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丸山升的鲁迅论——关于一种主体性思想#183;革命#183;历史解析法的阐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主体性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论丸山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种主体性的研究目的意识——从与竹内好的联系所提起的
丸山升是继竹内好之后，又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日本鲁迅研究者。正是因为他们在日本鲁迅研究历史上的这种地位，对于丸山的鲁迅论，以往的论者大都将其与竹内好并提来评价。其实，称丸山“突破”了竹内鲁迅论也好，认为他“把自己局限在竹内留下的空白中”〔1〕也罢，以竹内鲁迅论作为评价参照本身，就意味着是以承认二者间存在着一种深刻联系为前提的。概括地讲，这种联系是在鲁迅研究的立场和观点等基本原则上体现出的一种精神本质的贯通，是在对于日本研究者而言一个最为基本的命题——“为什么要研究鲁迅”面前，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是主动地将鲁迅研究提高到中日两种文化间的相互审视、观照、比较和交汇层面上的主体性的目的意识。它在下面两个方面鲜明地反映出来，首先，从研究的出发点来说，他们同样是在强烈意识到了自身在思想、精神或情感上的某种需要，是在鲁迅对于日本、日本文化之意义这个层面来感觉这一研究的。因而，鲁迅研究就不仅仅是他们人生选择和追求的一个具体目标或能体现其“学问”的载体功能而被接受的，而是作为联系着自我人生体验和民族文化建设的实践性活动来操作的。这种主体性目的意识的一个基本原则，表现为他们是以鲁迅的方式来研究鲁迅的——首先使自己在心灵上与鲁迅相沟通，领会和理解鲁迅精神，再返过来以此观照鲁迅。通俗些讲，他们先“投入”到鲁迅那里去。获得一种方法原则，再从日本人、日本文化的角度出发，主体性地说明和阐释鲁迅。因而鲁迅精神的光芒也就自然投射进他们对待外国文化的基本态度中。竹内好主张，“研究外国文学，必须前行到使自己也成为其中一部分的那种程度。”“应从这一对应之处出发来阐明自己的态度。”〔2〕丸山认为，外国文学研究， “从根本上说是于异国人中看到本国人，是于异国的他人处来观照出自己而进行的工作。”〔3〕这些与鲁迅所说：“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4〕在内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似竹内和丸山这样的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前三代研究者〔5〕的研究精神本质中，流动着明确的时代感、现实感和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他们的鲁迅论更多地追求着纯粹学术意义上的作家论研究层面之上的一种文化比较批评的目的，他们将对日本历史、文化、现实问题的诸多思考带入了鲁迅研究。而这一研究也就具有了以鲁迅精神、鲁迅的“存在方式”为参照体系进行的对本民族文化反省、解剖和批判的理性活动的品格。如此而来，在研究者的自我意识上，鲁迅也就不仅是中国的一位优秀的作家，而成为体现出一种文化传统艰难、沉重地转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所有“独立意识”的卓越代表和民族精神的象征。而所有这一切，又正是由研究客体本身的科学性、丰富性和深刻性所决定的，因而可以说，这种主体性研究目的意识之形成的更为内在原因，是研究者的精神追求方向和思索内容向鲁迅精神的内蕴及其构成方式主动“融汇”的结果。
在这种主体性目的意识的作用下，在研究过程的具体操作上，他们一般要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对鲁迅精神本质和“核心”处的探究和领会上来，将鲁迅精神本身视为一种面对、选择和“创造”历史的“方法”，继而努力挖掘和提炼其中充满着的求实精神和能动性，蕴含着的批判和创新机制，以及在这些内容中昭示出的对于日本人、日本文化的意识。因而比起对鲁迅文学具体的、微观性的鉴赏和分析，其关注的重点更在于构建出一种参照价值意义上的“鲁迅观”，这种“观”具有一种“样本”上的意义，特别是它充分显示出了研究客体（鲁迅）对于研究主体（日本人）的独特价值，从而也就有了建立起由中日两种文化间所有联系所决定的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日本人心中的鲁迅”的可能性。与此相关连，研究者论说内容实质的内在取向一般不是在鲁迅政治性态度、立场的涵义上体现之，而主要表现为研究主体对一种文化精神的观照和阐发，它们包括了人的“思想”对现实关系的主体性操作；一种文化形态内蕴的哲学性启示；知识分子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其在历史进程中对自我意识、位置的把握等。我认为这种方法原则以及研究者彼此在自己的鲁迅论中体现出的价值标准和表现形态，揭示了任何一门外国文学研究的真谛，显示出其应有的内在功能，特别是当我们进一步思考日本的鲁迅研究是否具有不同于别国的鲁迅研究之独自品格这一课题时，更不能不体会到带有历史思维性的这种主体性目的意识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
关于丸山鲁迅论的评价——与对日本鲁迅研究的审评方式相关联的。
丸山说，“竹内虽然不是我直接的老师，但我的研究是从他的基础上出发的，要指明我与竹内鲁迅论的联系，简而言之，就是比起现在的研究者用‘脑’，我们那一代人是用‘心’来研究的。”〔6〕虽然，与其说这种深刻的联系是他为竹内所“局限”，不如说是如上所述的，丸山对自竹内始的一种科学研究精神原则的继承和发展。而更重要的是，丸山以他自己对鲁迅独自的理解与阐述，以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结合，在深入的论析层面上建立起有异于竹内鲁迅论的全新的整体性的鲁迅观，在对新的审视框架和严密的逻辑表述的追求中，丸山拓展了认识鲁迅的思维空间。如果说竹内的鲁迅本体论的鲜明特征主要体现在他以个人生命体验方式对鲁迅全方位的“接近”。其价值在于通过此而引发出的一种感受的活跃性意义上的领悟信息的丰富性、启示性和对客体再探索的诱发，那么丸山则以自己对鲁迅思想之构成和“革命”方式理解、论析的严谨性和逻辑性。以其辩证的说服力直接在一种质的规定性意义上赋予人们以新的对客体的认知能力；如果说在这其中，竹内更多地取向于鲁迅作为个体生命发展形态的内容及方式对于知识分子在自我人生意义上的价值，那么丸山则通过鲁迅式的“革命”之内在品格以及映现出鲁迅精神的中国历史（革命）进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深刻地揭发出了日本人在认识、理解中国历史时所应意识到的方法原则上的一种基本点的重要性，并且，也许正因为两种审视框架各自的鲜明性，反倒可以在对方处表现出自身的特色来。对竹内与丸山鲁迅研究的得失比较，人们尽可以见仁见智，但我以为如果仅根据两者间的关连性，并且不细致分析这一联系的具体内涵及价值，便认为丸山的鲁迅论只是对竹内的“补充和完善”，那至少是过于简单化了。
