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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上半年，全球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良好，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财政赤字水平等多项指标呈下降趋势，显示了世界经济基本处于安全运行的“绿灯区”。《华尔街日报》称，世界经济增长已进入第三个黄金时代。世界经济新趋势主要表现在：
（一）经济增势强劲，增长面继续扩大。据经合组织和IMF预测，1997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5%，其中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将达到3%，为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的持续扩展进入第七个年头，今年预计增长3.6%，继续充当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其中第一季度增长达4.1%；欧洲、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也有所增强，日本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年率达6.6%，德国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75%。经济增长加快的主要原因是美元持续升值、各国实行低利率政策以及亚洲地区进口需求增加带动了世界贸易的增长。1996年，发达国家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6%，今年预计进一步降低，通胀压力不大，且失业率也在缓慢下降。其中美国最为突出，5月份的通胀率2.2%，为10年来最低，而失业率4.8%，也达到24年来最低水平。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预计将达到6.5%。由于世界半导体行业需求1997年有明显恢复，增长13%，并有进一步加快的趋势，受此影响，亚洲新兴市场地区出口不振的局面将有所改观。但银行危机却拖累了该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今年预计达到7.3%，同1996年基本持平。而平均通胀率预计将从1994年的8.5%下降到今年的4.7%。亚洲开发银行认为，亚洲地区近两年经济增长放慢主要是经济周期性原因，受国际市场需求影响较大，不过也有其他因素：如马、泰、新等国为防止经济过热而采取了货币和财政紧缩政策，美元与主要货币的汇率上升使盯住美元的亚洲国家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劳动力密集性的就业结构面临转型。非洲、拉美、中东经济今年大体表现良好，抵消了亚洲国家逐渐放慢的步伐，其中非洲GDP实际增长5%，为20年来最快的速度。大部分转型国家经济1996年已成功探底，1997年将走出低谷，增长3%，通货膨胀也将显著下降，俄罗斯出现了5年来的首次正增长，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1%。不过中亚诸国的经济尚未出现明显转机。
（二）技术进步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理论，也是造成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国失业率和通胀率双低的奇特现象，明显违背经济学上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也同7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局面形成鲜明对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强劲增长而不引起通胀，是因为世界经济出现了根本性变化使企业效率迅速提高所致。这种变化包括各国军费开支大幅削减，如美国1997年军费开支预计占GDP的3.2%，较1987年的6.1%下降了近一半；贸易壁垒逐渐消除；政府管制减少等。尤以技术进步的影响最为明显。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程度不断上升的同时，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95年，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已占总出口的83%。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的28%下降到1994年的18%，而服务业的就业人口自60年代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劳动力市场“软化”，变得更灵活，对劳动力技术的要求明显超过了劳动力价格和数量。在国际市场竞争层次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的产业结构亟待转型，从高投资、高通胀、高增长的起飞模式转向高生产率、低通胀、稳定增长成熟模式。
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同步，高技术产业的差距是重要原因。高技术产业引导的经济扩张也许可以解释美国在保持低失业率的情况下实现了高增长和低通胀。1996年，美国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占GDP的33%，高技术产业已取代传统周期性行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也增强了企业经营的稳定性。而同期欧洲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占GDP的份额不到10%。美国公司10年前已开始将就业机会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而欧洲近年来才开始，因此双方在就业结构上也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德、法两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30%，而美国仅为15%，且欧洲的电脑普及率不及美国。这也是欧洲经济缺乏活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三）结构调整风潮方兴未艾，金融改革和企业并购影响深远。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工业化时代建立起来的产业结构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冲击下已显得力不从心，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已是必然之势。调整主要包括政府对社会福利制度、财政制度、金融体制等进行框架型调整和企业对自身进行的内部调整两方面。
1996年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在欧洲各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改革阻力重重。而今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体制改革至少在目前仍然进展顺利。这主要是由于各国都已充分意识到金融危机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最大隐患。自1980年以来，IMF181个成员中有133个出现过重大的银行问题，最危险的58家银行中有40家属于经济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地区。亚洲国家的银行呆帐问题今年最为突出，日、韩、泰等国银行因近年来发放了大量的房地产贷款无法收回，银行不良资产总额估计已超过了6600亿美元。为防范银行危机、适应日益开放的金融环境，英、美、日、韩等国相继宣布大力度的金融改革计划。英国政府推出金融改革计划，堪称1986年“金融大爆炸”以来最大手笔；美国力图废除已实施60余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改变银行、证券及保险业长期分业经营的保守作风；日本政府相继提出了《外汇法修改案》、《金融监督厅设置法草案》、《日本银行法修改案》等法规，被称为日本的“金融大爆炸”；韩国总统金融改革委员会也提出了近年来最为大胆的金融改革方案。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大趋势下，各国都采取积极的态度以求得效率与安全的平衡。改革重点是放宽金融机构行业限制，美、日、澳政府都提出取消银行、证券和保险跨行业经营的限制。当今银行业与证券业界限日益模糊，各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也因时调整，以应付日渐频繁的金融危机。英国全面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合并现有的八个金融监管机构，改由证券投资管理委员会统管；韩国合并原有的银行监督院、证券监督局和保险监督局，改为金融监督局，直接受命于总理；日本将金融监管职能从大藏省分离出去，设立单独机构，管理方式从规模控制转向各项比率管理。各国也突出了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以规范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控制手段。
