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性活动”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隐而不显的哲学前提和基础，这一原则的形成吸收了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因素。马克思首先站在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则的基础上批判黑格尔“自我活动”的“非对象性”，又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拯救被费尔巴哈忽略的“活动”原则，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同时理解为“对象性活动”。同时，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一般的意义上谈论“对象性活动”，而是将“对象性活动”诉诸现实劳动，将劳动的实现诉诸“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进而将真正的劳动规定为占有了对象本质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揭示了“对象性活动”的真实含义。
［关键词］对象性活动；感性对象性；自我活动；劳动
“对象性活动”作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重要概念之一，在学界受到的关注始终与它本身在《手稿》中的重要性不相匹配。相比之下，人们过多地将注意力放在《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上，对“异化劳动”理论的研究和讨论远远胜过对“对象性活动”的关注。但是，细读《手稿》我们发现，实际上，要理解“异化劳动”必须从“对象性活动”出发，“异化劳动”作为《手稿》中的重要成果和结论，其本身也应得到合理的解释，而“对象性活动”正是“异化劳动”的哲学基础和前提。正是通过“对象性活动”，《手稿》中的马克思完成了哲学原则的转变，这一重要的转变直接影响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实践”概念的创生以及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创立，本文就《手稿》中“对象性活动”的真实含义做初步的探讨。
刚果(金)位于中非刚果盆地，地质上位于刚果克拉通西南部。该区地层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古老基底以加丹加系为代表，自下而上分为罗安群、恩古巴群和孔德龙古群，分布较广；盖层主要由显生宙卢阿拉巴-卢比拉什岩系、卡拉哈里系、新近系和第四系近代冲积、残积、坡积层组成[7-8]。
一、感性对象性与对象性活动
在《手稿》中，马克思最初作为哲学基础的是承自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他对事物、现实、感性的理解都来自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认为，“感性”首先是人的感觉、情欲，“感性”就是“现实性”，“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1］(P211)，“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1］(P210)。感性的现实性必须是现实的实存，必须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哲学研究应该从现实出发，必须以感性为基础，而要以“感性”为基础，就必须将“感性”理解为“对象性”。现实的人作为现实的主体，是感性对象性存在物，有自己的感性对象，就应该理解为受动的——是感性的，也就是受动的。在这一点上，人与动植物并无二致，都是自然存在物，即受自然制约的存在物。换言之，人作为现实的存在，首先是感性的存在，实在的存在；人作为现实的主体，有着自己外在的感性对象，被对象规定，同时也是受动的存在。进一步说，主体与其对象之间是一种相对应而存在的共生关系，主体只有借助现实的感性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存在，只有在自己的对象中，主体自身才能呈现出自己本来的样子；对象是主体自身本质的体现，离开了对象，主体就不是一种真实的、现实的存在，而是虚假的、抽象的存在。
对费尔巴哈的上述判断，马克思深表认同，在《手稿》中马克思处处发挥了这种“感性对象性”的原则。马克思赞同哲学必须从“感性”出发，“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1］(P194)，人“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1］(P191)，同时将“感性”理解为“现实性”，将“现实性”具体化为现实的、实存的人，人作为现实的主体，是感性的，也是受动的存在，人必须在对象中确证自己的存在，证明自己的“现实性”，对象就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1］(P191)。不以对象而确证自身存在的人，就是非存在，就是抽象的、虚假的人，就是“非现实性”的存在，马克思将其表述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1］(P210)因而，人就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这种“对象性”就是“现实性”，就是感性。至此，马克思对感性、现实性、对象性、主体与其对象的关系的理解都承自费尔巴哈，在许多概念的使用上，马克思都与费尔巴哈如出一辙，尤其体现在对“类”概念的使用上。
通过对直线电机在线监测系统的组成进行分析，得到影响数据质量的因素为：①由传感器本身的测量不确定性造成的差异；②由传感器周边的强电磁干扰造成的数据差异；③由车体震动造成的气隙值与震动位移值之间的叠加；④由轮轨关系导致的检测值波动；⑤由综合因素造成的测量毛刺。
马克思能在哲学原则高度上推进，黑格尔的辩证法功不可没。“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1］(P205)，费尔巴哈将这种“扬弃”仅仅理解为对神学的恢复，马克思却从中看到“扬弃”的积极意义，看到了一种过程、发展。“扬弃是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1］(P216)，黑格尔在“外化”或“异化”的意义上描述“扬弃”对象性的本质，从而占有对象性本质的过程。自我意识的“扬弃”就是自我意识的自我外化、对象化，由于自我意识以自身为对象，所以这种“扬弃”不过是自我意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运动。而马克思从中发现了抽象主体之外的“自我创造活动”的合理因素，因为对现实的主体——现实的人来说，人要改造外在于自身的对象，将其变成“为我的存在物”，就必然要将其自身的本质对象化，只有通过这样的对象化或扬弃，才能将对象的自然力量转化成为人所用的属人力量。这种“自我创造的活动”就是现实的人从事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就是“对象性活动”。