与此相关联的，是我们应如何观照日本的鲁迅研究的问题。有关此方面的内容，我以为在以往不少处于介绍、描述层面的文章中，存在着一个缺陷，就是为日本研究者的成果作简单的性质判断，它往往是以鲁迅界定在哪个层次上作为依据来进行价值评定的，并常常有意无意地以某种既成的结论作为标准。从表面上看，把日本研究者对鲁迅认识到什么程度作为价值尺度来衡量，似乎有某种可评性上的便捷性，但重要的是它恰恰忽略了研究者是如何到达（形成）某种认识的——这一论题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识、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整体思维特征及日本特定的学术背景等更为丰厚的历史文化内容，因而这种审视角度及焦点本身就与日本鲁迅研究的基本形态存在着偏离。如有的论者曾以丸山称自己的“鲁迅观大致没有出瞿秋白、毛泽东之外”〔7〕这一告白为，暗示 丸山的鲁迅论缺少独立性品位〔8〕。其实在那之后，丸山紧接着说，“鲁迅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具有怎样的意义，反过来说，鲁迅接受的方式告诉了我们什么，……还并没有作为论题进行充分的讨论。”〔9〕并且，从丸山研究方法意识的总体特征上看，他是不赞成对前人结论的遵从性研究心态的，他说：“一个命题，如果作为权威而被确定下来，就会有超出当初确定命题时的范围、条件而将其适用意义扩大化的偏颇……。”〔10〕早在五十年代，丸山就尖锐批评过一种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安心于自己到达了某种意识形态，便依赖于其正确性，浅尝辄止地满足于‘评价’，给鲁迅‘定位’”〔11〕，显然，丸山的研究目的并不在于对既成的权威性结论的证明或补充，而是通过他对鲁迅思想的独自阐发而进行的对于鲁迅思想自身发展规律性和逻辑性的探讨，因而他对中国政治革命领袖鲁迅观的认同，也就并不影响他对鲁迅思想作出不同于他们的理解和概括，因为最重要的是，他的这种阐释并不是在评价鲁迅思想的功利性价值的框架中进行的，而是在涉及这一思想的构成方式、运作特点、人的思想与历史状态的关系等一种科学思想具有怎样的独特品质以及从中能得到什么这种认识论的层面上展开的，其内在的价值取向也就并不仅是归纳出鲁迅所到达的“先进性”，而是致力于通过鲁迅解析出一位知识分子优秀代表所具有的丰富的认识价值。再比如，从对鲁迅思想的把握方式和论述品质上看，日本鲁迅研究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比起对鲁迅思想的性质判定、据此对鲁迅思想演变阶段性的划分等，许多研究者更重视“描绘”出鲁迅的“形象”。“形象”者，即为带有可感性的具体的有机构成物，因而他们的努力更在于发现、列举和铺陈构成了一种存在所必需的方式、态度、成因、特点等过程性因素的探究上，更注目于鲁迅之为鲁迅的个性化特征上。概言之，相对于整体上的“鲁迅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这种结论性的说明，他们更有兴趣于“鲁迅是什么样式的”以及包含于其中各个层次上的启示性内容。这正如竹内芳郎所说，认为鲁迅“经过27年—29年前后同个人主义的竞争至三十年代终于完成了阶级立场的转变，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这种发展说几近对于鲁迅的个性发展什么也未说。”〔12〕丸山称他对此看法“深表同感”，并且他的研究就明显具有对鲁迅思想的存在形态发现和剖析的品格，譬如关于三十年代鲁迅对托派诬蔑的反击，丸山就采取了有别于一般化的政治评价的把握视角，他说，“……这里重要的并不是他反对托派或赞成毛泽东这一态度本身，而在于他从根本上抓住了理论——现实关系的本质之处……。 ”〔13〕因此从根本上说，他所作出的成就，也就不仅仅是如同有的论者所评价的，是因为我们从他的著述中清楚地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14〕而更在于研究者所自觉意识到的，比起鲁迅是否是这种“家”或“者”，最重要的是隐伏在这一表层形态下面的鲁迅的思想在深层次上构成方式、运动特点等内容中所蕴含的更为普遍性的价值和意义。总之，既然日本的鲁迅研究带有对异域文化观照和接受的性质，既然研究者以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培养成的思维习惯来论述别国的文学现象，便必然会带有诸多的与研究对象母国的研究面貌不尽相同的独自特点，那么我们也就应在将日本的鲁迅研究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观照的前提下，通过发现和分析日本研究者的价值标准、方法意识、论述方式及研究目的等内容的历史性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从而获得更多的这一文化现象本身所带有的文化比较批评价值的收益。
概言之，以竹内鲁迅论的主体性批评原则的精神实质，在更广阔的视野范围和对鲁迅更深入阐发的论述层面上，丸山以自己独具特色的富于逻辑力量的分析和论证，通过对鲁迅“思想”、“革命”等存在方式、特点的解析，在下述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他揭示出鲁迅式的知识分子与历史之间在“对应”关系上所具有的丰富性和深刻性的努力。
鲁迅的“思想”之品格
在展开这一论题时，丸山将他自己对“思想”的一种本质性理解渗透进对鲁迅思想的解析中。他认为，“思想”是有多种形态的，特别是它决非仅仅是理论学说的表现物或被证明物，“思想”的品格只有在其与现实的全部联系中才能得到说明。从本质上讲，始终体现对于认识不断探索的非完结形态，这是鲁迅思想品格最鲜明的特色，所以用简单的性质判断是无法提取出其内在价值的。丸山对鲁迅思想的考察，并不是以归纳和概括诸如“立人”、国民性改造等鲁迅思想体系中的具体内容为目的的，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其描述从而引导人们掌握一种科学地观察和理解鲁迅思想的方法。因而他所重视的，是鲁迅到达某种认识、思想呈现为某种状态之前的“过程”，即“思想”的建构方式，是在这其中透现出的“思想”作为行为准则、价值取向、表现方式及与其目的性、有效性之间所组成的能动和辩证的关系。他说，“以一种‘最终目标’的切入方式来考察鲁迅的思想及其变化，恐怕只能以徒劳而告终。……对于鲁迅而言，‘思想’绝不是‘终极的目标’，而正是它与现实间的‘中间项’才是问题之所在。……而他的‘转变’也正是在这种‘中间项’中的内容，那么‘思想’无论如何高尚，如何明确，都是毫无作用的。”他还说，“他（指鲁迅——下同）的思想的显著特色，与其说是致力于未来的、远大的希望，深远的、宏伟的真理，莫如说是重视每个平凡的事实。”从丸山观点的实质上看，“中间项”的涵义主要是指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鲁迅思想的运作方式与现实关系间的一种“弹力”，是鲁迅思想的艰难性、独立性、明确的目的性和对真理孜孜探求精神等更为内在的实践性层面上发生作用的因素。