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器”理论辨析——1990年代以来中国中产阶级研究批评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阶级论文,社会稳定论文,中国论文,批评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3)05-0026-09
中产阶级被称为“政治后卫，消费前卫”，其中“社会稳定器”、“社会缓冲阀”的功能较为重要。“社会稳定器”的讨论出现于1990年代，经过了稳定器功能的辨析和重新认识，稳定器理论渐趋明确。“稳定器”理论扮演了威权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复杂的妥协关系，促成了中产阶级的多元化现实，由此衍生的文化转向正在协同稳定器理论构建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虽然当下仍只是还在起步中。与文化转向相较，中产阶级理论的探讨又是在社会经济出现新的所有制成分、收入分化以及新兴职业等市场经济现实才开始谨慎地“放开”，因此，该理论又无法完全适应现实的变化。尽管如此，中产阶级理论的“松动”以及文化对中产阶级身份意识的培养还是成功地“内化”了中产阶级现实与幻象的交织。对于这一虚假的中产阶级繁荣，刚刚止步而又在底层艰难喘息的社会运动潜流虽然前景暗淡，不过也昭示了中国中产阶级内心深处的焦虑与危机。
一、中产阶级研究的文献分布状况
迄今为止，对中产阶级的讨论研究已经较为普遍化。关于中产阶级的研究现状的回顾，不少学者都抱有兴趣，并且做了文献分布的检索分析。例如，李春玲发现，1986年之前，几乎没有出现讨论中产阶级问题的文章，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一个中产阶级问题讨论的小高潮，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中产阶级问题的研究进入低谷。2000年是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有关中产阶级问题的讨论文章明显增多，尤其是2004年以来的三年里，中产阶级研究成为热点。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的统计分析专家开始采用调查数据资料分析研究中国的中产阶级，而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是陈述一些观点或介绍一些理论。同时，在这一时期，人们对于中产阶级问题的讨论主题也变得多元化了。在这篇文章中，李春玲指出，中产阶级研究有其自身的局限：文化批评关注不足；社会运动研究不足；缺乏理论分析和理论建构。[1]46-58李春玲特别指出，中产阶级研究热度的升温，除了政府政策导向，市场导向也不可忽视，两种话语的差异导致割裂的中产阶级形象。这一问题留待后面讨论。罗卡选取关于社会分层和中产阶级的近七十篇论文和专著为样本基础，数据显示，1979年—2006年发表了大量论文，大多数材料是在1998年—2004年间发表的论文和著作。[2]68罗卡就文献之间横向的研究触点展开广泛的讨论：他发现学者对分层的标准和范畴如何定义不甚追究，进而功能有理想社会的建构成分，而鲜有批判性的研究路径，且出现诸多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处。罗卡强化了没有真实意义上的舞台表征的实践性，突出了中产阶级学术话语的政治性。需要指出的是，中产阶级问题是从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的变迁讨论中产生出来的。
二、中产阶级研究的叙述模式
相较于文献数据分析，笔者对学者研究中产阶级的范式进行提炼，概括了由“理论、概念、构成、功能、未来”为格局的叙事结构。研究者在结尾往往指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理论或现实问题，同样也试图强化如何在政策导向把握的基础上导引中产阶级的进步主义思潮。笔者发现，基于进步主义思潮的批判同时彰显了权力对自由主义的腐蚀和压制，“公正”、“公平”的呼声迭起，凸现的是私营企业主、白领等嵌入市场体制的“弱者”抱怨，以及知识分子对“地位不一致”的不满。表现之一：通过正当途径进入中产阶级，对应的是不依赖权力、关系网向上流动的个人奋斗价值观[3]；不支配人、同时也不受制于人的自主与自治，服务于大众的社会骨干，而非媒体宣扬的脱离大众的享受奢侈生活的精英[4]；矫正媒体对中产阶级消费导向，注重品味、生活质量，崇尚内心的独立与自由[5-6]；青睐外企白领倡导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但是不乏爱国主义弱化的担忧[7]。中产阶级的话语与人力资本、人才和素质的政策转型有所重合，但是从一开始就寻求自身的话语体系的自足，不过，从职业领域涌现的高科技人才、专业技术人员正在成为新中产阶级的方向，隐晦地与十六大、十七大报告提出大力发展高科技所代表先进生产力合拍。