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及其对上海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其对论文,启示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问题一直是大家所关心的。发展当然包括金融发展。这里，我想从实务的角度介绍一下国际金融和金融部门的一些情况，同时谈一谈金融领域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特别是对正在努力成为金融中心的上海可能产生的影响。
金融业的纵深发展：全球化、衍生工具、监管
近几十年来，世界金融部门的规模有了惊人的增长。现代金融公司充分利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和通讯方式，在革新方面一马当先。金融全球化的步伐快于以往任何时候，金融活动在许多国家之间几乎是畅通无阻地展开。
金融的国际化产生了特别重要的影响。在发达国家，20年前外国金融资产和负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80%，而最近的数据显示，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220%以上。尽管过去几年股价有所下跌，然而国际股权持有量的价值仍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0%。另外有数据显示，2001年，世界范围内的跨境银行贷款和存款存量为9万亿美元，跨境证券投资存量为12万亿美元，等于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发展中国家大多是资本的净进口国，他们所负的外债也有大幅上升。尽管过去几年来整个债务存量、特别是银行贷款有所下降，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却持续上升，从1990年的大约2500亿美元增至2001年的累计1.2万亿美元以上。此外，全球化的影响不仅反映在这些总量数字的增加上，也体现在全球资本价格、利率、股价日益同步变化的程度上。
在所有的金融总量数字中，包括期权、期货、掉期等许多种类的金融衍生工具发生了最为显著的增长。仅在过去5年中，全球衍生工具合同的名义金额就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173万亿美元，等于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5倍以上。显示金融全球化加深的另一个标志是：仅与外汇有关的合同就在这个总数中占18万亿美元。
用于对这些金融活动进行官方监督的资源也有所增加。在这方面，全球化出产生了重大影响，表现为金融市场监管机构成立了各种国际性委员会，负责监管银行、保险业、证券市场、支付安排、反洗钱等领域。这些委员会都为所在领域制定了国际标准及行为准则。然而，实施监管的耗资巨大，仅以银行业为例，全世界监管机构雇用的专业银行监管人员估计在2万人以上。这还不包括受监管银行为监管事务所花赞的开支。
金融部门的发展是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想提高生产率和就业率的国家都力图使本国的金融系统达到“最先进水平”。这样做是正确的，企业部门的健康当然有助于金融部门的健康。但同样重要的是，金融部门的健康也有助于企业部门的健康。许多研究，包括世界银行的研究都证实：有深度、高效率的金融系统育助于全球和地区的经济增长。
金融业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有几个主要途径。首先，金融业必须筹措、动员储蓄。但这只是最基本的要求。此外，金融公司和金融市场还把资金分配到回报率较高的用途上；他们负责监督企业如何使用贷款，并通过共同分担和重新包装的方式来改变风险。金融业还向经济实体提供重要的价格信号，使他们能够作出明智的商业决定。
正是这类深层次的金融职能，才具有真正巨大的增值作用。在中等收入和较发达的国家尤其如此。所以，虽然有了自动取款机(ATM)、先进的电子汇款、世界范围内信用卡的使用等多种节省劳动力的发明，但金融部门仍然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
金融部门在不同领域采用不同途径来行使上述职能。所不同的是，较发达的金融系统往往更有效地发挥这些不同途径的作用。
在金融系统较发达的国家，股市投资者主要依靠公开信息来评估上市公司的盈利机会。因此，如果企业的业务状况广为人知，组织管理比较严密，财务报表透明而可信，就特别适合在股市进行融资活动。如果企业的业务状况良好，但透明度较低，并需要不断检测，往往会更多地依赖于银行。银行贷款员负责收集关于企业债务信用的必要信息，并通过所收取的利差来收回进行这项工作的成本。有些企业风险度很高，既不适合在股市融资，也不适合从银行贷款。这种企业可能最适合风险投资者，因为此类投资者能够通过拥有股权施加一定程度的控制，而且能够用这些风险投资所获得的高额利润来弥补另一些风险投资所遭受的损失。
以上分类当然只是一个缩影。随着金融业的日益发展，金融公司还会作出内容更广泛的分工。金融体系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有可能出现专门从事某项业务的专家，去开发更多、更新且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
