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思维需要强化的两个方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个方面论文,中国论文,战略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之战略思维以其内在、有序的逻辑联系影响着国家的政策决策和实践。战略思维从来就不是精确不移、刻板划一、一成不变的。没有最好的、普通适用的战略思维，只有对思考领域、问题性质或研究目的而言更适切、更有针对性的战略思维。因而战略思维是需要以科学和灵活为关键，不断地重新审视和调整的。长期以来，中国战略思维的习惯视角是强调国家硬实力多，关注软实力少；强调国家利益多，关注全人类共同利益少。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国际体系脉胳演进和国际社会机理衍生，中国战略思维需要以进化意识和全球视角强化以往予以关注但尚欠缺重视的软实力的建构及全人类共同利益观。
强化软实力的建构
实力历来是政治分析的核心。实力中的软实力概念最早由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学者约瑟夫·奈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他将行为实力分为软硬两方面。硬实力(hard power)是指以人口、经济、军事和资源为主的有形的物质力。软实力(soft power)是指能够影响他国意愿的无形的精神力，它包括：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文化的感染力、外交的说服力、国际声望以及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这是可以转化为一种同化性的权力，具有让其他国家心甘情愿去做自己希望它做的事情的力量。因而软实力的定义可概括为：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地的能力（注：Robert O.Keohane,Joseph S.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non Age.Foreign Affairs,Fall 1998:87～88;Joseph S.Nye.The Power We must Not Squander.New York Times,January 3,2000;Joseph S.Nye.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8～11）。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引起国际政治学界广泛的关注和理论外延。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代表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将软实力的影响力提升到道德地位。认为实力是影响力的形式之一，在影响力的多种形式中，理性说服比强制可取，因为它具有独一无二的道德地位。（注：〔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56）此外，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罗斯诺(Rosenau)的《世界混乱：变革与延续的理论》以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文章在广义上都属于软实力的研究范畴。
软实力理论亦对当今世界政治的行为范式产生重大作用力。如一些学者将美国外交史上的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激情归因于美国文化中“个人动因”(private initiative)以及权力是建立在商业和经济发展基础上的观念。美学者加里·哈特最近在谈到美国需要新的大战略时指出，“美国现已拥有了经济、政治和军事三方面远远超越其他国家的实力，同时美国还拥有第四个实力，即思想的力量，历史上几乎没有或仅有少数几个伟大国家曾经拥有这样的实力。这一实力体现在我们的建国原则、宪法对于我们是谁的陈述、我们的信仰以及我们所选择的管理自己的方式上。众多国家将追随我们，因为这一思想的力量将远远胜过我们所有武器具有的力量。”（注：〔美〕加里·哈特.新的大战略.洛杉矶时报，2004-07-29）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竹内行夫在题为《2004年的世界形势与日本》一文中指出：迄今为止日本外交实力一直是靠日本经济实力来支撑的，鉴于日本经济的现状，这种实力难以支撑了。他认为今后要更多地依靠日本的“形象力”，在外交上加强“提案力”，提高“说服力”，提出具有日本特色的主张。
软实力之所以成为与国际政治社会学及世界政治文化理论有着密切联系的重要理论维度而引起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的高度关注，是由于人们意识到软实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一，软实力演化为重要的资源力量对国际社会的外生变量（注：外生变量：主要指一个国家的外部环境所包含的各种相关成份。如国际和平与冲突的现状；大国关系、国际组织、邻国和相近区域的合作氛围；特定时期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及国家在决定其利益时所要考虑的一切外部因素。）发生作用。随着全球化在人类各个领域的深入拓展，国际系统进程(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速度加快，系统内行为体增多，交互作用日益加强，人类社会的一体化程度极大提高，国家实力的性质正在发生悄然变化，新型的实力资源和形式正在崛起，有别于主权国家的超国家权力体系与机制日益强化，国家利益的定义和范围大大超出传统的认识框架。这就使得软实力因素作为重要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理念参与到国际政治的运作中来，国际政治的动力变量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多维化。软实力将制度、价值、文化、意识形态演化为重要的资源力量对国际社会的外生变量发生作用。正如摩根索的精辟总结：“国际舞台上的权力之争不仅是对政治优势和政治统治的争夺，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是对人们思想的争夺。国家的权力不仅依赖于外交的技术和武装力量的强大，而且依赖于它的政治哲学、政治机构和政治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注：〔美〕汉斯·J·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203）其二，软实力会对国家利益的内生变量产生巨大作用力。