的传统民居在这个地区独特的气候、地理、人文环境下形成了自己的建筑形式。民居建筑是文化传承的表层,而民居的营建技术则是隐含在血脉中的文化传承。为使得传统民居文化在时代发展下依然焕发生机,要求营建技术深层次的优化创新,有了这样的原动力,传统民居才能在新和旧的平衡中继续着它的历史使命。在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的背景下,本文从西南地区传统民居的实地调研的中,整理、分析了西南传统民居的建筑特点和传统营建技术及其局限性,发现西南地区传统营建技术的施工水平、成本分配和材料使用都是其技术发展受局限的原因。本研究伴随着三个过程,首先是基础研究,这一过程主要是结合已有研究资料对实地调研进行整理,总结出完整的西南地区的营建技术体系。接着提出了在优化中要遵循内在与外在的调和,优化技术与自然原生性相适应还要与当地建筑语言相融合三个优化的原则。最后从营建流程的角度将传统民居营建技术分解为木构架、墙、屋顶、地面、造房工序等几个维度,参考结合现代的各种建筑优化理论,提出了不同的优化措施,并在实例中根据实际情况,组合不同的优化策略,用模拟软件分析对比优化前后实例建筑的舒适性证明优化技术能改善传统民居的居住舒适性,具有可行性和实用性。希望通过对西南地区传统村落民居营建技术的补充,思考,找到传统民居“技术与工艺”在现代的延续方式,将西南地区传统村落民居的营建、使用、保护、传承融会贯通,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提升民众生活品质,提高国家软实力。
陈峭苇[5]2017年在《桂东南客家民居的自组织演化研究》文中认为桂东南是广西最主要的客家聚居区,相应的客家民居类型众多,但如同大多数传统民居一样,在现代化的洪流之下也面临着溃散的困境。本选题以系统分析方法为主结合田野调查、文献分析、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等方法,立足于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在桂东南客家民居的建筑学本体范畴的通体认识之基础上,通过回顾和分析其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研究潜藏其后的自组织演化规律,进而探索其未来发展的可能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和方法。就系统而言,民居的演化具有自组织的特点,以自组织理论对传统民居进行研究,可以深刻的理解其演化的发生条件、运动过程(系统状态与结构的变化)以及作用机制等,由此认识其内在的演化规律,可以概括为:耗散结构的形成是系统演化的原因和条件,协同与竞争是系统结构转变的动力学机制,超循环是演化过程中系统层次整合作用发生的组织学机制,分形从微观上反映了演化过程中系统各种层次或组分之间形态和结构关系的改变,突变则从宏观上反映了演化过程中系统状态的变化。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传统”与“现代化”的含义,指出现代化是社会发展正在发生的过程,民居的演化离不开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是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民居同样具有四个相对应的子系统,桂东南客家民居演化的相关研究就是在自组织理论指导下从这四个方面展开。研究主要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桂东南客家民居的基础性研究。通过详细分析桂东南客家民居的类型、结构、装饰装修、防御组织等建筑本体的内容,并总结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特性和成因,从而构成研究得以深入的基础。二是桂东南客家民居的历史和现实与自组织理论的契合。首先回顾桂东南客家民居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从中认识其演化过程中的自组织表现、特征和作用机制。自发性、适应性和自相似性是客家民居系统演化的基本表现,尤其是自相似性所反映的分形逻辑,为认识客家民居地域性的形成以及进一步探究其演化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而历史上(主要是明清以来)的桂东南客家民居可以概括为一个相对封闭、近平衡态、低度有序和短程关联的系统。继而从动力学和组织学两个方面探讨桂东南客家民居的自组织机制,指出由于在动力学层次上缺乏强有力的协同与竞争,同时在组织学层次上也未能构建复杂的超循环关系,桂东南客家民居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演化非常缓慢。在以上认识基础上,论文指出历史上的桂东南客家民居系统本质上是一个近平衡的结构,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参照系。然后简要描述桂东南客家民居的现状,并选择性的分析若干典型符号和现象的变化,认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桂东南客家民居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系统的变化可以概括为:耗散结构的主要条件已逐步形成,传统的协同竞争力急剧下降,传统的超循环关系发生断裂,传统的分形结构被破坏,系统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被打破,从而表现出一种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突变状态。在解决以上两个关键问题基础上,尤其是基于对历史与现状深刻的认识,面对桂东南客家民居未来的发展,论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了以自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策略和方法。