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研究状况概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新时期论文,美学论文,范畴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力图展示新时期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研究的状况——人们对研究对象及其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逐步深化，研究的指导思想走向多元化，研究者有了更完整的时空观以及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视角点，采用多层面的价值判断方式，研究方法从单一走向丰富。这些成绩值得肯定。但研究并未达到完善，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中国古代美学的精髓在于它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诸多范畴。本文将以范畴研究为基点，辐射到整个中国美学史研究。从研究者的立足点、视角点、价值判断方式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时期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研究状况作一个简要的考察，冀图为中国美学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
任何一种研究都得有一个基点。这一基点不仅体现为研究者如何为对象定位，而且体现在研究者自身的观念定位、思维定位和视角点定位。毫无疑问，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是研究的起点。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同西方古代美学有许多区别，在中国美学史上，“美”不是一个中心范畴、元范畴，人们并不注重对美的本体论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精髓集中在许多富有生命感悟的具体的审美范畴上。因此，对古代美学研究对象的把握，集中体现为对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的地位、作用及其研究意义的整体把握。首先体现为对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在中国美学史中的地位、作用的把握。许多美学史专著都把古代美学范畴的论述放在重要位置，但是，在美学史研究的中心对象和美学史体系的逻辑基点问题上，却存在一些差异。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主要从狭义的美学史——即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这一对象出发。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则要“研究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审美意识、观念、审美活动的本质和特点发展的历史”。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给予古代美学范畴以中心的地位，他认为：“美学史主要就是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的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因此，我们写中国美学史，应该着重研究每个历史时期出现的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他的美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美学范畴史。曾祖荫的《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是一部中国美学范畴史专著，但它仅选择了情和理等六对范畴进行阐述。曾祖荫的《中国佛教与美学》着重从美学范畴与宗教关系来论述，拓展深化了范畴研究。叶朗和曾祖荫的专著虽然在逻辑建构上仍有薄弱之处，但都体现了对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研究的高度重视。皮朝纲也认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而其集中体现是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他的《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要》上编专论文艺美学的范畴。他与李天道合著的《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精选了21个有代表性的范畴，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的范畴。周来祥主编的《中国美学主潮》“抓住每个时代美学的总范畴和审美理想，作为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着力揭示这一总范畴和审美理想的产生、发展、裂变、兴替的历史轨迹。”皮朝纲、周来祥的著作在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的内在逻辑体系的把握上都作了重要探索。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由蔡钟翔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这套丛书以每一种（或一对）范畴列一专题，出版单行本。这应该说是美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宏大计划，有利于对每一具体的审美范畴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已出版的如袁济喜《和——中国古典审美理想》、陈良运《文与质·艺与道》、涂光社《势与中国艺术》等。这套丛书的作者一般不是孤立地研究某一范畴，而是综合美学、文学、艺术以及哲学、政治、伦理、社会、心理等诸多领域，力图从多种联系和多重层面中探索美学范畴的历史发展和特质。新时期出版的专论古代美学范畴的著作，著名的还有赵沛霖《兴的源起》、刘九洲《艺术意境概论》、吴调公《神韵论》等等。由杨成寅主编、成立等撰写的《美学范畴概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论述美学基本范畴的学术专著。书中第八编专论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作者精选了15个重要范畴进行论析，对范畴的历史演变线索进行了比较清晰的梳理，对某些范畴如“物化”、“兴象”等等作了比较深入的挖掘。此外，新时期以来有关古代美学范畴研究的论文大量涌现，对许多范畴甚至一些过去不太引人重视的范畴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所有这些都表明，新时期以来人们充分地认识到古代美学范畴在古代美学研究中所占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也说明新时期的古代美学研究者们对于自身研究对象的特征性的把握大大加深了。
