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党风建设思想的历史特点和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革命论文,党风论文,试论论文,时期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关于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相互连接的阶段： 1.从1927年10月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到1930年1月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为其艰难的开创时期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暴动的队伍来到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面临着在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中如何认识和把握党的建设的关键问题。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队上，班、排建立党小组，领导工农红军开展恢复和创建周边地区党、团组织、工农武装、工农政权和土地革命的工作，随即遇到封建宗法家族思想和当地土、客藉矛盾的顽固干扰和破坏，由此而明确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①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实质上就是提出每个党员应当具备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毛泽东当时开办党、团训练班，亲自讲授党的基础知识，培养训练红军和地方党组织的基层干部，并且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整顿党纪和军纪；又着重批评在创建工农革命政权中以党代政、大权独揽的封建专制作风，要求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整理党与政府、工农兵代表会议与工农兵政府的关系，将“思想建党”具体化为党风建设。 总结井冈山“八月失败”和“九月洗党”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率领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更加注重党风建设的落实。1929年12月，他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切实指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它们严重地妨碍着红四军所承担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②。解决的办法是开展认真的思想教育和严肃的批评指正，使每个党员明确上述错误思想的根源、性质、表现和危害及其纠正的措施。 1930年1月，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强迫根据地的红军去攻打大中城市的错误决策，写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的作风，是克服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的有效方式。“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有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③，以保存“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果实。 综上可见，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是将理论上的“思想建党”转换为实践上的作风建党，初步揭示出党风建设的基本内涵：即反对照抄照搬本本、树立调查研究的思想作风；确立群众工作、群众纪律的工作作风；培养批评必须注意政治的思想方法。这一时期斗争的主要目标是党内基层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次要目标是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虽然毛泽东没有将两者明确地联系起来，但他在批评主观主义错误时提出，纠正的方法“主要是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④，则有由下而上的斗争思路和目标，反映出突破“左”的思想路线的艰难。 2.从1930年5月所写《寻乌调查》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所作政治报告，为其艰苦的形成时期 毛泽东在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非常注重培养党内以调查研究作出斗争决策的风气。他写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之后，从1930年5月到1933年11月，又相继写出《寻乌调查》、《东塘等处调查》的前言、《(兴国调查)前言》、《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系列报告和按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归纳农村阶级和阶层的情况、群众生活状况、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建设的成绩与问题等。既将调查研究的方法具体化和条理化，又将联系群众的内涵具体化和条理化。特别是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关系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讲话中，以长冈乡、才溪乡两个模范乡的事迹呼吁：要将群众生活的一切问题，大大小小、方方面面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的工作方法而非官僚主义的方法；要以耐心说服的方法而非命令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群众所面临的各种生产和生活的困难。群众才会真心实意地拥护我们、爱戴我们，而在我们领导之下将革命事业推向全国，从而使联系群众的作风开始具备“密切”的涵义和切实的方法。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领导中央苏区经济政治建设的斗争中，非常注重采取以各种各类群众组织批评监督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机关为纽带、以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核心、以创办各级党校和团校为基础、以严峻的党纪法规为依据而培养训练苏区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从而获得苏区人民的衷心爱戴：“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终于得到党内高层的认同，以及毛泽东开始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次，为党风建设奠定思想条件和组织基础。1937年，毛泽东写出《实践论》、《矛盾论》两篇文章，以通俗的语言、清晰的推理，分析批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力图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的高度上打破党风建设的顽固阻力。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一文中，总结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郑重地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民族化和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如果“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⑤。如何“亟待了解”和“亟须解决”呢？即是用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代替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作风；用关系爱护干部、采取批评帮助、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作风代替惩办主义与过火的思想斗争的宗派倾向⑥；用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语言文风代替“洋八股”式的文风。通过这种思想自觉而培养对马列主义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为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员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具备十一种先锋模范作用。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实事求是”、“远见卓识”、“大公无私、埋头苦干”、“虚心学习”、“先做民众学生、后做民众教师”、对民众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非官僚主义政客”等，以“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责任”⑦。 综上可见，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是将调查研究以作出正确决策的思路，上升为理论联系实际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路；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思路，上升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路；将思想教育与批评帮助的方法，上升为充分发挥党内民主以焕发党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方法，期望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而使党成为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3.从六届六中全会后到党的“七大”，为其取得全党认同的成熟时期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1月，毛泽东相继写出《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总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建设之历史经验的著作，而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全面抗战的路线、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中国革命“三大法宝”、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纲领等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予以具体深入系统的阐明。为此，毛泽东于1941年5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要求全党同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非以抽象的无目的的主观主义的态度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是要区分“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区别。但当时这个报告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没有引起多少反映，宣传部门也没有报道，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⑧。 因此，毛泽东开始亲自收集、编辑和研究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编辑出版《六大以来》的“党书”，并于1941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议的第一天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毛泽东指出：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后者表现更严重、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结果更悲惨。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以后，过去的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他要求全党、首先从政治局同志做起，阅读和研究《六大以来》并以学习《联共党史》为中心，而研究和掌握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的第一等业务”⑨。 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研究组(中央学习组)，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级学习组。毛泽东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务是：“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既要将“犯思想病最顽固”的高级干部思想打通，又要保存党与军队的骨干⑩。从1941年冬季开始，全国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地开展起来，经过几个月的学习，高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思想认识基本达成一致。1942年1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要点》阐述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党内的种种表现后指出：必须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方能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予以认识和克服(11)。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以及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开始推动整风学习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普遍地进行。毛泽东的“三个报告”全面系统深入地阐释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为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规定正确的方向和切实的方法。