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哲学的辩证统一：“中国马克思学学科性质的自觉省思”——兼与蒋晓东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中国论文,学科论文,自觉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有关中国马克思学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这集中展现了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捕捉当代最新学术动态、积极开展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学术对话和思想诠释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按照王东教授的观点，中国马克思学旨在强调马克思学的中国性和民族性，强调这是中国人自己独立研究、独立创造的关于马克思的一门学问。它不仅要学习借鉴“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更要扬弃超越“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理论铺垫。在众多学者的研究过程中，中国马克思学的属性定位是一个热议的话题。最近，蒋晓东同志在《学术论坛》2009年第8期发表了《中国马克思学：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的回归与创新》一文（以下简称“蒋文”），对马克思学提出了一些看法，从而把中国马克思学的内在属性定位提到学界的台案前头。应当如何看待“中国马克思学”的属性定位，是如“蒋文”所论述的那样，中国马克思学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是传统文本解读研究范式的回归与超越？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谨慎思考，认真对待。我们认为，只有厘清这些问题，中国马克思学才具备科学维度与价值维度的统一，进一步推动、激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事业。
一、中国马克思学是一门学科而非研究范式
“蒋文”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就是要在对原有研究范式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建立一种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新范式。这些原有的研究范式就是原理解释研究范式、比较与对话研究范式、文本解读研究范式。“蒋文”对这三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进行辩证性、批判性的分析，应该说，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通过总结这些范式的利弊，得出中国马克思学是对这些范式的批判性反思，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是值得商榷的。众所周知，研究范式主要是指包括研究方法、方法论、研究对象的设定及研究程序、实验手段、仪器等组成的操作性规范，其首要功能就是为一个科学共同体或学派共同体的学者与新人提供一套解题的方法和研究常规。研究范式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工具性，所谓研究范式的工具性，是指作为一种规则，它所发挥的作用和功能，实际上是指研究范式的效率问题。它主要考虑研究范式运行的具体环境和条件、研究范式所选择的调整方式对被调整的科学共同体的学者或学科的适当性以及研究范式可以合理追求和预计的结果。研究范式的工具性强调的是它的实效，它具有一定的实用性。“蒋文”将中国马克思学看作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范式，仅仅只看到了中国马克思学的工具性功能。中国马克思学通过不断挖掘马克思的经典文献，获取马克思的原生态思想和一些鲜为人知的理论，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了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但实际上，中国马克思学不仅具有工具正当性，还具有价值正当性，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中国马克思学的价值正当性主要关注其终极目标和意义。从马克思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不管是曾经的苏联马克思学，还是一直活跃的西方马克思学，都体现其价值正当性。苏联马克思学在本质上是服务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论证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西方马克思学，它“内隐了力图解除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从而解除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由此在意识形态上否定俄国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意识形态问题”[1]。中国是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创建与发展中国马克思学，决不能仅仅只关注其工具性功能，还必须高度重视其价值性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中国马克思学的价值性体现在推动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创建中国特色马克思学，最终目的是要通过对马克思原生态思想的不断挖掘和分析，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开掘出用之不尽的源头活水，使马克思更多的思想与中国问题始终保持对话，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践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马克思学，不仅是从文献、文本中获取的马克思的原生态精神，而且还是在对现存世界的批判、超越中发现、建立新的世界，对这个时代作出符合当代水平的哲学阐明。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撇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必将抹杀马克思学的实践性，陷入目标的困惑和盲从。
