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员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红十字会自1904年成立以来，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救死扶伤，扶危济困，谱写出一曲曲人道主义的赞歌。特别是抗战时期，红会救伤恤难，克尽天职，受到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誉。抗战胜利后，中国红十字会进入“复员时期”。本文从工作重心转移、组织调整及征募运动的推广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作一鸟瞰，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服务社会，博爱人群
——红会工作重心的转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工作重心为战场救护。自抗战开始，红会就组织救护队，奔赴抗日前线。救护队员们以“博爱恤兵，救死扶伤”为宗旨，出入枪林弹雨，救伤瘗亡。人道博爱的崇高事业，召唤着众多富有爱心的医护人员加入到他们的行列，救护总队部下设的医疗救护队，由最初的37个逐步发展到150个，救护队员达3400余人[1]。他们活跃“世界各国的红十字会，试一追溯其历史，无不因战争而在战地内外，“以全力从事军民之救护，血汗交织，艰苦卓绝，救治军民达一千六百万人，其贡献于国家者殊大”[2](p1)“。红会的光辉业绩，得到各界人士的交口赞誉。胡兰生秘书长在出席国际红十字会议时，“深感本会在国际间之地位，业因抗战艰苦光荣之贡献，已具增高”[3]。
生，因战争而成长，更因战争而发达”[4]。中国红十字会的道路自非特例。抗战胜利了，如何谋求新发展，成为中国红十字会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红会的职责，“厥为人群服务”，以减少人类的不幸，增加人群福利。中国红十字会以前的工作领域多限于战争和灾变范围，抗战期间，以全力从事救护，工作重在医疗救济，其他方面难以兼顾。抗战胜利，和平伊始，给了红会弥补过去工作不足，壮大自身力量，广泛开展社会服务的契机。因此，总会决定以“服务社会，博爱人群”为宗旨，努力扩展工作领域。
为指导新时期工作，总会首先制定《复员期间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初步工作实施计划纲要》，规定：复员期间红十字会初步工作之实施，须能适应社会福利之需要，免人群生活之匮乏，从事积极性、保育性、集体性之服务工作，以期奠立永久事业之基础。这样，红会工作范围大大扩展了。简言之，红会工作已“突破救护的藩篱”，转变为开展广泛的社会服务了。
复员期间红会的工作目标概括为两点：一，打定会的基础；二，促进社会安全。
打定会的基础：指调整组织，刷新会务，加大工作力度，奠定红会永久工作的基础。中国是世界大国，红十字会在中国落地生根四十余年来，自身工作虽不断拓展，但发展速度较为迟缓，与先进国家相比，组织尚显薄弱，体制尚未健全，工作范围较小。抗战胜利后，中国红十字会准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努力革新，大胆开拓，壮大组织，增强实力，扩展工作范围，以赶超欧美先进国家。
促进社会安全：是具体工作实施后所要达到的目的。红会所开展的社会服务，要随时适应社会的需要，“以发展人群生活，增进社会福利”为准绳，不断开拓工作新领域。凡有利于社会安全，有利于民生者，均属红会工作范围。就工作对象而言，“举凡儿童、青年妇女、荣军及天下无告者，皆属之”[5](p2)。
总而言之，复员时期，红会工作重心转移，社会服务范围大大扩展。红会同仁希望红十字会的工作，“在复员期间，为一最大之转折点，另言之，须使本会一切之事业，变消极性为积极性，变慈善性为社会性，变局部性为普遍性，成为划时代一大转变。将从量的扩充，质的改进，以达成一切皆合于现代化之标准”[6]。