概言之，是“思想”适应、影响现实的所有有效功能。因而从逻辑性上讲，这种功能就使得人认识过程中出现的“转变”，不会表现为在某个时间、某种地方完成了的终结形态，而是能够永远随着现实状态的变化不断地产生出新的课题，具有探寻和发展内在驱动力的一种活跃、能动的机制。这样，丸山也就自然不是将鲁迅思想作为某种固定的、静止的认识和概念的聚合物来把握，他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将鲁迅思想看作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创造”过程，他的终极目标也就不在于以结论性表述来界定鲁迅思想，不在于以某种“标准”来证明鲁迅所到达的程度，他最为关心的是它得以成立的独特的全部原因及其运动规律。换言之，比起“性质”和“结果”，他更重视“发生”和“运转”的所有内、外因素。如他指出，“革命文学论战”期间，鲁迅所阐明的文学观，“并不是从他内心已经完成了的文学观、革命观中‘流出’的东西，而全部是他通过与现实的对手的论战于他的内部逐步积蓄而建立的。”〔15〕“逐步积蓄”之意，是在丸山看来，鲁迅的“思想”与他现实性地参与中国历史进程的“行为方式”是同位的，即丸山将此归结为鲁迅在自己所处时代自身对变革中国社会的现实目标追求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意识到的、所明确化的、所行动着的全部内容的结晶物。
丸山与许多日本研究者一样，十分重视鲁迅个人生活体验对鲁迅思想形成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在那里可以发现鲁迅思想之“原点”的根本性因素。他说，“对于鲁迅来说，正是（少年时代所感受到的）那种人间关系构成了中国的现实。因而当变革中国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无论何种方案，他是不承认其为变革的。”〔16〕这种“人间关系”构筑了鲁迅一生所追求的目标——从思想上、精神上彻底“轰毁”旧社会基础——的“原型”，而这一“原型”，鲁迅“已经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找到了”，他对由家族制度集中体现出来的旧社会构造关系的批判意识，“确实是由（他本人出身的）大家族‘培育’出来的。”〔17〕丸山在其代表作《鲁迅——其文学与革命》中，以“传”的形式来论述鲁迅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与他欲通过描述鲁迅的生涯来探寻鲁迅精神“原体验”的目的是相一致的。另一方面，相对于鲁迅思想由现实所制约的规定性，丸山在对其整体性的把握中，更重视鲁迅思想对现实选择性和作用性的品质，即他更多地强调其主体性的能动意识。他将鲁迅早期的文学活动、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后退潮期的彷徨和苦闷、通过女师大事件亲身参加现实斗争、与“革命文学派”的论战、三十年代起向马克思主义的接近等这些鲁迅一生最主要的“思想”内容，全部以一种鲁迅作为历史实践者的明确、自觉的主导思想意识贯穿起来，即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鲁迅为寻找变革中国社会的有效力量的框架中展开的，因而鲁迅的思想也就必然只能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个不断地吐故纳新的流动过程，必然体现为主动的对历史（包括自我）的解剖意识和批判精神。
如此，在理论的论析上，丸山将论题引向了更深的层次，即不仅是鲁迅思想之构成是怎样的，还有鲁迅是如何建立这种构成的。比如他在评论青年鲁迅关于迷信、各种救国方案、民众的能量等观点时，阐释的视点始终位于鲁迅主体性观照和估量的角度上。丸山所重视的并不主要是这些主张内容本身“即时性”的作用和价值，鲁迅的看法之合理程度如何等，他更着眼于在其中所显示出的鲁迅独特的思想方法、接受原则、批评角度、论及指向等“内核”部分这些机制性因素。他指出，对于所有的思潮主张，比起给它们作评判，鲁迅关心的关键所在是“接受”这一侧以及如何产生出科学的接受原则的“人的内部”。“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强调的重点是能够将科学当作‘科学’而充分发挥其作用的主体一侧。”“对他来说，只有能产生出科学者的‘科学’，才是名符其实的科学”。丸山的看法，无疑比一般性地止于在外部的价值层面来评价鲁迅早期思想深入了一步——相对于分析和归纳对象的“内容”，他更重视在“形式”方面所具有的认识价值，并通过对后者的发掘再进一步阐发对象体的全部意义，并且此种方法论意识体现在丸山鲁迅论的整个内容中。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丸山所诠解的鲁迅思想之品格：鲁迅的“思想”是他积极地承担了历史重负，主体性地面对历史、选择自我的现实“行为”，并通过与历史的撞击所显现出的所有过程、方式和结果，鲁迅“思想”的价值，就体现在这一思想得以成立的独特构建方式中。由于其中所具有的典型性、丰富性、深刻性和启示性的意义，鲁迅的“思想”也就具备了能将一个时代的本质性内容、一个民族的现代文化史、一个历史过程的经验和教训凝缩其中的精神载体的品格。丸山所看待和解析出的鲁迅“思想”，在认识价值上已经不再仅仅属于鲁迅个人，而升华为一种动荡、曲折历史所培育出，同时又能清醒地、独立地面对历史——是在这一互动层面上形成的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价值；他所论述的对象体实际上也就成为隐含在他的命题意识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归依过程中，一种主体性的科学思想是如何渐次出现和建立的——在这其中，知识分子怎样主动性地确立代表着时代方向的思想准则及其构成、表现方式等带有“思想论”色彩的精神原则。而前述的日本研究者向鲁迅学习的真诚愿望和欲望通过鲁迅把握到一种富于丰盈深厚历史文化内蕴的“思想形态”的参入意识，从根本上说，也正是由这里产生的。
鲁迅的“革命”之意义——“思想”本质与“文学”感受间的一种两难
