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乃扶竖道教之一事
——论谢良琦的崇儒思想*
刘海珊**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 清代广西学人谢良琦好读书，且以经部以及其他弘扬儒家义理的典籍为主。他以崇儒为己任，积极维护儒家道统，反对学子遁入释道二氏之域，因为佛老引导士人只重心性之修而逃避了社会责任。他还积极入仕以践行儒道，以功在社稷、泽在生民相期，达济天下，穷善其身。
关键词 谢良琦；崇儒；佛老
清初粤西文士谢良琦工诗能文，在清初以文名当世，对粤西文学的繁盛有开风气之先[1]16。其为人恃才傲物，孤直不容于时。一生仕宦，大多沉沦下僚，以老罢归，卒于福建。
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融合发展模式，是不断探索、发展、创新、完善的迭代过程。很多贫困乡村地区由于信息交流不畅、地域相隔较远等原因，至今没有形成产业融合发展意识，主要体现在：乡村政府宣传不到位，引导力有限，内部分工也不明确，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发展思路不清晰等。与此同时，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融合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如资本限制、资金限制、权利限制、信息限制、人口素质限制、发展限制、基础设施限制等问题。这些都是由于乡村地区缺乏联动性造成的。
谢良琦秉持儒家教义，维护儒统，积极入仕，穷达不失其志。关于其崇儒思想，唯熊柱作《评“湘中酒人”谢良琦》，论及谢氏的学术思想，认为谢良琦论文强调宗经、载道，在技巧上追求气厚、格高[1]464-467。熊氏所论固有开荒之功，但只是略论谢良琦的文学批评思想，未能考镜谢良琦的儒道思想。故本文欲对此做深入地梳理，为学界研究粤西学人提供一些参考。
1性嗜书且多读古先圣贤书
中国古代文化的保存和传承多依赖于文献，而文献之义，最初本指文章和贤人。《论语·八佾》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2]63郑玄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3]2466贤人即博闻多识，熟悉掌故的人。文章是文化传承的载体，贤人则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传播学术。故后学者欲言前代文化，可从师而问，亦可据书而观。
古人虽重师道，要求择师而学。但实际上，遇师请益，并非易事。因此，学子未仕之前，获得知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阅读文献典籍。亦因此，古人重视读书。《论语·阳货》谓：“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178钱穆谓：“学于诗，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也。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可以渐跻于化境，而岂止多识其名而已哉。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甚仁，诗教本于性情，不徒务于多识也。”[4]424而中国古代对典籍的整理保存，有自觉悠长的传统。这些典籍虽经历劫难，但留下来的书籍仍可谓之汗牛充栋。再加上古人提示指点的读书门径，又为后学者的进德修业提供许多方便。因此，读书明理成为首选。
谢良琦认为，持守儒家中正之道，不仅要做到为人处事的无过不及，而且重要的是需以儒家正道为立身之本，不可遁入释道二氏之域。其《再与李研斋书》曰：
石臞性嗜书，所至辄购书，既得书则尽日夜读不厌……经则专，经而外，《易》、《书》、《春秋》，《礼》、《语》、《孟》、《周礼》、《左传》之书，《周礼》、《左传》多不尽读，则节取之以为书。史则班、马之书，史而外，《国语》、《国策》、《离骚》、《楚辞》、《老子》、《庄子》之书，班、马书多不尽读，亦节取之以为书。文则自选唐宋八家之书之文……诗则汉、魏之书所载乐府、古诗及安世房中之歌，既遍观焉，不尽读则选而取之。陶诗、李诗、杜诗、唐诸家诗、诗余及残编断简之书之诗之一字一句可传者。内典则《楞严》、《金刚》之书其最可读者也。凡此诸书，读之率五百遍，览之亦数百遍，丹铅数易焉。[1]178-179