其次是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在整个中国文化以至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认识：第一，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是否有自己独立的体系的问题。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确有素朴的、直观性的、体验性的特点，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很少，大量的论述是散见于各类著作之中的。正因此，一些对古代美学研究不太深入的人，受到当代一些反传统思潮的影响，否定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有自己独立的体系，认为中国美学范畴没有自己的逻辑起点，因此也没有系统的逻辑严密的美学范畴体系。但是，大部分美学家和古文论家认为中国古典美学范畴是有自己独立的体系的。叶朗认为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有很独立的体系和特点，他原拟在《中国美学史大纲》末尾专写一章《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体系》；他还在《中国传统美学的再发现》〔1〕一文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林同华在《东方美学略述》中论及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体系说：“这个体系的范畴模式，是以‘意与象’、‘意与境’以及两者的契合无间的‘意象’‘意境’的范畴为轴心，又以气与韵、虚与实、妙与神、道与情、理与趣、品与味、刚与柔、动与静等范畴为其表现形式的美学文化圈，成为东方美学中具有悠久传统的系统思想佼佼的群体”。〔2 〕第二，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的现实意义问题，即在中国当代的民族文化建设中，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可以充当怎样的角色。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一股反传统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人认为，中国传统美学及其范畴都是陈腐的、僵死的东西，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沉重包袱，因此最多只能把它们看作古董，进行历史性的研究。这种看法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反对。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美学及其范畴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可以在现代文化精神的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当代的美学理论建设离不开对中国传统美学及其范畴的研究，当代民族文化精神的重建也离不开对传统美学精神的挖掘和发扬光大。罗宗强、卢盛江在《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中就指出：“古代文论不仅留给今天而且留给将来。古文论不仅是给文学建设者，也是给整个民族的遗产。它不仅对我们了解历史、研究历史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在当代可以发挥陶冶情操，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作用”〔3〕。 叶朗指出：“中国传统美学不仅有属于过去的东西，也有属于现在和未来的东西”〔4〕。姚文放著文从结构参照意义、原型参照意义、 校正参照意义、阐释参照意义等方面具体论述了古代美学在参预现代美学的建构中所具有的意义〔5〕。第三，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的世界意义问题。 尽管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大多是随感式、印象式的，属于直观性的经验形态，无法跟西方的系统分析的理论形态相提并论。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是具有独特的世界意义的。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早已指出：“中国美学不但有着丰富的内容，而且具有和西方美学很为不同的重要特点，在这些特点中就包含了中国美学对世界美学的独特贡献”。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的前言中对此问题也作过十分具体而辩证的论述。
如果我们以西方当代美学为参照可以发现：当代西方美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反理性的倾向，从传统的抽象概括的客体思辩，走向对具体经验和审美过程、审美现象的细致分析，从而将体验、非理性的意向冲动、情绪冲动与人的本体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方面恰恰跟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的一些特征极为相似，由此来返观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则更能清楚地认识到它所具有的超越性，它作为独立的美学体系的意义以及它的不可忽视的世界意义和当代意义。
二