宏观的层面主张在培育自组织整体性观念的前提下提高系统的自组织性,这是客家民居发展的关键和基本策略。微观的层面主要是在宏观思想指导下基于建筑学本体范畴提出的设计方法论,首先探讨浅设计,这是关于如何通过扩大设计过程开放性来提高系统自组织性的方法;其次是主张符号的采用,这是关于如何构建系统超循环组织关系的方法;然后探讨分形的方法,这是关于如何恢复系统结构整体性和发展连续性的方法;最后强调范式的重建,指出价值认同的确立是系统自组织进化的根本所在。这四个方面具有层层推进的逻辑关系,浅设计是基于开放性原则的最基本的方法论,符号应用是在开放环境下保证浅设计传统方向的一种手段,分形则是处理符号的一种具体的方法,通过以上过程形成范式并重建传统的价值认同,从而推动传统客家民居的发展。
林志森[6]2009年在《基于社区结构的传统聚落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传统聚落的形成是一个“落而成之”的发展过程,人们通过定居而集聚,通过营造与使用赋予聚落以意义。聚落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社区的整合或分化,促进聚落空间的聚集与分离,由此形成不同聚落。本文尝试把社区结构研究视为一种认识传统聚落的方法,探索社会空间与聚落形态之间的关联与互动规律,对当代人居环境建设及社区传统的重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论文首先回顾国内外现象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及人居环境科学等领域关于聚落形态与“空间-社会”理论研究的新进展,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通过人类定居过程与聚落发生原点的追溯,本文阐释了社稷崇拜在聚落形成与社区整合过程中的原型意义,选取了传统社区中的宗族组织与祭祀圈两个关键性因素作为论文研究的切入点,通过田野调查、测绘及文献资料的整理,借鉴人类学的方法理论,从“社会—空间过程”角度完整认识中国传统聚落形态,突出人在聚落演变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外化在传统聚落的空间布局、组织层次、建筑形态及装饰配置之中,形成主次分明、先后有序、内外有别的空间位序格局。社区的神缘结构通过民间信仰和祭祀仪式渗透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社区的分化与整合过程形成不同层级的祭祀圈,从而保证社区规模的合理性与可识别性。本文通过对佛山各层级祭祀圈人口规模的量化分析,提出社区层级的“倍数原则”,为当代社区层级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在认同与定向的差异上,相对西方以定向为主导的场所观而言,中国传统聚落不仅强调人在自然与社会差序格局中的定向,同时也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认同。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国传统居住文化的位序观和境域观。论文指出,中国传统聚落通过神镇之“境”与世俗之“域”的融合,构成了汉语语境中日常生活的根本指向,也构建了中国传统聚落的境域观。在此理论建构的基础上,本课题针对当代人居环境建设中仪式空间的匮乏,指出社区传统的迷失,并提出通过延续社区空间的层级性、多义性和领域性等策略,传承传统聚落形态,重建社区仪式空间,营造现代社区空间的新境域,以实现人类的诗意栖居。
余侃华[7]2011年在《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发展模式及规划策略研究》文中指出当乡村遇上城市化,当传统遇上工业化,乡村现实的种种乱象以及人们对未来的种种愁绪,似乎注定不可避免。乡村聚落空间作为我国城市化由“量变”到“质变”的“预留地”,如何让乡村聚落空间以乡村的方式重生,在乡村快速转型的当下,对于我们既是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又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西安大都市地区地处关中平原腹地,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特定的地理环境条件孕育着众多形态独特,民风古朴的乡村聚落。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浪潮冲击下,西安周边的乡村聚落的风俗、风情、风物面临着“去域化”的境遇,传统的乡村事物也逐出现渐朝不保夕或日渐衰败之势,聚落空间在现代化宏大工程的改造中也越来越变的与城市趋同。本文以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为实证研究地域,系统地阐述了乡村聚落空间调控机制的理论与方法,拓宽了对乡村聚落的系统认知,促进了从系统科学及人居环境科学角度研究体系的完善,为规划领域的引导与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框架,冀望为实现“生态优美、经济发达、社会和谐、城乡融合、文明开放”的乡村聚落空间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全文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共十章。第一部分为研究缘起与基础研究,共两章,该部分主要阐述了文章的研究缘起、选题意义和概念界定,以及从不同学科视角下对乡村聚落的研究进展、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概述,搭建乡村聚落研究的多维理论基础框架。