5月，毛泽东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针对一批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问题，而具体深入地阐明了党的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导着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 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之上，六届七中全会所作的《历史决议》又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地阐明了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培养造就优良党风的历史经验。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党的“三大作风”的科学内涵。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从党风形成的历史高度上阐释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至此，党的“三大作风”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高度上为全党所认同。 综上可见，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是通过毛泽东不懈的斗争和努力而使全党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历史高度、亦是从党的性质和党的宗旨的政治高度，认识党的“三大作风”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并且自觉地以向党和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行为来改造和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一系列不正之风，使全党团结统一在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思想基础上，使党风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作风优势。 毛泽东在讲到整风运动的意义时强调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未，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到的。”(12)这是处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关系的客观规律。因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是从党风上(实践上)不断认识中国共产党人，从而逐步深入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中国革命成功的历史经验与失败的挫折教训，已经证实党风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意义： 其一，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武器。党风建设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实际相结合的斗争中开创和成熟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又不断深入地推进和实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这个历史进程即是一个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和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过程。毛泽东说道：这是同志们在整风中首先要认识的一个根本问题(13)。如何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从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上入手。因为党内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虽然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但总是用“国际路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鸣锣开道。你要用政治理论和政治思辨来阐明其假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难以为当时理论水平不高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认识与接受。因此，从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上揭示其假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危害，进而从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上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无疑是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关键环节。毛泽东在“九月会议”的讲话中，将主观主义的来源归纳为三点：一是中国“左”的传统；二是外国(共产国际的某种影响)的传统；三是中国科学不发达，是存在着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党内主观主义及其在组织上的表现——宗派主义、文风上的表现——“党八股”，其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的思想方法和作风，是近代中国封建宗法家族思想、农民小资产阶级“唯书”、“唯上”的思想盲从以及共产国际某种“家长制”和“一言堂”的混合体。它们在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的同时，还披着“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极高”的“革命光环”。 因此，去掉不良的党风、确立优良的党风，首先要认识主观主义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的错误，也就是首先要认识党处在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和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重重包围之中，也就是首先要克服和改造党的高中级干部、然后是党员群众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唯其如此，全党方能结合“党书”的学习而认识和理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什么是错误的，为什么会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失。整风运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立场，通过学习文件、对照检查；写出总结、提出整改措施；同志评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步骤，而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与痛恶；而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与批评及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有着由衷的喜爱和执著，从而自觉地予以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从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几十年的党风建设的历程和实质，即是培养造就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的“三大作风”。党风建设成为不断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原则和方法，亦即创造中国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 其二，是提高全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的实践路径。党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实现，是看党的领导水平和能力。所谓领导水平，归根结底是指党能否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需要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所谓领导能力，归根结底是指党能够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化为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斗争实践。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只能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和人民群众斗争实践相结合的斗争中完成、只能是在党风建设的斗争中予以实现。这也是一个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打开缺口、收获成果的斗争过程。 曾在党内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思想，以“十月革命”的胜利、“国际路线”的正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成结论来领导中国革命，既不愿意分析和归纳中国革命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更是对提出反对意见的同志以“反党”、“反革命”的罪名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宗派主义)。同时以大段大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工农干部和人民群众强制性的宣传和灌输(党八股)。他们也期望中国革命早日取得胜利，也以革命热情和奋斗精神而掩盖其假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从而导致甚至鼓舞着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误识和盲从。而党内和党外在枪林弹雨的白色恐怖之下、在小资产阶级“唯书”、“唯上”的思想方法之上，在期望中国革命尽早取得胜利的心理之中，在“绝对服从国际”的体制之内，尽管对革命事业的损失心存疑问，甚至义愤填膺，但也确实难以认识他们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的错误实质。教条主义的思想统治，是难以提高全党的领导水平和能力的。 毛泽东的“三个报告”以及整风期间其他有关讲话和报告，从思想方法上剖析归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错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整顿三风”的一条红线：主观主义是以理论代替实际、主观代替客观、否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之片面认识问题的思想方法；宗派主义是个人主义、宗派利益代替党的利益、群众利益，既排外又排内的工作方法；“党八股”是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照抄照搬的宣传方法。它们的共同危害，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实质上是将党的“三大作风”从领导方法的高度上概括为“共产党员无论进行何项工作，都必须采取一般与个别、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它既是理论联系实际之作出正确决策的方法，又是密切联系群众之发动组织群众的方法，还是批评及自我批评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方法。毛泽东强调：“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14)“两个相结合”的精神实质是“三大作风”，作为党的领导方法，是制定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并将之化为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实践的唯一方法。而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就是在这种不断循环深入的斗争中逐步提高和完善的。实践已经证实：民主革命时期几十年党风建设的历程，其实质和目的，也是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从而实现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三大作风”的形成和发展，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斗争中实现的。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思想实质之一，就是骄傲自大、自以为是、急功近利。因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的思想：即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今后革命的路程更长，工作更艰苦、更伟大。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又在思考如何将党的“三大作风”推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如何使之成为执政党之优良党风的艰巨任务了。 注释： ①②③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页，第86页，第115-116页，第92页。 ⑤⑥⑦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第529-530页，第521-523页。 ⑧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8页。 ⑨(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96-297页，第326页。 ⑩(1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第390-391页。 (12)(1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0页，第902页。标签：毛泽东论文; 党风建设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认识错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