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收入变化、国家规模与积累的关系_投资率论文

论收入变化、国家规模与积累的关系_投资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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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1999)05-0024-07

在经济发展中,积累可以定义为旨在提高生产能力的资源使用。国民收入作为资源可以采取两种用途:一是消费,二是储蓄。储蓄是将现期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积累,通过提高生产能力而在未来获得更大的收益和消费。储蓄转化为投资,投资主要用于物质资本的形成。经济活动中的积累过程主要包括储蓄、投资、资本流入、政府收入、教育支出等资源使用过程。积累在过去一般指物质资本的形成过程,不过现代经济学开始把人力资本视为积累的重要领域,在教育、科技上投入了越来越多的资金。

现代经济学中的储蓄是指将现时收入的一部分积攒下来以备将来使用,其结果是金融资产和有形资产的积累,过去期间积累下来的资产额即为储蓄。与储蓄相对应的是投资,投资是指社会实际资本的形成即净投资,它包括厂房设备、住宅建设、企业库存等方面的资本形成。在开放经济中,还存在资本流入即国外净投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说分工和交换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方法,那么可以说储蓄和投资是经济发展的社会物质条件。将部分收入变为储蓄,储蓄形成投资,投资导致生产能力扩大和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关系已成为一种社会常识。对于落后国家,不低于15%的增长率是保证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之一。

正如分工、专业化、规模经济、市场结构等受经济规模进而国家规模的制约,积累也受到收入水平、人口、自然资源等经济规模要素的重要影响。一方面,人均收入变动与储蓄、投资、政府投入、教育科技投资等积累因素存在着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国家规模不同,积累的规模、结构、速度也不同。

一、收入水平与积累行为

在不同的收入水平时期,或者说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储蓄、投资、政府收入、教育科技等积累行为也随之变动,更准确地说,积累水平趋于提高。从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看,收入变动与积累行为大致呈现以下关系:

第一,当收入水平过低时,储蓄率既低又不稳定,这极不利于穷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从世界银行的年度发展报告及统计数据来看,低收入国家的储蓄自60年代至90年代波动很大,储蓄和投资之间经常出现很大的资金差额,由此影响国内投资也经常波动,且投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储蓄波动幅度。自60年代,许多低收入国家在政治独立后开始了大规模投资活动,但这种投资活动在80年代几乎停滞下来,大批国家投资水平出现了下降现象,这种状况在90年代才有所扭转。刘易斯认为,投资率低于5%的国家将陷于经济停滞,经济发展需要12%以上的投资率,这一观点也为许多经济学家赞同(注:如A·刘易斯在50 年代就提出了这一观点,W·W·罗斯托在1949年出版的《19世纪的英国经济》中也提出,生产性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5%上升到10%以上, 经济才能起飞。低收入国家一般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400美元的国家, 这一标准也在不断提高,1995年世界银行的低收入国家标准为765美元以下,高收入国家标准在9386美元以上。)[1]。(P253,283~285)国内储蓄既不充分也不稳定,这就严重妨碍了投资和经济增长,导致了所谓的贫穷的恶性循环。

导致贫穷的恶性循环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这些国家的资本积累关系。资本积累状况由供给方面的储蓄能力和需求方面的购买能力所决定。在供给方面,实际收入水平低下导致储蓄能力低下,低收入水平又是低生产率的反映;反之,低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资本缺乏所致,资本匮乏成了储蓄不足的结果,由此这个循环就完整了。在需求方面,投资引诱可能因为人们的购买力低下而不足,而购买力低下归因于人们的实际收入低下,实际收入低下归因于生产率低下,生产率低下又可归因于资本积累不足,由此也是一个完整的恶性循环。这样,低下的生产率进而低下的实际收入就成为两个循环的共同点。

第二,低收入国家一旦跳出贫穷的恶性循环的怪圈,人均收入趋于上升时,储蓄和投资水平将持续上升。据钱纳里等人对1950年至1969年时期统计资料的分析结果,在人均收入100美元至1000美元的范围内, 储蓄率和投资率持续增长,这种增长速度在人均收入100美元至200美元阶段特别快,储蓄、投资和学校注册人数在人均收入200 美元时已完成了总增长的一半,政府收入在人均收入400 美元时也完成了总增长的一半。不过,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这一水平大致是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储蓄和投资水平将趋于稳定,甚至稍有降低(注:H ·钱纳里详细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下的储蓄、投资、资本流入、政府收入、税收收入、教育支出等项目的积累率,见钱纳里的《发展的型式》第31页。)。[2]不过,20 %左右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是维持经济低速增长的基本条件之一,因为随着设备设施的耗损和技术的加快进步,折旧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经济增长必须依赖持续不断的资本投入。能够肯定的是: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储蓄率开始上升,但很难超过30%,这在欧美国家表现得格外明显。表1 反映了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和储蓄状态,以及不同收入水平阶段的积累状态。不过,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几个国家是个例外,它们的储蓄率常常在30~40%,这可能主要因为东亚文化传统的影响。而美国可能是另一种例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储蓄率和投资率大多低于20%,这种现象在70年代以后更为突出,储蓄率和投资率一般在15~20%之间徘徊[3]。(P202)