当然，即使有了各种各样专业化的金融中介，要找到各方面需求都吻合的借贷双方，也并不容易；借款人需要资金的期限很可能对贷款人不方便，也可能贷款人无法提供借款人需要的货币。正是为了解放这个问题，衍生工具应运而生，并经历了速度惊人的发展。简单地说，衍生工具的基本作用，就是使借贷双方能够拆卸金融合同，然后组合成符合所有参与者需要的金融产品。衍生工具的飞速成长还得力于近十来年才出现的尖端计算机化系统。世界银行是使用衍生工具的先行者之一。使用这些工具可以帮助市场参与者对冲风险，并使资金的偿还期达到最大限度的吻合。
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创新金融方式能使许多经济参与者受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衍生工具和其他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金融创新方式，使中小型企业能够获得更多信贷的渠道，并使住宅拥有者得以降低抵押贷款的成本。换句话说，衍生工具等新的金融工具并非只是专属于大公司、大银行。
在电子通信时代，金融业的全球化程度超过了其他领域。这并不难理解。要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必须使他们获得必要的信息。如今这类信息借助高度发达的通信技术在全世界随时可得。许多服务的跨国界提供几乎不需要运输成本，国际风险分担给各市场参与方带来了很大好处，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然而，金融业规模的扩大、技术的提高、全球化的实现，并非一帆风顺。过去几十年来，世界上发生了多次银行倒闭风潮，倒闭者包括一些规模和名气都很大的银行。过去25年，在93个国家至少发生了117起全系统的银行业危机。平均而言，这些危机造成的损失高达所在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6%。据世行估计，过去25年，在发展中国家清理这些危机而花费的预算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数额大致相当于同期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用于国际开发援助的总金额。
1997-1998年，以东亚为中心的金融危机只是上述风潮之一，但也是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这次危机通过投资者传播的某种波及效应，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但在此之前，已经出现过这种国际波及效应，那就是1994-1995年源自拉了美洲国家墨西哥的所谓有“特奎拉”危机。这种波及效应显然是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一个令人担忧的特征。不久前发生的阿根廷危机，也殃及到邻国乌拉圭。只不过因为后者影响较小，未引起国际媒体、金融市场的注意。
此外，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代表的先进技术有时也被滥用，从而造成了一些问题。非金融企业使用的衍生工具，有时过了线，不再是对冲风险，而变为赌博。有时工作人员并不完全了解某些衍生工具所附带的风险，如涉及信用的衍生工具筹。但有时问题则是工作人员对所做的事完全清楚，却故意隐瞒实情带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衍生工具的复杂性使一些人有机会在会计方面做手脚，例如美国能源公司安然起初就是在交易中钻这种空子，致使企业最终破产。
因此，金融虽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决策者决不能放松对风险的管理。金融历来与风险相关，不论是正常的金融和经营风险，还是比较难以预测的商业和政治风险。只不过在过去，风险不像现在这样明显罢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把金融资本市场比作凶猛的海洋。回过头来看，近年发生的经济危机都是由金融部门危机、银行业危机或货币危机引发的，或与其有关。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样的监管政策才能既限制金融带来的风险，又使金融能够支持经济增长。
从国际验来看，需要突出强调两点：首先，必须保证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维护稳定，其中包括有效地管理汇率、储备、债务方面的政策。放开的金融系统往往会对宏观经济状况不稳定作出强烈反应，甚至仅仅因为有下稳定的感觉，也会作出强烈反应。这样一来，最初的震荡可能被放大，而且可能会造成旷日持久的经济萧条。反之，如果财政政策健全，金融业的动荡就比较少见，而且即使发生，持续时间也较短。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我们特别强调奉行正确宏观政策的重要性。