但是中产阶级的构成并不成为重点，它总是隐藏于更大价值意义的中产阶级改变社会结构的战略转型过程，因此，中产阶级的政治期待与政治理想带上了社会转型的印记，决定了后者如何超越人才的市场需求而作为非“阶级斗争”意义上的阶层来培养，在民主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有一席之地。中产阶级话语的真正意义在于如何将一个未必具备客观存在性的阶层打造为历史主体。面对现实的困境：中产阶级的弱小，在实践层面调整有利于培育中产阶级的政策和环境，尽管有批判和挑战，理想主义的基调居然在学者群中保持了一致，同时辅佐以中间阶层向低产阶级转移的建议[8]，即仍旧保持自下而上的底层关怀。中产阶级是否存在，“稳定器”的成立条件等，内部的分歧并不影响中产阶级首先作为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参与政治的抱负和信心：涉及改革思路，学者多从客观的现实出发定位中产阶级的概念，如产业结构的调整，职业结构的完善和高等教育的扩大；也有学者称“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弄清楚中产阶级发挥其社会功能的条件并创造这些条件，否则可能会沦为纸上谈兵式的主观臆测”[9]103。我们看到，在研究中主观色彩始终很浓厚。
中产阶级话语空想的部分在于中产阶级作为社会转型的产物、社会结构变迁的新趋势往往作为整体性概念加以引入，而内部的异质性又是作为中国特色概念“中间阶层”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是出于阶层整合目的的构成扩大化，另一方面又是现实的弱小化，多元的利益群体的组合只能承认阶层的“碎片化”。所以社会分层标准的差异也就呈现出来：李春玲以职业、收入、消费和主观认同四个标准综合中产阶级[10]；李培林将中产阶级区分为核心、半核心、边缘[11]；吕大乐强调职业的特征；李强则突出代际更替的转型过程：工人“类中产阶层”整体衰落，新中产阶层崛起，职业声望占据主要的考虑[12]。同样，异质性以体制内与体制外、内驱型和外源型的横向比较展开，讨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产权私有化和资源再分配过程，描述民营企业与外企等依附的市场经济嵌入的社会空间。李路路以体制和市场划分阶层类型以及阶层性格，以说明制度分割在中产阶层形成的作用；张伟用“双色蛋糕”比喻双轨制与中产阶层分化的关系，“一家两制”反而成为中产阶层家庭职业的性别分工[13]；刘欣始终强调公共权力在制度转型的控制与渗透，揭示产权私有化的改革并非完全的权力社会到资本社会的转化，而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保障了权力寻租的增值能力[14]。这一点和李强所称的“以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分层”形成操作与结果的关系。从学者的分化可以看出，异质性构成了中产阶级从利益群体到阶层整合的瓶颈之一，尽管如此，中产阶级话语开辟了概念、构成、特征、功能与培育的叙述模式，现代化的封闭叙事定格于未来的橄榄型社会。不得不说，分析的过程尽管以保守主义为基调，不过，与自由主义对“公正”微弱的呼声相对，反垄断、反特权的批判，以及文化资本对抗暴发户的激进语调还是辗转表达。通常中产阶级的进步主义思潮为政权服务，但是并不意味着改革与革命之间必然协调的声音②。
三、“社会稳定器”理论的讨论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描写了山岳党和后来的社会民主党的摇摆、软弱和叛变革命③[15]631。对于中间阶级相对保守的面貌，要保护社会转型涌现的中产阶层萌芽，且将其转化为民主政治和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不能不说同样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挑战。这里略过学者对马克思阶级理论适应社会转型的修正，主要回顾中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从中多少能够感受到中产阶级理论气候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末打上的社会背景烙印：高度重视社会稳定，社会运动退潮。④笔者不打算展开“稳定器”理论出台的社会背景，即中产阶级是如何获得了鼓励其发展的政策合法性的，而仅仅强调三点：第一，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第二，中产阶级是民主渐进改革的中坚力量。第三，中产阶级参与集体的维权运动，但参与的方式限制在法律范围内。不具备社会骚乱和破坏性的因素。这三点构成了中产阶级被赋予“社会稳定器”功能和角色的出发点，只有渡过了“稳定器”的合法性，才能朝向“壮大中产阶级”的目标。因此，稳定器理论又有着不可忽视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建设过程的过渡性特点。
1.基本观点