如同我们所知，丸山鲁迅论的基本论题大部分是与鲁迅的“革命”有关的，他的主要论著几乎都涉及了这一内容。首先要指出的是，丸山特别强调，不是如同日本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革命”只是观念上的理论，对于鲁迅来说，“革命”是作为具体的、实在的变革现实的实践性活动来体验的。他对鲁迅的“革命”之意义的基本认识，是将“革命”视作鲁迅精神追求和构成了鲁迅整个生涯的文学、思想等内容的一种内在之物来观照的。换言之，他将鲁迅一生的主要活动，一以贯之地界定为是鲁迅对于“革命”的主动、反复的探求过程或可称为是鲁迅以自己的方式对历史的参与。他说，“我们从整体上看，鲁迅的生涯可以概括为由青年时代的‘革命’形象，至其破灭后又获得了新的关于中国革命之认识的过程。”〔18〕由此出发，丸山的着眼点就往往并不在“进化”、“革命”等词语的概念意义的使用上，而是将它们指代为鲁迅对于历史、时代的一种原则性“态度”，其作用于现实的进取性和有效性。换言之，无论“进化”抑或“革命”，两者的目的性是一致的，它们对于鲁迅的意义，全在于何种思想武器更有利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改造这一最本质的基点上。他说，“如果说被‘从进化论到阶级论’所概括的他的‘转变’的内容，是建立在他毕生追求的从根本上变革中国这一课题的基础上，是与如何认识其承担力量及其现实的行进过程紧密相联的，那么就决不应是时常被误读的那样，是从进化到革命，或者由非革命向革命‘变化’的同义语。”丸山将通常的以“进化”或“革命”来界定鲁迅思想的性质转换为将它们看作鲁迅对于现实关系改造的一种作用方式，而这些又源于前述的他所强调的鲁迅对于外部存在的主体目的意识的观点。即是说，丸山在“人——思想（革命）”的构造中将鲁迅置于一种主体性的位置上，鲁迅对历史现实所发生的所有认识变化，都是在主动地面对历史的角度上展开的，那么鲁迅的“革命”也就正是在其全部运动过程中积淀而成的作为鲁迅认识结晶的一种本质性的表征物。从上可见，对于“革命”这一词汇，丸山既诠释为鲁迅思想的外部运作形态，又指向其一种内部构造性，他是在两者的结合点上来阐发其价值的。从而，对《鲁迅——其文学与革命》这一题名，我们也就不能简单理解为完全是论证鲁迅的文学（内）与中国革命（外）的关系，在书中这些主要是作为论述背景存在的，而作者的旨意是在于通过这种存在关系来解明鲁迅的文学与鲁迅自身所领会的“革命”的有机构成，是丸山所解释的文学与革命的一种互为包容性的关系如何统一于鲁迅精神之中。所以他反复强调，鲁迅的“革命”并不是鲁迅对外在的某种政治路线、某一组织（政治意义上的革命）的距离或忠诚与否的问题，而实实在在是他的文学与思想的同位物。这样，丸山就基本上将鲁迅的“革命”界定为“思想”对于其现实作用的一种主动意识的伴随物，它在对现实的行为方式与对自我精神取向的确认、调整两个方面同时发生作用，而从论者的理论逻辑上看，既然鲁迅是“将连自身也应否定的‘革命’完全作为从自我内容产生的要求而期待着。”那么这种追求（思想＝“行为”）也就自然可以在“革命”的层面（对前者目标实现的性质理解）上得到说明。
指出鲁迅的革命性，进而将鲁迅评价为“革命家”，丸山并非日本鲁迅研究者中的第一人。早在四十年代末即有人作过在鲁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框架中观察、评价鲁迅的研究工作。鹿地亘在写于1948年的《鲁迅与中国革命》一文中，明确地认为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坛的杰出代表”。〔19〕丸山的贡献在于，他在日本鲁迅研究历史上第一次详尽而富于辨析说服力的分析论证了鲁迅到达这一“家”的特殊过程，在于将鲁迅的这一形象中所具有的个性化的起点、走向、成因、独特的价值等内容清晰化、鲜明化和全面化了。换言之，他将鲁迅是“可以以何种角度被描绘出的”这种大致上位于“发现”和“说明”的判定层次的论题提高为“鲁迅何以是这样的”、在“革命家”的一般性界定中，鲁迅具有怎样的个性化特征。这样以历史描述为基础的更严密的逻辑论析的层面，在这其中他的着眼点始终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广阔背景中，鲁迅对其具体内容的特有“态度”、“方式”和“对应”上——鲁迅式的“革命”的独特存在及其全部认识价值。
从鲁迅的文学观、革命观等内容所引发出的政治与文学这一与鲁迅的“革命”紧密相关的命题，自竹内好始，日本研究者便反复进行过解说，在这一点上，如果说在承认两者互为依存、互为作用的前提下，暂时的竹内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个人心理背景的作用下，曾侧重它们相抵触和隔绝的一面，那么丸山则力图通过鲁迅来解明两者间的辩证统一。他说，“政治与文学更为根本性的关系，并不是互相在对方处寻求自己存在的证明，而应是在各自的理论体系中包容着对方而自立。……因而鲁迅的文学，只能是将‘政治’本来就作为其自身的内部问题而存在的例子。”丸山以上所说包含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在文学与政治的对应关系中，“政治”与“文学”分别有着各自的质的规定性而于特定的范畴内发挥着自身的效能。被文学所包容的“政治”并非是实践性的具体的政治行为，从本质上应被看作文学的现实性和现实作用，而这一作用又并非一定是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的现实性”。通俗些讲，文学之效用未必会在同时期的政治潮流中反映出来，或直接作用于现实性的政治运动，并非必须如此“文学”才能成立；二，既然文学的“政治性”（现实性）是作为一种本质之物在根本处存在于鲁迅文学之中，那么因其现实性，它就可以作为相对于政治性行为的独立体而存在。丸山以鲁迅早期的文学活动与当时革命派的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为例说明了他的上述观点。他说，“当他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来与革命的整体相对时，其着眼点首先是精神的、文学的，这与将革命中的文学、精神领域，作为整体的一部分（着重号为原文所有）来提出问题，是有着质的差异。”丸山的理论认识价值在于。他提示出鲁迅的思想革命（人的革命）本身即是一个自为体，其全部价值及在构造方式上的深刻性，即便不以政治性革命为必须参照也能得以说明，反过来，也只有从这一思路出发，才能寻找到观察、理解中国革命历史全部内容的有效视角，充分认识到鲁迅式革命的独立存在价值。
在鲁迅的“文学”、“思想”、“革命”这些既紧密相关而又分别具有独立阐释价值的命题范围上，从丸山研究构架的内部构造看，前者的内容在相当程度上担负着解明后两者的作用，即鲁迅的“革命”、“思想”是如何通过其文学方式而体现出来的。诚然，研究者对论题的特定角度，论及内容和论点建立的选定，常常是以舍弃对象体的其它观照价值为代价的，但因丸山的鲁迅论具有总体性把握鲁迅的品位，我们也就不能不指出他的阐述视点给他带来的困境。由于丸山的全部论述中贯穿着这样一条理论说明线索：鲁迅以其文学形式思考、追求的所有课题，在这其中所产生的主要感受和情绪，他的精神世界的发展变化，“都是作为从根本处没有离开过中国变革（革命）这一命题”的派生物而存在的，这样他在理论论析上所到达的深度（深刻性）与对鲁迅形象的细致、全面的描述（复杂性）间便陷入了二律背反的两难局面。他精辟地指明了鲁迅思想革命的性质、价值及其在中国革命整体框架中的地位，但同时又基本上将鲁迅的存在及价值，特别是鲁迅复杂、深邃的精神世界都纳入进“革命”的框架中来审视和说明。换言之，他主要是从“革命”的层面上来观照鲁迅，也主要是在与“革命”（精神思想的而非政治性的）的联系上来阐释鲁迅，要之，他对鲁迅“思想”的理解和分析更多地是在其与现实作用的关系上去进行的。于是，当他对鲁迅思想核心的提取越迫切，注入的将其现实品格的精髓提炼和归纳出的努力越大，无形中鲁迅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的内容便相对地越抽象，鲁迅作为一个丰满的生命本体存在的内容便越发单一化，鲁迅文学在美学上的、哲学上的、心理学上的、生命价值意义上的等等其他诸多价值便越薄弱，以至于在个别地方，丸山无意识地将鲁迅作为一种深刻的科学思想存在形态的价值体现物来对待，他的鲁迅论带有对“思想”——“革命”进行解说的哲学辨析的色彩，而相对忽略了对鲁迅作为具有独立个性的人——文学者的审视和阐发，这些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对鲁迅文学作品评价的切入角度上。
