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思想问题上的几点历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前辽宁省委组织的“进场入轨”大讨论中，在把重点放在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上的同时，回顾和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辽宁在解放思想问题上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能够使我们对于辽宁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状况，有一个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对于解放思想在干部和群众中的实际发展，有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对于增强“进场入轨”的自觉性，提高大讨论的质量，无疑是有必要和有益处的。
一、曾经有过的历史辉煌
这些年，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辽宁人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左”的东西根深蒂固；其原因在于，辽宁是十年动乱的重灾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年深日久，甚至与14年的亡国奴的经历不无联系。不能说这些看法完全不符合实际，也不能说这些分析没有一定道理。但是，笔者认为，这些看法从其基本方面来说，是不科学、不准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历史恰恰从同前述说法的相反方向向我们表明，辽宁特殊的历史经历，并非仅仅给辽宁人注入了“左”的思想溶液，同时也激发了他们思痛思变的政治热情，在解放思想方面谱写过辉煌的篇章。请看下列事实：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1978年7月， 根据邓小平同志在当年6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的讲话精神，辽宁先于全国的许多省份，召开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理论研讨会。同时，省委常委听取了专门从北京请来的著名学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讲课，带头参加学习和讨论。同年8月份， 省委宣传部发出了学习和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通知。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活动，在辽宁开展了起来。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推动下，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推动下，辽宁的拨乱反正工作有了迅猛的发展。其中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张志新烈士的平反昭雪和沈阳冶炼厂广大职工对毛泽东同志晚期以沈阳冶炼厂为例作出的我国相当多数企业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已经资本主义化错误判断的实事求是的否定，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辽宁根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从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推动当时改革和建设发展的目的出发，在各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中，普遍地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如何使农村尽快富起来的讨论。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还在报刊上撰文对讨论做了总结。这次讨论推动了经济建设方针（如积累的比例）的调整和农村联产承包制在辽宁的落实。
——80年代中期，在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公布之后，辽宁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城市改革掀起热潮。在公有经济占主体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方针的推动下，广大企业经营者敢想敢闯，创造了承包制、股份制、租赁制等多种经营形式，同时大胆地试行了企业破产、企业拍卖、企业兼并等从前不曾有过的新的改革措施，一时间形成为轰动全国的“辽宁现象”。虽然由于多种原因，这些创造和试行措施，有的没有很好地坚持下来，有的试行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它们反映了辽宁人民强烈的改革愿望和探索创新的精神。
所有这些都表明，通常被认为是造成辽宁思想禁锢的的那些条件，却在物极必反、蓄久发速的意义上，起着促进思想解放和推进改革开放的作用。
二、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辽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所创造的解放思想的辉煌局面，不是凭空而生的，而是有其发生和发展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社会的多方面原因的。从以史为鉴的角度盾，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是值得认真总结及汲取的。
第一，明确的实践取向。解放思想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确的实践取向。它绝不仅仅是思想领域的活动，而恰恰是为了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具有深刻政治意义的活动。解放思想是为了克服阻碍实践发展的某种思想倾向和解决某些方面的实践问题而进行的。在这方面，辽宁是抓得比较好的。每一次进行的作为解放思想重要形式的理论讨论，都紧紧围绕着解决重大的实践问题而进行。如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为了克服“两个凡是”的“左”的倾向，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冲破文化大革命以来“左”的路线所设置的各种思想牢笼，从理论上、思想上、政策上和实际工作上进行拨乱反正。再如关于生产目的和抓富的讨论，则是为了纠正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为生产而生产，只讲速度，不讲效益，无限扩大积累不管群众实际消费的错误倾向和推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