陆梅初步描述了中产阶级代表着一定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他们企求自由的社会环境而未必形成明显一致的共同主张，但整体意识是进取的。陆梅特别提到了印度中产阶级和社会稳定的关系[16]48⑤。马得勇发表的有关社会转型的中间阶层的论文则较早肯定了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意义，而且是政治民主化的直接推动力量，因此需要从法律、政策等方面有意识地“培育”和适当地引导[17]56，尽可能地吸收现有的中产阶层加入到现有政治系统中去[18]19。肖文涛认为中产阶级作为一支社会稳定力量具有的“消费前卫”的消费能量。他一方面肯定中间阶层政治参与意识强烈，另一方面又指出中间阶层与权力的亲和力：一部分人有可能和社会上层一起，通过特权和垄断聚敛社会财富。他并没有指出如何通过政治参与遏制、监督自身的特权利益，这就造成了中产阶层保守性和批判性的矛盾，模糊了中产阶层维护社会稳定的渐进改革力量[19]。林其屏将中产阶级的扩大有助于解决贫富差距、收入分化的矛盾，指出中产阶层通过掌握生产力和文化资本可以在“决策层贯彻其意志的过程中施加影响，起延缓或促进作用”[20]27。黄相怀总结了中产阶层的参政特点：(1)中产阶层是改革开放的受益群体，强烈拥护既有政治体系；(2)参政意识强；(3)政治参与方式以个体的、体制内的参与方式为主，组织性的参与不多。面临肖文涛指出的同样的民主化面临阻力问题，他认为中产阶层作为从体制外推动民主的外力，既不会成为民主化的动力，又以法律渠道争取民主，这一说法显然给予了中产阶层体制外的逃脱机会。当然他强调政府应注意中产阶层的负面功能，对待中产阶层积极引导，努力争取和政治认同的重要性[21]。张伟触及了中产阶级“稳定器”的另一面：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时期，中产阶级是反对威权体制的主体力量，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中产阶级也有可能是法西斯主义的中坚力量。因此，他认为中间阶层经历了从萌芽到壮大的历史过程，同样经历了从冷漠、观望到要求变革最后才是稳定器的政治秩序。张伟建议：稳定器的变动条件要求政府和中产阶级产生良性互动，就可以削弱来自底层的压力，对阶层冲突起到缓冲作用。进一步，把握社会分化与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才能够发挥中产阶层的正面功能，尽量避免负面影响。总体的目的是培养中产阶层力量的壮大[4]。张伟的论述有一点应引起注意：社会主义革命强调工人阶级与中间阶级的团结，而中间阶级的“社会稳定器”功能促使政府与中间阶级的联合与认同，恐怕是社会转型时期中产阶层的“新威权主义”特征，政府对中产阶层的参政引导将会越来越自觉。李友梅注意到中产阶级发挥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心态有一定的关联，她以“强政治取向、弱政治参与”概括白领的参政意识，以“结构性分离”描述白领的边缘地位[22]。既然白领的参政意识并不强烈，对权力决策影响也甚微，由白领发起的爱国主义的集体行动反倒引起了注意。这一点可以和早期跨国公司的白领研究联系起来：应对“全盘西化”的白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同样成为白领诉诸都市运动、争取社会空间的政治取向，爱国主义的话语与渐进改革的民主政治预期有共时性。封雷也认识到中间阶层对政治参与程度的自我评价较高，实际政治参与程度却很弱。他针对白领的疏离，主张中间阶层价值观的整合与导向[23]。
2.“社会稳定器”理论的补充或反拨
张翼认为中产阶级并不必然是“社会稳定器”，他批评中产阶级研究的学理趋势：每一个致力于研究社会结构或社会阶级的社会学家，都不得不在政策取向上重视这个社会的中间阶级。实际上：对社会稳定最大的威胁有可能是滑落了社会地位的原中间阶级滋生的不满，进而形成政治压力集团。维护社会稳定需要注意的是：下层阶层向社会中层的认同；提防社会中层人员滑落到社会的下层；照顾新中产阶级的批判动向；加强中间阶层对政府的信任；政府指导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使之能够顺利地转化为白领阶层，而避免成为“半体力半劳动”阶层或体力劳动阶层[24]。张翼高度重视中间阶层的政治意识与社会冲突意识，体现了以中间阶层为核心的制度、政策思考。当然，他也怀疑中产阶级是否是理论的“虚构”，对解释现实中的人们的价值与行为取向毫无用途[11]18。尽管对中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关注来源于对稳定器的怀疑和批判，从实证研究的过程来看，其用意在于“精密化”稳定器的前提与条件，以渐进改革的方式避免激进变革的高社会成本。相对于学者提倡政府对中产阶层的政治吸纳和中产阶层对政府的政治认同，张翼认为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化”是首要的社会稳定条件。