企业并购是产业界自发调整内部结构的主要手段。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企业并购风潮不断升温，1996年全球企业并购金额为11400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记录。1997年前5个月，美国企业已宣布的并购金额达2920亿美元，超过了去年上半年的水平。日本上一财政年度也是历史上企业兼并最多的年份之一。而近期AT＆T公司和SBC通讯公司正在酝酿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合并计划，更把这一轮企业并购浪潮推向极致。企业并购风潮之所以愈演愈烈，除了企业希望扩大规模、提高效率外，政府对电信、银行、电力等行业放宽限制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美国企业结构的改变，其商业竞争力和获利能力大大增强，未来数年内，美国企业盈余的年平均增长率可望保持在5%至6%之间，使股市的持续上涨有了较为坚实的保障。到目前为止，企业并购浪潮并没有带来对行业垄断的担心，因为合并后的公司仍不具备市场支配力，不能轻易抬高价格，通货膨胀仍然保持在较低水平。但是，如果兼并浪潮失控，企业规模无限膨胀，导致垄断形成，正常竞争受到遏制，将会对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造成负面影响，消费者利益也会受到损害。近期在电信、铁路、航空、电力等公用事业领域进行的大型并购，势必重新划分市场份额，也出现了行业垄断的阴影。
（四）金融表现脱离经济实绩的局面改观，政府微调效果明显。股市、汇市今年以来的表现同全球经济发展的步调逐步一致。欧美经济的良好表现刺激股市不断上涨，创下历史新高。而新兴股市受经济增长放慢和银行呆帐问题的拖累而状态低迷。美元兑日元和德国马克大幅升值，也反映了美国经济强于日德的基本事实，美元在1995年4月达到最低价位，1美元兑1.3450马克和79.75日元。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美元兑马克和日元分别升值了28%和42%，1996年11月以来升幅加快。总体而言，自1995年4月以来，美元与80%的美国出口目的国的货币相比，只升值了15%。美元升值是美元价值的理性回归，同美国宏观经济形势良好和高投资回报率密切相关。1996年，美国前500家大公司的利润增加23.3%，连续第四年利润大幅度增加。在纽约，3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为5.75%，法兰克福为3.25%，东京为0.50%。
西方国家为抑制股市过热、美元上涨过快的政策微调，金融市场都迅速作出了预期反应，显示出政府调控仍对金融市场有明显的影响力。西方七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不足5000亿美元，而全球外汇市场的日交易额为1.3万亿美元左右，而且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单从比例上看，政府通过买进卖出外汇等对金融市场直接干预作用已逐渐减弱，但实际上由于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和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市场对政府微调的反应程度也在增强，尤其是对利率等敏感指标。因此，西方国家政府已尽量避免采取直接的干预手段，而通过适时地传递信息，向金融市场表达希望调整的态度，从而达到间接调控的目的。这种手段近期频繁使用。去年12月5日，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批评美国股市已出现“非理性的繁荣”。几分钟后，全球主要股市均应声而落，股市过热的势头被有效地遏制。近期美国股市突破历史新高后突然大起大落，也同股市对美联储调整利率的预期有关，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暗示日资将可能撤出美国债市场则加剧了波动。美元强劲升值后的近期回调，也是美、日、德等国央行向外汇市场传递了欲联手阻止美元继续升值的信息后的结果。
（五）资本流动面扩大，双向流动增加，加强了全球经济的互补性。世界银行报告指出，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已连续6年增长，1996年增加600亿美元，达2440亿美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继续减少，1996年为408亿美元。私人投资流向趋于分散，在投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中，12个新兴市场国家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84%下降到73%，流入拉美证券市场的资本1996年达到创记录的280亿美元，流入非洲的私人资本比90年代初增加了10倍。一方面是由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在增强，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经济过热，基础设施建设薄弱，银行体系不够健全而出现“瓶颈效应”，政府为避免通胀而采取了紧缩银根、控制资本流入的措施。
随着各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国际资本已不单从资本盈余国向资本不足国的单向流动，双向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1996年，新兴工业国流入欧美和亚太地区的资金达238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预计1997年将连续第四年增加，达到2430亿美元。亚洲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增加很快，由90年代初的1亿美元上升到8.6亿美元，约占欧盟国际直接投资的5%，已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近来，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为了突破本国市场规模的限制，提高企业竞争力，出现了收购欧美高技术企业的趋势。国际资本双向流动扩大改善了资本的配置结构，提高了资本的利用效率，加强了全球经济互补性。
（六）区域组织接纳新成员，推动贸易自由化。今年以来，几乎所有地区都进行了政府间会谈，商讨加强经济合作事宜。地区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化，跨地区经济合作也进一步发展。欧盟首脑就修改《马约》、扩大欧盟疆域、解决失业等达成《阿姆斯特丹条约》，并通过了《增长与稳定条约》、《欧元的法律地位》和《新的货币汇率机制》三项技术性文件，确保单一货币准时启动；东盟决议吸收柬、缅、老三国，扩大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范围；美洲34国发表《贝洛奥里藏特声明》，确定1998年3月开始举行自由贸易区谈判，以便在2005年建立西半球自由贸易区；南亚7国决定拆除贸易壁垒，扩大经济合作，将建立南亚自由贸易区的最后期限提前至2001年；由穆斯林国家组成的发展中国家八国首脑会议也宣布加强经济合作。在区域贸易组织的推动下，全球贸易今年仍将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
不过，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仍有不和谐音符。日本5月份贸易顺差骤升222%，达到7380亿日元（约64亿美元），改变了近三年来贸易顺差缩小的趋势，其中对美顺差增加约1倍，而对欧顺差增加2倍多，再度成为美欧日之间爆发贸易战的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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