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笔写信史，付与今人评——读吴冷西《十年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直笔论文,信史论文,今人论文,论战论文,读吴冷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196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一场大论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大论战的意义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它并非没有是非的无谓争论，更非徒托空言的笔墨官司，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
吴冷西作为这场大论战自始至终的亲历者，用十年的时间写成五十万言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这场大论战的非常宝贵的信史。作者写这部书的初衷是“述而不作”，他认为我党在论战中提出的许多论点，可能还要在世界范围内争论一百年，最后要由历史来做结论。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作者显然不是指望读者到一百年后再来评判这场论战的是非，由于论战中涉及的问题的重要性，应该说，我们今天来重温它，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具有极为紧迫的意义。特别是近年来有人对于这场论战信口歪曲史实，肆意颠倒是非，例如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曾连载于《百年潮》杂志，最近作为《百年潮丛书》之一出版。以下简称《恩怨》），便以据有某些苏联方面的“解密”材料为幌子，以假乱真，混淆视听，“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颇具欺骗性。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在比较中加以认真的鉴别，在评说中得出应有的结论。
亲历者的信史
作者在书的结尾说：这本书是“披露笔者十年间亲身见闻所及，为有志于研究中苏关系史者提供第一手材料”。这不是大言欺人，而是千真万确。吴冷西从1956年起就经常接近中央领导核心。凡是事关中苏关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他差不多都列席，没有列席的也从中央领导核心成员那里听了介绍。我党与苏共的多次会谈以及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有些他直接参加了，有些则每晚阅看我党代表团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根据政治局常委讨论的意见起草复电。我党派员出席兄弟代表大会，其中涉及中苏关系，他也参与起草致词、声明、评论以及中央给我党代表团的指示电报等。1962年，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一个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担任副组长。后来这个写作班子即由他主持。所以，中苏十年论战的来龙去脉，个中原委，他可以说是一清二楚。吴冷西记忆力特别强，回忆录中不仅有重大确凿的史实，而且有生动具体的细节。我们从中既能了解我党当时发表的主张和采取的行动以及这样做的背景和原因，又能领略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的原则立场、高超的斗争艺术、惊人的应变智慧和绝伦的人格魅力。
1958年炮轰金马便是超出常人的预料的一着高招，《十年论战》对此记述甚详。该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炮轰金门、马祖是这次会上确定的。其目的除了警告国民党，使它不敢在沿海骚扰外，也是为了分散美国的注意力，牵制其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以期对中东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有所帮助。炮轰金马一打响，美国赶忙调兵遣将，据杜勒斯说，这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海、空军集中。当时美国有12艘大的航空母舰，此次集中到台湾海峡周围的就有6艘。炮轰金马，并不是要解放台湾， 也不是要在金马登陆，相反，倒是要阻止美国脱身金马，霸占台湾。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实际上是“联蒋抗美”的策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两次《告台湾同胞书》，大义凛然，文采飞扬，充分反映了这个策略思想。此举不仅调动了美国人，也使美国纸老虎的面目暴露无遗。第一次《告台湾同胞书》中明确宣布暂停炮击金马七天，让国民党军队可以向岛上自由运送供给品，条件是没有美国护航。开始美国军舰还护航，我们打炮，美舰掉头就逃。后来它也不护航了。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哀叹道：“现在美国既不能撤，也不能打，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能控制局势。”而我们则掌握主动权，要使美国人紧张一下就打炮，要松驰一下就不打炮。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叫做“绞索政策”的观点。这就是说，所有美国在世界各地搞的军事基地，都是美国自己制造的绞索，是它自己把这些绞索套在脖子上，把绞索绳子的另一端交给了各国人民。总有一天，世界人民对美帝国主义这种侵略和战争政策要处以绞刑。这是多么富有远见和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啊！
这样做丝毫也没有冒险主义的成分。这里充分体现了战略上藐视敌人与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辩证统一。毛泽东一方面敢于炮打金马，调动美军，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又小心谨慎，并不打美国军舰。结果，试探表明，美帝国主义虽然貌似凶恶强大，在全世界到处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涉及美国自身的利益，要冒和我军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连我国政府宣布的12海里领海权，它也老老实实地遵守了，如此而已。经过这一番较量，美帝国主义的底就给摸清楚了。这同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先搞冒险主义，后搞投降主义恰成鲜明的对照。后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炮打金门是我们先打的，不要赖在美国人身上”，“美国人历来欺负我们，我们也趁这个机会欺负他们一下”。他有声有色地讲了《聊斋志异》中“狂生夜读”的故事，鬼来吓唬这个书生，书生也给自己画了个大花脸，把舌头伸得老长，一人一鬼就这样对着，看着，顶着，鬼觉得没办法，就跑了。他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越不能活，鬼就要吃掉你。这是多么令人叹服的革命胆略啊！