在费尔巴哈用“意识”来区分人与动物，来解释主体与对象关系的地方，马克思看到了人的另一种“类本质”——劳动。“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P163)马克思认为，人的“感性”不限于表现为意识的能动性，人的“现实性”不只是人能够以现实的他人为对象，人的“对象性”也不仅是通过“爱”来连接与自然、与他人的关系。人作为对象性存在，从事的生产活动，是现实地创造并改造了对象世界的能动活动，这种对象性活动才是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现实体现，才体现人作为“类”的本质，是属人的类生活。在这种对象性活动中，通过直观的“爱”认识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就显得抽象得多。正是加入“活动”原则，马克思才将人的“类本质”规定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有了“活动”的能动性，人的活动因而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虽然《手稿》中马克思依然使用费尔巴哈的“类”概念，依然拥护“感性对象性”原则，但是，由于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的不可忽略的“活动”原则，在不知不觉中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已经走到了费尔巴哈的前面。
对“活动”原则的重视使马克思不自觉地走出了费尔巴哈的视域。费尔巴哈的“类”概念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性对象性关系而对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指称。他要表达的乃是每一个人不仅是个体性存在，同时还是“类存在物”即社会存在物。［3］(P24)这极其重要地启发了马克思，但是，费尔巴哈在理解人的社会关系时却诉诸“直观”，这使人的社会关系在费尔巴哈那里再度陷入抽象。而通过“对象性活动”，被“直观”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在马克思的解释中才表现得更现实、更鲜活。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在对象中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因而人进行的生产活动，就是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在生产活动中，不仅创造着自己的生命，塑造着自己生命的本质，这种活动作用于对象世界，同时也改变着对象世界，使对象世界打上了人的印记，体现着人的本质。同样，人的创造活动中也体现着对象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二者相互影响、相互规定，在人的创造性活动中，人与自然的感性对象性关系体现为活动着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关联理论的核心就是寻求最佳关联性原则,即人类的交际行为都会产生一个最佳相关性的期待,接受者要确定交际者的交际意图,就必须在交际双方共知的认知环境中找到对方话语和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通过推理推断出语境的暗含意义,从而获取语境效果,达到交际的目的。
由此，人与人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也可以作此理解，人生活在由人与人连接而成的社会中，人在社会之中，社会由人构成，社会塑造着人，人也改造着社会。人通过在社会中从事的活动证明自己的存在。在社会中，人的活动就是人的存在，人在进行中的活动就是人的现实存在。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也因为这种活动而处在不断的生成、更新和发展中。人作为现实的主体，本身就是感性的对象，在对象性的关系中不仅通过对象肯定自己，也通过占有对象进行创造性的能动活动，改造自己的同时也改造对象。如此，人既是一个对象性的因而是受动的存在，人又具有创造性，能从事能动的活动，这两个规定性使人可以被表述为从事“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人作为一种从事“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就其现实性而言，他是感性对象性的存在，处在感性对象性的关系之中；就其作为能动的生命存在而言，他是具有自我创造力的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现实的、活生生的活动”。
马克思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正是因为《精神现象学》是“关于意识的经验科学”，描述的是精神将自身的诸环节在意识中展开、发展和复归的过程，因而黑格尔只能为历史运动呈现一种思辨的、逻辑的表达。而在黑格尔将“主体”规定为唯一的、抽象的“自我意识”的地方，马克思将“主体”理解为“现实的人”，又将“现实的人”不仅理解为费尔巴哈意义上“感性对象性的存在物”，马克思吸收黑格尔“自我活动”的合理因素，同时将“现实的人”理解为从事自我创造活动的对象性存在，这种活动是感性的、现实的，因而是活生生的活动，因而现实的人就是一种“对象性活动”的存在。
二、自我活动与对象性活动
东北四省区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工作的实施，探索了农业灌溉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技术政策与管理经验，为开展国家水资源论证管理立法、加强全国农业节水灌溉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管理闯出了一条新路。
马克思恢复黑格尔辩证法中“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合理因素，认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P205)。马克思肯定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1］(P205)，但是，黑格尔只懂得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这提示马克思应该吸收黑格尔的“活动”原则的合理性，同时避免陷入对劳动抽象的、精神的理解，转而从现实的、具体的生活中去理解“劳动”，将“劳动”从天上拉到人间，在现实的对象世界中去理解感性的、现实的劳动，而这种“现实性”是黑格尔未曾涉及的，因而马克思需要在别处寻找理论依据。《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得益于他对国民经济学的关注和研究，在国民经济学中，加之以前讨论过的“对象性活动”原则，二者构成马克思形成自己独特劳动观的必要因素。