在《鲁迅——其文学与革命》中，丸山论析了鲁迅主要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从其基本的审评角度和价值标准看，一方面他与许多日本研究者相似，注意从鲁迅生活历程的角度来论证一部作品成立的必然性，同时更着眼于作品的客观价值（思想意义）。由前述主体性目的意识所带来的日本研究者曾普遍存在的从“思想家”鲁迅的视角来阐释“文学家”鲁迅的研究倾向，在丸山的鲁迅论中则具体表现为，比起将鲁迅的文学创作作为完整、独立的自在体，进行以完美感受基础的艺术分析，他基本上以文学的特征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思想”（普列汉诺夫语）这种反映论的理解方式，从鲁迅作品与中国历史内容的关系出发，将它们视为鲁迅作为历史参与者对传统和现实自我思想认识的反映物。这样，当丸山通过具体作品阐发出了鲁迅对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认识深刻性的同时，也多少将鲁迅作品看作了作家对自我的某种思想观念提解、剖析、认识表现的过程——作品的感情范围、作家的情绪流露等心灵世界的艺术表现，都直接与鲁迅的某种理性认知联系起来。如他认为鲁迅创作《故乡》，“是在于将闰土的经历处理为向着传统世界的同化——化为其循环不止过程中的一点”；《阿Q 正传》的写作动因是“缘于鲁迅必须正视旧社会的人间关系、民众、辛亥革命等种种问题”；特别是关于《野草》，丸山表示他更注目于作品所表现的虚无感、绝望意识、明显的抽象构造与现实中具体的、日常的“工作”互为表里的关系。具体讲，他基本上不认为《野草》具有透现出鲁迅精神世界某些本质存在（原型）的性质，而“更关心被作品所刻印上的，作为特定时期产物的侧面。”称鲁迅在《野草》中进行的，是为了更为有效地把握到现实的具体存在，而“提解、熬炼、埋葬自我内面”消极因素的“作业”等。上述丸山于三十年前表述的观点，在当时的日本鲁迅研究中，无疑具有创见性和认识上的合理性，但从今天的视点看，首先将鲁迅的生涯认定为“革命”的历程，然后把鲁迅的犹疑、茫惑、苦闷等心理情绪表现基本不看作由鲁迅特殊的人生体验和精神世界结构方式所带来的具有稳定性、气质化了的个性心理特征，而仅视为在鲁迅的“革命”中暂时存在、又不断在“革命”中得以克服和清除掉的消极因素（局限性），鲁迅研究中的这种“传统”思路和认识，不能不说也不同程度地在丸山的鲁迅论中有所表现。因而，如何既能从历史的现实性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出发去阐发鲁迅思想、行为的“革命性”及其逻辑过程，又充分考虑到在人的历史存在下面潜伏着的个体心理文化结构及其规律性作用；对于鲁迅“文学”，既发掘出作品思想性和社会性的意义，又能越过“革命”的层面而领会到鲁迅作品对人类生存意义和自我灵魂的深入探寻等更本质性的艺术表现，这些确实是从竹内好到丸山升的鲁迅论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20〕
鲁迅的马克思主义之个性化
应该说，丸山的这一理论命题本身，就含有相当多新鲜性、丰富性和深刻性的内涵。他指出，鲁迅是从与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不尽相同的思路出发去寻找、理解中国革命的方式并以独自的角度接近马克思主义的。〔21〕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将自己整个儿地投入进去或相反简单的拒绝，……而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本质之处恰到好处地把握。”我理解这里所说的“恰到好处”之意，首先应体现为鲁迅之走向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意味着问题的全部解决，他从最初起就未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权威来看待，对鲁迅来说，尽善尽美、毫无发展余地的思想是不存在的，因而他向马克思主义的接近，从根本上说也就只能是他整个思想构成方式逻辑作用下的一种过程性行为。丸山指出，这些是源于鲁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态度本身，“是在这一接近‘过程’中存在的若干中间项和保留条件，正是这些使得他的认识成为弹性的、丰富的机制。”丸山列举了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在比较中凸现鲁迅个性化接受原则的意义。他说，“藏原理论在其形成期，是将苏共中央的‘艺术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这一理论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既使藏原在某些方面有所建树，但明显带有整体性理论输入这样的性格特征，……因而其接受方式——无批判、无前提的‘拿来’，便不能不说是肤浅的。”而对于鲁迅而言，任何理论之果，都是作为培育新的思想及行为准则的养料而体现其存在价值的——这一科学的“接受原则”，是丸山在鲁迅那里观照出的最富于启示性和深刻性的内容，也是只有鲁迅才能体现出的蕴含在多种文化思潮撞击和汇流的历史中的一种最宝贵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精神财富。直至前不久，他仍意味深长地说，“鲁迅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国文化始终保持着清醒、多层次的看法和态度。”“尽管他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所起到的作用，但决不将任何‘马克思主义’绝对化。他的这些思想，特别是思想方法，对于中国的年轻一代乃至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而言，都应被视为应继承发扬的宝贵遗产。”〔22〕这一论题的另一侧面，是作为研究主体，丸山的把握视角本身所具有的理论启发意义。与前述他对鲁迅思想建构方式的理解相关，丸山突出了人——思想（学说）的关系中，鲁迅始终位于清醒的、主导性地位的主体性。他指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作为现实地能够变革中国黑暗现实社会的一种实际力量而引起鲁迅共鸣的。