第二部分为系统分析与发展启示,共三章,该部分通过对乡村聚落空间系统的整体分析、动态分析与多维解构,为后续的系统设计手段提供分析基础；并通过解读国内外乡村建设实践经验与发展模式,寻找乡村发展的内在逻辑及规律,探寻适宜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的自身发展路径。第三部分为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共五章,该部分首先基于实证研究对象,对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进行了发展历程、地域条件、城乡关系、空间形态的多维审视；其次从实践层面出发,对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发展体系(价值体系、目标体系、评价体系)进行构建；再次从机制构成(系统构成、要素机制和机制功能)、系统分析(环境分析、目标分析和结构分析)、调控方式(调控的方式手段、调控的阶段划分和调控的形态划分)三个层面对调控机制机理进行解析；最后从发展模式途径、空间规划途径和实施保障体系三个层面对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的发展途径进行了重构。
姚青石[8]2015年在《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空间环境特色及其保护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川渝地区作为一个边界相对模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区域,主要位于我国四川盆地内部。该地区多样的地理环境、丰沛的自然资源,多元的地理文化以及历史上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使得该地区产生和发展了众多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场镇。虽历经流觞,但至今仍保留了大量具有独特空间形态和历史人文景观的传统场镇。然而,随着川渝地区的快速“城镇化”,这些广泛分布于农村地区的传统场镇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并在演进过程中暴露出“趋同化”、“变异化”、“边缘化”等诸多问题。如何全面认识、保护、延续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的空间环境特色成为了当前重要的议题。论文借用系统分析法、类型学等研究方法,以大量的第一手调研资料,系统分析了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的空间环境特色,论述了传统场镇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探索了传统场镇可持续发展的保护策略与方法,对传统城镇的理论研究和保护均有较好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论文首先从区域宏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场镇分布规律的统计和分析研究,指出川渝地区传统场镇在市场作用下形成了独特的网状空间结构体系,归纳了其在地理空间分布上不仅呈现出数量大、分布广,而且形成了以重庆、成都为核心的川西、川东两大密集分布区域以及核心区密集、边缘区稀疏的特征,总结了“多层级”的场镇市场关系,分析了在这种结构体系之下传统场镇在环境、经济、社会方面的职能作用。其次从中观视角出发,论述了地理环境、经济贸易、交通运输、军事战争、宗教文化等因素是传统场镇演进的主要推动力,它们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影响和决定着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空间与环境的形成与发展,总结了在其综合作用下传统场镇空间形态与类型多样化的规律特征。再次,从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场镇外部开放空间环境、建筑空间环境、场镇景观与人文空间环境的深入分析,展现出川渝传统场镇空间环境的个性化地域特征。之后,基于对建国后川渝地区传统场镇历史变迁的回顾,与当前场镇现状的观察与总结,并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论文提出了以整体空间环境为特色的传统场镇保护理念,并对其所涵盖的“保护与发展”、“维护与塑造”、“激活与转化”三方面内容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实现了从认识对象、分析问题,到决解问题的跨越。并从保护方法、技术措施、保障机制、发展路径出发,探索并建构了传统场镇空间环境特色的保护策略与方法,为探索我国在不同地域环境下传统城镇可持续发展的保护理论研究与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孙炜玮[9]2014年在《基于浙江地区的乡村景观营建的整体方法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新农村建设、美丽中国、以及新型城镇化的大力推进与发展,乡村的形态、规模、尺度、关系等都在发生着剧变,中国正处于传统乡村景观向现代乡村景观转型的过渡阶段。然而如何顺利转型,实现乡村景观的可持续发展,是目前紧迫而严峻的问题。原因在于,根植于地方自然与文化环境的传统乡村景观,在城市化的建设模式影响之下,正逐渐走向趋同与异化,乡村景观的误读与“建设性破坏”现象愈演愈烈。这一现象表现出当前人们对乡村景观的理解已经脱离了村民、脱离了日常生活,表现出一种零散、片断的概念化符号和形式。