研究主体把自己定位在怎样的立足点和视角点上来把握对象，是古代美学研究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研究者从怎样的立场出发，怎样来把握对象和给对象以怎样的价值判断等问题。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者的立场、指导思想问题。新时期古代美学范畴研究最初是承续了50—60年代开始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立场的。这种立场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出发，以实践的反映论为主要模式，着重于社会实践对美学理论的决定关系。这种研究在揭示美学范畴的社会性本质以及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返观审美意识发展史方面能够作出比较深刻的概括。但是，这种研究往往在总体的把握上忽略了个体的独特性，在社会性、历史性的投射中忽略了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不能从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去掌握古代美学范畴的网络性的复杂整体及其特殊性。有些研究者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理解，往往对古代美学范畴硬性区分其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并形成一种似乎辩证实为片面的判断模式，即对一些古代美学范畴在肯定其合理内核时，不忘指出其唯心主义的灰色尾巴乃至其阶级实质等等；对某些古代美学范畴往往生硬地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概念来加以框定。以“意境”范畴为例，一些学者把意境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典型概念。有的学者在肯定王国维的“境界”，是以真实为灵魂，以主观和客观的高度统一为基础的一种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同时，随即指出王国维的“境界说”同样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观的基础之上，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6〕。随着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进程，这方面的弊病逐步得到纠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美学的理解也在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开放性、兼容性及其相对真理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的各种哲学、美学、文艺思潮大量被翻译介绍进来，在思想逐步多元化的情况下，人们对古代美学范畴的研究进行了广泛的反思，从而使古代美学研究进入了多视角、多侧面、多元价值取向的新阶段。以西方哲学、美学作为参照系返观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研究视角。进化论的思想原则、社会学或历史社会学的原则、哲学文化学的原则、形式主义的原则等等多种思想原则并存。这些对于我们避免片面性的研究，对于开拓新视野、开拓新领域都是有利的。以意象范畴为例，汪裕雄的专著《审美意象学》即是从现代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视角，给这一范畴以综合考察研究。他把意象确定为审美经验的核心、审美心理的基元，来发掘它的审美涵义，采取“哲学—心理学”的综合方法，参照了现代西方结构学、符号学、解释学、接受美学的成果，进行多元分析。由此可见，中西融合，多元取向，已逐步成为当代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研究的一个基本取向。
第二，研究者的时空观念问题。从时间观念来看，主要体现为研究者是站在历史的角度还是站在当代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的问题。历史与当代角度的选择反映了对时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不同理解。所谓历史的角度也就是从史学意义上来研究古代美学范畴的生成、原始本意及其流变。古代美学范畴当然有它的历史性，但这种研究往往采取“论从史出”和“以古证古”的思维方法，强调要忠实于古人，忽略了当代性。新时期以来，人们渐渐地认识到这种视角点的局限性，单纯的“以古证古”的视角逐步被抛弃了。所谓当代角度，可以从几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当代的精神意识、哲学美学理论出发来返观古代美学范畴；二是把古代美学范畴理论融入当代美学理论之中；三是从当代观念出发对古代美学范畴进行修正或改造；四是让古代美学范畴理论参与当代艺术生产和精神文明的建构；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李泽厚、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绪论中说：“对中国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范畴、规律进行科学的分析解剖，尽可能予以现代语言的表述，准确地阐明其在美学理论上的实际含意，就成了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十分重要而又艰难的一环”。古代美学范畴的现代化不仅是要求从现代角度对它进行阐释，还要求对古代美学范畴的研究不是脱离文艺实践和现象的概念形式，而是在关心当代文艺实践的同时，参与同构的过程。同时，古代美学范畴的研究要向当代人的生活、生存状态逼近，在理论视野和研究形态上，更加趋近于当代生活现象。应该说，新时期古代美学范畴研究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薄弱的，还有待于研究者的进一步努力。当然，当代化是以对传统美学范畴的深刻理解为基础的，而不是任意涂抹历史。张少康认为：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即只用古人的说法去分析和解释而拒绝用现代科学的文学理论观点去总结文论遗产的“以古解古”，和简单地用今天的文学理论概念去生硬地套古代文论的所谓“现代化”〔7〕。所以， 我们既不能一味“以古解古”，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现代化，关键在于如何从古与今的有机联系中寻找到衔接点。