马克思对“活动”原则的自觉来自对黑格尔“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的重新理解，马克思“对象性活动”原则的形成部分源于对黑格尔“自我活动”批判性的反思。在《手稿》中，马克思高度评价费尔巴哈的功绩之一是“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1］(P199)，而这“旧哲学”中就包括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不免让人产生疑惑，如果费尔巴哈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及整个旧哲学的批判，那么《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如何成为必要呢？（虽然标题为编者所加，但从内容来看，这种必要性可见一斑，而且这个事实再次说明此时的马克思不知道自己的立场已经开始动摇。）再读《手稿》我们可以得出答案：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除了马克思批判的“自我意识”的抽象性和思辨性，还包含着“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的合理因素，而这一点正是费尔巴哈所忽略的。正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因素的恢复，才形成具有马克思特色的“对象性活动”原则。
但是，在对黑格尔“否定之否定”辩证法的批判上，马克思显然不同于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1］(P201)这段话看似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肯定费尔巴哈从形式方面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性，但仔细品读会发现，其中隐约包含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部分肯定。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唯一真正的肯定方面，这在黑格尔哲学中体现为“自我意识”；另一个是作为“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的否定方面，这体现为“自我意识”纯粹的自我活动。这两方面在黑格尔那里是一回事，“否定之否定”既是自我意识运动的逻辑，也是世界本身的逻辑。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赞同这一点，因为它肯定了“活动”，承认了活动的历史性。他认为，黑格尔的确为历史运动找到了一条逻辑，但这条逻辑并不指向现实世界的现实运动，而只是历史运动在逻辑上抽象的思辨表达。这种“否定之否定”表达的形式被马克思称为“无批判的运动的批判的形式”［1］(P201)，它本身就有矛盾性，一方面，“自我意识”作为唯一真实的存在者，它的绝对决定了它的非批判性，这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共同批判的；但另一方面，“自我意识”自我运动的展开和复归的过程意味着它的自我否定，同时也意味着它的活动性和可批判性，而这正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之处，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区别于费尔巴哈，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活动”原则。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之所以不同于他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进而想恢复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因素，是由于马克思不仅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运用于作为实体的存在，而且特别运用于作为真正的主体的活动……在“现实的人”被理解为感性对象性的地方，马克思要求把这种对象性的存在直接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4］(P311)人能够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正因为他自己也被对象规定；现实主体的活动之所以能创立对象，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被对象创立的，活动的对象性产物不过是它作为“对象性的活动”的确证，不过表明现实的创造或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的存在物的活动”［1］(P209)。在对象中确认自身本质的过程就是“对象性活动”。诚然，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自我运动只是为历史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只是“非对象性”的逻辑的活动，马克思并没有在全盘否定的意义上对其批判。相反，这启发马克思，“现实的、真正的活动”就是现实主体的对象性的活动，这才是唯一真实的、现实的活动，这种活动体现的是“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是对象性存在物的对象性活动。正是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马克思看到被费尔巴哈忽略的“活动”因素，由此在哲学的原则高度上超越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从而不自觉地站在“对象性活动”原则的高度上，使《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完成“艰难的一跃”，因为从“对象性活动”到《提纲》的“实践”概念，只有一步之遥。
但是，恰恰是在对“类”概念的理解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最初的分歧开始出现。费尔巴哈用“类”来区分人与其他的自然存在物，他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源是人有宗教，其本质是意识，“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的那种生物，才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意识”［2］(P29）。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动物只有单一的生活，而人具有双重生活，能区分外在存在与内在意识，人，既是“我”，也是“你”，人是唯一能将自己看作他人的、有内在意识的存在物，因为“人不仅把自己的个体性当作对象，而且也把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当作对象”［2］(P30)，人在这种对象性的意识中，觉察到自己作为“类”的本性是理性、意志和心，现实的人与其对象之间通过理性、意识和心彼此联系、相互确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在《手稿》中虽自称以“感性对象性”为原则，但由于对“活动”原则的自觉，马克思推进了费尔巴哈的逻辑，不仅将“现实性”理解为“感性对象性”，更进一步将“现实性”理解为“现实的活动”，而不是“直观”，在“活动”中进入人的生产生活，将人与对象世界的生成在对象性关系中理解为同一过程，使人与自然界在“对象性活动”中构成一个有机的、活生生的、具体的、有内容的整体。