目标确定后，为开展工作，中国红会出台复员初期11条工作项目：“一，调整总会组织；二，增进分会机能；三，推广征募运动；四，建立服务中心；五，扩大医药救济；六，推行会员保健；七，训练专业人才；八，加强国际联络；九，出版宣传书刊；十，整理本会会史；十一，搜集服务资料。”[7]
为推进新工作的开展，红会同仁以《红十字月刊》、《申报》、《大公报》等杂志报刊为喉舌，发表文章，介绍国外先进经验，解释政策法规，为工作的改进摇旗呐喊。
在宣传的同时，为给社会服务工作树立一典范，红会社会服务第一件工作——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服务站正式设立。服务站“暂以卫生保健工作为主，着重营养补助，环境卫生，健康咨询，卫生讲座，及其它迫切需要工作”[8]。应当时校内同学的需要，服务站办理了肺病疗养室，“室内共有患肺病之师生计七十三人”[9]。患者每天享有营养补助，根据每人病情需要，供给奶粉、鱼肝油、维他命丸等肺病患者需要的补品。服务站每天为病人搞好环境卫生，并举办卫生讲座，讲解疗养知识，还设置书报供应部，汇集杂志书报，以供阅览。每逢周末，服务站则要举办幻灯放映、音乐欣赏等娱乐节目，调剂病人生活。中大服务站的开办是红会社会服务工作的试验。
中国红十字会在“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的宗旨指引下，除扩大医疗服务进行传统的救济工作外，还开办了儿童营养站、儿童同乐会、失学儿童补习班、会员业余补习班、妇女职业训练班、乡村服务站、沙眼防治所、图书阅览室等一系列积极性的工作，其中不乏较有成绩者，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中国红十字会，结束了战时轰轰烈烈的救护事业，继续着“服务”与“博爱”的精神，“奠基础，辟新径”，开展了艰苦而富有创新的工作，在惠及大众的同时，自身在民众中的影响亦逐步扩大。社会服务的广泛开展，是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的一大特色。虽然由于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效果并不能尽如人意，但工作新境的开辟，仍为以后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复员时期在中国红十字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重新奠基的努力：组织调整
新时期的到来，工作重心的转移，带动着组织会务诸多方面的变动。
1945年12月8日，行政院颁布了《复员期间管理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办法》，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红十字会设总会于首都，以行政院为主管官署，并依其业务性质，受社会部、卫生署、善后救济总署之指挥监督。”[10](p242)此次改隶，适应了红会工作重心的转移，标示了红会业务性质的转变。回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战前侧重医药救济，以卫生署为主管官署。战争期间，因侧重战地救护，工作受军事委员会监督。复员时期，红会工作范围扩展，遂改隶政务总汇的行政院。至于医药卫生、社会服务、灾害救济等各种具体业务，则分承卫生署、社会部、善后救济总署指导。
为具体指导复员时期红会工作，总会根据新时期工作的指导思想，先后制定出《复员期间中华民国红十字总会组织规程》、《复员期间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分会组织规程》等新规章。
根据新规程的规定，红会自身会务相应调整。复员期间，总会机构仍实行会长、副会长制，以会长、副会长综理一切会务。以理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取消监事会，以秘书长、副秘书长主持日常事务。办事机构由原来的二处扩充为四处二室。第一处主总务，下设人文、事务两课；第二处主会务，下设分会、编宣两课；第三处主社会服务，下设青年、妇女两课；第四处主医务，下设医务、材料两课；秘书室下设机要、视导两课；会计室下设服务、审计两课。以上处室除第三处外，其他各处室都由原来的组织及救护总队部编并，第三处为复员时期所新设。社会服务设专处办理，足以表明红会对此项工作的重视。该处于1946年1月1日正式成立。