怎样寻求古代美学范畴研究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研究者的时空观念，从空间上看，主要体现为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两个方面。内部空间指的是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研究领域的扩展，外部空间则是指在古代美学范畴研究中，是仅仅从本民族的视角出发，还是从整个世界的视角加以总体观照。内部空间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每一个别的、具体的美学范畴是否都已从不同层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二是古代美学范畴向其他边缘学科的迁移和融合。新时期美学研究几乎已经涉及到古代美学的每一个具体范畴，但对每一范畴的研究深入的程度却很不一致。比如对“意境”这一范畴研究的论文较多较深入，但对有些范畴注意得不够，挖掘得不深（如“虚静”范畴，可见的专论寥寥无几）。从古代美学范畴出发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除了美学与哲学、历史学结合以外，还有如吴调公对神韵论等进行的文化学与美学相结合的研究；潘知常从文化精神上来探索古代美学范畴；刘伟林、皮朝纲、童庆炳、汪裕雄、畅广元等从文艺心理学角度来研究古代美学范畴；温祖荫、蒋述卓等从宗教角度来研究古代美学范畴；鲁枢元把古代美学范畴融入他的文艺心理学与语言学研究；韩经太从古典诗学角度研究古代美学范畴，等等，各学科的互相交叉和相互渗透，是当代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现象，美学本身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古代美学范畴同其他学科的交融自然还是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领域有待开掘。从古代美学范畴研究的外部空间视角来看，我国的古代美学研究一度是处在封闭或半封闭状态的，但随着对外开放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加深，人们自然把目光投放到整个世界范围。许多研究者都意识到首先要深入研究本国的古代美学范畴，建立起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美学体系，同时，要体现出世界性的宏观观点，不仅用世界美学理论来作为研究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的参照系，也用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反参西方或东西美学，进行多方鉴别比较，互补互融，让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体系参与当代世界美学的总体建构。其次，一些研究者认识到从世界的视角出发，不能奉行西方中心论，实际上不仅中国美学自成体系，整个东方美学也自成体系。季羡林、林同华等都曾提出东方文化圈和东方美学范畴体系问题。蔡镇楚则从诗话研究的视角出发，提出东方诗话圈的概念和建立东方诗话学学科体系。总之，要立足于中国和东方，放眼整个世界，才能使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在世界文化总体建构上发挥更大作用。
第三，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研究的问题。新时期古代美学范畴研究体现了从微观研究向宏观研究发展，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趋势。最初人们是从文字训诂、资料的校勘、注释、考证、收集整理开始的。然后从个别版本的注释出版到范畴史资料的归类搜集出版。除了北大哲学系编辑的美学史资料外，有几本美学范畴资料汇编有必要在此提到。一是胡经之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丛编》，二是徐中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三是贾文昭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类编》，四是江苏美学学会主持编辑的《中国美学史资料类编》，以上四套资料的共同优点在于，编者在考虑到把零散的资料汇集起来时，都从美学体系的总体建构出发加以编排。这就体现了在资料的整理方面从微观向宏观的发展。在具体的范畴研究方面，人们最初是从对某一范畴含义的阐幽发微到该范畴的历史源流以及对具体范畴的分析评价开始的。如对神思、妙悟、神韵、境界等范畴的微观研究。进而考察各个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对各个范畴的表层和深层结构的纵横剖析，对各个范畴的外在表现和深层心理特征的综合剖析，考察各个范畴形态的多层面的文化联系和丰富的文化意义，多方比较其内部和外部的丰富联系，进而考察整个美学的范畴体系建构、民族特性、世界意义和当代意义等等。比如詹瑛、寇效信、牟世金、王元化等都从《文心雕龙》的基本范畴研究出发，进而考察其风格体系、范畴体系，以至由此联系到整个中国古代美学体系。新时期以来，研究者们十分重视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体系的建构问题，这方面的探索往往跟对中国古代美学的民族特征的探索相结合。特别要指出的是，一些研究者力图找到古代美学的元范畴、总范畴，建立古代美学范畴的逻辑体系。比较突出的如周来祥力图建立以和谐美为逻辑起点的美学体系〔8〕。 皮朝纲把“味”与“意象”看作是具有基础性质的范畴，来建立古代文艺美学体系〔9〕。 成立认为：“象”与“兴”这两个元范畴及其相互联系实际构成中国美学范畴体系化研究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起点，构成理解并掌握中国美学独特体系的一条基本线索〔10〕。陈良运认为：发端于“志”，演进于“情”与“形”，完成于“境”，提高于“神”，这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体系的美学结构〔11〕。他的《中国诗学体系论》就是由上述范畴构成的诗学理论体系。吴调公认为文学美最重要的范畴是“意境”，“意境”是中国文学美学史的一根纵轴，文学美学史的建构应以“意境”范畴为核心〔12〕。还有的学者对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的系统化的原则，提出自己的看法〔13〕。这些探索都具有开创意义，为建立独具特色的中国美学范畴体系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是宏观研究的突出成果。