然而，《恩怨》竟然说，毛泽东“不大满意周恩来推行的旨在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用陈毅取代了周恩来的外长职务”。“从1958年2月毛泽东撤换外交部长即可看出， 他对此前所坚持的和平外交方针已相当不满，力图首先使中国的外交走向革命化。炮击金门事件，就充分表现出了毛泽东这种革命外交的特点”。其褒贬再明显也不过。这难道不是信口雌黄吗？周恩来要物色一位取代自己的外交部长，以便从繁忙的外交工作中腾出一点时间，这是早就酝酿的事情。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包括涉及美国的炮打金马事件在内，都是中央领导核心集体智慧的结晶。用“撤换”的说法杜撰毛、周之间的对立，实在是荒唐之极。新中国建立伊始，我们就宣布了和平共处的政策，后来又同周边国家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以后发展为十项原则），所谓“和平外交”与“革命外交”的对立纯属子虚乌有。问题是和平共处不能靠乞求和退让得来。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亡，这难道不是朗若白昼的道理吗？
原则性的论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原则分歧始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里，《恩怨》的作者连起码的事实都没有搞清楚。他说：“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苏共中央分别向几个大党代表团的负责人提交了这一秘密报告的副本。”实际上，根本没有提交“副本”一说，只是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的人才把秘密报告向我党代表团通报，仅口译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半个月后，《纽约时报》发表了秘密报告的英文稿（系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从华沙获得的俄文本译出），新华社立即组织人翻译，这样，我党才看到了秘密报告的全文。至于说“赫鲁晓夫特别约见了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等，就秘密报告产生的经过及其揭露斯大林错误的必要性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云云，纯属胡编乱造。事实是，约见中共代表团的不是什么赫鲁晓夫，而是苏共中央联络部的人，内容也不是什么作进一步的说明，而是拿了秘密报告来让翻译念一遍完事。当时因团长朱德年纪大，是由副团长邓小平听翻译念的。《十年论战》中记述了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对此曾有详细的说明。这才反映出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强加于人的真相，也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后来我国出版《赫鲁晓夫言论集》时在“出版者说明”中说：“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反斯大林的、见不得人的秘密报告，到现在为止，虽然西方的报刊上根据美国国务院获得的文本全文刊载过，但是苏联方面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个报告。因此全集只好暂时缺了这篇报告”。试想，如果提交“副本”一说能够成立，“出版者说明”岂不是在撒谎？连最起码的事实还没有搞清楚就来写历史，这难道是郑重的科学的态度吗？
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并不是苏共一党、苏联一国的问题。在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领袖。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是怎样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同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联系在一起的。他一方面大反斯大林，另一方面大捧艾森豪威尔，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与此相反，我们党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同时也指出了他的错误，着重分析产生错误的具体环境以及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恩怨》的作者，胡说什么“斯大林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谈到的内容”，甚至对赫鲁晓夫说的“你们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这样的无赖语言，也正面予以介绍。人们不禁要问，作者的立场究竟站到哪里去了呢？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争中的其他问题也都不是苏共一党、苏联一国的问题。例如：时代的性质有没有改变的问题；帝国主义的本质有没有改变，帝国主义还是不是战争的根源，在帝国主义还没有消灭的条件下能否实现无武器、无军队、无战争的“三无世界”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否取消革命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我们在主张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同时，要不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是否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能否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搞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武装干涉与和平演变两手，我们能否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问题；等等。在十年论战过去了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特别是在经过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惨痛教训以后，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穷兵黩武，肆意侵略，点燃战火，谋我日亟的情况下，这场论战的孰是孰非，难道还没有以空前的鲜明性和尖锐性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吗？这场大论战当然不可能使现代修正主义者改弦更张，但却使许多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从原来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跟着苏联和东欧改变颜色，应该说同这场论战的影响不无关系。《十年论战》中引用一位兄弟党领导人的话说：“我们要把公开论战看成是一个免费的、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大学，从这个公开论战中间学习。”这是符合实际的。