其次，随着各国金融市场日益紧密相连，高质量的监管制度在维护稳定方面日益发挥关键作用。在这方面，人们的认识这几年有了很大提高。有些人一度对金融监管不以为然，轻则说金融监管是“照本宣科”，重则说金融监管会扭曲金融市场。但这并不是国际监管机构目前提倡的监管制度。要维护金融的发展与稳定，最佳的监管方式不是猜疑银行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的每个决定，而是建立激励措施和信息系统，让市场参与者自己作出能降低风险的选择。如果说这几年来金融领域里有一些新发展，那就是监管必不可少，必须加强。
当然，与世界上许多事情一样，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制度、正确的激励措施，保证信息的可靠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例如，在公认为世界金融系统最先进的美国，安然等事件仍然反映了提供会计信息方面的弊病。这个事件还表明：对金融业的监管是一个动态过程，监管者必须注意可能削弱现行规则效力的变化。美国金融系统的激励措施曾经效果良好，然而这个系统的变化以及激励措施的作用，造成了一系列舞弊现象，其中不乏股市泡沫的影响。监管当局实际上没有及时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只注意到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行规则和程序，而没有注意其背后的激励措施。难怪有人说，实际上，他们只要看一看某些会计师建造的豪华宅院，就能发觉苗头不对。毫无疑问，由于安然事件的发生，监管者正在日益要求市场参与者遵守某些广义的原则，而不是机械地使用会计规则。
显然，要使相对封闭的金融系统发展到相对开放，这个过程带有更高的风险。经验表明，如果在放开金融监管方面选择错误的顺序，就有可能造成十分危险的局面。短期债务可能迅速膨胀，而监管者没有足够的风险管理经验来应付由此产生的波动。在金融改革的顺序方面，有一些众所周知而容易实行的基本规则：如先放开国内金融系统，然后才放开对外金融活动；先允许外固直接投资和长期资本流入，然后才允许短期投资；先放开贷款利率，然后才放开储蓄利率；先使国有银行拥有足够的资本，然后才可实行包括私有化在内的必要改革等。但是从我们在100多个国家的工作实践来看，现代金融系统错综复杂，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必须也只能采取“原则坚定、措施灵活”的做法。许多国家发现，某些规则变得无法实施，或者太容易被钻空子，因此不得不放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常常是由于全球金融系统带来的强大影响力。
即使是规模最大的新兴金融系统，在国际上一比较，仍然显得十分渺小，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全球金融的巨大影响。在所有新兴经济体当中，除中国之外，只有巴西的金融体系在全球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达到1%，世界金融总值的大头仍都在发达国家。即使将所有亚洲新兴市场相加，他们2001年底在国际股市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只有区区5%；其债务证券只占全球总值的3%；银行资产占8%。因此，一旦出现全球金融动荡，新兴经济体很容易被巨浪吞没。实际上，世界上约三分之一的国家银行系统的资产总值不足10亿美元。另外三分之一的国家不足100亿美元。只有6个国家的银行系统的资产总额在1万亿美元以上。
总之，这十来年金融的发展，其特点是国际化、金融工具的衍生化和对监管的新认识。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国的情况和上海的机遇
中国的银行体系规模较大，此外还有两个规模不小、活力与流动性较高的股票交易所。但债券市场迄今尚未获得足够的发展，而且流动性较低，例如，中国债券市场的总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左右，低于大多数亚洲国家。但是，如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银行业在金融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最为引入关注。除了一些离岸金融中心之外，中国银行系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可以说高于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国际经验表明，有深度的银行系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银行业的深度被视为金融业总体发展程度的标志。