近年来，人们对微观研究有忽视的倾向。事实上，微观性与宏观性同时存在于美学范畴中，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宏观研究的大厦必将倾斜。对微观研究的忽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新一代研究者古学功底的薄弱和在研究上一味求新求异以至赶时髦的倾向。
第四，关于价值判断问题。新时期古代美学范畴研究在价值判断的取向上大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的变化。首先，研究者们认识到美学范畴的价值判断是美的判断而不是社会学、历史学的判断。把价值判断定位在美本身，这就意味着在考察范畴的价值时，是从它自身的内涵对美学理论的贡献出发，考察其对美的本质的揭示，对美的形态的建构，对美学实践的推动等等方面的意义。比如对道家美学范畴的评价，从社会历史学的价值观出发，往往看到的是它的唯心主义、虚无主义，反映没落贵族思想，逃避现实等等消极色彩。但从美的价值判断出发，则可以发现道家提出的许多美学范畴，无论是在中国古典美学的发端上，还是在中国古代美学形成自己的体系和特点上，以及它们对后世美学理论和实践的影响等方面都是贡献极大的。而白居易的诗歌美学观，从社会历史学角度来看意义重大，从美学上来看价值却不太高。其次，美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因此古代美学范畴的研究应被纳入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圈。要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层机制，深入到古代美学家的心灵奥秘和整个民族的心灵奥秘，把社会历史条件、社会群体意识与美学家个体心理本质结合在一起，更为深入地探讨古代美学范畴的特殊性质、本质特征及其规律，更为深入地探讨古代美学范畴的艺术价值、生命体验的价值和精神价值。如吴调公对“神韵”范畴的研究，就是把神韵论思潮同民族文化意识、心态，同诗人、美学家的心理结构和创作实践等相结合，来探讨神韵论范畴的特殊性质，对民族文化民族意识的贡献及其对文艺实践和文艺鉴赏等方面的价值。其三，对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的价值判断，离不开它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也就是说要挖掘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对于文艺生产与消费的历史的以至现代的实践操作的指导意义。比如，对于意境（或意象）范畴，不仅要考察其本质特征、文化意义，还要考察意境理论对于文艺创作和文艺鉴赏的指导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到古代美学范畴切入现代生活的契机。如顾祖钊《论意象五种》〔14〕，就是力图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三
新时期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研究在方法论上作了许多探索，总体体现出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趋势。本文前述的问题中也有许多已涉及到方法论。下面再从四个主要方面来论述，以窥其一斑。
第一，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这种方法要求从纵横两方面考察历史上的各种审美、艺术现象，不仅考察古代美学范畴自身存在的内在联系，而且考察古代美学范畴同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力图历史发展地、逻辑统一地揭示对象的本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一般被看作是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主要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第二，将西方美学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研究。这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把西方美学理论作为研究的参照系，在对古代美学范畴的阐释中，参照以西方美学理论的概念、范畴。如意境与意象、典型、移情理论的参照，神思与想象的参照等。二是将各流派西方美学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研究。如结构主义、符号学、解释学、精神分析、文化哲学、形态学、实证主义等等。这些理论方法对于扩大古代美学范畴研究的视野，更加深入地分析古代美学范畴的内在本质、形态、结构等等，都具有推动作用。如王元化对《文心雕龙》的研究，采取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西结合、文史哲结合的方法，在《文心雕龙》范畴研究上开创了一条新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当然，在运用西方当代美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时，难免出现一些简单套用，逻辑不严密等现象。如陈洪《意境——艺术中的心理场现象》〔1 5〕试图以格式塔（完形）心理学的理论对意境范畴加以现代阐释 。柳景瑞则发表《艺术意境非心理场现象辨》〔16〕对之提出质疑。认为格式塔心理学派单纯强调脑的组织机能，偏重对事物形体的直观感受，一次完成；反对过去经验和摒弃联想等等；都不利于解释意境。可见，如何把西方美学的理论和方法恰到好处地运用到古代美学范畴研究中来，在理论界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
第三，把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引入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研究。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模糊数学、耗散结构等在研究中的运用。有关的文章如陈良运《王国维“境界”说之系统观》〔17〕，林兴宅《“神韵说”之系统观》〔18〕等等，应该指出，美学应定位在人文学科而不是社会科学上，美学范畴的研究方法同科学研究的方法存在本质的区别，二者不可混同，简单地把古代美学范畴硬性套入某一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是一种削足适履的举动。因此，必须区分工具性与本体性之间的关系，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引进途径。