三、对象性活动：劳动
在哲学原则上，马克思吸收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合理方面，站在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的基础上批判黑格尔“自我活动”的“非对象性”，又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拯救被费尔巴哈忽略的“活动”原则，同时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理解为“对象性活动”。诚然，费尔巴哈也谈“活动”，也谈活动的现实性，但是，费尔巴哈只是在人作为感性存在，因而是受动的存在物的方面，看到人的活动的“受动性”；在人的社会关系中，透过“直观”，费尔巴哈只看到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激情、热情、爱这种同样抽象的“活动”。我们说“对象性活动”是《手稿》的诞生地和秘密，不仅因为“对象性活动”在哲学原则上体现了此时马克思的思想高度，还因为在《手稿》中“对象性活动”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马克思也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谈论“对象性活动”，不同于费尔巴哈，马克思找到了“对象性活动”在现实中的本质表达：劳动。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建立在“对象性活动”的基础上，同时吸收黑格尔对“劳动”理解的合理因素以及得益于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和现实经济事实的关注和研究。
在我国一些地区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需要提升，这直接制约了推广工作的健康和顺利发展。举例而言，在一些地区存在着“双重管理”体制，即管事和管理人是分离的，这种情况直接导致工作效率的降低。此外，在一些地区还存在“在编不在岗的现象”，这直接影响了推广的效率。因为推广经费存在着不足的情况，一些地区的机构和设备比较老化，这也严重影响了推广的效率。
（1）对于分布式电源而言，其实际发电电量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大电网仍旧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所以，从某种角度分析，该种模式的运用无法明显减少电网的相关费用，如建设费用、维修费用以及改造费用等。
对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首先站在“感性对象性”的立场，从“实体”方面批判黑格尔哲学开端的抽象性，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有着深刻的一致性。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从异化出发(在逻辑上就是从无限的东西、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出发)”［1］(P200)。黑格尔从自我意识出发，而自我意识作为一种逻辑的抽象存在，它只以自身为对象，全部的活动都只是自我意识的自我运动，自我意识没有一个外在于自身的对象来表现其自身本质，意识只以自我为对象，它自因自果，自我确证，消解了“对象”，成了纯粹的、意识的从而是抽象的运动。正如马克思所说，自我意识创立的不是物，而是物相，自我意识不是通过“对象”体现自身本质，而是相反，它是对“对象”的否定，体现的是扬弃了对象的本质，即扬弃了“对象性”，这就意味着自我意识就是“无对象性”的“绝对”。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就是非存在物”，那么，“自我意识”就成了非对象性的、抽象的、虚无的存在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提出哲学要从“感性”出发，马克思也认为要从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出发。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站在同一立场，批判黑格尔“自我意识”的“非对象性”。
国民经济学对“劳动”的规定进一步启发了马克思。国民经济学家认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这里的劳动不是某种特定的特殊劳动，不是具有特定所指的某种工业劳动或农业劳动，而是一般的劳动。在这个意义上，国民经济学家揭示的只是一般劳动作为财富的主体本质。这种“一般劳动”并没有对“劳动”做出任何具体、现实的规定和说明，因而并没有为劳动提供任何东西，它不过与黑格尔一样，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谈论劳动。而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背景下，被国民经济学家当作前提的“劳动”并不是真正的劳动，而只是“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体现的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是对劳动的否定，因为“劳动”本身并不天然出自私有财产，就像人并不天生就是有产者、私产者。国民经济学家将这种“异化”劳动当成劳动本身，将私有制环境下被“异化”的人当成现实的、真正的人，因而也并未揭示“劳动”的真正含义。但是，马克思从中看到工业作为完成了的劳动，“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1］(P193)。在这个意义上，国民经济学家的确启发了马克思。