其所读书以四部常见书为主，经部不能尽读之《周礼》《左传》，亦能节之成书。集部多读诗文，诗以汉魏诸家、陶渊明、李白、杜甫及唐人诗为主；文以唐宋八大家，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 、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文集为主。史部多读《史记》《汉书》。子部则读《老子》《庄子》以及佛教的《楞严》《金刚》二经。
谢良琦所读之书，又以经部为主。其《自寿序》谓：“辰，奉常公第归，责益严。余亦自奋，得尽熟子、史诸书，猥以葩经，受知江宁贾夫子。”[1]79又《上胡念蒿学宪书》言：“仆少固陋，读古先圣贤书，无意仕进，中年迫于父兄，勉为制举业，虽稍成就，心甚愧之。”[1]100“葩经”即《诗经》，“先圣贤书”即儒家经书。经学原典虽只有十三部，但诠释的著作却浩如烟海，且被古人认为是经世之典。《隋书·经籍志》谓：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籥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5]903
古人以为经部典籍包罗万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依据，所以《荀子》谓“学始乎诵经，终乎读礼”[6]11。谢良琦读经，皆因儒学典籍具有经世致用的功效。而读诸家文集，亦因这些书能“传圣人之道”，其《拟上某执政书》曰：“仆始年十六七时，有志于圣贤之业，自六经、周秦史汉而外，独喜唐、宋、韩、欧、苏诸家之书，以为能传圣人之道，惟此而已。”[1]128“圣人之道”即孔孟之道，约而言之，即“内圣外王”。士人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成为圣贤，并在此基础上推行王道以达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大同社会。具体的做法即弘扬、践行仁、义、礼、智、信等德行，拯世济物，仁政爱民。
2扶竖道教，我辈之事
圣人之道，中正而已。忠而不犯其君，孝而不狥其亲，廉洁而不异于行，勇敢而不胜于物，众人之所可学而不肖之所能勉也。其教人也亦然，不及者进之，过者抑而止之，使就乎中。[1]1
谢良琦亦勇于辨彰儒术，认为中正是圣道的核心。其《陈仲子论上》曰：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主导思想。儒家学说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洁和，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又促使儒士反思并调整儒家教义，使其适应社会的需要。但学者亦因各人的眼界、取舍而对儒家思想颇有误解、攻击。所以，圣人之徒往往能够著书立说，弘扬儒学，自觉维护儒学道统。此中最显著即孟子，他曾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不得作。……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2]272-273。历代儒学之士自觉践殉儒道，辟邪说、理道统。儒道义因之理愈加精密、道统越发清晰。
大多数成功的国际工程承包商的实践表明，其核心竞争力往往并非来自某个领域相对垄断的核心技术，而是源于多年的国际工程承包经验形成的在业务整合、兼并扩张和跨国经营方面的能力。目前施工企业传统的“传帮带”的人才培养模式效率较低、不能适应公司业务发展和人才成长的需要。
谢良琦反复申言好读书，且所读之书均为寻常可见之书。其《积书楼记》曰：
世之惑志于二氏者，其道有二：其一，性本豪迈，少时读贤圣书，多见义理，毅然于天下国家之重，欲有所建竖，临大节侃侃不变色挠志。不幸遭世艰虞，知尽力竭，至于仰天泣血，又磊落不能局蹐。于是扫除一切，姑游于方之外，希以销磨其意气，若是者，仆谓之解脱。其一，役役于纷华，顾恋妻子男女，凡可以求富贵利达者无不为。平时闻道德仁义之言，亦悦于耳，不当于心觌面目，随世俛仰。晚节独处，私念所为，多不合于道，虑人非鬼责。愚者终身持斋诵经求福庇，黠者借口心性之学，骄语玄解，若是者仆谓之陷溺，二者皆非圣贤中正之道。[1]110
儒家义理鼓励士人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留名青史，以期人生不朽。所以儒士多积极用世，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2]250此代表了儒家学子自觉以平治天下为己任的勇气和信心。又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2]351此则可见圣人之徒锲而不舍的执着以及穷达有节的慎独。而释道二氏，专以修心为意，外家国人事，此容易教人消磨意气，逃避责任，无益世道人心。
此外，谢良琦又批评佛道二氏托祸福之说以愚惑士庶。其《佛老论一》曰：