同月，行政院聘请蒋梦麟为会长，杜月笙、刘鸿生为副会长，秘书长为胡兰生。
自1946年初，国民政府各机构皆由渝返宁，办理还都重建。红会也在南京购得中山路275号为新会址。红会还都人员于五月中旬全部平安抵宁。伴随着总会的还都，各项工作也在紧张有序的进行着。
值得注意的是，复员时期，总会与分会的关系有一重大的转变。此前，红会各项业务，多集中于总会办理。实践证明，此项体制存在诸多弊端。由于分会缺少发展锻炼的机会，会务发展较为迟缓，致使红会事业难以普及与扩展，红会缺乏坚固的基础。查“各国红十字会之通例，皆以分会反哺总会，使分会为总会根深蒂固之基础”[5](p2)。中国红十字会欲壮大发展，理当借鉴国外红会的先进经验，壮大分会组织，为中国红十字会“树立一个基础稳定的金字塔”。基于此，在复员时期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议上，副秘书长曾大钧在报告中即已明确提出：“本会工作，决以全力健全分会，各种业务，一反从前，不再集中总会办理，总会只不过居于领导地位，督促分会事业之开展。”[6]总会性能发生转变，成为指导和计划的机构，工作着重于业务设计；各地分会，负起实际执行的责任。这意味着分会的恢复与发展已成当务之急。
从数量上看，抗战期间，由于大片国土的沦陷，地方支离破碎，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仅限于大后方和前方的随军救护，地方分会大量减少。战前共有512个分会，“抗战期间，多数分会无法支持，在渝登记仅九十一个分会”[11]。有的分会与总会失去联系，有的为敌伪所劫持，有的则工作完全陷于停顿。
从性质上来说，战前的分会，有相当浓的善堂色彩。复员后，为广泛开展工作，“使一律成为现代化之社会服务团体，须具有（一）高度募集基金与征求会员之能力；（二）相当社会服务之才学及经验之于部；（三）现代社会服务之事业”[12]。
因此，健全分会的工作颇为艰巨。经策划研讨，总会制定《复员期间调整及管理分会办法》，对战时后方分会、收复区分会的恢复以及新设分会的程序进行了规范。此外，相继设立上海、汉口、北平、重庆、广州五个办事处，划分区域，督促分会的恢复、设立及实施新的业务。在区办事处的督导下，分会调整较快，至1946年12月，由于经费拮据等原因，除上海外，各地区办事处宣告结束。上海由于国际事务频繁，区办事处予以保留，更名为上海办事处。
各类分会的恢复与调整，以北平分会、天津分会、广州分会较为典型。
北平分会，全面抗战爆发后，即为伪华北临时政府所劫持，名称一度变更。抗战胜利，由原任副会长王正黼、理事全绍清等积极筹备，于1945年12月11日召开大会，选举理监事，正式复会。当时尚未接到总会的新精神，体制依旧。因复员期间分会组织规程已废监事制，且理事名额也与新章程有出入，总会遂派北平办事处主任舒敏杰协同该会于1946年4月26日开基本会员大会，说明会务变更状况，并按规定进行了调整。
红十字会天津市分会历史悠久，抗战前曾积极开展救济救护、贫民施疗等业务。“抗战期间，因在沦陷区域，故毫无活动”[13]。复员后奉总会之命改组，于1946年10月20日召开全体大会，选举理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北平区办事处主任舒敏杰到会传达总会精神，该会领导人也表示出重整旗鼓，扩大发展的决心。
广州市分会，“素极健全”，抗战期间，曾随政府转进曲江、枫湾，始终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救护及恤难工作，成绩甚佳。广州光复后，总干事张宗象，副总干事黄能彰、救护队长吴文伟等兼程返广州，规复会务，对分会进行了重新改组。总会在广州另设广州区办事处，辅助其推行新的工作，工作进行较为顺利。
分会的恢复，以东北与台湾分会情形最为特殊。
