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并购能否促进就业&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分析_溢出效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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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资企业是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的重要载体，然而，基于异质性视角对国内外资企业的文献研究还十分匮乏。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中国制造业中的外资企业异质性溢出逐渐引起关注，如技术溢出效应(路江涌，2008)和工资溢出效应(许和连、亓朋和李海峥，2009；杨长志和冼国明，2013)，但就业效应的研究还是空白，缺乏外资所有权对劳动力就业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经验证据。从微观视角而言，外资进入不仅会直接影响企业现有的雇佣劳动力规模，即直接就业效应，也会对本土竞争企业以及整个产业链的劳动力就业产生重要的间接影响，即间接就业效应。然而，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效应中都存在着两条方向相反的理论影响机制，企业内的就业创造与劳动节约，以及对本土竞争企业的溢出效应与就业挤出，因此实证研究结果往往因时间和空间不同呈现出巨大的差异(Bandick和G

rg，2010；Bandick和Karpaty，2007；Karlsson等，2009；Lipsey、Sj

holm和Sun，2010等)。

      本文运用1999～2007年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外资所有权进入对劳动力就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由于外资企业具有规模大、资本和技术密集、生产效率高等一系列先天优势，研究外资所有权的劳动力就业效应很难消除外资所有权的内生性影响，从而造成有偏误的估计结果。因此，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从企业所有权变动的视角出发，运用倍差法和分位数回归方法测算外资并购对企业雇佣规模的影响效应。考虑到外资并购不仅会直接影响被并购企业的劳动力规模，也可能通过溢出效应或就业挤出间接影响竞争企业以及整个产业的雇佣规模，本文分别估算了外资并购对劳动力就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本文的主要贡献可能在于：首先，从异质性视角研究外资所有权的就业效应，这在国内尚属首次，是对异质企业贸易与投资研究的有益补充。其次，遵循外资就业效应的理论机制，分别测算了外资并购的企业内和产业内就业影响，研究相对全面。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并购对劳动力就业的直接效应十分有限，间接效应却非常显著。具体来说，外资并购的间接就业创造效应与被并购企业的规模大小积极相关——被并购企业劳动力规模越大，其间接的就业创造效应就越大，而且这种积极的就业效应在短期内会逐步扩大。然而，外资只有并购劳动力规模较小的企业才会在企业内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由此表明，外资并购对企业短期劳动力规模的影响非常微弱，但会带来较大规模的产业内溢出，通过促进本土竞争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提高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与就业吸收能力。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梳理和归纳了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第三部分是数据说明；第四部分为实证方法和变量介绍；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最后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一)企业层面

      1、异质性溢出与就业创造

      跨国公司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异质性优势会向东道国子公司溢出，如规模更大，生产率更高，支付工资更高，融资能力更强等，这样东道国子公司本身就能够比本土公司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Howenstine和Zeile，1994；Feliciano和Lipsey，1999；Blonigen和Slaughter，2001；Conyon等，2002)。有关外资并购与企业生存的理论也认为，如果跨国企业并购了东道国本土企业，则很可能会带来母公司的优势资源如技术、知识、技能等向被并购企业转移，通过提高企业生存概率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Bandick和G

rg，2010)。

      Lipsey、Sj

holm和Sun(2010)认为，通过支付高工资，外资企业可以吸收来自产业外和产业内的劳动力转移。Br

nnlund、Nordstr

m和Svedin(2004)尽管并不认同外资所有权一定会带来高工资，但依然肯定了外资并购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作者认为，外资并购发生后，由于面临外资撤离的潜在威胁，被并购企业工会组织的议价能力会减弱，这可能引起工资下降，但工资下降会使企业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Bandick和G

rg(2010)则提出，外资并购带来的异质性溢出与被并购企业本身的异质性相联系。参与全球化的本土企业应对被外资并购影响的能力较强，优秀的本土企业被外资并购以后更容易吸收外资带来的技术转移，从而促进劳动力需求增长。