这是由于：首先，软实力可塑造人们对国家利益的共识，影响人们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和界定，决定人们对国家利益追求的行为模式。从理论上说，作为国家公民整体利益的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在实践中，确定国家利益却不得不借助于主观判断，而主观判断必然受制于价值观念、阶级地位、党派背景等社会因素。“国家利益的决定，从一个国家内部观察，事实上表现为一种‘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即“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政体形态含有的所有因素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结果。”（注：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2(2):161）其次，软实力因素正在直接影响或参与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外交决策以及外交政策的实施，直接影响于国家战略的自我定位、对外阐释以及辐射范围。在国际关系中，决定国家外交政策的并不是绝对客观的国家利益，而是决策者以意识形态为思想框架和观察工具所认识到的国家利益。政治文化、民族认同、宗教意识及道义原则的巨大能量会直接作用于国家冲突抑或融合的交往并张显其多种功能。软实力的定位功能为确定对外政策提供了观察世界及自身的视角；其定向功能决定了对外政策的价值追求；其规范功能为对外政策的选择限定了范围；其认同功能为对外政策中确定与别国的关系提供了基础。
软实力是个较新的名词，但其内容对中国来说并不陌生，中国自古以来就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能单靠武力治天下的道理。从目前国际环境来看，中国的软实力因素有待加强和建构。正如美国高盛公司咨询顾问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所说：就目前来说，世界上多数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还不够，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仍是负面的。最近一项民意显示，多数人在提及中国时，使用频率较高的字眼是“神秘”、“恐惧”、“黑暗”等。可以设想，如果人们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的反应是“恐惧”，那么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就不可能是正面的，这亦是中国软实力缺乏的重要表象（注：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咨询顾问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伦敦作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引起国内媒体广泛关注，此观点为雷默答《参考消息》记者问时的阐述。见：“北京共识”与中国和平崛起，参考消息，2004-06-10）。
软实力是对别人的一种实力，但更是改变自己的实力。我们在大力发展经济和增强国防力量的硬实力的同时，急需强化和建构我国的软实力。第一，我们尚待建设一个充分和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更有待形成进一步民主、法制的政治文化传统，在完成开放的市民社会的建立的同时完成政治文明的塑造，“制度先行”原本便是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依赖。如此能有助于保证社会可持续的稳定和富有活力，并且能使我国相当广泛和有力地朝积极的方向影响国际对华舆论。第二，我们需要建构一种更具生命力的良性循环的现代文化生态环境，构造一种有感染力和包容性、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和容易理解并取得共识的文化价值体系。既承认国际社会多种文化和价值观并存的“和而不同”，又承认存在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和共同的利益。第三，我们尚待建构长远、连贯和科学的外交哲学和大战略。它必须符合国际体系本身相对经久的结构特征和演化脉络，能够缓解外部结构性困难，并有效改善“反应式”外交。能够对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予以平衡并取得广泛的国民共识。科学的外交哲学是建立在适切的外交价值观上的（注：外交价值观一般来说包括两层意义：一是该国的外交活动对他国及国际社会的意义；二是该国外交活动对本国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外交价值观涉及外交活动与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外交主体及其政策的灵魂（注：外交价值观对外交活动与政策的价值取向作用，以美国为例：迈克尔·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中指出，美国外交价值观的核心是崇尚个人自由、种族优越感及对社会革命的反感。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冷战后美国外交价值观的新动向。长期以来美国外交价值观中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强烈的宗教观念，即美利坚人是上帝选中来拯救人类的，负有天定命运的普世主义的历史使命；二是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哲学色彩，有着相当现实的功利计算。）。第四，提升国际事务中“事在人为”的意识。任何国际交往都是由具体的人来调研、决策和运作的。国际交往是特殊的人际交往，既带有主观意图的可塑性，也包括人的个性魅力与智慧在内的诸多偶然性。应重视首脑外交、个人关系、热线联络以及决策者个性与外交结果之间的有机联系，统筹兼顾，多谋善断，有所为有所不为。应充分发挥学者、专家、退休大使及知名人士以民间私人身份参与国际交往的作用，为官方外交投石问路、铺路搭桥、探讨问题、寻求共识。科学家信奉“黑白分明”，外交家则崇尚“灰色地带”，即不那么的黑白分明。外交说到底是一门妥协的艺术，除非是“城下之盟”，外交斗争一般是以相互妥协而告终。
强化全人类共同利益观