中国马克思学的工具性解决的是“怎么办”的问题，价值性解决的是“为什么”的问题。工具性表现为外在性，价值性表现为内在性。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如其它人文学科一样，首先要解决一个“为了谁的问题”，对这一问题，工具性不能做出较好的回答，只能靠价值性。价值正当性是中国马克思学的内在本质属性。忽视价值正当性而只谈工具正当性，势必会抹杀中国马克思学的批判性和反思性，使其无法与现实问题展开对话。“蒋文”认为中国马克思学是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范式，只承认了中国马克思学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工具性作用，并没有看到中国马克思学在场与出场的价值维度。撇开中国马克思学的价值性，只根据其工具性来就将其定位为一种研究范式，这难免显得缺乏说服力，容易使人认为中国马克思学忽视了研究的根基和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责任与西方国家的一些学院研究并无差别。更为重要的是，工具性是外在属性，价值性是内在性的本质性的属性。在现实实践中，我们不能仅仅凭借一个事物的外在属性来判断其在整个社会中的全部面貌和归属定位，必须要根据其内在本质的属性来判断。“蒋文”仅仅根据工具性这个外在特性就将中国马克思学定位为一种哲学研究范式，简单地认为中国马克思学是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的回归或超越。这是缺乏周全的考虑的。笔者认为，中国马克思学是一门学科。因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具备工具正当性与价值正当性的统一。像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就是一门典型的学科，它不仅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指导，还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我们将中国马克思学定位为一门学科，一方面，我们承认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工具实效性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承认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过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价值诉求。因此，中国马克思学并不像“蒋文”说的那样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种创新范式，它不是以一种研究范式的角色而是以一种学科的角色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二、中国马克思学是科学与哲学的辩证统一
自从学术界热议中国马克思学问题后，有部分学者就中国马克思学到底是科学还是哲学进行了讨论，最典型的就是鲁克俭的《中国马克思学：哲学抑或科学》。在该文中，鲁克俭明确指出：“在学科定位上，中国马克思学应当是一门实验科学，具有可证伪性。”[2]这种观点，我们是赞同的。何谓科学，按照康德的观点，思维没有内容是空的，直观没有概念是盲的。思维没有内容是空的，因此经验内容就成为科学的基础，也成为波普所谓“可证伪性”划界标准的前提。马克思指出：“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3](P128)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研究自然界进化过程的“自然史”或“自然科学”，还是研究人类的进化过程的“人类史”或“关于人的科学”，它们都必须从自然界出发，即必须是立足于自然界，而不能是立足于非自然的东西——人的精神或由人的精神所幻想出来的神。因为自然界的客观东西是具有客观性、可证伪性的。马克思的科学观是一种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观。从康德和马克思的科学观来看，中国马克思学首先是一门实证科学，一方面，因为中国马克思学是建立在大量实证材料的基础上，不是子虚乌有，它是以马克思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献手稿、马克思文献学研究新成果以及MEGA2新发表的马克思文本为基础。正是有了这一基础，马克思学研究就有了“经验内容”，马克思学研究就具有了可证伪性，于是中国马克思学也就可能成为实证科学。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学强调自身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文本解读过程中的价值中立性。笔者曾经撰文说过：“‘文本重读’具有接近公正性和价值中立性的特征。在文本重读的过程中，研究者往往抛弃政治立场、阶级成分，秉承严谨的学术态度，对马克思的原生态思想进行挖掘和分析，争取最大限度地把学术与政治分开。虽然得出的最终结论和学术成果或许要符合且服务于主流政治意识，但这个结论往往是公正且客观的。”[4]中国马克思学在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学理阐释的过程中，不仅表现出经验的可靠性和价值的中立性，还在整体上表现出客观性、实证性和科学性。因此，中国马克思学是一门实证科学。
然而，中国马克思学不仅是一门实证科学，还是一门哲学。我们之所以将中国马克思学定位为一门哲学，主要是因为中国马克思学是时代的精华，不仅具有认识世界的功能，还具备改造世界的功能，在现实实践面前，中国马克思学具有明显的反思和批判精神。21世纪的哲学应当是深刻反思当前现实的哲学。哲学要把握时代的脉搏，要考察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哲学在本质上是反思的，反思的哲学就是批判的哲学。哲学的批判表现为用理想的眼光审视现实，发现现实的不足之处，并力求用革命的实践改造现实，超越现实，使社会历史进程进入更高的阶段。哲学最珍贵的功能，就是对现存的东西持批判的态度。当然，哲学的批判不同于经济和政治上的批判，更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批评。反思的批判既不是对分散孤立现象的吹毛求疵，也不是对个别事物进程的修修补补。不是对某种事情的判决，不是对这种或那种具体措施的指责。哲学意义上的批判，是对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整体趋势、总体矛盾所做的分析和评价，防止人们忘记现存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所赋予人们的那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暂时性和片面性。