另一方面,我们也该意识到,在可持续发展思想、以及较为笼统的乡村建设大框架之下,景观的营建尚缺乏具体可操作的策略与方法指导。基于新形势下乡村景观营建的现实需求以及技术缺失,本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以营建方法为切入点,旨在整体把握乡村景观价值与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科学的理论方法与技术成果,探讨乡村景观营建因地制宜的决策和具体可操作的整体方法。整体方法以乡村景观综合价值的实现、构成因子的协调与共赢为营建目标。该方法不是全面否定传统、以及既有的规划框架和方法,而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强调多种因素的协调与有机统一,通过整体设计,力图越过表象误区,重归乡村景观本真,并实现乡村自然、社会与经济的健康平衡发展。论文研究从对浙江省乡村景观建设现状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开始,随后通过对乡村景观营建传统方法与既有方法的梳理、分析与反思,提出应将乡村景观置于自然生境、经济生产、居住生活这三方面有着内在紧密关联的要素之中,站在系统、整体的视角下,来把握乡村景观的价值与内涵；继而结合系统论、控制论、景观生态学与生物共生原理,从多维视野中整体地把握系统的构成关系,从内容的系统性、过程的控制性、格局的生态性、利益的共生性四个方面来整合提出了景观营建的整体方法体系；最后,针对这四个方面,结合浙江地区案例与课题组大量规划实践,从村域、村落、宅院三个层级,进一步探讨了一套具体可操作的营建策略与方法。研究认为,乡村景观就是一个生命系统,经过长久的自然演化,有其自身的合理逻辑、严密构造,从而获得了丰富的地域性特征。因此乡村景观营建整体方法的立足点并不是发明一套方法或策略,而是倡导向乡村学习,以设计的眼光重新去发现、去提升,以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引导乡村景观系统在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健康、平衡发展。
卢健松[10]2009年在《自发性建造视野下建筑的地域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地域建筑的重要特征,自发性并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在自组织理论框架下,通过对“自发性”的再阐释拓展地域建筑的研究范畴,进一步认识建筑地域性的内涵与生成机制,着重分析主观、非理性的因素如何自下而上地推动建筑地域性的发展。为进一步阐释自发性,自组织理论作为研究的框架被引入。自发性建造在组织方式上与自组织系统一致。地域性理论与自组织原理在阐释目标上具有一致性。自组织理论框架下,建筑地域性可划分为自发、自觉、自省三个层面;自发层面的地域性是研究重点。建筑的地域性既源于建筑,也源于建造者所受的空间限制;并非自然、人文因素下的必然产物。借助自组织理论框架,自发性建造可以表述为:为改善自身生存环境,以家庭为决策单元,不受外界特定指令控制,自主决策房屋的选址、形式、投资的行为或结果,是对传统民居,城乡住宅自建,城市违章建筑、加建、改建,街头经营设施搭建等行为中自组织特征的总结。作为一种基本的建造组织方式,自发性建造具有:存在广泛性、实施开放性、表现多元性三个主要特征,其中实施过程中时间、人员、规则、形态、目的上的开放性最为本质。作为大量个体行为的集合,自发性建造充分反应了建筑地域性自发生成的内在规律。在自发性建造的视野下,建筑地域性的影响因素可分为:基本原理、理性要素、非理性要素三个层次。自发性建造系统中六个自组织属性,学习与记忆、形式与功能分离、结构动态适应、形式不可预测、短程通讯、特征涌现,被用以对地域性进行再阐释。其中,短程通讯与特征涌现揭示了建筑地域特征的生成机制:微观、随机、主观的因素经过产生、成核、达到临界值、形成序参量的过程后,可以对周边环境进行导控,是促进建筑地域性形成、变化的重要因素;建筑地域性是一定地区范围内,大量建筑物共性特征的涌现。在认知建筑地域性生成机制的基础上,本文试探讨地域性由自发向自觉、自省转化的途径,提出了“界定性应答”方法强化建筑的地域性:界定寻找问题解决方法的地域范畴;不仅尊重地段的自然、文化限定,还尊重业已成形的“序”,并以此为策略进行设计。
参考文献：
[1]. 冲突与转化—传统民居走向现代化途径初探[D]. 李蓉蓉. 清华大学. 1989
[2]. 皖南新民居研究[D]. 张峰.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3]. 晋北传统民居生态经验与应用研究[D]. 张晓丽. 太原理工大学. 2013
[4].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民居营建技术与工艺优化应用研究[D]. 王莉. 重庆大学. 2016
[5]. 桂东南客家民居的自组织演化研究[D]. 陈峭苇. 华南理工大学. 2017
[6]. 基于社区结构的传统聚落形态研究[D]. 林志森. 天津大学. 2009
[7]. 西安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聚落发展模式及规划策略研究[D]. 余侃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1
[8]. 川渝地区传统场镇空间环境特色及其保护策略研究[D]. 姚青石. 重庆大学. 2015
[9]. 基于浙江地区的乡村景观营建的整体方法研究[D]. 孙炜玮. 浙江大学. 2014
[10]. 自发性建造视野下建筑的地域性[D]. 卢健松. 清华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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