      2、比较优势与劳动节约

      外资企业的就业创造效应也经常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外资对企业雇佣规模的影响与东道国比较优势相关。Girma、Greenaway和Wakelin(2001)认为，由于发达国家企业本身就具有世界最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再说外资企业进入发达国家会带来知识和技术溢出未免牵强，因此发达国家的外资并购不一定会刺激企业劳动力规模增长。Conyon等(2002)对英国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产出和工资以后，外资并购会使英国被并购企业的劳动力规模下降6.2%。

      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外资企业的资源和技术优势也可能对企业劳动力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并且改变劳动力就业结构。一方面，外资企业会带来技术和知识溢出，改变要素投入组合的相对比例，带来劳动节约和整体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又会进一步带来劳动节约，因此外资企业单位投资创造的就业岗位可能很少。除此之外，资本密集型外资企业可能更倾向于使用进口中间品替代自己生产，因此其销售额增长对劳动投入增长的需求较小(Lipsey、Sj

holm和Sun，2010)。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结构可能异于本土企业。由于外资通常集中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外资企业进入会引起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非熟练劳动力就业，改变企业雇佣劳动力结构(Bandick和Karpaty，2007；Nunnenkamp和Bremont，2007)。Driffield和Taylor(2000)认为，上述两个渠道的劳动节约相互联系，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会提高熟练劳动力的生产率水平，导致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继续增长。因此，外资企业的就业创造很可能是对于相对熟练劳动力而言，而不是供给过剩的非熟练劳动力。

      3、外资流入形式与就业波动

      Jenkins(2006)认为，外资进入对企业雇佣劳动力规模的影响也与外资流入形式相关：首先，绿地投资本身就是一种就业创造，尤其在劳动密集行业；其次，由于外资并购本土企业后立即增雇或解雇员工都会带来重要的成本支出，外资并购可能不会立即出现就业波动，如果外资并购后对企业大量重组(例如进口中间品或生产重组)，也可能造成就业岗位流失。

      Bobonis和Shatz(2007)、Ajaga和Nunnenkamp(2008)、Bandick和G

rg(2010)则提出，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最主要形式，外资并购的动机决定了外资所有权能否创造就业。对于水平并购，如果外资并购是为了消除行业竞争，被并购公司很可能面临裁员或关闭，而如果水平并购的目的在于通过东道国本土企业获取市场准入，外资并购则会带来母公司的技术溢出以扶持本土企业发展，促进其劳动力和产出规模增长。对于垂直并购，外资并购的动机往往在于对被并购本土企业的整合，实现产业链的延伸，因此垂直并购中，跨国公司会向被并购企业转移资本和技术，以实现效率提高和规模扩张，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4、外资流动性与就业波动

      外资具有流动性自由特点，对商业环境变化反应灵敏，这使得外资企业在生产转移和就业重组等经营决策上更有任意性。由于外资流向通常是以跨国公司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一旦东道国丧失生产经营的成本优势，外资企业就很可能削减规模甚至关闭企业，将生产活动向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迁移(Bandick和G

rg，2010；Barba Navaretti、Checchi和Turrini，2003；Bandick和Karpaty，2007)。

      在东道国经济波动中，外资流动性特点更加突出，更容易转移生产和劳动力，造成原企业工人失业(Bernard和Sj

holm，2003；Girma和G

rg，2003；G

rg和Strobl，2003；Huttunen，2007)。Aizenman(2003)、Martins和Esteves(2008)分别以墨西哥和巴西为例研究了新兴市场中外资企业的生产和雇佣决策，前者发现，跨国公司会实行生产区域多样化以灵活应对新兴市场的不稳定性，经济波动引起跨国公司预期利润下降，从而导致雇佣规模缩减和生产转移；后者分别考察了外资并购和外资撤离的影响，发现外资撤离会比并购带来更多的就业重组：外资并购不会对被并购企业的劳动力规模产生显著作用，但外资撤离会带来大裁员。因此，Jenkins(2006)认为，除非外资企业计划长期发展，否则外资的就业创造效应将会很不稳定。