东北与台湾长期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为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日本对两地的建设颇为用心。东北赤十字社创始于1938年10月，由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颁布赤十字法，由日人理事长掌理全权，事业庞大，会务发达，会员共计655031人。总部设在长春，支部分设在沈阳、哈尔滨、锦州、四平、佳木斯，以至于遍及各县。医疗机构有长春医院、沈阳医院、锦州医院、哈尔滨医院等12所，此外，还有医学院、恤兵院、聋哑学校、助产士学校、护士养成所、民众诊疗所等附属机构。抗战胜利后，曾由东北人士张益三等组织东北红十字会总本部，呈请中国红十字总会办理接收。当时会务“自从日寇败降以来，因财源枯竭，陷于极大的困难中”[14]。总会遂于1946年4月拨款30万元，同时商请东北善后救济分署拨助流通券10万元，嘱其暂予维持。此后，总会曾多次商议解决办法，并从9月起连续3月按月补助150万元。1947年1月9日，总会派视导于恩德赴东北。5月28日，在沈阳正式成立接管东北敌伪赤十字社事业资产委员会。由东北各省地方行政长官及各分会会长25人充任委员，接管工作因东北战事复起而受到影响，改组者仅有长春、沈阳、铁岭、绥中、山海关、北镇等6个分会。
甲午战后，台湾即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为达到长期控制的目的，日本依本国体制对台湾实施了各种“改造”，其中就包括赤十字社的设立，称日本赤十字社台湾支部。支部下有台南、台中、台北、高雄、新竹五个州部。台南、台北、高雄各有会所一所，台北有医院一所，共有社员50万人[15]。台湾光复后，总会曾托请台湾大学校长罗宗洛先生推动当地人士进行接收改组。1947年7月，总会派视导于恩德前往筹组资产接管委员会。经多方努力筹备，“业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郑州街职会会址召开第一届理事会讨论会务进展办法，并宣告正式成立台湾分会”[10](p217)。会长蔡培火，其他各县市，则整理为支会。
东北、台湾“赤十字”团体的改组回归，增强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实力。
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基层组织又多一新成员——支会，因东北、台湾赤十字社于“各市县均有分会组织，其下各乡镇亦设有机构，辅助所隶分会推行征募工作，深入民间，成绩卓著，极可仿行”[16]。总会遂于1947年4月通过支会组织规程。条件具备的地方相继成立了支会组织，以推进乡村服务。
在调整恢复原有分会的同时，总会积极督促推动各地按章程的规定设立符合标准的新分会。其间，涌现出如孝感分会等一批成绩卓越的新的生力军。
经过调整，到1948年底，全国有分会194个，支会10个，为社会服务的开展初步奠定了基础。在调整分会工作的同时，红会工作已全面铺开。
三、征募运动的推广
会员、基金是红十字会的细胞与营养，是红十字会开展工作的保障。
战时红会为救济救护事业做出卓越贡献，自身影响逐步扩大。但在国际红会这一大家庭中，中国红十字会的力量仍是弱小的，与先进国家红会的实力无法同日而语。“美国红十字会之所以发达，因为美国平均每四人中就有一个人是红十字会会员，而我们中国红十字会呢，差不多平均每一千五百人中才有一个红十字会会员，这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事业不如人家的最大原因”。且“事业的基础是否坚固和事业之范围是否广阔，全视会员人数之多寡以为定”[17]。“多一个会员，多一份力量；多一份力量，多一件善举”，这也是众人皆知的道理。从自身发展看，复员期间，红会的使命扩大了，它以“服务社会，博爱人群”为宗旨，“所定之服务对象，广及于儿童、青年、妇女、荣军与平民，所定之服务范围，广及于灾难、伤害、贫困、疾病与愚弱，所定之服务目的，广及于保健、乐育、安全、助人与益世，…其任务即如此重大，其业务自更加广泛，而其所需开辟财源，实至殷切”[18]。会务的发展必须要有强大的基金做后盾。因此，征求会员，募集基金成为红会壮大实力，达到其服务目的的关键。