儒统的维系并光大，有赖于历代士子的自觉挹扬。而儒士梳理道统的源流变迁，考镜圣贤的传承脉络，不仅可以尊崇儒道，亦且使社会置于儒家积极价值观念的影响下走向和谐有序的社会。谢良琦深明此中大义，故极力赞扬儒道，亦以弘扬儒道为己任，认为“扶竖道教，我辈之事”[1]111，其《陈仲子论上》又言：“吾之论仲子，广道之传也，将以媿天下之不学为圣贤者也。”[1]2又《陈仲子论下》谓：“吾之说宜于三代以下，以其时之学圣贤者少也。虽然，吾不忧三代以下学圣贤者少，而常虑其多也。”[1]5赞明儒道，需要廓清人们对儒家义理的误解，使之践行名实相符的儒家中正之道。但理悟容易证道难，即如明道者亦未必人人能够真积力久地践道。甚者学士欺世盗名，人人学为圣贤，致圣道沦丧，此辈伤风败俗，斨害礼教，这正是谢良琦所忧虑的。
由于农业食品系统的改变，决定这些变化，特别是参与超市供应链是否能为小农户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尤其重要。尽管收集“现在”和“以前”的数据有局限性，但是研究也对农民在市场渠道方面的销售收入、业绩、整体情况、买家的满意度，以及相对价格的影响做出了努力。出乎意料的是，农民使用的市场渠道都不会对现在和五年前销售、收入、性能和整体情况的差异有任何显著的影响。然而，市场渠道对顾客满意度和相对价格有一个显著的影响。
谢良琦维护儒统，故对释道二氏多有批判。他认为，儒家思想是入世思想，是经济发展、人伦秩序维系的理论依据。儒家教义以厚生利民为上，以维系社会的稳定和推动社会进步为职志。但佛老之教却严于自我心性之修，而疏于家国天下之治。其《佛老论一》曰：
夫佛者，刻意内治修行之事，……故其道严于治心与性，而疏于谋其身，毅然弃去宫室、车服、嗜欲，逃之空山数十年，而其心性固已修矣！……苦县老子者，其先亦圣人之徒也，独其无济天下之才，而常有玩天下之志，……荒唐其词，悠谬其义，托于长生久视之术以眩惑当世，彼其心固已无意于世也。[1]7-8
佛家教义宣称普度众生，劝诱徒众苦行修道，参透生死，往生极乐，其设想多为荒谬；且要求学者斩断一切世俗情缘，抛家弃国，无父无君，与中国的纲常伦理相悖。而道教之士，以内外兼修之术，期以长生成仙，其愿望也近于不经；且引导志士入道修行，不问世事，一意为我，亦与儒家教义相违。
以化肥和农药而言，根据垦区总耕地面积以及化肥施用量计算得出2010年单位耕地面积的化肥平均施用量为359.228kg/hm2，虽低于我国平均水平434 kg/hm2[6]，但高于2005年垦区285.09kg/hm2的水平，且约是发达国家225kg/hm2上限的1.6倍。而我国化肥的最高利用率仅为40%，其大量使用将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的高碳化和高污染化；农药的单位耕地面积使用量也从2005年的3.68kg/hm2增加到2010的4.886 kg/hm2，也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
夫祸福之说，即圣人所谓赏罚也。圣人之赏罚也，准于天。……彼佛与老者，何为者乎？由其道则福，不然则祸。由其道，臣弃其君、子弃其父母则福，不然则祸，则祸福之乎？由此观之，佛老安得有祸福乎？[1]8
“子不语怪，力，乱，神”[2]98，而祸福之论即属于“子不语”者。但社会上客观存在的这些现象，又往往使普通人感到疑惑和畏惧。因此，圣人把这种祸福落实到赏罚上，使神秘不可知的东西变成具体化的行为。这不仅消除了祸福现象给人的恐惧感，也使人们懂得如何趋赏避罚。而且圣人把赏罚的标准取定于人们认可的天，也更容易使百姓信服。但佛老二氏不仅神化祸福，使之神秘莫测以惑民，而且以此绑架威吓众生，此不仅无益于导民向善，甚至使人们摒弃礼义人伦，离心社会。
3力行其志，以求当于君子之行
学士辨彰儒家义理，维护儒家道统，这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弘扬甚多助益。而出仕任职，试以实务，则最见示范的意义，亦最益社稷。谢良琦深谙此中道理，不仅常以行君子之志为念：“力行其志，以求当于君子之行，不负于厚期之意。”[1]171“仆于圣人之道，仅曰好之而已。力而行之，以几其至，或犹可以自勉。”[1]93而且学圣人之道，亦以入仕立业为职志，以为“圣贤之学问，大者功业见于天下；次亦欲得一国一邑，而行之”[1]93。故其一生为官，虽不得志，但亦“亟亟，乃欲再试其所学，以行其道”[1]123。《自寿序》谓：“公交车及未上，遭世变，筮仕为淳安令。辛卯，吾母太宜人即世。乙未，起复为蠡令，迁常郡，倅已被罪，赖天子圣明，复其秩及今。”[1]76《与傅秀才书》曰：“仆之从事仕进，于今十四五年。”[1]95入仕为官，施展抱负，才有可能造益庶民，所谓“行其道者，功在社稷，泽在生民”[1]124也。