第二，有力的理论借助。解放思想需要借助理论的指导。我们知道，十年动乱期间所造成的思想禁锢，根源于认识僵化，即人们对于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等问题的认识，陷于混乱、颠倒、乃至迷信之中。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有理论的点化，使人们从混乱、颠倒和迷信中走出来。真理标准讨论之前，许多人的思想被“两个凡是”的观点所禁锢，认为凡是书上有的、文件上写的、领导人说的，都是绝对正确的，不能做任何改动，只能照抄照搬。但是经过学习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原则，懂得了认识来源于实践，并依据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一个认识正确与否，不取决于伟大人物是否说过，书本和文件是否写过，而是看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道理之后，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象打开了封闭大脑的闸门，一下子思维通畅了，许多顺情顺理的想法、看法自然而然地从头脑中涌现出来。在讨论生产目的问题的过程中，辽宁省的县团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结合总结历史经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理论。通过学习，许多干部认识到不论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看，还是从社会产品与价值的平衡角度看，都必须切实解决好满足广大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问题。这个观念的确立，既是对过去重生产轻生活、重积累轻消费等错误看法和作法的拨乱反正，同时也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
第三，主要领导的率先垂范。从历史上看，在解放思想的运动中，人们的认识不可能均衡同步的发展。人群中总是有少数的先驱者和相当多数的后来者的差别。而后来者之所以能够赶上来，先驱者的带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解放思想过程中，党和政府各级主要领导人的身先士卒，带头解放思想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主要因为：其一，解放思想的锋芒所向是持续20多年的在党内居于领导地位的“左”的错误。在党和政府中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同志，在这些方面经历多，体会深，他们带头批判“左”的影响，树立新观念，必然对群众性的解放思想的活动，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其二，解放思想总是与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密切联系着。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肩负着各方面领导工作的重任，他们带头破除思想禁锢，确立新的工作思路，对于开创工作新局面，加快工作进程，必然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其三，广大干部对50年代后期以来党内斗争的一套“左”的作法心怀余悸，在一些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和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不敢轻易表态。在这种情况下，主要领导干部敢于坦言自己的见解，敢于明确地支持改革的主张和思想解放的干部，对于消除干部的疑虑，发挥敢想敢说的精神，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领导干部带头解放思想方面，辽宁省有两件事给广大干部留下深刻印象。一件是：在1979年初，正当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甚至受到一些人的指责的时候，当时辽宁省委的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发表《理论上的根本的拨乱反正》的署名文章，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强调必须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坚决地进行下去。这篇文章对于辽宁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另一件是：1991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同志和社会上一些群众对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一些内容特别是对报告中所着重阐发的“生产力标准”问题提出疑议。这时，当时担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的张国光同志，亲自撰写了题为《正确认识和坚持生产力标准》的署名文章，明确指出必须坚定地坚持“生产力标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紧紧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同时澄清了在生产力标准问题上的一些模糊的不科学的认识。这篇文章在当时，对于增强干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对于维护十三大报告的基本精神，抵制“左”的思想，具有重要的作用。总之，主要领导干部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思想解放的组织者和带动者，是贯彻党的解放思想方针的关键。
第四，宽松的民主氛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曾经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条件。宽松的民主氛围对于解放思想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因为解放思想经常涉及的问题，不是一般思想领域中的问题，不是一般的是非问题，而是一些关系到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而长期以来，在“左”的路线指导下，这些问题是根本不允许自由讨论和随意发表意见的。为了让广大干部和群众敢于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实事求是地独立思考，并敢于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就需要有宽松的民主氛围，充分保障党员和社会公民的民主权利，积极为其创造发表意见，开展批评，提出建议的条件，并保障其不受任何形式的打击和报复。即使对于在解放思想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不正确和有偏差的意见和看法，也要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而绝不能重复过去那种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的“左”的作法。在这方面，辽宁有两件事是处理得比较好的。一件是1981年在文艺界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没有采取过去那种“左”的作法，而是采取和风细雨的自我教育的方式，文艺界的同志形象地称其为“小火煮，慢火炖”。这样既解决了应该解决的问题，又保护了干部和群众中解放思想的良好势头。另一件是1983年在思想理论界进行的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辽宁从本省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思想理论界总的情况是好的，个别文章的作品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的问题，和有意识地搞精神污染有原则的区别。对他们主要是正面教育。这样做，既提高了队伍的觉悟，又从政治上保护了一些同志。辽宁思想理论界的许多同志，每谈起这一段历史都情不自禁地对当时省委领导流露出赞誉之词。
三、需要进一步回答的历史课题