如果具体观察中国的经历，就能看出，中国金融系统的资源配置也许并不符合这条规律。一个迹象是省级经济增长率与省级拥有的金融资源比例并不一致。研究发现：在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具体而言，各国的经历显示，越是繁荣和增长速度快的国家，其金融业的深度就越高。而中国各省的经历却相反。如在广东及河北等经济增长轻快的省份，银行储蓄总额与本省产出的比例较高，分别为155%和96%，然而国有银行向这些省份提供的信贷额却相对较低，占这些省份资本总额的58%到59%。相比之下，对于青海和宁夏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信贷与该省产出的比例相对较高，均为100%以上，但这并没有使这些省份的增长率获得相应的或同步的提高。当然，上海以及北京、天津不在此列，这些城市的银行贷款率很高，而且属于中国最富有的地区之列。尽管如此，这些例外的情况更突出地显示了其他各省存在的差别。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显然与中国银行业以往在管理和运作方面以产业政策和行政主导作为授信标准，而不是根据商业核算采授信有关。用这种方式发放信贷，从政治或社会角度可以理解，但会付出不小的经济和金融代价。
好在近年来中国银行业已经发生许多变化：资本／资产比例有所提高，正在努力解决过去遗留的不良贷款问题，下决心根据商业标准提供新的贷款。令人高兴的是，包括四大国家商业银行在内的各家银行都在积极寻找新贷款客户，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家庭贷款客户，不仅包括住房贷款，还包括汽车贷款。据报道，四大银行的消费贷款已从1%上升到约10%。
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服务业之间的传统界限在日益缩小。银行正在寻求向客户交叉销售产品，可以预料，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的旧有界限也不会维持太久。有几家新的公司已经试图建立混合型金融和工业集团，监管当局迄今对此类企业采取了适当的谨慎态度。把银行业务与商业活动合为一体，有可能造成利益冲突并降低会计透明度，监管当局有理由对此感到关切。
上述变化既给中国带来了挑战，同时也创造了机遇。对上海而言，机遇是主要的，但风险度也会随之上升。这些风险可以通过适当的监管措施加以控制，例如控制对新领域贷款过度，避免出现经济过热的现象。临时采取这些限制措施是适当的。但国际经验显示，此类限制措施的有效性会逐渐下降；如果限制措施过于严格，就更是如此。
趾上所述也适用于金融部门的不同领域，如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管理、保险服务和养老金等基金管理之间设立的监管屏障。允许银行为股市活动融资当然会有风险。但是应该看到，以谨慎的态度允许银行与其他金融部门达到足够程度的混业经营，已成为现代金融业务的既定方式，正如以上关于使用金融衍生工具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混业经营对上海这样的金融中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金融中心往往是整个经济体中各金融部门汇集最多的地方，其中包括有组织的证券市场及其辅助性活动、保险业、外国金融公司，等等。如果银行业与广义资本市场过于隔绝，就可能对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及效率产生不必要的削弱作用。这样就会妨碍整个金融部门的发展，使它不能有效提供增长中经济体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因此，关键是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值得强调的是，在努力发展金融部门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数量和规模，还必须重视质量和效果。
展望未来，银行和金融部门对中国整体发展的贡献必然增大，其影响在生产者服务业最集中的大城市将最为显著。在长江流域，上海金融系统的日益发展将成为下一阶段工业化的主要动力，也将促进服务业经济的迅猛发展。
上海在中国金融业发展过程中日益发挥着关键作用。上海目前是中国最大的银行业中心，而且是中国国际金融业务的中心，已拥有约61家外国银行的分行以及数目大致相同的中国银行分支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已发展到颇为可观的规模。有统计数字表明。上海交易所的总市值已位居世界第13位，约相当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0%。当然，在这个总市值当中，很大一部分仍然由各政府部门直接或间接掌握。上海地区还集中了大量保险业务和其他金融活动。
为了提高竞争力，上海正在执行一项范围广泛的中期战略，要重点发展信息技术和高科技行业，通过提高物流能力，加强上海作为区域交通枢纽的能力，大力扩展服务行业，尤其是高附加值的生产者服务业。这项多头并进的战略，将带来迅速而稳定的经济增长，而且使上海的经济重心转移到收入能力更高和就业前景更好的经济活动上来。如能实现目前制定的目标，那么到2010年上海国内生产总值的60%很可能将来自于服务业，其中一半以上将来自于生产者服务业，其余将来自于包括运输、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科技含量较多的工业。而技术含量低下的制造业将从上海转移出去，在内地寻找比较有利的落脚点。为了实现上海经济结构的这个巨变，需要同时改造和发展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以及相关的法律、会计、审计活动，以便使资源和技术能有效地转向高科技制造业，物流业、城市基础设施。可以说，上海能否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将会直接影响到上海能否充分实现其他各项战略目标。