石秀印通过中间阶层的收入公平感，试图回答中产阶级究竟是倾向于维护当前的社会还是力求变革这个社会?其研究发现：中间阶层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收入不公平感不仅低于业务人员和管理人员，而且低于蓝领阶级的工人。从公平感角度推测，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态度接近于工人阶层，对于改变现状的要求比较迫切。因此应扩大中产阶级的收入，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底层管理人员的收入[25]297。石秀印的研究从收入公平感的角度说明了专业技术人员倾向于改变现状的社会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补充了张翼描述的中间阶层对“相对剥夺”的不满。
胡联合与胡鞍钢作了西方有关中产阶级社会政治功能的研究综述，发现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是多元且可变的，中产阶层既可能是“社会稳定器”，也可能是“社会颠覆器”，还可能是“社会异化器”，关键是中产阶层在什么条件下发挥“稳定器”的积极作用而不是成为“颠覆器”、“异化器”，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认为一方面要拓展中产阶层参政制度化的机会，另一方面又要针对不同类型的新兴中产阶层，对中产阶层整合引导(而不能放任他们侵蚀现行社会的根本政治体制)[26]51。对比以上学者对稳定器发挥条件的界定和强调政府干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整合异质性的中产阶层，是共同的难题。
李春玲对新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分析显示出：目前中国中产阶级比其他阶级具有更强的民主意识与参与意识，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变革是渐进的，而非现存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新中产阶层内部发出的声音有时是不一致的，新中产阶层的上层与中下层之间的割裂现象日益凸显，新中产阶级的上层越来越向企业主阶级和特殊利益集团靠拢，新中产阶级中一部分中下层成员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极端情绪却进一步发展[10]145。她的研究深描了中产阶级研究有待深化的问题，如中间阶层与上下层的边界和关系、中间阶层的内部结构关系[27]46。较之多数学者所批评的上层特权、垄断集团对中产阶级生存条件的剥夺和其生存空间的萎缩，以及同时被庞大下层挤压普遍感受的“地位恐慌”，她发现的恰恰是边缘化的中产阶级具有的一个突出特征，即具有集体行动和媒体(舆论)动员能力，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条件。面对中产阶级“下流化”趋势和遭遇的制度瓶颈，王美琴认为应该通过必要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保障促进其顺利成长，给中产阶级留出必要的、更多的发展空间[28]116，李春玲对中产阶级民粹主义的动向的观察则可能期待政府对媒体、网络和舆论的介入，当然也有可能相反，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结合，有可能正面回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合无力，疏导社会危机。学者在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讨论中流露出了区隔的保守主义取向，以及对政府干预的期待，中产阶级是有自身的问题，但是学者普遍认识到中产阶级的问题并非是自身能够解决的，政府对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制度、政策、环境的改变是必要的。从中，笔者能够感受到学者试图从政府的角度应对中产阶级遭遇的挑战和实质的脆弱：尝试以政府为主导通过政策的保护培育中产阶级，但是又无法和异质化的利益群体现实有力地结合起来；政策导向虽然全面却不乏空洞；实践性反而由于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以及大众消费领域的草根性抗衡而削弱。面对这一困境，李强评论道：碎片化有利于社会稳定，如果从过去追求整体利益，转变为今天的追求个体利益，就不会形成整体的社会运动[12]5；而仇立平认为：或许中国会产生大量的中产阶级职业，但不一定会形成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在中国当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会形成不同的、有较大差距的社会阶层，但不太可能形成一个独立的企业家阶层和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29]32-33。
3.“社会稳定器”理论的矛盾