十年论战中争论的问题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问题，其中核心的问题还是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问题。赫鲁晓夫认为美国统治集团“同我们一样爱好和平”，从害怕美国到羡慕美国，从惧美到媚美，因而把和平的希望和人类的命运都寄托在同美国的妥协和合作上，一心要搞美苏合作，主宰世界。为此，他甚至不惜联美反华。他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的戴维营会谈，就是以发表偏袒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塔斯社声明和中断向我供应原子弹样品及有关技术资料作为见面礼的。访美后又来华宣传美国的“幸福生活”，并充当美国的说客，要我们允许台湾成为什么“共和国”，释放触犯了中国刑律的在押的美国罪犯，这些都给我们顶回去了。《十年论战》一书中首次披露了毛泽东当时写的讽刺赫鲁晓夫访美的打油诗：“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这首诗的现实意义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逝，如今一些人不是在鼓吹全球一体化和世界主义吗？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它的战略目的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消灭民族独立运动，能够消灭的就立即消灭，暂时不能消灭的就准备条件消灭之。为此，它交替使用或者同时使用侵略战争与和平演变两手。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土壤。我们对帝国主义决不能存有幻想，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这些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我们并不反对同帝国主义谈判，当时正在华沙进行的中美谈判历时之长是历史上罕见的。我们的方针是“谈而不破，谈而不速”，就是说，既要拉住它谈，不主动破裂；又不急于求成，不能根据美国的条件来与之建交。我们并不主张动辄搞军事卷入，还是力争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在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但是必须认识到存在着战争的危险，要把战略准备放在帝国主义要打仗，甚至打大仗的基点上，因为我们不是美国统治集团的参谋长，它怎么打算，我们说了不算。怕是没有用的，帝国主义决不会因为我们怕而发出慈悲心。这里关键还是要把我们国内的事情办好。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难道还没有证明我们党的这些观点的正确性吗？
必须指出，公开论战并不是我们挑起来的，而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挑起来的。赫鲁晓夫不顾我党的耐心劝说和一再忠告，硬是要把中苏两党的分歧公开化，利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等场合对我党实行“围剿”，发表连篇累牍的反华文章，并且把意识形态的分歧带到国家关系上来。我们党的论战是被迫的，正如毛泽东一再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比起苏联报刊上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来，我们当年发表的答辩数量甚少。著名的“两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三篇文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七篇文章，这些都没有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名。只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九评”才是指名道姓的论战。真理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真理。赫鲁晓夫一意孤行地挑起公开论战以后，很快就发现这对自己不利，于是又采取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以“停止公开论战”为名，企图阻止我们答辩，就是说，在打你一顿之后不准还手。这当然是行不通的，受到了我党的断然拒绝。结果，十评、十一评还没有来得及写出和发表，赫鲁晓夫就被赶下了台。据《十年论战》一书介绍，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问题曾经是考虑继续写文章的题目。上述文章没有写出来是一个遗憾，因为这些年来的形势发展证明，这样的问题确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令人困惑的是，《恩怨》的作者极力渲染这场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中我党的孤立，说什么“在几乎所有这些争执当中，中国方面那些带有火药味的革命主张，都明显地处于少数的不利地位”，“不论毛泽东如何估计整个形势，在各国党中间，中国日渐陷于孤立已不可避免”，等等。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毛泽东说得好：“什么叫孤立呢？讲不清道理就叫孤立。”由于我党坚持和阐明的是真理，而真理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所以，随着公开论战的深入，“日渐陷于孤立”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现代修正主义者。饶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苏共，到了1965年3月， 勃列日涅夫等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不顾各方的反对，硬要召开导致分裂的兄弟党国际会议时，会议根本开不起来，只好算是“协商会晤”，参加的只有19个单位，真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亦惨乎！这充分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而真理是能够掌握群众的。
列宁在本世纪初曾经预言，当时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将来“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事情正是这样。五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可以说是列宁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的又一次展开。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不可能胜利，已经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还会再变回去。问题就是如此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正是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十年论战的伟大历史意义。
集大成的智慧