表1.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率和储蓄率(%)

国内总投资占国内生国内总投资的年均

产总值的比重(%)增长率(%)

时期 1965 1984 1995 1965—1980 1980—1990

低收入国家 151620 8.8 1.3

中国和印度 222836 7.0 10.1

下中等收入国

171926*8.1 -0.4

上中等收入国

232221 9.0 0.2

市场经济工业国 232121 3.3 4.2

国内总储蓄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

时期 1965 1984 1995

低收入国家 12710

中国和印度 2126

46

下中等收入国

1616

25*

上中等收入国

2326

23

市场经济工业国 2321

2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6年、1992年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其中缺下中等国家1995年数据,用1994年数据代替,用星号* 作标识;市场经济工业国又称为高收入国;低收入国家中不包括中国和印度。

表2.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资金流入(%)

低收入国家 下中等收入国家 上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1970 211-1

1980 81-70

1987 50-20

1992 511-1

1995 611-2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历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的“需求结构”表,原表中的“资金余额”是储蓄率与投资率之差,将数字前的正、负号分别变为负、正号就是资金流入额,即投资率与储蓄率之差。个别年度数据有所不同或不全,引用时作了适当调整。

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总储蓄一般小于国内总投资,资金即资本缺口是经济发展经常面临的问题。资金或资本流入被定义为国内总投资减去国内总储蓄,也等于商品和劳务的总进口减去商品和劳务的总出口。根据钱纳里的分析和各国统计资料,资金流入不仅是一种常态,而且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在人均收入小于100美元时, 资金流入等于投资的25%;人均收入达200美元时,资金流入等于投资的10%; 人均收入达400美元时,资金流入等于投资的5%。不过,资金流入下降与人均收入上升之间的相关性相当脆弱,国家之间的差别很大。从中国看,1989年以前多为纯进口年份,自1990年后大致变成了纯出口国,似乎已经开始了资金流入下降的时期。

对于收入水平偏低的国家,如何使得资金流入转化为国内资本是一个关键问题。人口大国还可能通过政府集中国内资金而进行重点建设,人口小国就只好因人均收入水平低下而使得国内资本形成的供求两方面都存在着恶性循环,进而导致贫穷的恶性循环。国外资本主要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借款。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往往受两方面因素的极大限制:一是投资的制度环境,二是投资利润率,而利润率与生产要素的供给状况、购买力水平、基础设施等因素密切相关。国际借款的使用效率也往往受到这两方面因素的制约。如果借款不能有效形成资本,并推动经济和收入增长,增加国内储蓄,提高边际储蓄率,就不能及时偿还外债,导致外债危机。

第三,政府收入及政府支出呈现出不断增长趋势。一般而言,人均收入水平越高,政府收入越多,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高。从发达国家来看,在上个世纪及本世纪初,政府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往往低于10%;进入20年代,这个比重不断上升,目前已接近50%。发展中国家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趋势,目前政府总收入的比重已接近30%。中国在这方面似乎是个例外:政府统计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1979年跌破30%,1987年跌破20%,1996年为10.9%。然而,同期政府实际获得的收入远不止统计上的预算内财政收入,1991年和1992年预算外资金收入都超过了预算收入;1993年后预算外资金有所下降,但总量仍很可观,且呈递增趋势。此外,各种集资、摊派、收费等“三乱”收入的大部分也成为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资金的来源。如果加上预算外资金和三乱收入等项,政府实际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会保持很高水平,估计将维持在30%的水平。