笔者以为，中产阶级是否作为一个统一的阶级，不仅仅按照亨廷顿所说是个从激进到保守的过程，似乎随着阶级队伍的壮大自然就会完成，也同样经历了从“自在”向“自为”的阶级意识的转化。其实，在表述“稳定器”理论的过程中，某些学者已经表达了各自的担心：较之陆学艺、李强等人预期2040年或更早完成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他们并不完全乐观。某些学者甚至抱着自然增长(每年增长1％)的预想，展望中产阶级的前景。但是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大家向中产阶级的努力是共通的，即为了克服赖特所言的中产阶级的矛盾性，突出相对独立的生产资料要素、生产关系因素，剥离意识形态的传统压力，解决中产阶级的阶级属性[30]28，发现中产阶级的独特性，道出中产阶级“公正”立场的呼声：弱势群体往往能够利用国家话语以“弱者的反抗”等方式抗争，中间阶层通过法律的渠道合法维权却遇到了制度的压制。种种悖论性事实揭示了，在捍卫个体权力面前，中产阶级不仅面临内部的分化、孤立，更大的阻力来自于制度的剥夺、限制和排斥及维权困境，拉开了“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中坚”等理想图景的距离[31]。与“稳定器”并非政府一厢情愿相似，“结构性分离”也并非白领所愿；相对于中产阶级的地位、职业、收入等政治、经济指标，社会心态、文化认同以及生活方式等主观面向是中产阶级身份再建构或社会变革的动力，均不宜过于抬高。而中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是否已经得到社会认同，并非客观条件具备雏形就能够得到信服。相反，中产阶级诉诸消费拉动的私人领域的区隔与成熟并不意味着公共领域的到来，反而是延续了特权阶级的再生产方式，即以利益集团共谋的方式使垄断利益制度化，无法为社会大众所共享。正如布迪厄所说：“霸权者之间的斗争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便是特殊利益的象征性普及，即使出于合法化的目的或者以动员(mobilization)为目的，这种象征性普及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将普遍概念推向前进。”[32]698中产阶级能否担当起民主政治的推动力，问题关键不仅仅在于区分保守或变革、核心或边缘的力量，渐进改革与民主的具体环境和具体斗争紧密相连，事实证明，中产阶级只有与社会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突破制度的瓶颈，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在“社会稳定器”文献的梳理过程中，发现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有离散化的趋势，遏制社会运动的改革着眼点又使其涣散为“一盘散沙”，这其中包括以下现象：近于蓝领工人的专业技术人员、没能进入白领阶层的大学毕业生、属于社会转型的“人力资本”被淘汰、地位骤然下降的中间阶层，以及维权运动核心的自雇佣者、无职者和外企/民企的年轻白领的联合(与国家依存程度较高的法官、律师、政府官员等先后退出)等。虽然代际更替理论有一定的解释作用，但是精英循环的目的无疑是新中产阶级的锤炼与锻造。限于政治态度的认同，伴随“稳定器”功能成长的中产阶级离散的阶级意识趋于低迷气候。2000年以来，在关系网的推动下，破落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骤然匿迹，代之以新中产阶级的讨论，权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成为白领阶级意识的复调代言。研究发现：权力资本与人力资本对白领阶层意识形成有较大影响力，白领收入增长作用使权力资本抑制、人力资本影响上升。这样，通过市场经济加大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来培育更多民众对白领阶层的认同[33]146。与之前研究相似的是，拓宽社会流动的沟通渠道、扩大中间阶层收入、健全市场经济、普及社会保障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主义的要点。正如李强指出的，社会转型是经济资本取代政治资本的过程。尽管收入的影响有限，市场的安抚导向还是成功瓦解了中产阶层可能指向威权政体的阶级意识；市场导向与拉动内需、消费欲望、金融流通的经济环境紧密相连[34]；人力资本与权力资本的博弈再现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整合为人力资本向权力资本发起挑战的能力，中产阶级开始复苏专业人才的知识权力，放下了“声望”的清高或告别了“脑体倒挂”的过去，人力资本的阶层意识反而更为有效地实现了“去政治化”——爱国主义重振价值观整合的无力，有可能重新打造高端劳动力的政治性格⑥[35]。