我们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中发表的文件之所以能经受住历史的严峻的检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集中了集体的智慧。在中苏两党会谈、我党派团出席兄弟党的代表大会、我党参加兄弟党国际会议期间，差不多每天晚上政治局常委都要开会，集体讨论情况的进展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至于给对方来信的复函和每一篇论战文章的起草，也都经过政治局常委乃至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这些在《十年论战》一书中都有详尽而生动的记载。例如，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周恩来提出，稿子中谈到反对教条主义时，只讲我党历史，不要使人误以为我们认为现在国际共运要反教条主义，因为现在已经有人在借反教条主义之机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朱德认为对斯大林的伟大功勋还要再加强调，写得更充分些。这些意见都是极为中肯的。刘少奇、邓小平率团参加81党会议，根据中央事前确定的方针和陆续作出的指示，及时研究动态和对策， 使会议得到比较圆满的结果， 达成了1960年莫斯科声明。邓小平还实际主持了论战文章和给对方复函的起草。陈云因当时身体不好，许多活动没有参加，但他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指出，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不足为奇，我们党这样坚决地跟它斗争是正确的，否则将来欠历史的账，辜负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命运的问题，影响是深远的。这实属语重而心长。在研究对策时，中央领导集体常常要分析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分别确定应对方案，然后随机应变，做到有备无患。《恩怨》说：“正在一线负责的中央领导人甚至未必会像毛泽东那样非得和赫鲁晓夫争个输赢不可。”纯系无知妄说。至于具体从事文件起草工作的同志更是殚精竭虑，据粗略统计，仅为起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为后来写文章做准备，曾经收集了大约有400万字的材料。 这场大论战的成果名副其实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我党在文件起草的过程中，还虚心倾听兄弟党领导人和国际友人的意见。例如，《建议》起草出来以后，就曾征求东南亚一些兄弟党和新西兰党负责人的意见，经过修改后又特地邀请朝鲜党和越南党派代表团来华，征求他们的意见。毛泽东诚恳地说，现在请同志们来，请你们提意见，看看草稿行不行，需要大改还是小改。如果这个稿子不行，可以重新写。这并不是要作为一个共同文件提出来，而只是中国党的建议，由我们负责，错了打我们的屁股。但是，我们想尽力避免犯错误，所以请大家来提意见，请你们来帮我们一把。兄弟党的同志提了不少意见，好多都被采纳了。《评莫斯科三月会议》几经修改后，毛泽东又邀请在北京的外国专家和兄弟党代表来征求意见，向他们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发表这样的文章有没有必要，要不要发表；二是发表了有没有危险，有什么坏处；三是这篇文章有什么地方不妥当，需要修改和补充。这些客人从文章的内容到语言都提了很多意见，毛泽东择善而从。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这场论战中，毛泽东根本不是独断专行的人，而是一个从善如流，能够集中集体和群众智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当然，在这场论战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的是毛泽东本人。他不仅对文章表述哪些观点提出主导的意见，而且对文章的写法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例如写“九评”，他要求既有严肃的论辩，也有抒情的嘲讽，有中国风格和气派，刚柔相济，软硬结合，这样评论可以写得很精彩。他对每篇重要文件都亲自审改。一旦经他修改，改动的地方便点石成金，熠熠生辉。这些在《十年论战》一书中有具体的记述和影印的原件，令人在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同时还得到美学的鉴赏。例如，《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原来的题目是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答复，毛泽东加了这么一个正题， 一下就画龙点睛，鲜明地突出了这封复信的主要内容和重大意义。又如《九评》，曾用过好几个标题，像《赫鲁晓夫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赫鲁晓夫的历史教训》等。毛泽东把标题改成《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样一个题目，使人立即感到文章的宏大气派、理论光彩、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文章中的一段话“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当时人们一看就知道其作者非毛泽东莫属，今天人们更能体会到其伟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还有书中记述的毛泽东同以毛雷尔为团长的罗共代表团的谈话和同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谈话，真是亦庄亦谐，谈笑风生，处处闪耀思想光辉，始终掌握主动地位，令人拍案叫绝。书中还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料：早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前半年，毛泽东就对此作出了预言。他说，赫鲁晓夫现在内外交困，有可能被人推翻。但推翻他之后，一个可能是出来一个比他好一点的，还有一个可能是出来一个比他更坏的。从现在情况看，出来比他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拉赫鲁晓夫一把。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提出要给赫氏的70寿辰发去热忱的贺电，并亲自修改定稿。这在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会觉得不可理解。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这里当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而是表现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深邃的洞察力。
《十年论战》的作者在详尽地记述论战过程时，并没有认为我党当时发表的观点完美无缺。他指出：“现在看起来，《三评》对南斯拉夫实际情况的分析不准确，有些提法是过分了，不过评论中所提出的国家性质和平演变的论点，还是很有意义的。”他在谈到《九评》中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防止和平演变的15条经验时，也指出：“15条是在当时激烈的公开论战中间提出来的。虽然其中某些观点还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总的来看，毛主席的这些观点是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这种一分为二的分析，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中已经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并且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遗产。至于这场大论战的不足的方面，我们宜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是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今年欣逢吴冷西八十华诞，他从古稀以至耄耋，始终潜心于《十年论战》一书的结撰，真可谓“十年辛苦不寻常”。他付与今人评说的这部信史，是这位革命老人在晚年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宝贵贡献。毫无疑问，这个贡献将警示世人，泽被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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