从思想理论建设方面来说，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的主要课题，仍然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坚持解放思想方针的必要性和目的，说到底是由这个课题决定的。这是为什么？除了我们通常讲的认识论的一般道理之外，主要还有以下几方面特殊的具体的原因：其一，社会主义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它既无固定的模式可以效仿，又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可以照搬；它的一切，都要由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实际出发，进行能动地开拓与创造。这就需要解放思想，需要让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思想保持最开放的状态。其二，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由于“左”的路线影响，思想曾经长期地、严重地受到禁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许多误解和偏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情况虽然有了极大地改变，然而彻底消除“唯上、唯书、不唯实”这种思维方式的恶劣影响，进而彻底消除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和误解，还需要很长的历史过程。其三，承担着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随着市场经济所引发的思想领域的变化日益深刻，人们越来越多地与各种思潮发生接触和碰撞。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有相当一部分是非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需要在更长的发展中才能看清其性质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鉴别真伪、判断是非，最重要的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不这样做，人们的思想就将因失去主见而随波逐流；不这样做，一些假马克思主义和假社会主义者，就可能凭借其据有的权力以假乱真和以售其奸。因此可以说，坚持解放思想的方针既是发展真理的需要，也是捍卫真理的需要，既是探索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需要。
从上述认识出发，为了更好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课题，我们对于解放思想的方针在认识与实际运用上，需要进一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坚持解放思想方针的长期性。由于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课题，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坚持解放思想的方针必然是长期的。认为坚持解放思想的方针只是一阵子和一个时期的需要，或者认为坚持解放思想的方针可以一阵子强调，另一阵子就不必强调，这些看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表明，党内外的错误思潮总是要发生的，解决这些思潮的根本途径在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其中包括认真坚持解放思想的方针。绝对不能也不应当把克服与抵制错误思潮同坚持解放思想的方针对立起来。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方针的适用性。任何方针、政策都有其适用性，即都有其发挥作用和效能的主要领域和范围，而不可能是万应良策和万能良药。解放思想方针，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项基本方针，它主要适用领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重大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就是说要在这些方面进行解放思想的探索和开拓，并在这些方面依靠思想的解放使人们走出“左”的误区。在建设和改革中，人们的困惑是由多种多样的原因造成的。“左”的传统思想的禁锢，是造成困惑的重要原因，解决这种困惑的主要办法则是解放思想；而有一些具体的业务工作上的困惑，主要的原因是来自知识的贫乏和经验的缺乏，解决这些困惑的主要办法则应是学习知识，吸取经验，在这里解放思想也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其适用性则是有限的。总之，解放思想的方针是个基本方针，绝不应把一切具体问题的解决，都套用到这个方针上，那样，不仅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将降低解放思想方针的重大政治意义。
第三，坚持解放思想方针的条件性。党的方针，是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和自身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制定的。因此，它本身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和内涵，理解和执行党的方针，要求执行者必须有必要的基础知识，必要的实践经验，必要的心理准备和必要的相关信息。因此，坚持解放思想的方针，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应当包括积极创造解放思想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创造的越充分，思想解放的广度和深度就会越理想。为了更好地执行解放思想的方针，应当特别注意干部文化素质和理论素质的提高，应当创造宽松的民主氛围，应当大力提高决策和建设改革状况的透明度，应当更多地为干部提供研究经济政治问题的参照信息。为了不使解放思想成为一个一般性口号，就应当实实在在地在上述几方面工作上下功夫。解放思想从一定的角度看，它是开展工作的前提，没有思想的解放，工作的开展必然是缓慢的和局限的；但从另外的角度看，思想解放又是其他许多工作的结果，没有其他许多工作的正常发展，没有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没有文化理论教育的加强，没有国内外各种先进思想的广泛传播，解放思想必然受到局限。所以，真正重视解放思想，必须重视创造解放思想的各种条件。
第四，坚持解放思想方针的侧重性。这里讲的侧重性，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解放思想侧重于解放哪部分人的思想；二是坚持解放思想方针的责任，主要由哪部分人来承担。答案是明显的，两方面的侧重点都是领导干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表明，哪个地区、哪个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思想比较解放，那里的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就比较解放；主要领导干部是解放思想的关键。他们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是解放思想的带头人，还是思想解放者面临挫折时的政治保护人。必须紧紧抓住主要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在过去的解放思想活动中，有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即一事当前，往往是主要领导者动员所属的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自己却很少明确地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阐明个人看法，似乎需要解放思想的主要在下面而不在上面。这正是把问题搞颠倒了。无数历史经验告诫我们，主要领导者即是掌握重要权力的人，而权力往往容易导致思想僵化。为防止这种僵化现象的发生，掌权者应当经常地自觉地为自己输入新鲜的思想溶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经常地自觉地了解和把握实际工作的最新发展，经常地自觉地接触和感悟世界发展的新潮流，从而使自己的思想保持最少保守和最大开放的状态。领导者的这种思想状态，必然体现在他们的决策和工作中，而这种决策和工作又必然带动起千百万人的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