哲学反思现实，就在于批判现实，即肯定地否定现实，推动现实走向更加合理的状态。此外，哲学的任务不只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改造世界，首先要认识世界，以便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去行动。改造世界，也要求我们对世界应当怎么样有合理的判断，以便使世界成为更合乎人的需要的世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面前，中国马克思学展现出了明显的批判和反思精神。中国马克思学一方面是构建“我的哲学”，另一方面是把马克思作为像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类思想史上的大家一样来研究。目前，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研究体现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版”，具体表现为典型的“教科书模式”和“以原理裁剪文本和思想”。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些理想的建构模式，但它缺乏现实性和具体性，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受其影响，以至于某些马克思思想被错误理解或歪曲理解。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国内学界开始反思这些问题。中国马克思学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出场的。中国马克思学旨在强调中国人独立开展对马克思本真思想的研究，在理论深度和地位上超越“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从而克服苏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缺点，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5]总书记的讲话告诉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认识和改造现实问题。本质上，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时代内容。它不仅要坚持科学化诉求，而且必须具备在中国现实实践和时代面前的反思能力，力求达到服务于当代中国实践的目的。中国马克思学通过不断地挖掘马克思的原生态思想、次生态思想，形成对马克思思想和中国时代主题新的认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源源不断的理论源泉，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就拿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来说，中国马克思学可以充分挖掘马克思文献、文本中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分析其本真内涵和社会价值属性，充分论证科学发展观理论精髓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开展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从这些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学在当代中国具有明显的反思精神，不仅能认识世界，还能改造世界。因此，中国马克思学是一门哲学。
或许有人会问，中国马克思学是一门哲学，那么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是什么关系？这里，我们需要指出，“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自觉创建与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阐释的原理和方法论为理论指导。从马克思思想的科学阐释角度来说，离开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是扭曲的；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克思学只能是诡辩的。中国马克思学的创建与发展如果不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原理和方法论为指导，很容易陷入理论误区，无法获得客观的马克思思想。正如阿尔都塞所强调的那样，“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必须先具备与各种理论形态及其历史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说，必须先具备一种说明认识历史的理论，而这种理论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过程本身是个不可或缺的循环过程，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克思，不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同时对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绝对的条件”[6](P43)。
中国马克思学是科学与哲学的辩证统一。科学性是中国马克思学哲学性的理论基础。没有科学性，中国马克思学就如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哲学性是中国马克思学科学性的价值诉求。离开了哲学，‘马克思学’就难免会沦为一种纯粹的文献考辨和经验描述。与西方的一些经院学术一样，这样的马克思学就会把马克思变成“书斋里的学者”，缺乏实践性、革命性和批判性，不仅否定了“武器的批判”，而且必然把“批判的武器”变成“考古学的对象”和“鉴赏学的文物”。
三、中国马克思学本身具备清醒的研究范式自觉意识