第四,教育与科技投资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对于本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迅速增长问题,经济学家曾经习惯于用投入特别是劳动和资本的巨大投入进行解释。然而,由于产出增长长期大于投入增长,传统理论只能解释增长总量的一部分,无法回答收益递增的挑战。丹尼斯等人认为,增长总量中的很大部分是源于生产率的提高。乔根森、格里奇斯认为,几乎所有的增长都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舒尔茨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能是解决理论上的冲突,以及列昂惕夫关于国际贸易之谜的关键。贝克尔、卢卡斯等人也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学习、知识积累、教育投资等活动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4]。(P177~187)形成人力资本的途径之一就是政府投资于教育、科技等事业。

衡量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状况的指标有教育和科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即教育投资率和科技投资率,以及入学率和升学率指标。一般地说,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教育投资、小学入学率等指标值呈现稳定增长的势头。据钱纳里等人的统计预测,以1964年美元计算,人均收入200美元时,政府教育投资率已突破3%的比重,小学入学率也突破50%的大关。人均收入800美元时,教育投资率达4%以上,小学入学率达80%以上。

中国在这方面又有一些例外。其一,从教育投资即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看,教育投资率呈下降趋势。在“六五”、“七五”、“八五”计划时期,即1981~1985年、1986~1990年、1991~1995年时期,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2.63%、2.48%、2.19%。其二,从入学率和毕业率上看,小学入学率虽然高达97%左右,但学生流失较严重,毕业率并不高;小学毕业生升初中率在80年代只有70%左右,1993年才突破80%;初中毕业率一直保持在80%左右,1995年为83.4%;初中毕业生升高中率一直在40%左右,1995年为48.3%。由此可见,适龄人口完成初中教育的只有50%左右,完成高中教育的只有20%左右。1985年,低收入国家男女成人文盲率分别为44%和58%,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25%和31%,中国为31%和45%。1995年,低收入国家文盲率为34%,中等收入国家为18%,中国为19%(注:发展中国家入学率和毕业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第637页, 成人文盲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和1996年、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统计资料。)。在现代社会,完成初中教育只意味着具有了基本的识字计算能力,并没有掌握职业技能。中国已有的2 亿成年文盲以及每年占新增劳动人口一半的低文化技能的劳动力,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其三,从科技投资上看,政府科技拨款1990年为124亿元,1996年为273亿元,分别占当年政府财政支出的4%和3.4%。事实上,进入90年代,中国在科技资金投入、研究和开发费用、科技人力投入等方面都出现了一定的下降势头,这已经开始损害中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5]。(PP66~74)

二、国家规模与资金流入

积累受人均收入变动的影响;从更广的背景看,积累受国家规模水平的制约,收入只是国家规模的一个构成要素。国家规模与积累的相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资金流入;积累变化速度;投资及资本的规模和专业化水平。

资本或资金流入是开放经济中经常存在的现象。在封闭经济中,投资只会等于或小于储蓄。在开放经济中,进口与出口、资金流入与流出成了正常现象。按照收入均衡公式,当经济开放时,总需求等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与出口之和,总供给等于消费、储蓄、政府收入与进口之和。假定政府收支相等,再消去消费项,就有了下面的收入均衡公式:

投资+出口=储蓄+进口,即:投资-储蓄=进口-出口。由此在统计上,资金流入就等于投资与储蓄的差额,或者进口与出口的差额。从实践上看,资金流入即纯进口是国家经济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现象,甚至连美国自1976年也成为纯进口国, 连续的贸易逆差使美国自1988年又成为纯债务国。对于发展中国家,因国家竞争力较弱,纯进口与资金流入已成为一种常态的经济行为。从表3 可以看出资金流入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对生产结构的重大影响。进口或资金流入如果能够有效地转化为企业资产,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那么这对经济增长显然是推动力量,落后国家将可能从进口国变成出口国,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日本以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就实现了这种发展过程。

资金流入水平与国家规模之间经常出现一种反向关系:资金流入的绝对值可能随国家规模的扩大而扩大,但资金流入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随国家规模的扩大而缩小。对于资金流入与国家规模之间的这种经验性规则,经济学家似乎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原因之一大约是大国的贸易依存度较小而小国的贸易依存度较大。小国因难于形成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致使国内产品数量少、价格高、种类缺,从而使出口乏术而进口强烈;通过进口促进国内专业化分工和生产,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促使专业化产品出口,如此才能产生良性循环。由此,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对许多中小型国家就可能产生两种结果:如果一国生产要素质量较高,它包括居民较高的文化和技术素质及企业家才能,生产技术较先进,以及由此产生的较强的专业化水平,那么小国利用国内分工和专业化、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差别,就可以以比较优势的专业化产品参与国际贸易,而不必强行发展规模经济的产业,从而使得资金流入和外贸能够促使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反之,如果一国缺乏高质量的生产要素和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国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不发达,那么进口就可能主要是消费行为,资金流入就可能主要是债务负担而不是投资行为。前一种结果以瑞士、新加坡为代表,后一种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结果。