在这方面，中央政府在金融等领域实施的改革是积极的，有利于上海银行业和金融业的成长。此外，上海为了成为区域性金融枢纽，已经致力于加强几个有辅助作用的优势。上海工业基础雄厚，出口成绩卓著，具备亟需的经济动力。上海利用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实行鼓励政策、建立经济园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于制造业、生产者服务业、房地产业、研发设施等领域。这种资本流入显著增强了金融业的实力和后劲。通过大力投资于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业、文化设施，上海对国际商业界的吸引力大为增强；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还有利于吸引流动性很强的知识型劳动力，而这些人对未来高科技的发展将发挥决定性作用。由于上海积极投资于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海与其他国家以及本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已变得更加紧密。这样做，也有利于吸引寻找合适地点建立区域总部或全国总部的那些国内外企业。
此外，上海地处广阔而繁荣的长江流域，而且正在带头加强沿海城市经济与内陆经济的一体化，这都有助于金融业的发展。如果将流动人口计算在内，上海已成为东亚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都会区。另外，上海周围地区包括宁波、杭州、南京等大城市，人口接近6000万。看得更远点，随着现代公路和铁路网的扩展和改进，从上海出发，最多只需要两天，就能到达拥有近6亿人口的市场。有人估测，这个市场有可能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三分之二。因此，这是个巨大的市场。开发和实现这一市场仍需要金融领域的发展和支持。虽然在金融领域进行关键性改革以及建立机构框架，仍将属于中央政府的权限，但上海市政府在实现上海金融目标方面，有许多事情可做，其中包括加强基础设施投资、精简市政规则等。
总之，金融促进发展，发展需要金融，中国金融正在进步，上海金融机会难得。
金融发展为城市发展服务：把上海建成国际都市和世界一流的金融中心
由于改革不断深化，经济日益开放，加上现有的种种优势，上海将有更多机会参与并受益于国家和市级金融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在银行业，上海的突出地位必将进一步增强。尽管分行工作人员仍需接近客户，但现代银行业务日益注重集中决策。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每家银行的内部运作上，而且体现在银行的地理位置上。像上海这样的金融中心，必将日益成为银行业关键职能部门的所在地。不论银行的总部是否设在这里，银行将日益选择将财务部门以及银行的其他决策中心设在上海，充分利用这里的技术能力和市场信息以及汇集效应等种种优势。关于外国银行的竞争威胁，有人议论不少，也不断发出忠告。不可否认，外国银行的确会使本地银行日于过得不那么舒服，但不要过分担心。随着外国银行的到来和积极参与，本地员工将能掌握更多专门技能，并将促使中国的银行不断提高业务技术水平，同时保持有竞争力的成本和运作方式。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国际上来看，没有任何城市或国家是在排斥外国银行和国际参与的条件下能够成为或自封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实际上，在上海生活、工作的外国人，从上海作为国际都市的角度来衡量，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加强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能力建设需要从多方面加以努力，包括采取多种政策性措施，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为中国大规模扩建基础设施提供足够的资金。毫无疑问，这将是中国未来25年的一个重大事项。巨额资金，仅仅在今后十年间就需要几万亿人民币，因此绝不可能用即期税收来支付。与以往的建设费用相比，与中国经济的规模相比，与中国的财政资源相比，这都是一笔庞大的资金。为了筹措规模巨大的基建资金，同时尽可能节省成本，实现多方承担风险，就必须以最佳的方式分担风险。单靠预算支出难以满足基建投资的需要，也不能单靠向需要政府直接或间接担保的承包商提供传统的银行贷款。