这样，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讲，丸山就触及到了一种思想影响一个人与一个人主动去面对、选择和接受一种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一更深刻的命题的内涵：在人——思想（学说）的构造中，不仅是后者影响，决定人的行为，不是人被动地为其所规定，而是人通过主动、自觉地面对历史，通过扬弃某种思想学说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而获得的自我精神导向与现实客观要求的一种契合，并且在鲁迅那里，它包容了从内容本质到形式表现的所有范畴。从而，丸山论点的内在因素就自然地应导向如下逻辑方向；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鲁迅思想有超出同时代人的自我和历史价值；面对纷至沓来的西方文明（包括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鲁迅能以其独特的“对应”方式显示出真正的科学性。丸山通过对鲁迅思想构成特点的解析，揭示人们注意鲁迅特有的个人思想结构及功能如何参与了他对一种外来思想的理解与接受，而这些又是由他对鲁迅思想主体性特色的总体把握这一基本思路而来的。长期以来，丸山一直努力于这一课题的探讨，他将学术重点放在对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的研究上，不能不说是与此有关的。近年来，他仍强调，“鲁迅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特点，中日两国都尚未详尽论述。”〔23〕他于三十年前既已提出的论题，无疑涉及到了“影响研究”中接受主体的独特性这一富于探索价值的课题，这无论在日本抑或中国，都是开拓性的。
由对鲁迅的马克思主义（即“思想”）之个性化的基本认识所生发出的，丸山鲁迅论的又一重要部分，是对在理解包括了这一内容的中国近现代历史（革命）时，日本人中所存在的某些把握错位现象的分析和批评——以鲁迅精神的内在构造和“接受原则”的科学性为参照，对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革命观的思考方式进行剖析和自省。在这种带有“文化比较论”性质的论题中，如果说竹内好曾主要从中日两国文化的性格、内部构造及形态的层面展开过比较和批评，那么丸山论析则集中在日本式的对于“革命”、对于“马克思主义”之概念化、表面化的思维方式上。如我们所熟知的，丸山指出了在1927年“4·12”以前， 鲁迅批判过的“革命文学”，并非一些日本人所认为的无产阶级文学，而是反称“革命”的国民党御用文学。〔24〕他分析说，之所以造成这种“误读”的原因，“是中日两国近代史性格的不同，特别是‘革命’这一语汇在其中的差别……”，并且“日本知识分子几乎是类型化的思考方法，而恰恰鲁迅作为问题提出的，并不是观念上的‘革命’，而始终是现实中的‘革命’……。”丸山多次告诫说，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及向新思想的接近，是在“与日本的此类问题存在着相当多差异的条件下进行的。”对此若不予以特别的重视，“接近研究对象本身就将是困难的。”由此出发，他结合对“五四”之前中日两国知识分子人生追求状态的描述，考察了造成这种“差异”的社会和文化上的深刻原因。他认为，由于工业化进程和对西方文明接受方式所形成的历史境况，日本的知识分子“在与自己的故乡相异质的‘近代’社会生活下去是可能的，这样对他们来说，至少可能在观念世界上意识到自己是近代人，并意味着将此直接地作为生活准则。”因而，在日本知识分子某一个人的精神的发展变化中，在一种社会态势的整体惯性下，那些个人的生活经历，涉世的细微变化反倒起了相当主要的作用。而在当时的中国则是不同的，“大部分知识青年……他们生活的范围大都是在自己的故乡。一旦归乡，便不得已再次被旧的习惯和规则所统治的社会同化。可以说，他们将自己（通过外来渠道）所了解到的观念作为自己生活原则的道路从一开始就被封闭了。”因而在这种传统性的社会背景下，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对旧的文化范围的冲击中，既使如鲁迅那样最清醒的思想先驱者，其思想的深层构造中也不能不与某些传统性保持着割不断的联系，但正因为此，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中，才蕴含着日本文化所缺少的更为丰厚和深刻的认识价值。丸山以上主张的出发点，本是提醒日本人在观察中国文学（思想）时，对上述现象“给予充分的注意”，但他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精神发展历程的某种必然性和独特性，这就为在中外文化比较的大背景中，研究世界文化中的鲁迅或通过鲁迅来审视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的文化比较研究打开了新的路向。
丸山升的“实证性研究”——一种史实与论析相结合的辩证的历史解析法
在日本的鲁迅研究中，“实证性”这一概念本来是相对于主观体验式或感悟断想式的方法而使用的。迄今尚没有对此方法的内涵准确、全面的科学界定（这里主要是指日本学术史意义上的而非仅为一般认识论意义上的），并且实证性方法本身就包含着多样的表述方式和价值层面，因而比起笼而统之地用这一概念去概括日本某个时期或某位学者的研究面貌，我们更应去具体、细致说明和分析具有精神本质品格的那些属于研究者个人的学术特色，以更好地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就丸山的研究而言，曾有过将其特点视为“用事实来说话”的实证性研究这样的理解。的确，丸山本人也曾说过，“为了将此（鲁迅精神）明确化，至今为止我还没有找到胜过以事实来阐释的方法。”他所说的，主要是指为建立自己观点所必须的一种基本前提，纵观丸山鲁迅论的整个内容，其内在的价值品位决不仅是对史实的重视那么简单，从其方法论的外部特征及价值取向上，我想将其大致概括为是一种史实与论析有机结合的富于辩证特色的历史解析方法。
在对鲁迅具体的思想主张及其价值意义进行分析和阐发时，丸山通常的作法是，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现代文学思想的大环境中，首先描述鲁迅所“面对问题”的来龙去脉，将个人置于具体的历史规定的情境中，构建起“历史中的个人——历史”的框架，并从两者的互动关系出发来展开论析。比如关于鲁迅与“革命文学论战”的关系这一论题，丸山先列举了与“论战”有关的当时所有有代表性的观点，然后分析了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现实意义上引发这一论战的各种原因，究明“论战”的实质是什么——在总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横的历史断面相交汇处，来确认其出现的“必然性”，继而在此基础上，逐层展示鲁迅主张的具体内容、其独立性、其思想深度、其对中国思想革命及对于日本人的价值等。显然，丸山的方法带有辩证的对历史、对历史中的个人（思想）解析的品格，鲜明地昭示出在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上来寻找、解释历史事件和人物行为更为内在的根本原因的追求方向，揭示人们只有在对历史的全面解明中才能真正把握鲁迅形象的“核心”。