表3 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资本形成

外资部分的比例(%)

国家或地区私人固定资产

制造业

服务业资产

国内总资本形成 投资资产 投资

资产

香港19-

18-

--

韩国2 -

- 19~31 --

马来西亚105~10

19-

--

墨西哥 9 -

- -

76

34

菲律宾 9 -

19-

32

21

台湾4 4

- 6

--

泰国6 4~16

16-

63

43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经济增长的引擎》。表中“-”表示数据不详。

与小国相比,大国因国内储蓄的绝对量较大,这些储蓄即使不足以推行全面发展的均衡战略,也可以推行重点发展战略,而不必完全仰人鼻息。而且,大国有利于竞争、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这无论是实行进口替代还是实行出口导向战略都是一种经济优势。大国由此常常采取一种相对封闭、内向型的全面发展和赶超战略,进口替代倾向强于出口替代倾向,而小国只能采取更加开放、外向型、专业化的出口导向战略。似乎可以说,大国有时反而被大国的相对优势所累,大国因忽视了国际经济的冲击和竞争,无形中弱化了自身的经济竞争能力。中国进入90年代后,长期的外贸逆差变成经常性的外贸顺差,国家储备在1996年底突破1000亿美元,这对于尚处于经济起飞时期、需要进口大量设备和原材料的国家,并不是一件完全有益的事情。

三、国家规模与储蓄水平

从较长时期看,储蓄和投资水平不仅与国家规模有关,而且与国家的制度、经济结构、文化传统等因素密切相关。本世纪下半叶,中国、日本、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的积累率一直居高不下,新加坡、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积累率在最近二三十年也超过了许多国家的水平。从世界范围看,大国可能因为潜在的规模经济优势,可以有效地聚集和使用大量资金用于资本形成;小国虽然缺乏潜在的规模经济优势,但小国也可以充分搭乘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潜在优势,充分使用有限资金用于专业化生产和交易,同样可能取得高储蓄和高投资的经济业绩。至于最终是大国还是小国进入了高积累、高增长的经济发展过程,这就不仅受国家规模的制约,而且受政府政策、人口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本、国际贸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尽管储蓄率和投资率与国家规模之间缺乏明显的相关性,但储蓄和投资的绝对规模、储蓄和投资的效率似乎应该与国家规模有关。由于现代经济活动具有显著的迂回生产特征,在投资和最终消费之间存在着广泛而大量的中间产品和需求,这在工业部门表现得尤为突出,持续不断的投资就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由于现代经济活动具有显著的报酬递增的规模经济特征,规模经济一般与大量连续的投资和生产有关,大规模的投资就成为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因此,大国容易积累大量资金用于支柱产业、主导产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规模经济再加上有效的投资管理就可以实现投资的高效率。比较而言,小国难以形成投资和生产上的规模经济现象,狭小的市场也不利于投资者之间的市场有效竞争,如果小国再实行封闭经济政策,那么小国的投资就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更难以提高投资效率。

小国由于受经济规模特别是市场规模的限制,难以进行大规模、高效率的储蓄和投资活动,这最终极容易导致小国依从于国际经济特别是大国经济的既有分工格局,小国成为大国分工的附庸而不进行大规模的积累。然而,基础设施服务因其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它往往要由政府统一提供,政府必须在基础设施服务上进行大量的储蓄和投资,这就带来了小国政府储蓄和投资上的尴尬行为:一方面,小国人口数量不多,在同等收入水平时,小国政府的收入和投资必然偏小;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必然要求政府投资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公共基础设施具有投资规模大、收益回收慢、外部效应强等特点,这种特点大国小国概不例外;由此,大国小国政府都必须筹集一定规模的资金,这就可能导致小国政府的积累率大于大国政府的积累率,而小国政府的投资效率低于大国政府的结果。钱纳里等人已经观察到了这一现象,许多统计资料如世界银行的年度发展报告也显示了这种积累趋向(注:钱纳里等人观察到了大国与小国的积累率特别是政府收入的差异,尽管对这种差异还没有充分揭示,表述上也不统一。见《发展的型式》中译本第43、92页。从世界银行《1997世界发展报告》表14中央政府预算中,也可以看到政府收入与支出在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差异。)[6]。

收稿日期:1999-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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