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即建立一个和平、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在”这一重要命题。对这一命题的解读应当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中国需要与外部世界建立具有进取性、认同性和共享性的价值关系；其二，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相互依存。只有寻求中国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结合，才能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
过去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世界观可表述为“一个世界”——世界就是中国（中央帝国），剩下的是周边蛮夷和化外之境。近代中国经历了大国地位被国际社会剥夺的过程，不得不接受在国际体制中被边缘化的现实。当新中国进入国际舞台时，也是在充满怀疑和敌视的目光中谋求有限的发展。在两极格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和认识带有很大程度的历史局限性。只有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才逐渐改变了对国际社会的看法，充分意识到外部环境与自身发展的重要联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由改革开放初期强调的“体系共存说”，到现在的“体系参与说”，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强调“相互”和“共同”，从而反映了“对立观”的改变。中国在国际环境的转变中逐步实现着自我调整。中国是全人类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息息相关。
从“对立观”到“共同利益观”的调整是符合世界体系的发展规律的。正如有学者说：“世界体系的发展具有目的性，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目的过程：一是微观式自下而上的自行组织过程；二是宏观式自上而下的结构导向过程，终极状态产生于这两种过程的互动。”（注：〔美〕亚历山大·温特.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11):57）在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社会正在产生和形成一些基本共识、共同价值标准和共同利益，也形成一些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中国问题与中国价值必须兼顾人类共同的问题与价值，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本土意识。现实理由是：其一，在这个全球性问题有增无减的全球化时代，拥有某种国际社会“共同体”意识，已不是什么高姿态的“觉悟”问题，而是一种客观需要。其二，人类历史和世界政治的发展潮流并不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换。世界大势，既无法规避，更无法抗拒，只能顺应。在承认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亦不否认世界多样性。“和而不同”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智慧的珍贵结晶，当今国际社会的“和而不同”是指国家间既独立又融合的状态，国家、民族、地区间存在不同的差别是客观现实，应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
强化“共同利益观”将在以下两方面对中国的世界观产生影响作用：其一，在共同利益观下建构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共荣性理念。没有一幢房屋可以由单一的梁柱支撑。中国的一切与世界息息相关，中国与世界加强互动、共同发展的进程不可逆转。中国的主权观正在同超越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发展观结合起来，国际合作理念正被赋予更多普世价值。中国不再以旁观者的身份与现有国际体制发生联系，而是人类共同利益的参与者与共建者，不再是国际机制中被动的一方，而正在成为其中发挥重要影响的一员。中国古人理想中的“大一统观”与“和合观”符合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共荣性理念。其二，在共同利益观下调整自我，改变自己。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要充分了解现有体制的规则和制约因素，更好地适应和转变自己。调整自我的目标既不应是民族主义国家，也不应是自由主义国家，其科学表述应是公民国家。在公民国家中，民族的、个人的“自决”、自由已融于公民权利和义务中，民族和个人身份已融于公民身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已融于公民国家主义。公民国家的利益应该是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的统一，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负起责任、作出贡献，也是维护国家自身利益的需要。为此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在寻求发展权利的同时，也必须积极履行国际义务，求得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学会理性地认识和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同时有效地避免其负面影响。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不应停留在求同存异上，而是要多求同少存异，减少或消除分歧。应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十分重视民族心态的培育和国民精神世界的成熟，提升现代公民意识和现代国家认同。“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注：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02(1):18）
收稿日期：2004.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