也许以上这些只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唯物论的一般方法，但我要强调的，是在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出的丸山方法论的意义：一，对于研究对象而言，它在对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的描述中，探寻和解决人、人的思想与历史的相接，从两者的辩证关系中确立和突出鲁迅思想的主体性特色；二，对于研究者而言，这一操作明确地将对一种历史启示和思想运动过程中丰富性、深刻性等内容的提取规定为研究主体的历史责任，因而，它不仅体现为客观、冷静的对研究对象的说明和“实证”，更表现为有意识地向客体精神内涵的汇入，从而以与他所认同的鲁迅的思想方法同样的“姿态”向历史本质进行复归。因而，丸山的论述文字在严谨中透着真挚和内在的激情，读他的文章，能真切地感受到论者对一种事物和存在本质的迫近。并且，在他富于层次感的论述风格中，流动着一种精神实质，即无论是对史实的列举、考订或是对蕴含在事例中的意义的引发、扩展，都体现为论述中最基本的“内核”性品位，这就是应在全面、精确地弄清围绕着鲁迅的各种具体的历史存在的前提下来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通过科学地“解读”历史来准确地理解和阐述鲁迅。而这些才是丸山的“实证性研究”的精华和生机所在。
例如关于三十年代的“两个口号之争”的起因，丸山在谈到鲁迅的论争对手周扬等人的行为动机时写道，在长征开始后上海的党组织与党中央中断联系的状况下，“既使周扬等人在主观上作为留在上海的几乎唯一的党组织，在自我意识上代表党进行活动，但实际是还是应将他们看作个人式的集团。比起党总体性的方针、路线或政策，不如说他们通过自身的体验所掌握的理论、思想起了更多的作用，以至于他们个人的个性和感情因素也占了一定的成分。那么在回顾和评价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论争时所需要的，比起将所有内容简单地与党的‘路线’相联系来判定其‘正统性’或‘异端性’，更要把握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在内面支持和起了作用的各种思想、感情以至于情绪的互相交汇和撞击，并透过此后其性质和思考的本质之处来分析持有各种观点主张而进行了实践性历史活动的诸个人和集团（团体）。”〔25〕丸山的这段论析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启示：一，他反对仅仅对历史事件作政治性评判的简单化作法，逻辑指向是隐伏在史实表层下面，造成某种历史局面的那些更具体、更细致、更隐蔽也更微妙的因素，他的研究带有从“原点”处去剖析和说明一种历史现象的品位。丸山的这种方法意识一直持续至今。1993年，他写了《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谈晚年鲁迅与冯雪峰》一文，在其中他强调说，“我的出发点是：无论是鲁迅还是鲁迅以外的个人、集团、意识形态，都不把其作为绝对的尺度；我想把历史作为有时联合有时对立相争的，人们一切行为的总和来把握，并由此来思考历史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和现实的历史发展道路的涵义。”〔26〕作为此文的补充，他又于翌年完成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冯雪峰·鲁迅手搞异同对照表》〔27〕，它揭示人们要细致辨清《问题》一文中哪些是鲁迅原有的思想，哪些是冯提出而被鲁迅采纳的内容，从而更为精确地探知鲁迅精神的“内面”。二，与上述原则相关，丸山提醒研究者应避免在对一种历史现象进行反思时，判定一方为绝对正确而对立的一方便一无所是的机械论的方法。在有关“革命文学论争”的阐述中，他便曾经指出过，鲁迅亦意识到“革命文学派”存在的社会基础，并不否认其中有坚定、正确的文学者等。推而论之，也就不能将鲁迅与论争对手间的纠葛单层次地描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攻击和“打倒”。他说，“比起认为鲁迅于这一时期（指“两个口号之争”——引者注），一贯基于正确的路线与周扬等人进行了斗争这种看法，或许也应认识到他从那些年轻的革命家们、组织者那里也获得了某些东西吧，”〔28〕丸山的看法对评价与鲁迅有关的文艺思想史中的历史纠纷的固有思路以一种挑战和冲击，联系他反复表明的基本立场看，其旨意是应将历史事件理解为一种互相、双向的运动过程，而不在于先设定鲁迅的伟大、英明，然后再到事件中去寻找证明的根据，特别是不能“将各种各样的个别人的思想或理论上的问题，统统看成是由共产党的路线派生出来的，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路线问题……。”〔29〕丸山认为既然历史是一个复杂的、多侧面的结构，那么就必须重视人与历史、历史中的人与人之间所有层面上的联系，必须探究构成历史总链条的那些附着在不同层次上互为因果的环节中的全部内容和作用，“应始终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关于鲁迅与徐懋庸、周扬等人的关系是如此，关于鲁迅，我们也应以同样的方法来看待。”〔30〕三，丸山反对用一种事后得出的结论去“套”全过程的逆推法，主张应以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果作全面、细致的考察，既注意过程中的量变，又不忽视事物在不同状态下所呈示出的质的差异，既要列举一种结果在其逐步完成过程中的阶段性表现（丸山曾举过“第三种人论争”中鲁迅对苏汶态度的变化为例〔31〕），最终又要探寻出结果之所以出现的必然性。“将问题严格地限制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命题，对于我们似乎并非具有特殊意义的常识性认识，但当我们结合对中国鲁迅研究历史的反思，读到丸山如下说的“在检讨过去的时候，常常有意无意地先设立一个‘正确的理论’、‘正确的路线’，然后再用这个尺度去对照过去——这样的作法是无济于事的”这段话时，〔32〕便不能不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与这些观点相关，他直言批评“文革”中那些有关“两个口号之争”的文章，尖锐地指出其方法是“直线式的将现实与历史简单地相联系”，“是明显的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特别是关于“文革”，他卓有见地地认为，其重大的弊端，“是存在着将‘历史’作为一贯正确的毛泽东路线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路线而自我完成的过程来认识的观念，其结果必然无视历史中所存在的，曾发生过的各种课题的重要性，并忽略了伴随于此所产生的，所有不断实践又不断得以修正的‘试行错误’中所蕴含的意义，而是完全从今天的视点出发，将历史的‘负面’全部硬性判为‘异端’”〔33〕，上述观点大部分是丸山在中国“文革”期间阐述的，回想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中国鲁迅研究的状况，我们不能不感到丸山见解的严格性和深刻性，不能不为一位学者在科学事业上表现出的最可宝贵的严谨、一丝不苟的态度和对真理热切追求的精神而涌出由衷的敬意。