中产阶级的确是“社会稳定器”的中坚力量，以人力资本为标志的阶层意识、随时可能被收入扩大消解的“离散化”的阶级意识、“结构性分离”的边缘地位等，同样发挥了“稳定器”的支持条件；即使是社会批判意识较强、改革愿望较为迫切的新中产阶层，由于是改革的受益者，也能够保持对政府的期待和信心。中产阶级“向心力”取向也得到了政府的回应和回馈：政权的阶级基础从工人阶级悄然向中产阶级转变——确切说“中等收入者”，未来的接班人是掌握先进生产力的新中产阶级。所谓密切关注中产阶级的职业动向、定义新中产阶级的学术贡献竟然传达了“新人”的理想，这是继社会主义十七年教育的理想主义崩溃之后，在改革开放时又一次发起的中产阶级的理论建构[36]⑦。不过“新人”的话语系统和蹒跚成长的中产阶级显然正在起步，虽然“稳定器”的学说占据了主要安全阀门，并且作了“东亚式”的改造，即增加了渐进改革的润滑剂、推动器和政治弹性空间；切合了中国传统的改革思想“穷则生变”，但还是得承认，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对于社会转型过程激烈的阶级结构变动而言，是全新的实验与挑战：它在全力保持自身的封闭叙事系统的过程中，还无法驾驭理论与现实的反差，力不从心地“暴露”出诸多自相矛盾之处，这也是国外学者对中国中产阶级研究的批评之一。“稳定器”理论是否实现了高度异质性的中产阶级的整合?中产阶级寻求渐进改革的经验道路并未中止底层的社会运动“越轨”。“稳定器”的变动与风险评估流露出了学者对破落中产阶级与下岗工人结合的担忧，正是国有企业改革淘汰的“类中产阶层”成为受损阶层的主体，通过代际更替崛起的新中产阶级的阶级认同与阶级意识就成为政权稳定的关键所在。新中产阶级的历史走向如何，在尚且谈不上历史主体的前提下显然无法预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把“稳定器”理论作为保障经济主义的政治工具，而不解决民主政治的组织化与制度化，中产阶级在何种危机下突破自身利益的局限激化为政府的“颠覆器”，抑或是民族主义动员的“纳粹”威权，均是不确定的。在被抛弃阶层的群体抗议事件此起彼伏的背景下，中产阶级的政治冷漠看来是相对的、投机的和自保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使得中产阶级被迫转向了阶级“润滑剂”的分裂和动摇，显然又一次和中产阶级作为现代化核心价值观的整合力量构成了潜在的冲突⑧[37]。
“社会稳定器”理论在贫富差距和收入分化的社会结构变化里带动中产阶级进入理论视野，预示着改革在稳定的前提下以市场化导向转移民主政治改革的注意力，市场化导向在中产阶级话语中占据了重要分量。它由知识分子引领，与政府引导的渐进改革相呼应。所以中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改革诉求往往以利益群体被区别对待而搁置，中产阶级批评更多指向伤害市场化原则的不正当竞争，而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互补造成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握手言欢。正如李春玲所说，中国中产阶级研究的关注点及相关的理论解释是源于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变迁及其现实问题所做出的反应，其研究的动力、出发点和关注点与西方社会学界有关中产阶级的理论有很大的不同[1]48。笔者以为，中产阶级研究的定位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有密切关系，当经过了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制度交易，实现了以财产为基础的再分配体制，在“社会稳定器”的热点讨论过去之后，中产阶级的概念、特征、功能、问题与对策等中产阶级语言系统也逐渐定型[38]。当下以中产阶级理论框架为写作方式的硕士论文也陆续出现，理论探讨居多，实证研究虽相对较少，但难能可贵[39]。当然中产阶级的语言系统借助“稳定器”的政治性工具，成为小康社会或和谐社会的结构性工具，较之社会运动蒸发的前夜，得到了充分的历炼和理论“改良”机会，使得“新中产阶级”的理想和“橄榄型社会”期待具有了朝向未来的开放性，这一点恰恰是中产阶级语言系统能够超越诸多自相矛盾之处以“客观阶级”的方式缔造中产阶级的完整幻象。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研究在自身的局限中能把握政治与市场形成的话语权分工的默契，这是它的清醒所在。
参照美国中产阶级的发展经验，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白领》与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就像是分别处于福利国家和福特主义繁盛的初期和末期。当米尔斯在现代人身处异化的彷徨和空虚境地中试图找到改变中产阶级冷漠麻木的革命的动力时[40]，古尔德纳则将异化当做一剂解药，为中产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新阶级而欢欣鼓舞，其革命乐观主义中混杂了对阶级关系的客观规律的理性判断。[41]如果将中产阶级从墙头草演变为攫取社会运动的领导权、革命的生力军的变化看做是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辩证关系，那么无论如何，不应该忽视中产阶级的“稳定器”理论乃是相对条件下为满足阶级关系再生产需求对知识分子的收编。因为，中产阶级何时进入理论视野，又何时被作为实践和策略的工具角色运用，不得不参照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与劳资关系矛盾对抗关系的相对关系。