“蒋文”认为中国马克思学是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是传统文本解读研究范式的回归和超越。这种观点建立在中国马克思学是一种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我们不赞同，但是，它也间接告诉我们，中国马克思学本身所强调的文本解读是传统文本解读研究范式的回归和超越。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来看，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未停止过文本解读，只不过相对于曾经的苏联和一直活跃的西方学院而言，中国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内，在文献考证和文本解读等工作方面做得不足，正如聂锦芳所指出的：“过去的文本研究方式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完全令我们满意，或者说它尚有诸多需要改进、添补、转换、突破之处，需要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超越。”“蒋文”也指出：“长期以来，在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由于客观和主观的条件的限制，文本研究范式未受到足够重视和应有尊重，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比如‘全集不全’，‘以苏解马’等。”[7]但这些并不意味着这些工作停止了。早在中央苏区，党中央就出版了《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列宁论游击战争》等多种图书。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开始用“解放社”名称出版马列著作，“解放社”出版过多卷本《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列宁选集》出版了16卷，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列宁著作多卷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出版了《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理论》《论国家》《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等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致力于马克思文本解读的工作，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就被翻译成了中文。1950年12月，我国成立了人民出版社；1953年1月，成立了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中央编译局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翻译“三大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其中《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在“三大全集”中最先完成。十年“文革”期间文本工作遭遇曲折发展，但曲折发展并不意味着“不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编译局主持的《马列著作编译资料》《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等刊物发表了大量的国外马克思文献学的译文。近年来对MEGA2和国外马克思学新进展的介绍，也进一步推进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研究。这些都表明，我国从未停止过马克思的文本解读工作。既然如此，怎能说中国马克思学是传统文本解读研究范式的回归？当然，中国马克思学本身所强调的文本解读是传统文本解读研究范式的超越，这是合理的。因为中国马克思学所强调的文本解读超越了“苏联马克思学”模式和“西方马克思学”模式所强调的文本解读，这种文本解读建立在马克思留下来的大量文献版本、传记、谱系的基础上，通过马克思本人文本、还原独特语境、结合人生道路、多重历史背景、追溯理论来源、把握来龙去脉、抓住理论起点、结合整个体系、观照内在逻辑和忠于精神实质来展开。因此，中国马克思学本身所强调的文本解读是传统文本解读研究范式的超越，但绝不是回归。
实际上，中国马克思学本身有着清醒的研究范式自觉意识。中国马克思学不仅重视文献考证、文本解读，还注重学术对话和现实引导。文献考证包括文献真伪的考证、文献年代、文献的具体词句甚至符号的考证、多个文献的先后顺序等等的考证。文本解读基于文献的考证，但又不拘泥于文献考证的结论，“它是在文献学基础上的对文献思想、逻辑等方面内容的本身研究”[8]。文本学告诉我们，“只有解读文本，才能找回失去的真正马克思，达到‘我所理解的马克思’”[9]。学术对话就是加强与国外马克思学的交流，充分吸收国外马克思学的有益成果。国外马克思学家提出的一些新问题、得出的一些新结论，是我们都没有想到或很少思考到的。如吕贝尔、胡克等认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无产阶级形象不是来自经验分析，而是来自《今日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国外马克思学的一些研究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像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研究方法等。通过学术对话，中国马克思学会获得更多鲜为人知的马克思思想。现实引导体现了马克思的研究传统和风格。“对现实的亲近和回归，乃是使哲学避免沦为意识形态（马克思所批判的对象）的有效解毒剂。”[10]现实引导范式就是强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来解读马克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它本身就与马克思思想存在一致性。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来解读马克思原生态思想，将会实现马克思理论的创造性发展。这也体现了马克思学的民族性、实践性和时代性特色。这三种范式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互补整合、相生发展的关系。首先，无论是“学术对话”的研究范式，还是“现实反思”的研究范式，都离不开文本依据，参照“文本重读”的研究成果。其次，“文本重读”的研究范式如果没有“学术对话”，其过程将会变得更复杂，准确性也会降低，而“现实反思”的研究范式离开“学术对话”，其理论知识的来源将会变的更少。再次，“文本重读”与“学术对话”的研究范式如果离开“现实反思”的研究范式，必将陷入目标的盲从和困惑，失去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中国马克思学要在这三种范式的文明交流与对话下才能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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