不过，儒道的弘扬任重道远，非一二先觉大贤登高呼喊或以身作则即可达成的，这需要全民形成共识，一起遵守儒道规范。而谢良琦认为，建立健全的赏罚制度则圣道可期：“今使在上者有圣贤以制其赏罚，在下者有圣贤以持其是非，则天下之士，其不勉为圣贤者亦鲜也。……赏之罚之，而天下之学为圣贤者多也。”[1]6以赏罚来诱导士庶，虽然也有弊端，但在礼崩乐坏的非常时期，亦不失为重振儒道的有效手段。且此法古已有之，汉代经学极盛，其中缘由，则如班固所谓：“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7]3620以禄利相劝，即相当于赏罚矣。
孔子谓：“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2]146荀子言：“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6]120可知圣人之徒立志居官任事，就列陈力，以美政、美俗相期。而谢良琦深明“吏之职在尽其职业之事”[1]140，故其为官，亦以儒家仁政为本，尽职务实，又能清廉自守。吕集义《谢石臞先生传》载：
时常州有两生为人所讦，学宪胡念蒿属勾摄，先生直之，坚不以上。既而署宜兴，又摄沙县。宜兴怀山滨湖，素称难治。先生至，正风俗，诛奸宄，绝夤缘，巨室多不乐。会海逆倡乱，宜人阴谋杀令以应敌。先生不为动，躬帅军旅，御贼于润州，败之。是役也，他令多畏祸避去，贼遂乘机杀戮，而宜独无恙，先生之力也。[1]17-18
马来西亚标准部在马来西亚经济改革计划的支持下，启动了标准化工作战略改革行动计划（SRI-CSL），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安全、可靠、高效、一致、可持续使用的标准产品与服务，帮助国内外相关行业和组织提高其产品与服务的工作效益和竞争地位。
其中集束化护理干预措施包括:①平卧位下吸痰,返流的危险性较大,易造成误吸或渗漏的发生。②防止机体出现应激性溃疡。③调整体位,满足治疗的要求。④预防患者形成静脉血栓。⑤镇痛药物停药阶段,为患者进行反应情况观察,如果有异常情况需要为患者及时的进行处理。⑥对患者进行口腔护理,每天都为患者进行刷牙和漱口,保持患者的口腔洁净。⑦护理的时候要时刻关注手部卫生情况,避免感染情况出现。
孔子尝谓“君子中庸”，朱熹注曰：“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2]18孔子之意，大约要求学子为人处事取执中的态度，圣人之论所涉甚广。谢良琦论中正之义虽本于儒家教义，但此处所论，独以忠、孝、廉洁、勇敢诸端之无过不及为中正之道，此可以避免出现学者为求虚名而刻意造作的倾向，亦可杜绝不学之士以中庸的名义推诿事务的陋习。
又《与饶公搢书》曰：
而仆家又空乏，自到延二载馀，布衣蔬食，八口几无以自存活者。得罪以来，益用困顿，公私上下万目睽睽，交索不待论。计自今支持食饮以至终事之日，尚有岁馀，榜徨荒促，不知何所从出？至于妻子奴婢饥寒尚未及顾算，度至时不流离填沟壑，即转徙而之他已矣。[1]147
忙的目的往往是：享受生活、回报父母、满足爱人，想无私；忙的结果往往是：享受不了生活、远离了父母、冷落了爱人，成自私。——到底为何而忙
执事者不仅要守道慎独，行端身正，为士庶表率，而且要兴利除弊，移风易俗，造一方福祉。谢良琦为政如是，故兰陵龚百药谓其“政美民思之”[1]10。
只是谢良琦一生坎坷，命运多舛，仕途蹭蹬，十多年的官宦生涯，都是沉沦下僚。其《自寿序》言：
悲夫，自昔遭逢之不幸，未有甚于余者也。人谁不愿为孝，而吾父死未及葬，母死不得视含殓，不能尽其孝；人谁不愿为忠，而吾崎岖险阻历落，不能尽其忠；人谁不愿兄弟相乐，而吾兄死，不得凭其棺、临其穴而哭；人谁不愿妻子相保聚，而吾妻亡子丧，乃至于今未有嗣；人谁不愿仕宦富贵，而吾狂妄戆直，十年不得调，且几于摈斥摧折以去。[1]44
小时候是大集体时代，因为家中兄弟姐妹多，而劳动力又少，从集体中分得的粮食就少，根本不够吃，祖父常常为此伤透脑筋。
契约管理的关键在于奖惩，践行契约可以得到该得到的经济、政治、社会利益，不完成和践行契约必须受到各种经济、政治、社会利益的惩罚。现实中，民办高校党建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多干少干，干好干坏，优秀和平庸差异不大。所以，民办高校契约化管理的重点之一是严格并贯彻奖惩标准。党员标准不同于行政管理的自上而下的威权标准，而应该是上下结合，充分发挥党员的主体能动性，并且使制定标准的过程也成为党员的教育过程。
奔走四方，不能尽忠尽孝，而背井离乡，失意仕宦，尤为儒家士子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但人生穷达有时，儒家学子既以平治天下为己任，亦明白任重而道远之理。因此，在面对人生困境时，往往能以儒家气节自守，贫贱不移其志，穷愁不失其节。谢良琦生于明末，不唯仕途失意，亦遭遇士风沦丧之现实：
以仆所见，其人大率依阿淟涊，挟持凉薄，不过希望人恩泽，居恒剽窃章句学为诗。学书又学为大言，矜诩其同姓、同里之达官贵人，或自言与达官贵人某某交厚，昏夜向人乞怜，得请，则再三至不已；不得，则肆意诟骂，同游无赖，一唱百和。[1]121