复员之初，红会宏伟蓝图的筹划使征募运动的开展首先提上日程，《复员时期分会组织规程》规定：“复员期间分会办理之事务，以征求会员、筹募基金为中心工作。”征得会员的多寡，成为评定分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准绳。红会在章程中明文规定：征得会员在3万人以上者为甲级分会，1万人以上3万人以下者为乙级分会，在1千人以上1万人以下者为丙级分会。各地分会亦积极努力，把征募运动作为增强自身实力，提高等级的重要工作来抓。
这一时期，红会会员的种类分团体会员、名誉会员、特别会员、普通会员、青年会员五种。其中团体会员、名誉会员、特别会员为永久会员，发给总会统一制定和编号的会员证书和证章，会费一次性缴纳。初期，团体会员缴纳国币10万元以上，名誉会员5万元以上，特别会员1万元以上。普通会员与青年会员为非永久会员，以一年为限，每年缴纳会费，普通会员1千元，青年会员5百元。会费半数缴总会，半数留分会为备用金。此后，会费因物价上涨酌有增加。
依总会精神，自1946年2月以来，各地相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征募运动，这一时期征募运动的明显特征是红会注重了宣传，而且多聘请当地各界名流带头领导征募。除举行随时、定期征募外，还在每年的红十字周期间广为宣传、扩大征求。
南京市分会的征募运动极具声色，分会特聘南京市市长马超俊为征募总队长，各机关、各公会、银行、学校负责人任队长，于1946年9月12日正式揭幕，总会会长蒋梦麟亲自出席指导。征募运动得到了工商界、银行界、教育界、卫生界、妇女界的热烈拥护，“入会者极为踊跃”[19]。为扩大影响，该会在第五届红十字周期间加大宣传力度，每天安排固定日程，即：第一日为新闻日，第二日为广播日，第三日为教师联谊日，第四日为康乐活动日，第五日为征募日，第六日为音乐日，第七日为妇婴运动日，第八日为体格检查日，第九日为慰劳日，第十日为庆祝国庆日。盛况空前，影响范围广，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截至到12月底止，征得会员69959人，会费82282400元，募集捐款1941741880元，“均超出预定目标”[20]。
上海市分会的征募工作同样别出新意。鉴于当时上海市霍乱流行，严重威胁着市民的健康，分会特举办了一个流动服务站。这是一辆周身布满红十字标志和布标语的大卡车，每天清晨载着医务人员和宣传人员开到如曹家渡、闸北、梵皇渡等人口密集的地带，边为市民治病边进行征募宣传，声明如有愿意入会者，可以马上来填志愿书。“于是有好多人走到车旁陈设着笔砚的写字桌前，填写入会的志愿书”[21]。流动服务站影响日广，这种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征募宣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946年度，上海市分会征得会员共计68450人。征募成绩较好的还有重庆市分会，征得会员共计45710人。此外，广州分会还开展了向香港地区的劝募活动。
红会征求会员工作，时时都在进行，每期《红十字月刊》都公布本月征募状况，以昭示社会。定期扩大征求期间，红会工作者则更为努力，但由于各种原因限制，大多数分会征募结果，与预定目标仍有一段距离。至1948年10月，全国共征得会员376315人。红会实力有所增强。
“经费为事业之母”，没有资金，一切社会服务均无从谈起。复员时期，从红会召开第一届理事会起，基金便成为每会必谈的话题。红会的经济来源，“向无一定基础，历年收入几全仰给于国外捐款及政府补助”[6]。复员时期，国外援助减少，政府补助亦不固定，加之业务扩大，开支浩繁，常常入不敷出。有鉴于此，第一届理事会上，蒋梦麟会长就提出《积极筹募基金稳定本会财源案》，由于当时经济状况的不景气，理事们讨论结果，深感难以实行，未获通过。但为广泛开展社会福利及医药救济工作，经费问题必须解决。经第三次理事会决定筹募事业基金50亿元，在全国各地及向海外侨胞劝募，捐额分配为政府5亿元，各大城市33亿元，其中上海10亿元，南京3亿元，其他各分会根据实际情况从2亿元至100万元不等，义卖2亿元，国外募捐10亿元。