目前，中国各级政府正在并将继续寻找既能降低融资总成本、又能减少所承担风险的融资形式。达到这两个目标的一种有吸引力的融资方法，是出售与项目有关联的市政建设债券。这样的融资工具在国际上是比较成熟的融资手段，但在中国尚未广泛使用，在地方上更是不容许。根据设计，这种债券的偿还期和收益率与项目的现金流量挂钩。虽然这种债券只代表一种类型的解决方案，但可以想象，上海在这个领域可以捷足先登。这项业务将为金融公司、律师、专业技术人员带来各种商业机会。此外，它还将带来各种各样的辅助性活动，比如，发行证券的各级政府以及监管当局，也需要相关的专业咨询服务。
参与金融交易的主要方面包括：发行方、持有方、组织方、提供交易设施的证券交易所等，其中每一方都将需要众多高薪工作人员。这些人有充分的理由获得合理的高薪，因为他们具备高级专业能力，能够评估风险，并确定风险应如何影响债券价格。其中有些人的专业可能是起草合同，以便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的情况，防止发生可能的意外不利情况。另一些人可能擅长设计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以便拆分和重组风险，满足买卖双方的需要。
从其他金融中心的经历来看，上海不太可能在短期内从本地找到具备上述技能的专业人才，不妨从其他已从事此项业务的全球金融中心招聘专业人员以弥补不足。在上海的外国金融公司，也可利用本机构的专业知识，在这方面提供帮助。上海则可以引进的专业人员为核心，积累经验，实现创新，不断发展。这个过程最终必将有助于使上海成为国际上有关这种产品以及其他产品和领域的专业技能来源。同时，还要看到如同工业生产那样，卖产品、卖技术、卖品牌，直至卖标准，有一个逐步的不断提高的过程。其他全球或区域金融中心，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历程。
当然，虽然前景灿烂，但并非轻而易举，尚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有些先决条件也需要满足。再以项目债券为例。要创造适当的条件，使发行方真正能以合理的收益率方便地出售此类债券，需要完成许多基础工作，如建设与其他先进金融中心相匹敌的清算和结算系统。
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平稳运行，还是新式金融工具的高效使用，都离不开有效、透明、公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因为它们是决定金融系统能否正常工作、金融市场是否有序守法运作的关键因素。许多法律和规章制度必须在全国实行，因此需要由中央政府颁布。然而，相当一部分筹备工作，以及对分行和交易活动的大部分后续监督工作，则可以在上海进行。因为，市场在这里，专业人员也在这里。
我们常说，市场经济需要加强法制。法制在这里包括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并且要确保有充分可靠的信息。只有这样，投资者才能感到放心，从而投入更多的资金。毫无疑问，过去十几年来，国内市场活动飞速增加，有时超过了监管制度的控制能力，出现了一些舞弊现象。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强调的是，上海要最终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就必须在监管能力和可靠性方面树立良好的声誉。还应看到，光我们自己认为已达到这个标、那个标，是不够的，必须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投资者的认同。
因此，诚信可靠，讲究商业道德，拥有一定的技术能力，这些不仅对国家金融系统的发展至关重要，也是建立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根本和基础。这方面如果有缺陷，那么税务优惠再多，保密条件再好，也无法补救。实际上，由于全球都致力于反洗钱和制止资助恐怖活动的工作，加上经合组织国家要求消除有害的税务竞争，依赖提供税务优惠和保密条件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这方面，国家的利益和上海的利益是一致的。上海通过成为全国性金融中心，可以改善其中期发展前景，从而大步迈向成为世界性城市的长远目标，届时，上海的金融服务将走出中国、迈向世界。为了实现这项长期目标，同时满足全国经济稳步增长的需要，中央政府和上海市政府都有很多事要做。
中央政府需要解决的政策性事项，涉及经济的总体结构、经济开放及与国际接轨，其中包括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实现货币可兑换、放开资本账户、加强与金融业有关的监管机构及法律机构。结构性改革也将从几个方面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和灵活性。例如，加强民营部门的作用，推进国企改革，增强服务业企业的发展和竞争力，鼓励新企业进入市场，发展竞争环境，消除全国经济一体化的障碍，从而实现资源的高效率分配。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压力，中国必须继续协调一致地贯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