      (二)产业层面

      1、水平产业层面

      首先，外资企业进入有利于实现公司优势与东道国比较优势的结合，通过带动产业发展在行业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流入到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例，外资企业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国际市场渠道等自身优势与东道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相结合，提高产业竞争力。Ernst(2005)认为，随着全球贸易和融资自由化，跨国公司进入会给劳动力禀赋充裕的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带来具有比较优势的贸易部门扩张。Lipsey、Sj

holm和Sun(2010)结合异质企业出口理论从微观层面进一步指出，由于生产率更高、与外国市场联系紧密的外资企业更易出口，外资渗透可以通过培育和扩大东道国的出口产业拉动就业。

      其次，外资企业会通过溢出效应刺激产业内本土企业发展。从跨国公司活动的外部性考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人力资本的产业内溢出会促进竞争对手的效率提高和规模扩张，进而提升东道国产业整体竞争力水平。由外资向内资的劳动力转移是溢出效应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跨国公司通常会支付工资溢价以避免劳动力向本土竞争企业转移，带去知识和技术溢出(Fosfuri、Motta和Ronde，2001；Huttunen，2007；Karlsson等，2009)。

      最后，外资企业进入会对产业内竞争企业造成不利的就业挤出。外资渗透会加剧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可能产生双重影响：一是激励国内企业改善生产、提高效率；二是恶化国内企业的生存环境，对其造成不利的就业挤出。当外资所有权以强化竞争优势的目的进入时，这种负面的竞争效应会更加明显。从就业挤出的渠道分析，Lipsey和Sj

holm(2004)、Karlsson等(2009)等认为，外资企业既可以通过自身的异质性特点(如技术优势、国外市场渠道等)或政府支持政策赢得对国内企业的竞争优势，也可以通过提高工资水平给国内企业带来工资上涨压力，进而弱化国内企业的成本优势阻碍其规模增长。然而，由于产业内溢出效应和就业挤出的作用方向相反，外资企业对产业就业规模的间接影响会因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强弱可正可负。Karlsson等(2009)对中国的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带来的行业溢出效应大于竞争效应，尤其是激励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劳动力增长。此外，由于外资企业吸收的就业转移正是以对国内企业的就业挤出为代价，外资企业进入对产业内就业规模的总效应难以确定，Golejewska(2002)对波兰制造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外资企业的就业增长未能补偿本土企业的就业下降。

      2、垂直产业链层面

      外资企业进入也可能对产业链中的上下游企业产生有利或不利的间接影响。Karlsson等(2009)提出，一方面，外资企业通过在东道国采购本土产品和服务建立与国内上下游企业的商业联系，拉动产业链上其他企业的雇佣规模增长，甚至为东道国培育出新的就业创造部门；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也会通过生产新品种或质量更好的中间投入品，间接促进上下游企业的效率提高和规模扩张。

      从相反角度考虑，由于外资流动性自由，外资撤离不仅会导致原企业就业人员面临失业，也会给产业链的整体就业造成损害。以垂直方式的外资并购为例，被并购企业很可能被纳入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中，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被并购企业维持与国内上下游企业的联系，间接抑制国内产业链的规模增长。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跨度为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统计范围包括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法人企业，是中国目前研究制造业企业异质性行为最丰富、最权威的数据库，也为本文在异质性框架下研究外资并购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创造了条件。然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统计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工业企业数据库在“登记注册类型”这一指标上存在明显的统计误差①，造成对企业所有权识别的困扰。对此，本文采用登记注册类型和实际控股情况的双指标识别外资所有权，基本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

      

      在本文统计的264884个非重复样本中，含有外资的企业约有22.91%，外资企业约占20.33%。其中，统计年份里连续存在的外资生存企业样本共5554个，中途新进或退出的外资企业样本各有近4万个。但是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只统计了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无法判断这些退出样本是否确实退出了市场。事实上可能存在一些非国有企业在个别年份主营业务收入没有达到500万元而未被纳入统计，导致样本数据的中断损失，以及对企业退出的误判。另外，在本文的统计中，只有1357个内资企业被外资并购，外资撤离即外资企业被内资企业并购的情况更少出现，表明企业所有权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特点。