第四，比较研究的方法。从中外美学范畴比较的视角去考察与探寻中国古代美学的民族特色以及人类艺术实践活动遵循的共同规律，是中国美学走向现代和世界的必要环节。新时期以来，比较研究方兴未艾，成为古代美学研究的一种趋势。比较研究有的属于自身的比较，如不同范畴之间的辨析，不同美学家对同一范畴的界定异同的比较等等。但更主要的是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同外国美学范畴的比较。在中外美学比较上，老一辈理论家，如钱钟书《管锥篇》、《谈艺录》，宗白华《美学散步》、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王朝闻《中西美学艺术比较》等已做出了许多典范性的开拓。新时期比较美学的范围和深度进一步拓展，有的从比较研究方法论上加以考察，如刘纲纪《中西美学比较方法论的几个问题》〔19〕。周来祥等《比较美学的意义与方法》〔20〕。有的对中西美学进行总体性的比较，如周来祥《我国与西方美学理论的不同特色》〔21〕，蒋孔阳《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的一些比较研究》〔22〕，胡经之、王岳川《中西审美体验论》〔23〕，还有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卢善庆主编《近代中西美学比较》等专著。有的从美学家的角度进行比较，如王德胜《庄子与柏拉图的形体审美观念》〔24〕等等。更多的是进行具体范畴的比较，如彭立勋《刘勰情志说和黑格尔情致说漫议》〔25〕，陈良运《意象、形象比较说》〔26〕，吴调公《神韵论与意象主义》〔27〕等等。这些比较有利于从共性与个性的联系和区别中，挖掘出中国古代美学及其范畴的深刻内涵和独特性。也有利于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同现代的世界的美学理论相接轨，从而在多重融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的中国美学范畴体系。比较研究既要注意辨异又要注意认同，要注意时间、领域、思维方式的异同，要在人类文化史的大背景下展开宏观和微观的比较，因此，要充分认识这一领域的复杂性，切忌随意比附，生硬地、琐碎地罗列现象，为比较而比较。
综上所述，新时期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的研究已取得相当可喜的成就，总体上体现出了多元化、多视角、多层面的价值判断和采用多种方法的新局面，体现出了宏观的整体建设的规模，体现出了现代意识，当代走向和世界性的趋势。同时，也要看到，还有许多问题并未得到圆满解决。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在楔入当代美学理论时，还只是作为零散的建筑材料，充当配角，尤其是古代美学范畴的研究与当代文艺实践基本相脱节。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具有民族特色而又得到世界公认的美学范畴体系。中国古代美学在参与当代中国民族文化的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微弱的。
注释：
〔1〕〔4〕《求是》1990年第3期，第33—37页。
〔2〕《文艺研究》1989年第1期，第32页。
〔3〕《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第2页。
〔5〕姚文放《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意义》、《学术月刊》1991 年第12期，第41—48页。
〔6〕应雨田《试论王国维“境界说”的实质》， 常德师专《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1期，第68—73页。
〔7 〕张少康《重视古代文艺思想发展特点的研究》《光明日报》1984年1月17日。
〔8〕周来祥《中国古典美学的艺术本质观》，《文学遗产》 1987年第6期第1—6页。
〔9〕皮朝纲《关于创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思考》，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6期，第1—6页。
〔10〕成立《中国美学的元范畴》，《学术月刊》1991年第3 期，第8—14页。
〔11〕陈良运《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一个轮廓》《文学遗产》198 5年第1期，第1—11页。
〔12〕吴调公《论中国古典文学美学的建构》，《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2期，第69—76页。
〔13〕彭修银《关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系统化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1992年第4期，第118—123页。
〔14〕《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第165—180页。
〔15〕《意境纵横谈》，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4页。
〔16〕《南开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6期，第61—67页。
〔17〕《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第261—267页。
〔18〕《福建论坛》1990年第6期，第36—40页。
〔19〕《文艺研究》1985年第1期，第9—12页。
〔20〕《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第24—26页。
〔21〕《江汉论坛》1981年第2期，第37—42页。
〔22〕《学术月刊》1982年第3期，第43—48页。
〔23〕《文艺研究》1986年第2期，第14—30页。
〔24〕《学术论坛》1991年第2期，第55—62页。
〔25〕《江汉论坛》1983年第8期，第39—42页。
〔26〕《文学遗产》1986年第4期，第1—8页。
〔27〕《文艺研究》1988年第3期，第121—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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