其他全球性金融中心的经验表明，与国际市场接轨，实现货币的可兑换，最终放开资本账户，是建设和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很重要的条件。当然这要深思熟虑，事先要做好机构方面的准备工作。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突出显示了准备工作的重要性。令人高兴的是，通过不断深化金融部门改革以及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已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尽管进展仍是逐步的。
中国正在建设应有的市场和法律机构，并对银行业实行改革，以便使中国的银行为应付更开放的经济做好准备。新成立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就是这方面的良好开端；此外，对国有企业作出的新的机构安排（如新设立的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也将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增强许多银行贷款客户的财务状况。
除了实现规章制度本身的现代化之外，政府还需有效、统一、透明地实施已颁布的各项规章制度，而发展这种能力的难度更大。要看到法制不只是要立法，也不是法越多越好，而是意味着要执法，要树立市场参与者的法律观念。
要使上海成为先进的金融中心和世界性都市，除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外，上海也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在努力创新的同时，做好基础工作，其中至少包含四个方面。
第一，有关省市如能协调一致地推进长江流域的一体化，将使一系列经济活动获得更高的回报，从而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这就需要拆除现存的商业壁垒，加强多种交通工具联运的能力。
第二，上海大都会地区目前的经济活力主要来自于工业经济，应当通过对技术人才和研发活动的投资来促进高科技制造业的进一步繁荣，从而保持这种活力。虽然生产者服务业在上海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成分将不断上升，但这些行业的活力仍将与实业部门的需求和对实业部门的服务有关。
第三，如能从战略的角度管理对物流业的投资，上海就能在对全球化日益重要的各服务行业中巩固地位。良好的物流服务是现代生产设施联网、降低库存量、实施准时制生产的基石。
第四，必须不断投资、改善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继续改进城市的生活坏境。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吸引知识型劳动力、发展创新性行业、从本地和外地吸引足够多的知识型劳动力，提高生产发展的价值含量。
上海在过去14年中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瞩目的，它的地位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最先进的工业中心。通过利用已经获得的各种优势，上海有能力成为世界一流的金融中心——一个服务于上海自身和挖掘长江流域的潜力，并向本地区以至全世界提供服务的中心。虽然这方面并没有一个可供上海照搬照抄的模式，但上海已有了一个令人乐观的基础。目前最大的挑战，是按既定方针走下去，干下去，认认真真地干上十几年、几十年。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基于国际经验，中央和上海市政府可采取进一步改革措施，帮助上海尽快实现这项目标。这些改革措施包括：
——促进经济开放，鼓励外国企业进一步进入金融和服务行业，并为它们创造更好的营运环境；
——支持金融企业扩大规模和实现多元化，并建立相关机构来协助这个过程；
——逐渐减少市场壁垒和扭曲现象，加强市场竞争，增强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创新能力；
——提高金融交易和会计程序的透明度，同时加强监管工作；
——加强高级人才资源的开发，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从而充分利用金融发展在资源配置方面带来的好处；
——稳步改进城市环境和运输设施，满足建设世界性都市的需要；
——不断改进法治状况，包括立法和执法，真正实现有法可依、违法必纠的局面。
当然，做到所有这些谈何容易。但上海是一个有能力完成宏伟大业的城市。上海已有坚实的基础和相当强的实力，问题在于：如何多快好省地实现既定的目标。如同经济本身的发展一样，虽然制定优先次序在金融部门的发展过程中是必要的，但均衡和协调的发展将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最佳保障。这对希望后来居上或尚在转轨的金融中心来说，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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