自8月始，总会印制捐册、标语及征募特辑分发各地办理筹募，各地纷纷组织筹募事业基金委员会及劝募总队。南京区筹募委员会由沈怡市长担任主任委员兼总队长，党政金融及各业公会领袖为劝募队长，共150余人。8月20日，在南京洪武路介寿堂举行茶会，招待劝募队及新闻记者。总会胡兰生秘书长及分会会长沈慧莲亲自招待，情景至为热烈。沈怡市长亲作文章指出：“红十字会为人人而服务，故人人有帮助红十字会之义务。”[2](p1)同日，上海市筹募委员会也在新生活俱乐部举行茶会，招待各界人士。为筹基金，上海市分会特请名画家许士骐教授，发动大规模召集京沪名画家捐助作品运动，以成都路中国画苑为西会场，南京路国货公司楼上中国艺苑为东会场，分别陈列古代画家真迹及当代名画家作品，举行古今书画展览义卖。其它各地筹募方式也各出新裁。
募集事业基金运动，除中原地区由于军事影响难以举办外，红会同仁作了极大的努力。此次运动，原定三个月，但自8月20日开始至12月底，除政府补助到位，南京区募得311259500元，已超预定目标外，多数地区未达期望。至1947年12月底，共募得1547049510元。[22]尚不到三分之一。
为了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红会对募捐方法也进行了一番改革。自创始起，红会的募捐一直是零零落落地举行，做法上存在许多缺点，效果不佳。为改正这些缺点，红会参考先进国家的经验，于1948年公布了《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统一募捐办法》，规定募捐统一以总会名义举行。募捐分定期的——每年10月红十字周时统一举行，及不定期的——每遇国内外发生重大灾变及特殊需要时，随时由总会通知分会举行。对募款的方法、数额、资金的管理都有详细规定。还要特别指出的是，红会随时接受社会人士及会员之自动捐献。这种募捐方法，较以前完美，但由于当时政局的动荡，已无法认真执行。
征求会员，募集基金，是红十字会壮大实力的基础，是红十字会开展工作的保障。所以征募运动的开展，受到极大重视，贯穿始终，可谓轰轰烈烈。红会工作者努力倡导，各界人士广泛参与，以期达到一良好的效果。由于红会同仁的努力，征募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的来看，运动所达到的效果与期望相差甚远。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很大的关系。抗战胜利之初的中国社会，历数年战争的浩劫，民生相当疲敝，民众大多无力参与红会的高尚事业，而等待的是政府、红会等机构的援助。简言之，他们是被救者，而无力充当施救人。
1946年6月，以国民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全面内战爆发。人们没有得到渴望的长久和平。战争复起，对中国社会经济不啻为雪上加霜。战争的直接破坏，军队的浩繁开支都落到人民头上。国民政府无力维持局面，以滥发纸币解决濒于崩溃的财政问题，致使国统区的物价飞速上涨。政局的动荡，经济的不稳定，使众多普通民众的生活日益艰难，“许许多多的工人只好在吃光、当光、卖光的悲惨情况下，在饥饿线上挣扎”[23]。基于如此状况，何以参加社会福利事业？而在1947年上海分会的征募大会开幕礼上，会长王正廷曾情绪热烈地表示：“上海工人号称八十万，愿在‘有力出力’的原则下，悉力以赴”，“美国工人之加入红十字会者，人出美金一元，积少成多，故希望八十万工人中，每人出一万二千元，则总数既有九十亿元以上矣。”[24]他过高估计了工人的经济实力。不管红会人员热情有多高，由于经济的衰败，征募运动难达所望势所必然。
中国是“仁”的国度，乐善好施是中国人民传统的美德。而当时的经济状况，却使人无力做到。“钱，为一切事业之母，尤行舟之须水也”。资金的缺乏，使红会事业步履维艰。
红会的征募运动，一直是复员时期一项重要工作，虽然总会和分会都做了极大的努力，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原因，结果远达不到所定目标。尤其是基金问题，始终成为困扰红会发展的一大难题。红会事业，仍在艰难中跋涉着。
“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工作是多方位的，以上所述，只是问题的几个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