如此来看，与中国中产阶级相伴的“社会稳定器”理论，亦未尝不可说是“最合适”的阶级关系理论的再生产。它产生于它所处的现实条件，它依存于孕育它的现实土壤。这里需要做的工作，反倒是检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语境当中所经历的“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所谓“稳定器”理论，即中产阶级所经历的“稳定器”或“缓冲阀”的规范化理论框架，可以看做是阶级关系向阶层关系回落的理论信号。尽管“稳定器”理论投射的现实呈现出诸多不确定因素以及不尽如人意之处，“稳定器”理论还是发挥着社会稳定的秩序强化和人心安抚作用。
格兰特的著作《社会主义与中间阶级》出版于1958年，正是英国保守党当权，在福利国家的发展下，中间阶级有了极大的增长，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中间阶级在保守党和工党的政治选举中向保守党“一边倒”。他试图重新强调马克思的阶级分类原则：人和社会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是使阶级组成得以确定的决定性因素。[42]35又说：“阶级依据的是人们的生产关系，而不是表明身份的衣领、薪水、收入、服装、音调或其他任何不精确的和主观的标准。”[42]53以此来批驳资产阶级宣扬的阶级调和论。他同时清醒地指出：“根据自己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的主观判断来划分个人所属阶级的基础的任何企图根本不合理。这种企图或许会给我们一幅扩大的’中间阶级’的图景，但那不过是用胡说代替理性而已。”[42]27
格兰特对中产阶级“社会稳定器”理论的启发在于：“稳定器”理论所经历的“意识形态化”过程有可能是对已有的符号和价值重新编码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陌生化”的过程。“稳定器”理论范式的确立意味着新左派的保守主义倾向(维护政府权威)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导向(财产私有化和个体自由相联系)取得的暂时的联合。它既没有纲领，也没有社会运动的具体指导，更倾向于在两极分化的阶层结构当中避免简单化的“阶级斗争”理论死灰复燃。因此，“稳定器”理论起到的捍卫社会秩序现状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它的社会批判作用。概而言之，“稳定器”理论指向的不是激发的问题(例如解决阶级结构的根本原则)，而是缓解阶级矛盾、社会不平等的权宜之计。所以，“稳定器”理论阵营体现出来的一个共性是学者往往喜欢在未然和应然当中曲折地寻找理想的理性实现道路，即橄榄型社会的蓝图，正如格兰特指出的，“这是一种主观选择”。
四、结语：“社会稳定器”理论与中产阶级的未来
李强在论述社会结构的变化、中产阶级的肇始时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表述：从世界各国结构变迁的基本规律看，在身份分层群体，向经济分层演进的初期往往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我们遇到的尴尬处境在于，在我国打碎阶级体系的时期，明明社会上已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但我们却在社会政策上大搞所谓“阶级斗争”；当我国处于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演变的时期，我国最需要的是稳定发展，但这时却又是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这就是中国在社会分层方面遇到的最大难题[43]324。与“矛盾最易激化”相反，真实的情况往往是，在“疏离”的情况下，强烈的不平等和较低的社会意识相匹配[44]387-389。路易·肖韦尔称其为“社会化障碍”，这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欧美阶级体系转型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转型期表现出惊人的相似⑨。所不同的是，中产阶级急切地表达身份、职业、消费和闲暇的“阶层”认同，相较于底层的“知足”，中产阶级被发现是社会批评、社会改革意识最为“不满足”的[45]，城市文明垂范日益恢复了中产阶级的信心，并开始谨慎地探讨区分“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作为“新阶级”的可能性和独立性。较之城乡分割，技术、品味、文化资本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区隔”意识。戴维斯发现：消费领域涌现的阶级意识并不完全是资本对劳动主体的消极俘获或剥削，而是和消费者过去的生活史联系在一起，短缺经济和政治压制的经历转化为当下的消费行为以及消费幸福感，消费文化同时包含了释放(emancipation)与丧权(disempowerment)的矛盾经验[46]。