      (二)特征事实

      表2对比了外资企业与非外资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变动的劳动力规模差异。我们发现，含有外资的企业和外资所有企业比不含外资的企业平均多创造约100个就业岗位，表明外资企业比内资企业具有更强的就业吸收能力。统计年份中连续存在的外资企业规模最大，平均雇佣306人，新进外资企业进入当年的规模较小，随后扩大至250人的平均水平，退出的外资企业平均创造271个就业岗位，接近外资企业的均值水平。从外资所有权的变动来看，外资企业可能倾向于并购大企业，或者外资并购之后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而外资撤离之后企业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规模削减。

      

      由此提出假设1：外资所有权会促进企业雇佣劳动力增长。

      表3和图1描述了产业内外资渗透水平与企业平均雇佣规模的联系。除了国有资本垄断的烟草制造业，外资渗透与产业内企业平均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外资商业存在比重越大，产业内企业的平均劳动力规模也越大。

      由此提出假设2：外资所有权会促进产业内平均雇佣规模增长。

      

      图1 外资商业存在与产业内企业平均规模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四、实证方法

      (一)回归方程

      由于外资所有权本身就具有规模的先天优势，为了消除外资所有权的内生性影响，本文从所有权变动的视角出发，考察外资并购可能引起的就业规模变动。

      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方程：

      

      

      labor表示企业劳动力规模，FMA是表示企业被外资并购的虚拟变量，control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age、销售规模sale、资本密集度capit、全要素生产率tfp、工资wage、利润率PROFIT和国有资本比例STATE。这里小写字母表示变量的对数值形式。t表示发生外资并购的时期，s表示考察期长度。考虑到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因素即个体效应对劳动力规模具有潜在影响，本文使用倍差法估计方法。

      (二)变量说明

      表4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各变量的具体说明如下：

      

      1、劳动力规模(labor)

      企业劳动力规模用企业当年吸收劳动力就业人数进行衡量。被并购企业的劳动力人数用labor1表示，产业内的企业平均劳动力人数用labor2表示。

      2、外资并购(FMA)

      这里外资并购专门指外资并购内资企业。关于外资企业的界定是注册类型为外商投资企业或港澳台投资企业，并且外商资本和港澳台资本之和大于实收资本的25%。

      3、企业年龄(age)

      企业年龄即企业生存时间。成立时间悠久的企业发展成熟，就业增长可能趋于稳定，而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可能更易出现就业规模波动。

      4、销售规模(sale)

      销售规模是影响企业劳动力投入的重要因素。其他条件不变情形下，销售规模越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大。

      5、资本密集度(capit)

      资本密集度可能与企业雇佣规模反向相关，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企业对劳动力尤其是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越少。本文使用人均资本度量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

      6、全要素生产率(tfp)

      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了企业的生产技术效率，也是影响企业雇佣规模的重要因素。本文使用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OP方法测算而得。

      7、工资(wage)

      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可能会对雇佣规模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高工资会吸引来自产业内和产业外的就业转移；另一方面，支付低工资会使企业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工资水平用企业人均工资进行衡量。

      8、利润率(PROFIT)

      利润率表示企业的盈利能力，盈利企业的雇佣规模可能趋于稳定或增长，而亏损企业很可能会缩减规模和裁员。这里利润率用企业利润占销售产值的比重表示。

      9、国有资本比例(STATE)

      国有资本往往意味着企业与政府的联系，例如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巨额补贴，对特定产业的发展扶持等，这些联系会影响企业的就业扩大或维持。国有资本比例即国有资本占全部实收资本的比重。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外资并购的直接就业影响

      表5报告了外资并购对被并购企业雇佣劳动力规模影响的稳健估计结果。年龄、销售规模、资本密集度、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对企业劳动力规模的影响都与预期结果保持一致，Period表示时期效应，Treatment表示处理效应，Diff表示两次差分之后外资并购对企业劳动力规模的影响效应。如表5所示，经过双重差分之后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表明外资并购并未对被并购企业短期的劳动力规模产生任何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引起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外资企业出于并购动机或成本节约目的的考虑，并不打算在短期内大规模增雇或解雇员工，也可能是外资所有权带来的增长效应和劳动节约效应大体相互抵消。如果属于后面一种情况，企业资本密集水平可能会影响增长效应和劳动节约效应之和的方向及大小。然而，表6的估计结果表明，外资企业既不会影响低资本密集企业也不会影响高资本密集企业的短期规模变化。