既然黑格尔的“抽象劳动”和国民经济学的“异化劳动”都没能说明“劳动”的真正本质，马克思从中认识到，对“劳动”本质的认识既不能从自我意识出发，将其外化的虚假本质当成现实的、真实的本质来理解活生生的劳动，也不能直接从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私有财产出发来分析被“异化”了的劳动，将“异化劳动”当成真正的劳动。既然如此，只能从现实的劳动出发，真正的劳动如果不能产生自私有财产的直接性中，就只能在被扬弃了的私有财产中才能得到解释。黑格尔不懂现实的劳动，而国民经济学不可能扬弃私有财产，因而他们都不可能发现劳动的真正本质。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在这一条件下，人的现实劳动才体现为人作为人，而使人成为人的对自身本质的真正占有。黑格尔和国民经济学家都没有超出“异化”的范围来谈论劳动和人的本质，马克思扬弃私有财产，只有在私有财产被积极扬弃的环境中劳动的人，才能扬弃他们被“异化”的性质，重新展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现实的对象性关系，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为人的属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成为人。
对《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来说，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才是对“劳动”真正本质的揭示，才真正体现了“对象性活动”的现实意义，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人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而实现的对对象本质的真正占有，人的对象性活动就是体现其自由能动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当然，相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马克思，《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并不成熟，并没有诉诸生产劳动和历史性的劳动，但是，在哲学原则上，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已经在感性对象性的基础上走向不同于费尔巴哈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在批判的意义上拯救了黑格尔的“活动”原则。正是在“对象性活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在对现实的人、现实的劳动、对象世界、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等方面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越了费尔巴哈，之所以将《手稿》时期的“对象性活动”称为“原则”而非“概念”，就是由于马克思在《手稿》中并没有将“对象性活动”如“异化劳动”一般当作概念来重视和使用，马克思只是自觉到自己站在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则的立场上看待事物，对“对象性活动”的认识并没有如此这般的明确和自觉，但是，无论是他对费尔巴哈隐而不显的批评，还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新批判和恢复，都说明了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超越了自以为的“感性对象性”原则立场，而达到了“对象性活动”原则的高度，这也使在《手稿》之后仅仅数月出现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成为可能。
只有从“对象性活动”来理解《手稿》的内容，才不至于将《提纲》视为“天才”般横空出世的文献，也不至于认为《手稿》与《提纲》之间存在着“认识论的断裂”。《提纲》明确指出，将“实践”理解为“对象性活动”，将人与人之间的对象性关系理解为“社会关系”，将人的本质看成“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些思想都以碎片的形式散落在《手稿》各处，俯拾皆是。如果将《手稿》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异化劳动”，这种联系就会被“断裂”掩盖。更为重要的是，《手稿》中“异化劳动”作为结论而出现，其本身也应得到合理的解释，而“对象性活动”就是它的哲学前提。
另外，从“对象性活动”出发，我们才能更明确的看清此时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真实关系，马克思既不是忠实的费尔巴哈派，也不是费尔巴哈坚决的批判者，而是不自觉地隐含了对费尔巴哈的不满，这种矛盾而微妙的关系只有通过“对象性关系”才能得到澄清。当然，《手稿》作为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在思想内容上并不成熟，对“劳动”的理解也仍未达究竟，但从哲学原则的高度上看，《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大体完成了思想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变。只有从“对象性活动”而非“异化劳动”，才可能通向《提纲》中的“实践”概念，通向马克思的新世界观。
四、结 语
《手稿》作为马克思早期未完成的、过渡性的著作，在学界引起的争论大多源于它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手稿》的研究也见仁见智，而“对象性活动”作为此时马克思未自觉的哲学原则，它的重要性一直以来也被学界忽略。本文通过对“对象性活动”含义的解读，认为“对象性活动”是解读《手稿》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说《手稿》为马克思在《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使《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起着抛砖引玉的作用。因而，我们说“对象性活动”才是《手稿》真实的诞生地和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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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晓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9）01－0027-07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对唯物史观决定论解释模式研究”（2018BS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对唯物史观决定论解释模式的研究”（2017ZZ020）
肖 宁，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吉林长春 130012）
【责任编辑：赵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