从丸山升研究方法的内在品质上看，在其对于研究客体的观照、理解、分析和论证等方面所体现出的精神特征，基本上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反映论、历史唯物论等理论体系中找到其认识渊源，而在具体操作方式上，在对研究对象的具体感受与通过论证来建立自己的观点之间，他以富于特色的“实证性”方法建立起中介：在充分占有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史料的剖析到达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因而此种意识也使得他善于在更为细致的层面上去发现现象间的诸多联系。与此同时，以带有哲学性思考的辩证分析和证明意识来阐释自己独立发现的“问题点”。丸山的鲁迅论在整体性对鲁迅把握的形态上，以及通过具体过程所显示出的研究主体自身的认知和思维运作方式，在日本的鲁迅研究历史中呈现出鲜明的学术特色。另一方面，如果从研究结论的价值内蕴上评价丸山的鲁迅论，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关于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本质、其构成性因素以及连带出的富有思想、文化论性质等论题的论述中，研究者自己价值取向的独立性以及这种独立性得以成立的逻辑性。特别是提出和建立它们的必须性上。而这种必须性又更多的是通过丸山独自阐发出的审视视角、价值标准等，从而在应如何科学地认识和理解鲁迅这一根本之处鲜明地表现出来。丸山不是在有关鲁迅思想某一侧面的个别、零散的命题上，而是系统性地在鲁迅精神的本质处提炼出了深层次的价值内涵，由于上述这一切，在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阶段性上，丸山的鲁迅论最终体现出了对人们的既成认识带来了深刻启迪和对鲁迅的价值以新的标准重新估量的效能。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与竹内鲁迅论一样，丸山的鲁迅论具有在一门科学研究领域中，作出整体性开拓贡献的品位，他本人也便当之无愧地成为日本最优秀的鲁迅研究者之一。
1994年冬—95年春写于东京
注释：
〔1〕〔8〕 张杰《国外鲁迅研究情况补略》（《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0期）。
〔2〕 《一种挑战——关于研究鲁迅的方法》（《思潮》5月号，昭森社，1949年5月）。
〔3〕 《鲁迅——其文学与革命》（平凡社，1965年7月）。以下引文凡未加注者，出处同此。
〔4〕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5〕 大致说来，第一代研究者主要有竹内好、增田涉、鹿地亘、松枝茂夫等人；第二代包括今村与志雄、尾崎秀树、高田淳、相浦杲、竹内实、桧山久雄等人；第三代则主要为从成立于五十年代的“鲁迅研究会”中成长起来的研究者。主要有丸山升、尾上兼英、木山英雄、伊藤虎丸、新岛淳良、北冈正子、饭仓照平、片山智行等人。这一代研究者是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中实力最雄厚、成果最丰硕的一代。——以上划分法根据1990年11月24日与丸尾常喜先生谈话记录。并且，并非说那以后所有的研究者都未曾表现出这种主体目的意识，而是从整体上看，它在前三代研究者那里更呈现为一种鲜明的群体特色。此外，本文是从概括丸山升研究特色的角度提及此内容的，故而省略了对此种方法意识之所形成的日本社会的、思想的、文学思潮、学术史等方面更为复杂深刻原因的说明和分析。
〔6〕〔23〕 根据1994年1月5日与丸山升先生谈话的记录。
〔7〕〔9〕〔13〕〔15〕〔24〕 《鲁迅与革命文学》（纪伊国屋书店，1972年1月）。
〔10〕〔29〕 《论三十年代文学——从对“左联”和鲁迅的研究谈起》（原载藤井省三编《三十年代中国之研究》，1975年PVP 经济研究所；译文见《日本中国学者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粹》，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阎桂生译）。
〔11〕 《必要的与“人”的交锋——鲁迅研究的问题点》（《一桥新闻》，1956年4月30日）。
〔12〕 竹内芳郎《鲁迅及其文学与革命》（第三文明社，1968年）。
〔14〕 吕元明《日本的鲁迅研究史》（《鲁迅研究年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16〕〔17〕〔18〕 《鲁迅的革命之意义》（《文学》1964年12月，岩波书店）。
〔19〕 《鲁迅研究》（中日文化研究所编，八云书店，1948年10月）。
〔20〕 山田敬三曾认为，丸山升“运用丰富资料的研究确实对迄今为止的鲁迅论作了许多匡正，但他对于事实和文学运动理论的倾斜过于急迫，把握鲁迅文学的方法中存在着缺少平衡的不足。这一点在与竹内鲁迅论相对照时，就成了首要的弱点。”（见《鲁迅的世界》，大修馆书店，1977年5月）。
〔21〕〔28〕 《关于鲁迅传记的一种视角》（《日本读书新闻》，1966年12月9日）。
〔22〕 《鲁迅与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学》（1994年9 月在仙台“记念鲁迅留学仙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已经本人整理）。
〔25〕〔30〕〔33〕 《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论和思想》（日中出版社，1979年9月10日）。 〔26〕 原载《中国——社会与文化》第8号（中国社会文化学会编，1993年6月；译文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1期，孙歌译）
〔27〕 《中国文学论丛》第19期（樱美林大学，1994年3月）。
〔31〕〔32〕 《鲁迅的“第三种人观”——关于“第三种人”论争的再评价问题》（原载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97 册，1984年8月；译文载《日本中国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一辑， 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5月，林天远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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