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士人多有随波逐流，俯仰时势者。但谢良琦“颇知其道，以为士君子立名砥行，莫先于自重其身。故往往严去就、慎取与，不苟为然诺”[1]121，“每自谨饬，不敢有所缺陷”[1]121。故其虽见斥于时，犹能守道独行，砥砺德业。其《与刘秉三书》曰：
仆闻之，士方其在穷约也，不幸为小人所讥讪，则安之，以为固然不足怪；不幸见弃于君子，则必反之于躬，悔恨刻责。至于再三求其故而不得，则又反复论说以白其意，求当于君子之心。[1]97
《上汤晴岭座主书》亦言：
健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制度，保障良好的校园生态文明。即要制定实施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规章制度,完善生态评价制度，把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到高校校园文化制度建设中去，充分体现有关节约资源、爱护环境的理念与要求。通过制度规范管理，监督和约束全体师生的行为，把校园生态环境保护落到实处。比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校园绿色行为准则》《节能节电管理办法》等，且利用奖惩机制保障制度得以顺利实施。
即欲急利禄、敛货财、不问可否自取遂意，此盗贼之事，琦之所不为也。便欲洁清操守，即世俗以为不可矣，琦又不敢。执事以为有可愿者存乎？又欲脂韦容悦，一切苟且偷合，暂致荣显，此妇寺之事，又琦之所不为也。[1]127
《淮南子·汜论》谓：“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贫则观其所不取。”[8]973谢良琦失意落魄时，矢志不移，守节待时。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反躬自省，以君子相期。对于追名求利、依阿苟合的行为尤不屑。观其取受，可谓坚守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贫贱不能移”的教义，以德业的圆满无漏为重的表现。
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传统的出版业向读者所提供的产品仅仅是纸质图书，所提供的服务几乎没有附加值。在转型升级的语境下，通过二维码、微信公众号、关联数据库平台或者网站，为用户提供增值知识服务，使得用户在原有的图书知识基础上能够享受到额外的知识服务，这是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的体现之一。在功能上，传统出版所提供的主要是整体阅读功能，转型升级语境下的新兴出版，向着碎片化阅读，查询、复制、粘贴、知识关联和知识图谱的方向进化，这也是高附加值的重要体现。
谢良琦生于明末，其时正是士风沦丧，礼崩乐坏之时。伪道学盛行，是非蜂起，何心隐、邓豁渠、管东溟、李贽等都对泛滥一时的封建伪道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所以，谢良琦辩明儒家中正观念，也是希望士人走出认识的误区。但李贽等人矫枉过正的批判，他们离经叛道、我行我素的狂士行为，又与儒家义理相悖，此即谢良琦忧虑三代以下学圣贤者多的原因。总体而言，他的崇儒思想，与当时学术界逐渐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想是相一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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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973.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4859(2019)01-0154-05
* 基金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广西古代文学批评思想研究”(15DZW001)。
** 作者简介： 刘海珊，女，广东韶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典美学、桂学。
(责任编辑 叶桂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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