中产阶级繁荣究竟是概念依靠统计数字“结构化”的海市蜃楼还是阶级意识的稍纵即逝?不在社会运动中考验而在“稳定器”温室培育的阶级意识究竟何时成长为历史主体?未来并不在自然主义的经济增长中轻松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漫长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均实现了阶级意识从“自在”向“自为”的转化，那么依靠国家和市场共同扶持起来的“中产阶级”是否能够避开阶级与社会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争另辟“第三条道路”，恐怕还有待观察。沈瑞英否定了原子化现状中产阶级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化可能：“中产阶级并非是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并列的、具有严格意义的客观阶级，而是一个存在于社会理论构建和假设中的理论阶级，抑或是一个阶级分析的动态概念；是文化学者经常使用的、时尚的文化符号，抑或是一种话语建构的产物。故对中产阶级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方法来诠释和解读。”[47]26
“理想型”并非仅仅是中产阶级概念或标准、身份的理论特征，在任何时代、任何政体的需求下，国民性、阶级属性以及文明的概念会再度塑造并主动“寻找”它。从革命到改革，从乡村到城市，阶级主体、文化领导权正在发生激烈的意识形态变革。从合法性危机的角度来看，“稳定器”理论显然还无法胜任中产阶级理论领域亟待解决的阶级结构位置和阶级属性、阶级认同等基本问题。
注释：
①中产阶级是否存在是争议的问题之一，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中产阶层构成只是一种统计意义上的阶层。
②城乡关系分割是中产阶级理论潜伏的张力，不少学者提出加快城市化进程，但还是无法回避基本的事实。
③在马克思对中间阶级的反讽中，中间阶级又包括小资产阶级。马克思在社会运动的斗争过程中观察中间阶级立场的变化，不同于“稳定器”的理论视角，反而可以使我们看到两套相反的中间阶级的修辞手法。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级——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
④当然，中产阶级社会运动的研究也正在补充进来，而且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厘清。
⑤在这篇文章当中，陆梅认为尽管印度社会存在有利于中产阶级发展的因素，但这些因素是相当弱小的，是英国的殖民统治造就了印度的中产阶级。
⑥参见丽莎·霍夫曼的中产阶级研究，提出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自由主义话语与爱国主义(即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都市里的“爱国专业化”(Patriotic Professionalism in Urban China)特征，虽然“爱国专业化”翻译得极为不准确。
⑦文化建构滞后于理论建构，是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薄弱不争的事实。相反，“文革”艺术对工农的主体建构是深入人心的，资产阶级以隐蔽渗透的方式继续依附于“文革”意识形态系统，即提供技术支持与革命化的内容改造相结合的方式创造了“文革”艺术的辉煌，所以，在现代化的目标上，“文革”与资产阶级文明是一致的，而且“文革”推进了西方艺术向大众的“普罗化”。
⑧在李正东的表述中，现代化与社会整合功能相关联的，他用“网络组织结构”和“断裂弥补主义”来强化中产阶级原子化的聚合效应和沟通方式。重构中产阶级“社会团结”的基调回避了政府与单位、工会等组织“导引”知识精英与民众的区隔，意在阻碍社会运动的阶级合作可能。见李正东：《论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整合功能》，《学术论坛》2001年第1期；《试论中国中产阶层——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社会结构整合的动态探索》，《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⑨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也发现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低迷，中产梦破灭，进入中产阶级的可能性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政治或社会抗议。《访哈佛大学教授安德鲁戈登：日本的消费文化、雇用体系与中产之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