      

      

      表7的分位数倍差估计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外资并购对企业雇佣规模条件分布的影响。我们发现，外资并购在并购之后的第2期促进了低分位样本的劳动力规模增长，表明外资并购较小规模的内资企业会带来一定的就业创造效应。由于分位数回归方法放松了对随机扰动项正态分布及异方差的严格限定，分位数回归结果实际上比均值回归结果更加稳健。

      (二)外资并购的间接就业影响

      表8报告了外资并购产业内间接就业效应的稳健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尽管外资并购的直接就业创造效应十分有限，其对产业内平均劳动力规模增长的作用却非常显著，表明外资企业进入给本土竞争企业带来了积极的溢出效应，而且这种溢出效应在短期内会逐渐增强。

      

      表9的估计结果反映出外资并购对不同产业平均雇佣规模的差异化短期影响。外资并购低资本密集的本土企业，会立即带来产业内的溢出，扩大产业内平均雇佣规模。而外资并购高资本密集企业，会带来更大程度的溢出，促进产业内平均规模更快地增长，但这种影响效应不是立刻显现的，而是在企业被外资并购之后的第2期发生。

      

      外资并购间接就业影响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也全面肯定了外资并购对产业内的就业创造效应，同时也揭示出更多丰富的信息：外资并购给整个产业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与被并购企业的劳动力规模大小正相关——被并购企业劳动力规模越大，外资并购带来的产业内就业创造效应就越大，而且这种积极效应会在短期内逐步扩大。如表10所示，外资并购中等规模企业带来的产业内就业创造效应约等于并购小规模企业的2倍，而并购大规模企业的就业创造效应又是并购中等规模企业的2倍。

      

      本文运用1999～2007年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外资所有权对劳动力就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为了消除外资所有权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从所有权变动的视角考察外资并购对企业雇佣规模的影响。

      数据统计发现，外资企业或含有外资的企业具有显著的劳动力规模优势，同时产业内外资渗透越大，企业平均雇佣规模也越大。笔者由此提出外资并购会促进被并购企业劳动力规模增长和产业内平均雇佣规模增长的两个假设。然而，实证结果表明，外资并购对就业的直接效应(即企业内就业创造效应)十分有限，但间接效应(即产业内就业创造效应)非常显著。具体来说，外资只有并购劳动力规模较小的企业才会直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扩大现有企业规模。从产业层面考察，外资并购的就业创造效应与被并购企业的规模大小积极相关，被并购企业劳动力规模越大，其间接的就业创造效应就越大，而且这种就业创造效应在短期内会逐步扩大。另外，外资并购低资本密集企业的间接就业效应会立即显现，但并购高资本密集企业的间接效应更大。

      外资并购对劳动力就业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强弱对比表明，尽管外资所有权对被并购企业规模的短期影响非常微弱，但是外资并购会带来较大程度的产业内溢出，促进本土竞争企业的成长与发展，进而提高整个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就业吸收能力。因此，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鼓励外资进入和制造业资源整合有利于促进中国中小企业以及产业整体的规模增长。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外资并购对被并购企业整体雇佣规模的影响微弱(可能是因为就业创造效应被劳动节约效应所抵消，也可能说明外资企业出于并购动机或运营成本考虑并不计划在短期内大幅调整劳动力规模)，却并不意味着外资所有权进入不会通过改变劳动力内部结构，即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投入组合，影响企业就业吸收。由于目前可获得数据的限制，笔者无法估算外资并购对企业劳动力结构的影响。随着未来微观数据的不断丰富，这将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拓展方向。

      ①聂辉华、江艇和杨汝岱(2012)指出，约有15%的国有注册企业和10%的外资注册企业事实上并不满足控股资本比例的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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